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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越南國家通訊社“越通社”報道：
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反腐敗是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強大正能量（第二期）
反腐敗反消極斗爭 ——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
阮福仲總書記《堅決、堅持推進反腐敗反消極斗爭，為建設日益廉潔和強大的我黨和國家做出努力》一書強調，反腐敗反消極斗爭是必要的，是正確的，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其需要“動員整個政治體系和全社會的積極參與”。
反腐敗消極斗爭的目標在于推進黨和國家廉政建設，進而促進國家的發展。阮富仲一書明確指出了今后的方向和任務，其中特別強調建設和完善各領域制度，逐步完善嚴防機制，一體推進“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不要腐”。
“堅決、堅持推進反腐敗反消極斗爭，為建設日益廉潔和強大的我黨和國家做出努力”。這是貫穿越共中央總書記、中央反腐敗反消極指導委員會主任阮富仲于2023年初出版關于反腐敗工作一書中的指導思想。
越南的反腐力度，不可謂不大，甚至可以用空前來形容。請看反腐成果：
2022年以來，隨著有關核酸試劑腐敗、援助包機腐敗在內的防疫腐敗系列案件被逐漸揭露，對此負政治責任的越南政府常務副總理范平明、副總理武德儋辭去黨內職務并被罷免政府職務，時任國家主席、在越共中央政治局中排名第二的阮春福也在2023年1月17日由越共中央批準辭去全部職務。
2023年1月17日，在越共中央臨時會議上，阮春福辭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國家主席等職務。
越南官方報道稱，阮春福要為核酸檢測等一系列涉及新冠防疫的腐敗案件“負起政治責任”。3月2日，越南國會舉行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488名代表中有487人投下贊成票，武文賞隨即宣誓就職。
僅僅一年后，武文賞又因為腐敗下臺。
越通社報道稱，根據越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和其他有關部門遞交的報告，武文賞違反了越南共產黨黨員行為禁令，身為越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未能發揮模范表率作用。武文賞的缺點過失對社會輿論造成不良影響，損害了黨、國家及其個人的威望。武文賞認識到自身對越共、國家和人民的責任，向越共中央遞交了辭去各項職務的申請書，請求退休。
越通社河內——2024年4月26日，越共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在越共中央總部召開會議，對干部工作進行審議并提出意見。
越共中央委員會審議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南第十五屆國會主席王廷惠辭去各職務，退出工作一事。
王廷惠同志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干部，接受基本培訓和從基層成長；被分工擔任黨和國家許多重要領導職務。然而，據中央檢查委員會和各職能機關的報告，王廷惠同志違反了“黨員行為禁令”、“干部黨員模范表率作用規定”，根據黨章黨規和國家法律承擔負責人的責任，尤其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委員的模范責任。王廷惠違規行為和缺點引起了不良輿論，影響了黨、國家和王廷惠同志個人的聲譽。王廷惠同志深知自己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提出辭去職務、退出工作的申請。
越共中央決定對原越南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原廣義省委書記黎曰字給予處分。
黎曰字在政治思想、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出現衰退現象，違反越南共產黨黨員行為禁令，未能發揮黨員模范表率作用，收受賄賂，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引起輿論不滿，對黨組織和政府的聲譽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
根據其違紀違法行為的內容、性質、程度、后果和原因；根據黨對違紀違規黨組織和黨員的紀律處分規定，越共中央委員會決定給予黎曰字開除黨籍處分。
阮春福、武文賞、王廷惠這三位，都是正國級，還有兩位副總理范平明（常務副總理）、武德儋。黎曰字是省委書記。這樣的力度，絕對是空前的。
越南自上而下的自我反腐會有多大作用？能將腐敗消滅嗎？或者說能消滅大部分腐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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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看明朝朱元璋的反腐力度大不大。
根據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楊一凡所著《明大誥研究》：
官吏違法犯罪卻屢有發生。面對這種情況，朱元璋“夜不安寢”，再加上統治集團上層斗爭的白熾化和朱元璋欲為子孫剪除后患等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他決心探取更為強硬的辦法消除“奸貪”，說：“我欲除貪臟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后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了！”①這樣，以洪武九年空印案為開端，他在重典治吏方面便探取了以律外用刑為特征的大規模的屠殺政策。這種政策直到《大誥》頒行前從未中斷。洪武十八年初，作為明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貪污案發生。據朱元璋說，此案的贓款折合精米共達二千四百萬擔之巨。從《初編》采輯的案例看，相當一部分條目的內容同此案以及貪污稅糧有關。由此可知，郭桓貪污案的暴發，使朱元璋進一步堅定了“見任有司，皆系不才之徒”的看法，從而更加雷厲風行地推行他的以律外酷刑治吏的既定政策。《大誥》中所宣揚的重典治吏，并非是一般意義上的依法從重懲治貪官污吏，而是欲圖通過宣染和實行濫行誅戮來威懾和打擊罪犯，借以根除貪墨。它是洪武中期以來朱元璋用大肆屠殺手段整肅吏治的繼續和發展。
......使朱元璋尤為惱火的是，不僅“天下諸司盡皆臟罪”，甚至連自己派去監察百司、充當耳目的御史，也是“假御史之名，揚威脅眾，恣肆貪淫”，實是積習太深，“若不以律條章，將必仿效者多，則世將何治！”
朱元璋對待腐敗的官吏的處罰是空前的。
根據《三編·巡闌害民第二十》：
為巡闌者，依恃官威，剝盡民財，……本人凌遲。
《積編·閑民同惡第六十二》規定：
今后敢有一切閑民，信從有司，……私下擅稱名色，與不才官吏同惡相濟，虐害吾民者，族誅。……有司凌遲處死。
《續編·民拿經該不解物第五十五》規定：
凡在官之物起解之際，須差監臨主守者。若是布政司、府、州、縣不差監臨主守，故差市鄉艮民起解諸物，因而賣富差貧，……族誅之。
朱元璋還規定了鼓勵老百姓進京上訪：
嚴禁官吏下鄉，明令有司不許聽事。《續編·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規定：“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續編·有司不許聽事第十一》規定：“凡諸司衙門，如十二布政司，不許敎府州縣官吏聽事，府不許教州官吏聽事，州不許教縣官吏聽事，縣不許敎民間里甲聽事。……敢有如此，許民赴京面奏。”
老百姓進京上訪，如果官吏敢阻攔，后果是“其家株族”。
不僅僅是允許老百姓進京上訪，朱元璋還允許老百姓直接捉拿犯罪官吏。根據《明大誥研究》：
在明太祖的重典治吏措施中，還包含著一些借民眾力量監督、懲治貪官污吏的思想。《大誥》中這方面的規定很多。除上面涉及到的“民拿害民該吏”條款之外，還有“民陳有司賢否”的規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財，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連名赴京狀奏，備陳有司不才，明指實跡，以憑議罪，更賢育民。”《初編·鄉民除患第五十九》規定：“今后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允許艮民將其“綁縛赴京，罪除民患”。《續編·吏卒額榜第十四》規定：皂隸名額、掌職，先行榜示民眾，“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門名色，稱皂隸、稱簿書者，諸人擒拿赴京。”
這大概是首創發動群眾反腐敗了。當然，這不是全面發動群眾，效果當然有限。
全面發動群眾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人民真正地當家做主。如果胡漢三南霸天們不被鎮壓，人民群眾是不敢當家做主的，也是根本無法全面發動群眾的。
從朱元璋的強力反腐措施看，是空前絕后的，動輒“株族”、“凌遲”，肯定是比越南的反腐力度大得多了。
朱元璋的大力反腐，效果如何呢？
客觀地講，確實起作用了——在短期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朱元璋也承認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根據《明大誥研究》：
洪武十九年，他在談及《初編》實行的情況時會憤怒地指出：奸頑之徒，“不遵《大誥》，仍前為非，虐吾民者多矣”。又說：“膾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為繼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同年年底，他在談到《大誥》前兩編施行情況時哀嘆道：“邇來兇頑之人，不善之心猶未向化”。“奸頑之徒難治，扶此彼壞，扶彼此壞。觀此奸頑，雖神明亦將何如！”
沈家本先生在評論朱元璋推行《大誥》的得失時說得一針見血：“不究其習之所由成而徒用其威，必終于威竭而不振也。”
沈家本先生說的意思是：治標不治本，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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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習之所由”是什么呢？
特權。也就是“資產階級法權”，它“思想的核心是等級制度”。
“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并不是從法律意義上講的，主要是講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限制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主席也最怕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最怕黨內產生一個新生的特權官僚階級。怎么限制？只能從經濟上加以限制，從權力上加以限制，從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舊的東西，像工資差別，八級工資制，如果處理不當，不加適當限制，任其擴大的話，就會成為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級別本身就是一種法權。我是上級，是領導；你是下級，是被領導，我就該比你多拿，這就是法權。當然，共產黨是承認有一定級差的，根據各人貢獻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別，有人多拿一點，有人少拿一點。但是不允許過度擴大這種差別，不允許產生一個特權階級。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有這么一條，要從工資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變成人民的主人。”
這個特權滋生的土壤是什么呢？
私有制。
如果不能消滅私有制，越南的反腐不會取得最終勝利。因為資產階級法權最肥沃的土壤還在。
越南的所有制現狀如何呢？
從圖中可以看到，國有企業數量占比僅為0.3%，非國有企業數量占比99.7%。
從上圖可以看到，越南2021年一季度投資，國有企業僅占3%，非國有企業占97%。
這樣的經濟基礎，越南人民不可能真正地當家做主，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完成反腐任務的——無論采用設么方法。
越南的反腐，與朱元璋的反腐大同小異——治標不治本。
4
如果消除了私有制的土壤，并不意味著貪腐就會杜絕。因為，“如果不重視所有制是形式上還是實際上解決了，不重視生產關系的另外兩個方面，即人們的相互關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而且它們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則是不對的。”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即使形式上消滅了私有制的土壤，但是特權的舊思想還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們的意識中，如果不注意限制這種特權思想，這種特權就會逐漸擴大，這就是腐化的過程，就會演變為更嚴重的貪腐直至最后變色。
如何限制乃至最后消滅這種特權呢？
越南使用的方法是自我監督，自上而下，與明朝的方法沒有本質區別，只是科技手段更高而已。
歷史已經證明，這樣的方法無濟于事，哪怕酷如明朝《大誥》，也根本無法限制、更不用說消滅這種特權了。這也是為什么會有黃炎培先生與毛主席的窯洞對了。
黃炎培：“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貪腐這個敵人不是明面的，是暗中的。對付暗中的敵人，一定要發動群眾，讓敵人陷入到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鏟除其存在的土壤。
這就是唯一正確的路。
這條路，完全適用于越南。
如果沒有這條真正地依靠群眾的路，越南的反腐不會取得勝利，世界上所有的反腐都不會勝利。
什么是真正地依靠人民呢？就是相信人民，讓人民眼睛緊緊盯住特權階級。比如真正地實行財產公示（目前，越南的財產公示并不是公示給人民群眾，只是向組織申報而已），比如真正地讓人民參與管理、監督。
越南在反腐道路上，或許應該看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四月十四日通過）：
正如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一次談話中指出的那樣：“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現在，我們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有發動億萬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越南反腐，一定要在真正的馬列主義政黨領導下，在公有制下，放手發動群眾，由下而上為主，自上而下為輔，打一場全面的人民戰爭。這樣才能最大程度限制直至消滅腐敗。
由此，筆者不由得想起了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的抗戰策略。國民黨反動派害怕人民覺醒，不敢武裝人民，不敢發動群眾，只能片面抗戰，節節敗退。而中國共產黨最怕人民不覺醒，所以不斷教育并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敢于完全放手發動群眾，打一場全人民戰爭，是謂全面抗戰。全面抗戰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但是，發動群眾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要消滅一切越南的胡漢三、南霸天。否則，越南人民群眾是發動不起來的。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可供越南借鑒：
這里還講一個鎮壓反革命的問題。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臺戲。這個戲， 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于“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但是，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生產力就是兩項：勞動者和工具。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
毛主席的這段話，揭示了：如果不能鎮壓掉胡漢三、南霸天，就不會有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沒有人民當家作主就不會有真正的發動群眾，沒有越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越南的反腐就一定會冷冷清清。
對于越南反腐來說，如果不敢發動群眾，不敢依靠人民，那么一切都是假的，充其量是片面反腐，最終一定會失敗，一定會變色。只有全面反腐才能最終取得勝利。
蘇修就是越南的前車之鑒。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也打不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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