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報道刊載于《參考消息》1976年3月8日第2版。
新貴們和普通俄國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別之大，還在于特權階級能夠得到西方的東西：看西方的雜志、書籍和電影，坐西方的汽車，到西方去旅行。據說，特權階級可以看到禁止普通蘇聯人看的西方電影，放映這些禁片的秘密地點是：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各專業俱樂部或者電影界的俱樂部：電影之家。
能看這些電影成了知識分子非常珍視的一種地位。在最高一層，蘇聯統治者的別墅里備有家庭電影放映機，既放蘇聯影片，也放西方影片。文化部有時秘密邀請來蘇聯訪問的外國劇團，演一些內容非常庸俗和下流的戲劇，專供藝術界和文化部的官員觀看。
在物質方面，蘇維埃新貴們從西方學來的最時髦的地位象征，乃是西方昂貴的豪華小汽車。勃列日涅夫一邊搞緩和，一邊使西方小汽車在蘇聯時行起來。眾所周知，勃列日涅夫酷愛豪華的西方小汽車，西方國家的領導人投其所好，送給了他許多西方汽車。
不過，不大為人所知道的是，蘇聯其他要人也喜歡西方汽車，波德戈爾內主席坐一輛梅塞德斯—６００；經濟計劃頭子巴伊巴科夫有一輛雪佛萊—因帕拉牌；大劇院的主要女演員普利謝茨卡婭喜歡一輛哈爾曼—吉亞１５００牌……擁有西方汽車的人數正在逐年增長，因為離職回國的蘇聯記者和外交官以及出國演出的高薪演員，都神魂顛倒地迷戀西方汽車。到西方去滿足自己的貪欲，就是這些人的平生第一大志愿。
“在蘇聯的制度下，錢算不了什么。”一個工資很高但不能去西方的作家抱怨說，“有錢得有地方花才行。中央委員的工資并不太高，可是他一切都免費?？梢运退暮⒆由献詈玫拇髮W或學院，還可以把他們送到國外去念書。”他停了一下挖苦地說：“他們現在都忙著把孩子往國外送，就象忙著送走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人一樣。”
蘇聯社會還存在一種無形的關系，憑著這種關系，一位將軍可以通過一位科學家，把他的兒子錄取進大學。作為回報，這位科學家又可以弄到一張緩役證。憑著這種關系，一個有名的反特電影劇本作者，可以到保安機關為他的妻子和女兒，搞到去西方國家旅行的許可證。
在俄國的生活中，“走后門”是個非常重要的、經常的、滲透一切的因素。一個高級科學家告訴我：“我們這兒是種姓等級制度。軍人子女跟軍人子女結婚，科學家的子女跟科學家的子女結婚，黨的高級干部、作家、演員的子女也是這樣。兒子盼著父親或岳父通過走后門使自己飛黃騰達，父親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別人都這樣做，我為什么不呢？”
某些大專院校已被人們認為是黨、政、軍高級人物培養自己子女的領地。如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新聞系和法律系，因為這些主要是“政治”領域；又如外語學院和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因為這里可通向到國外旅行和在國外發跡。這些就是某些高級領導人，要把自己的子女或孫子孫女送進去的地方，他們經常通過走后門，使入學考試時的不及格分數，變成了“成績優秀”。
我有一個朋友說，他認識一個國際關系學院的講師，是個黨員，他由于不服從院長關于給新貴們的子女評最高分數的命令，結果被解職了。在一些俄國人當中，新貴們的子女被嘲笑為“蘇維埃少爺小姐”。我的朋友說，有許多學生出生于名門望族，他們雖然功課非常差，但是在家庭關系的保護下，沒有被開除出校。
一天，有幾個年輕朋友提議我夾在他們中間，混進國際關系學院去見識見識。它是蘇聯的一所保密的學院，門口沒掛牌子，有警衛站崗不讓無關的人入內。入口處的一塊牌子上寫著“出示證件”。朋友們叮囑我，走過警衛時，果斷地點點頭，好象和他們認識，就可以混進去。我發現他們說得對。
陪我來的朋友指給我看貼在墻上的課程表，帶我到圖書館，欣賞了一番它專門“儲備”的西方報紙和書籍。雖然這是一所有特殊地位的學院，我沒有看見一件新式的直觀教具，而這在美國的大學里是非常普通的。
不過，有個美國姑娘與幾個東歐國家的朋友（這里也是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子女的樂園）參加了在這個學院里舉行的一次舞會后說，國際關系學院里的私下聚會確實彌漫著道地的西方氣氛。
她的朋友指給她看，在一對對跳舞的人中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孫子孫女，在伴舞的學生爵士樂隊中，外長葛羅米柯的孫子正在彈吉他。“他彈得不錯”，這位美國姑娘說，“那天晚上這個樂隊演奏的舞曲沒有一個是俄國的，全是硬殼蟲樂隊和滾石樂隊一類的西方貨色，是用英語唱的。”
有些機構，諸如新聞社或“美國加拿大研究所”已成了盡人皆知的新貴們安插他們的子女的地方。通過走后門，這些年青的一代得以在新聞出版機構或外事研究單位獲得輕松愉快的職位。
俄國人自己評論說，上層社會的氣氛愈來愈象革命以前的俄國。一個工程師對我說，馬克思為資本主義社會所預言的情況——經濟大權越來越被一小撮人所把持，統治階級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似乎正在今天的蘇聯發生。
在許多方面，不論年齡的大小，新貴們都顯示了一種階級感。一個有錢的作家的妻子說，她有一個八歲的兒子，以前不好意思帶同學來家里玩，后來遇到了一個有名的陸軍將領的兒子，才把他帶到家來，“因為他不愿意讓別人看到他生活得這么好，但他覺得可以帶這個將領的兒子到家里來。”
蘇聯統治集團似乎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他們不得把自己的后代硬塞進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崗位，同時，在蘇聯現領導的孩子當中表現愿意或者確有能力從事政治生涯的人確實寥寥無幾。
這種對移交政治權力的限制，以及禁止繼承公家別墅和其他直接的官方特權的做法，被一些蘇聯人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見的人引為證據，認為蘇聯社會實際上并沒有產生一個新的特權階級。一個科學家同我爭論說：“一個階級一定要具有永久性和穩定性。在舊制度下，貴族感覺自己的地位很牢靠；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地位不是很牢靠的。失掉了地位，就失掉了一切；現在不能把自己的地位和特權傳給自己的子女。”
但是新領導人通過使他們的兒孫輩上最有名望的大學，利用權勢使他們在最好的機關單位獲得工作和職業，他們正是用這種方法為他們的下兩代提供長期的地位。而且在科學界和文化界，高級人物除了給他們的后代帶來了發跡的機會和地位外，確實把諸如別墅、公寓、汽車、金錢等私人財富和財產傳給了子孫。
談不上什么不穩定和不牢靠。蘇維埃新貴們的一個突出特征恰恰在于他們穩定地和長期地把持著職位。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行政人員的更迭極其緩慢。這種情況再加上沒有斯大林的清洗以及赫魯曉夫的突然改革，使黨和國家的最高官僚機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牢固。
某工業部的一個高級官員向我的一個朋友抱怨說，七十年代蘇聯經濟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沒有一個企業經理以上的人被降級”。他主張為提高效率，要經常變動。但是很顯然，他并不代表這個新階級。因而密洛凡·德熱拉斯提出的共產主義已經產生了一個“新階級”的論點，指的不是個別官員，而是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而存在的整個政治經濟官僚機構，這個階層獨攬大權，獨享特權，而且團結一致，因為個人的特權有賴于集體的生存。
正如一些俄國人和西方學者所認為的，蘇聯的大官們并不是鐵板一塊的。他們當中有守舊派和革新派，一方面是慣于采取強硬路線的警察和保安人員，嚴厲的理論家；另一方面是工業界和科學界的強調效率第一的專家治國論者。
文化界的上層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時代，為了避免分歧、保持統一，只要磨擦公開化起來，領導上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保守的折衷。因此，盡管有種種磨擦，但蘇維埃新貴們忠于給他們帶來權力和特權的花名冊制，他們仍然是抱成一團的。
一些持不同政見的人，例如薩哈羅夫和麥德維杰夫都譴責特權制度，但是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這是一個冒風險的問題，絕大多數對這種制度表示不滿的人都是在私下發泄。
有一天夜里，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路過一家專為新貴們服務的乳品店時，忍不住對我的妻子抱怨說：“我們恨這些特權。在戰時，在他們真是我們的領導人的時候還好說，可是，現在不行。”
阿利盧耶娃曾描述了住在茹科夫卡別墅內的青年新貴們與當地的農村少年發生爭吵以至毆斗，使人嗅到一股階級對立的氣味。有個曾給高級軍官的公寓安裝空氣調節器以及廚房裝置的技工，對他的俄國朋友憤恨地說：“看看他們都有些什么！難道我們為革命奮斗就是為了這個？”
在一次政治局委員和農業部長波利揚斯基舉行的宴會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詩人的妻子爆發了她的不滿。這是我所遇到的最突出的事例。宴會上，大家開懷暢飲，喝得醉醺醺的，詩人的妻子帶著三分醉意，到女盥洗室去了。不一會兒，客人們就聽到了吵鬧的聲音。原來詩人的妻子正在摔波利揚斯基夫人的法國香水瓶，而且邊摔邊罵：“真是偽善透頂。還說什么這是一個工人的國家，人人平等，睜眼瞧瞧這些法國香水吧！”
但是，一般蘇聯人對要人們享受種種特權的反應只是搖搖頭而已。俄國人說，俄國自古以來就有一部分人享受特權，人們聽天由命。一個在蘇聯待過十個月的美國展覽會的年輕解說員，得出的結論是：“人們不想改變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們不說蘇聯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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