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會饑餓:每天三頓正餐以前,饑餓感都會襲來。但這本書所說的饑餓,所指的其實是真正意義上的饑餓,人們缺少食物,也無法獲得補充,挺著腫脹的肚子和干瘦的腿。
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歐洲交戰國曾多次面臨嚴重饑餓。但隨著戰爭結束,饑餓問題被比較有效地得到了解決。但在非洲、南亞、拉美,饑餓問題在20世紀后期不但延續,而且伴隨著國際糧食援助力度的增強,相反還變得更為突出。
聯合國糧食問題前特約撰稿人讓·齊格勒曾說,“每年有上千萬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死于饑餓,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丑聞。在我們這個富饒的星球上,每五秒就有一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因饑餓而死。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實際上世界糧食總產量可以毫不費力地養活一百二十億人,這一數字幾乎是當今世界總人口的兩倍。因此饑餓并非什么不可抗拒的命運。一個孩子死于饑餓,實際上就是死于謀殺”。
全球知名新聞人、公共知識分子馬丁·卡帕羅斯在其所著的《饑餓:全球食物分配體系崩壞現場》一書向讀者呈現了全球體系中殘酷的饑餓真相。一個簡單事實是,每1小時就有1000人死于饑餓。
在尼日爾等諸多非洲國家,一半的五歲以下兒童發育不良。大量的成年人也始終面臨吃不飽的困境,而他們、她們賴以果腹的食物其實不過是面糊球。
人民饑餓,是因為不夠努力嗎?
造成非洲國家饑餓問題的最顯著原因當然是非洲大陸很多國家和地區面臨的政治、地緣秩序的不穩定。這使得這些國家和地區不存在基本的公共服務,哪怕是國際組織以及大國、糧食出產國向非洲援助了糧食,也很難得到比較有效的方法。
進一步探究,非洲國家的秩序不穩定,其實是19世紀歐洲列強在非洲爭奪殖民權益,以十分簡單的方式劃分邊界的一種結果:歐洲殖民國家并沒有考慮過非洲不同地區的民族、宗教信仰問題,簡單劃分邊界,甚至在非洲地圖上我們能夠發現很多國家之間的邊界,是由筆直的線段組成。這就使得二戰結束后,非洲很多國家在掙脫殖民束縛以后,又因為民族之間、宗教信仰之間的矛盾陷入動蕩。這使得非洲的戰亂、內亂以及逃難難民現象幾乎沒有絕跡的跡象。
但同等重要的問題是,盡管非洲分布著撒哈拉沙漠等并不適宜種植糧食的廣袤區域,卻也有很多地方無論是土壤、氣候非常適合農業種植。難道是非洲人民在解決溫飽問題上不夠努力嗎?
事實并非如此。19世紀,歐洲列強對非洲等地區的殖民,根本目的還是將亞非拉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服務于歐美國家市場。所以,非洲、東南亞和拉美,農地被更多地用來栽種經濟作物,然后將出產品輸出到歐美,經由資本主導的生產機構,再變成可以為資本換來巨大利潤的行銷商品,比如咖啡、煙草,等等。亞非拉經濟作物出產給當地農戶帶來的收益非常微薄,他們、她們甚至不能用這些錢買到足夠養活自己的糧食。
如《饑餓:全球食物分配體系崩壞現場》書中所指出的那樣,非洲國家二戰后紛紛獨立,但國際組織對非洲實施援助的前提就在于這些國家必須停止對農業進行補貼,也不得由國家定額收購農產品,而必須將原本出產糧食的土地用來栽種咖啡、茶、棉花、大豆和花生。
非洲保留了糧食種植方式的部分區域,農業發展水平十分落后,甚至遠遠落后于東亞、歐洲古代晚期。
而非洲人要從國際市場上買到糧食,就完全受制于歐美資本。在非洲人廣泛種植糧食,基本上能夠實現自給自足的時候,國際糧食市場就呈現低價,出產自美國以及拉美部分產區的低價糧食洶涌擠入非洲國家,使得非洲農民的辛苦耕作變得毫無意義。但在非洲人改種經濟作物以后,國際糧食市場的價格就不斷走高。
《饑餓:全球食物分配體系崩壞現場》書中用了較大篇幅來描繪印度的饑餓問題。印度一方面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成長為所謂的“世界辦公室”,承接了歐美發包的軟件服務等產業,印度的鋼鐵、汽車等重工業產業也很發達;但另一方面,印度又是世界上饑餓人口最多的國家,按照書中給出的數據,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饑餓人口生活在印度。37%的印度成年人的身體質量指數低于18.5,這還是刨除那些因饑餓而未能活到成年的印度孩子的數據。
書作者十分痛惜地指出,饑餓讓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大量孩子面臨著嚴重的營養不良,哪怕最終熬到成年,最終帶來虛弱的身體和發育不正常的大腦——這樣的人在婚育年齡以后,結婚生下的孩子,又極大概率走上父母的老路。
不公平,才是饑餓問題的根源
書作者不無諷刺地指出,“歐洲的牛大概是世界上最不用擔心糧食安全的物種了”。為了讓牛吃得好,歐洲人在每頭牛上每天都要花費2.7美元。
所以,印度農民感慨說自己的夢想,“就是來世做一頭歐洲牛”。
在歐洲、美國,包括畜牧業、奶業和糧食栽種在內,農業依托于持續高昂的政府補貼,不僅滋養著歐美式的高消耗型食物結構(用大量的農產品來喂養牲畜,歐美人口的食物結構以奶和牛為主),而且還使得許多農業產品的市場售價維持著低價,不斷重挫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競爭對手的心氣。
書作者明確駁斥了很多歐美政客、經濟學家對于饑餓問題的基本解釋。比如,歐美政客和經濟學家認為,貧窮是饑餓的主要原因。但書作者指出,首先是因為農業被卷入全球化體系,然后資本之力強制性地打破了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種植、飼養結構,使之服從于全球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很難賺到錢,買不起食物。所以,饑餓、貧窮,本質上都是不公平的全球經濟秩序的產物。
還有一種說法,那就是發展教育可以解決饑餓問題。書作者認為,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但是窮國其實很清楚,如果不解決農業受制于強權、受制于資本的問題,以一己之力或者國際援助發展的教育體系,只會使得少部分績優畢業生以人才引進的方式進入歐美,而對于解決窮國自己的饑餓問題沒有絲毫的幫助。
經濟學家、政治學家還提到過,非洲、拉美一些饑餓問題突出的國家,往往伴有嚴重的腐敗。書作者反唇相譏,那些腐敗不就是歐美國家和國際組織所支持的結果嗎?而且,也曾出現個別國家的政治團體、政治家為打破農業乃至整個經濟結構受制于西方的困境,希望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的例子,但這些例子中,所換來的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軍事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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