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鋼
(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教授)
黑格爾曾以“密涅瓦的貓頭鷹黃昏時才起飛”，比喻理論對于現實時的滯后特征。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跨越式發展與急劇變動，令異常豐富復雜的社會現實與試圖對其進行解釋的各種理論及其基本解釋框架之間的不匹配顯得尤為突出。而中國的社會科學，與經濟學一樣，又是這種不匹配現象最集中發生的場域。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賀雪峰的《在野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意義：某種程度上，它代表著中國社會科學之自我意識的覺醒。
《在野之學》是賀雪峰有關中國社會科學之整體定位與具體方法的一系列論文的匯編，分為“學術方法”、“學術立場”、“學生培養”三個版塊，而對“經驗質感”和“飽和經驗法”（飽和經驗訓練）的論述、闡發，則是將此三者貫通起來的核心。其中，“經驗質感”說，可說是全書的根本見地所在、境界所在，而“飽和經驗法”，則是實現“經驗質感”的“工夫論”。
相對于社會科學強調客觀、中性、可量化、可數理模型化的主流傾向，“經驗質感”說可謂迥異時流，極富思想沖擊力。“經驗質感”是一種研究者對于經驗的直覺能力，它使得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可以本能地理解經驗與實踐，從而得以揚棄理論與現實的隔膜狀態，把握復雜現象的本質（頁8-9，20-21）。“經驗質感”是一種超越個人生活經歷之局限的生命經驗的深化與升華，因而難于量化且在本質上無法被量化，卻又現實地化成生命，有著極為豐富多彩生動鮮活的妙用。作為一種直覺能力，它無法通過程序化復制作為一種固定的產物被接受，卻能通過實踐“飽和經驗法”而有效習得。《莊子·大宗師》云：“夫道，有情有性，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經驗質感”，可謂近于道也。
“經驗質感”可比作說話時的語感、騎自行車或游泳時的平衡感、區分左右的方位感，屬于典型的“日用而不知”。它近于生命所具有的本能，但又并非純出于自然，而具有高度的理論思辨特征，是反思與生命相互融入后形成的生命本能-直覺與思辨-自覺。這種本能與反思、直覺與自覺的結合，是為“覺悟”（頁23）。覺悟之為覺悟，就在于它是由內在的經驗、認知、覺受、體證構成的，因而不可能被化約為某些中性的準則。它可以與他者產生相契、共鳴、感通，但不可能為他者所取代。把“經驗質感”作為“覺悟”加以把握，將之視作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能力，突破了將韋伯意義上的價值中立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圭臬的理路，是《在野之學》最重大最富原創力的理論貢獻。
《周易·系辭》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以此參之，“經驗質感”作為日用而不知又能彌倫萬物的“覺悟”能力，顯而藏，費而隱，雖博學權威不能盡其意，真“君子之學”也。
要達到“經驗質感”這種“覺悟”的境界，則須借助“飽和經驗法”，即不帶預設地進入經驗，持久、深入地浸潤其中，不斷尋找經驗意外，不斷豐富與深化經驗認知，發現經驗的內在結構，從而形成對于特定經驗領域的總體性（“全息性”）把握（頁11）。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以賀雪峰為代表的“華中鄉土派”總結出“飽和經驗法”的三條重要原則（頁12-16）：1.不預設問題與目標；2. 大進大出，總體把握；3.飽和的重復調查。第1點意味著各種調研是開放式的、半結構化的，特需注意經驗的意外與悖論；第2點意味著從細節進入但不拘泥于細節，重在形成對于復雜現象的整體性把握；第3點則特別突出重復調查對于形成“經驗質感”的意義，調研者在重復調查中保持精神狀態高度集中（心的敏感），捕捉住隱藏于大量重復性內容中的核心差異，是“經驗質感”得以養成的極重要環節。
以“經驗質感”為體為境界，以“飽和經驗法”為用為工夫，是“華中鄉土派”過去若干年持續進行的實踐，也是《在野之學》所認同并期待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路向。這與過去幾十年中不斷尋求同西方學術體制接軌的中國社會科學趨勢可謂大相徑庭。全書第二編“學術立場”所辯者，從堅持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延伸到反對國際學術等級體系、強調中文發表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書中多次提到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兩種進路（頁35，67，84）：“理論-經驗-理論”的小循環，與“經驗-理論-經驗”的大循環。其中“經驗”，也可被表述為“實踐”或“現實”。種種與西方學術體制的“接軌論”（它并不僅限于中國的社會科學領域，而是遍在于經濟學、管理學、法學、新聞學乃至文史哲為代表的人文學科），本質上都是“理論-經驗-理論”這種學界內部小循環的產物：它一方面使得學界的各種理論解釋相對于中國如此生動鮮活豐富復雜的現實，呈現出異乎尋常的“灰色”意味，更有大量的經驗因無法被安置到既有的西方主流學術話語體系中而被直接無視；另一方面則進一步加劇了各學科專業的無限細分傾向，進而造成研究者沉溺于各種學科內部的細瑣問題而無意也無力對于重大問題進行思考回應，甚至認為復雜現象之整體與本質是無法把握的，學術只在于追究局部與細節。與之相反，“經驗-理論-經驗”的大循環模式，則要求擺脫這種對于西方學術體系的依附性，通過深入中國自身的經驗，從中成生相應的理論表達，以自己的語言解釋自己的現實，指導、服務、作用于自己的實踐。
這兩套循環模式，在解釋現象時最根本的差異在于：依照小循環的邏輯，理論高于現實，當現實與理論不相符時，會認為“現實錯了”，進而試圖通過裁剪現實以匹配理論；而依照大循環的邏輯，現實比理論更為根本，當現實與理論不相符時，需檢驗理論的邏輯及其背后的共識、前提、預設，并依照現實對理論進行調整乃至根本性重構。
“經驗質感”說對于“經驗-理論-經驗”大循環模式的核心意義，便在于：1.它是對經驗的直覺與“覺悟”，源于經驗又回歸于經驗，它的反思-思辨是從現實中流出的，隨現實的變化而自覺地調整，故而不黏著于特定的理論而迷信盲從，天然具有反教條的特征；2.它能從于無數細節中見其整體，在紛繁復雜的現象中發現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故而能以化繁為簡、直面本來的“易簡工夫”克服因專業細分、拘泥細節而導致的“支離事業”；3.作為一種“覺悟”，它不自限于“純粹理性”，也不以批判為旨歸（如同很多文科知識分子所常自詡的），而善于兼顧復雜現象之事、理、情而解決問題，是實踐理性與審美的統一。
由于“經驗質感”對于構建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的極度重要性，而培養“經驗質感”有閱讀史料（文獻）與進入田野（現實）兩條路徑，二者均需通過飽和經驗訓練又可互通互補，而“進入田野”又尤為重要（頁43-45），于是形成了“華中鄉土派”經典閱讀與經驗調查相結合的“兩經”戰略。這構成了本書第三編“學生培養”的主要內容，有關確立學生在大學的主體性（頁161-162）、體系化的經典閱讀（頁175-177）、一天閱讀經典著作所得大于一周上課所得、一天實地調研所得大于十天閱讀二手文獻所得的“兩個不等式”（頁182-191）、研究生集體讀書與集體調研（頁198-207）、飽和閱讀與正向學習法（頁208-217）等內容皆富于洞見而易于操作。
書中介紹經典閱讀時，以社會學為例，包含三部分內容：古典四大家（涂爾干、韋伯、馬克思、齊美爾）、過渡時期經典作家（曼海姆、帕森斯、默頓等）、新四大家（福柯、布爾迪厄、吉登斯、哈貝馬斯）。這固然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存在著厚今薄古的問題，對應于西方學術體系的概念工具、邏輯體系、方法論、前提預設四部分，重于前三者，但涉及前提預設部分的內容則較為薄弱。事實上，一切近代以來西方學術，就其思想根本而論，不出于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二宗：“科學”終于柏拉圖宗之一曲，“哲學”終于亞里士多德宗之諸支；“科學”以柏拉圖之宗為正，亞里士多德之宗為奇；“哲學”以亞里士多德之宗為主，柏拉圖之宗為奇（參閱丁耘《道體學引論》，頁362-392，特別是頁362，389，391）。欲明一切西方學術之前提預設，必返于此二氏之作。即以社會學為例，相對于吉登斯、哈貝馬斯的作品，柏拉圖的《理想國》、《法篇》、《蒂邁歐篇》，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政治學》、《尼可馬各倫理學》，不但思想史上的價值無疑更為巨大，也更有助于理解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所隱含的種種前提預設。
全書以《在野之學》為題，以“野”加于“學”之前，透出了源于中國大地田野所形成的生氣勃勃的“經驗質感”對于越來越接近西方、越來越細化精致也越來越不接地氣的“學術規范”的自信。就中國傳統而論，這種對于“野”的強調，意味著文質關系之“損文益質”。《白虎通·三教篇》對于文質損益大致演述為：夏道尚忠，其失野，救野莫如敬；殷道尚敬，其失鬼，救鬼莫如文；周道尚文，其失薄，救薄莫如忠。包含著覺悟（“經驗質感”）的“野”，不是魯莽滅裂的粗野，而代表著融合忠、敬、文三統、超越舊的文野區隔與局限、從一切他者或自身所施設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偉大生機。它的出現并非是偶然或孤立的，而是與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及世界在精神深處共鳴的產物。在“入關學”的興起流行中，在對于中國充滿信心、認為祖國“生而偉大”的后浪身上，在烏合麒麟式的不矯揉造作、富于穿透力的作品中，都可以發現這種共鳴。
在野之學，大哉！
本文發表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51期，發表時題目改為：“經驗質感”的“工夫論”。作者白鋼，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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