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義很厲害。有個最革命的孫猴子反對過他專制。這個猴王雖經(jīng)歷了不少困難，像列寧被抓了去一樣被人家抓去，后來他又跳了出來，大鬧一番。玉皇大帝是很專制的，……一定會被打倒。孫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摘自毛澤東1957年5月12日會見外賓的談話
吳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敗的嘉靖、萬歷年間，昏君當?shù)?，胡作非為，民窮財盡，外患頻仍，因此他的《西游記》里，幻想、理想都與現(xiàn)實生活有關。天上世界諸神的統(tǒng)治機構，其等級森嚴權威無上，也是人間帝王封建統(tǒng)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閻羅、四海龍王以至西行路上諸國王，多荒淫無道，昏聵無能，也可說是明朝昏庸統(tǒng)治的反照。作者特意塑造了“作反”的英雄猴王孫悟空。在大鬧天宮故事中，孫悟空是一個大無畏的叛逆者、反抗者，他蔑視和打破了森嚴的天庭統(tǒng)治秩序，追求不受任何人統(tǒng)治管轄的絕對自由。取經(jīng)故事中對孫悟空的描寫與大鬧天宮存在明顯的差異和矛盾，他在反抗天庭失敗后屈服于神權，但他仍然是一位積極樂觀、勇敢剛毅的戰(zhàn)斗者。他為保護唐僧，也為為民除害而積極地掃蕩妖魔，疾惡如仇，除惡務盡，具有高度的智慧和高超的斗爭藝術，并且依然對神佛表現(xiàn)出桀驁不馴的態(tài)度。在作品中，取經(jīng)的目的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孫悟空降妖除怪的活動則成為主要內(nèi)容，使小說不再是以表現(xiàn)宗教內(nèi)容為主的作品，而成為大無畏戰(zhàn)斗英雄的頌歌。
毛澤東讀《西游記》，最注重大鬧天宮的故事，最喜歡孫悟空這一形象。在講話和文章中，經(jīng)常引用。有時從正面來引用，有時從反面來引用。
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前，他對孫悟空的引用，可以說是“中性”的，主要根據(jù)小說的情節(jié)和孫悟空的特點，來說明和比喻現(xiàn)實中的具體問題。
1938年5月，在《論持久戰(zhàn)》里談到同日本帝國主義的包圍和反包圍的斗爭時，他說：“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為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者，最后壓倒在山底下，形成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wǎng)。這絲毫不是笑話，而是戰(zhàn)爭的必然。”這里說的是《西游記》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請來如來佛鎮(zhèn)壓大鬧天宮的孫悟空的故事。
《西游記》第五十九至六十一回中孫行者借芭蕉扇的故事，《毛澤東選集》中曾引用過兩次。1942年寫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鉆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zhàn)敗了。”這里毛澤東說的“把她戰(zhàn)敗了”，是說得稍早了一點。這一次借的是一柄假扇，扇不滅火焰山的火。這以后孫行者費了許多心思力氣，化作鐵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的形象去騙取扇子，也沒有成功;最后是出動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才降服了鐵扇公主，借得了寶扇。毛澤東不是要講這個完整的故事，只是借題發(fā)揮，講鉆進敵人肚子里面去作斗爭的方法。全國勝利前夕，他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說：“我們既然允許談判，就要準備在談判成功以后許多麻煩事情的到來，就要準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采用孫行者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興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們精神上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們就可以戰(zhàn)勝任何興妖作怪的孫行者。”因為主客之勢已變，所以前者以鐵扇公主為妖，后者以孫行者為妖，可說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還同國民黨的各種人物接觸，他認為國民黨是一個政治聯(lián)合體，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鐵板一塊;為了促進談判，也要找當權的右派。有一次，他去見陳立夫，從回憶大革命前國共合作的情景談起，然后以孫悟空自比，批評了國民黨十年內(nèi)戰(zhàn)的反共政策。他說：“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圣。可是你們連弼馬溫也不讓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了。”(王炳南《陽光普照霧山城》)
1957年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會議的講話中，談到人要鍛煉：“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頭一鍛煉就更好了。孫悟空不是很厲害的人物嗎?人家說是‘齊天大圣’呀，還要在八卦爐里頭燒一燒。不是講鍛煉嗎?”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記》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孫悟空就是在這八卦爐里煉就一雙“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講話中，他還引用了《西游記》第六回“觀音赴會問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著機會，滾下山崖，伏在那里又變，變一座土地廟兒：大張著口，似個廟門，牙齒變做門扇，舌頭變做菩薩，眼睛變做窗欞。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后面，變做一根旗桿。”他借這個故事來抒發(fā)他對知識分子的某種反感時說：“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后把尾巴變成個旗桿，那么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
孫行者這個計策，卻是被二郎神識破了的：“我也曾見廟宇，更不曾見一個旗桿豎在后面的。斷是這畜生弄喧!”毛澤東在1953年9月的一次談話中，把這個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孫猴子七十二變，有一個困難，就是尾巴不好變。他變成一座廟，把尾巴變作旗桿，結果被楊二郎看出來了。從什么地方看出來的呢?就是從那個尾巴上看出來的。實際上有這樣一類人，不管他怎樣偽裝，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隨著心境的變化，在毛澤東的視野里，《西游記》中的孫悟空越來越有突出的積極革命的價值，特別是這位大圣在前七回里的灑脫表現(xiàn)。于是，“晚年，他還將各種版本的《西游記》找到一起，對照著讀”(忻中《毛澤東讀書生活紀實》)。在他的講話里，孫悟空只是具有了正面意義，特別是反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勇敢造反的意義。1966年7月給江青的信中，毛澤東說他的性格中“有些猴氣”，不知道是不是從孫悟空性格中得到的啟發(fā)。如果把“猴氣”理解為不滿現(xiàn)狀，崇尚創(chuàng)造，不拘成規(guī)，追求變動，不搬教條，注重靈活，不求刻板莊重，習慣灑脫機趣，應該說是有些聯(lián)系的。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他就堅信，“具體”、“鮮明”和“熱烈”，是人類社會運動具有革命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必要條件，由此他談到自己的個性，“總難厲行規(guī)則的生活”(1920年6月7日致黎錦熙信)。在晚年，當他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來剖析自身的“猴氣”，顯然就不是一個個人的性格問題了。當他多次向人們談起并稱贊“孫悟空”這一形象的時候，多少透露出他將要在政治上做的大文章的基本主題。
1957年3月8日，在宣傳“雙百”方針，提倡幫助共產(chǎn)黨整風的背景下，他同文藝界談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什么都不怕的時候，告訴人們：孫悟空這個人自然有蠻厲害的個人英雄主義，自我評價是齊天大圣，而且傲來國的群眾——猴子們都擁護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孫悟空作“弼馬溫”，所以他就大鬧天宮，反官僚主義。
1957年4月5日在四省一市省市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談到“雙百”方針時，說：孫悟空到龍王那里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來不給不行，壓也壓不服。總之，生怕出妖怪來。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1961年底，毛澤東又激情洋溢地“歡呼”著孫大圣，使其成為自己的反修詩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著“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那樣的壯觀激越的樂觀景象。其內(nèi)在的意蘊在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又有進一步的發(fā)揮，他說：同修正主義斗爭的轉折點是1963年7月14日蘇共公開信對中國的攻擊。“從那時起，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我們丟掉了天條!記住，永遠不要把天條看得太重了。我們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說，在同蘇聯(lián)的這場爭論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幾首詩。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的個人武器”。
與此同時，毛澤東更關注著國內(nèi)問題。1964年9月7日他在湖南的一次談話中告訴人們：要斗爭。無論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評上面。批評的對象已不僅僅是官僚主義的問題，“美猴王”的象征意義也不是泛泛而論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談話中他反復提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層地獄統(tǒng)統(tǒng)打破。孫悟空鬧天宮，你是站在孫悟空一邊，還是站在天兵天將、玉皇大帝一邊?”“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這里的“孫悟空”，直通通地成了所謂堅持正確路線，堅持繼續(xù)革命，敢于向黨內(nèi)搞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的基層群眾，特別是紅衛(wèi)兵小將的代名詞了。
不過，從《西游記》的描寫來看，孫悟空的反抗性及不受拘束的個性，主要表現(xiàn)在前七回的描寫中。后來，他被如來佛降伏后，為成佛，就保唐僧去西天取經(jīng)，沿途降妖捉怪，前后判若兩人。他似乎也是不得已，因為頭上有頂緊箍。毛澤東注意到這個問題，在1958年的一次講話中開玩笑說，猴子反教條主義，戴了緊箍，就剩下一半了。
(本文原載陳晉著《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全四冊)》廣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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