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是遵義會議以前黨的領導人，在黨的領導人的位置上干了四年。1935年紅軍開始長征，在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上，毛主席被推舉為黨的領導人。王明下臺的理由是他的極“左傾”思想和作風，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指揮，給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紅軍長征是被迫的。對王明，毛主席在其著作第五卷中的評價如下：
一、王明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本人對他所犯的嚴重錯誤以及給黨的事業造成的重大損失，王明沒有意識到，或是意識的不夠充分，或是根本不承認。
1956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一文中談及犯錯誤的同志時專門提及王明，文中寫到：在七次大會的時候，特別是王明，為了應付起見，寫了一個書面聲明，承認中央路線正確，承認七大政治報告，愿意服從大會的決定。但是，后頭我跟他談話，他又翻了，他忘記那個東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說，我寫過一個東西，是承認了錯誤的。我說，你那個時候承認，如果現在不承認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頭，在二中全會上，我們希望他講一講他自己的錯誤，但是他講別的東西，只講我們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們說，你這些話可以不講，你講一講你王明有些什么錯誤，他不干。他答應在二中全會以后寫反省。但是后頭他又說，他有病，用不得腦筋，一動手寫，他那個病就來了。也許他是故意這樣，那也難說。他一直害病，這次大會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選舉他呢?還有李立三同志選不選?諒解李立三的人比較多一些，諒解王明的人就比較少。像小平同志講的，我們如果選舉他們，意義還是跟七次大會選舉他們一樣。七次大會的時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選他們(不僅是王明，還有相當幾個同志)。當時我們說，如果采取這個方針，我們就要犯錯誤。我們不選舉犯錯誤的人。
為什么叫做我們就要犯錯誤呢?因為那是照他們的辦法辦事。他們的辦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錯誤，假犯錯誤，一經宣布你是機會主義，就不要了。如果我們也照這樣辦，我們就是走他們的路線，就是走王明路線，或者立三路線。這樣的事情不干，讓我們走王明路線、立三路線，不干。他們搞的黨內關系就是那樣一種關系，對犯過錯誤的，或者跟他們作過斗爭的，罵過他們是機會主義的，他們都不要。他們把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后頭一查，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而我們這些被他們封為“機會主義者”的，倒是多少有點馬克思主義。
二、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所犯的錯誤是全國著名，全世界著名的，讓王明繼續進入黨的“八大”的中央委員，對于改造全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比較容易些。
毛主席深知，中國是個小資產階級群眾廣大的國家，黨所領導的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將群眾廣大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改造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應有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
1956年8月30日，毛主席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一文中又寫道：王明、李立三犯路線錯誤，要選他們當中央委員，結果就要正確的人或者犯小錯誤的人空出兩個位置來，讓他們登臺。這樣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從這一點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確的或者犯小錯誤的人要把位置讓給那個犯大錯誤的人，這是很明顯的不公道。這里頭沒有什么公道，如果這樣來比，應該承認，是所謂正確不如錯誤，小錯誤不如大錯誤。但是，從另外一點看，就不是這樣。他們犯路線錯誤是全國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選舉他們的道理就是他們出了名。你有什么辦法呀，他們是出了名的，你那個不犯錯誤的和犯小錯誤的名聲沒有他們大。在我們這個有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國家，他們是旗幟。選舉他們，許多人就會這么說:共產黨還是等待他們的，寧可讓出兩個位置來給他們，以便他們好改正錯誤。他們改不改是另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很小，只是他們兩個人。問題是我們這個社會有這么多小資產階級，我們黨內有這么多小資產階級動搖分子，知識分子中間有許多這樣動搖的人，他們要看這個榜樣。他們看到這兩面旗幟還在，他們就舒服了，他們就睡得著覺了，他們就高興了。你把這兩面旗幟一倒，他們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問題，他們改或者不改關系不大，關系大的是黨內成百萬容易動搖的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的成份，特別是知識分子，看我們對王明、李立三是怎樣一種態度。正如我們在土地改革中間對待富農一樣，我們不動富農，中農就安心。如果我們“八大”對他們兩位采取的態度還是同“七大”的態度一樣，那我們黨就可以得到一種利益，得到一種好處，就是對于改造全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比較容易些。這在全世界也有影響。在外國對犯錯誤的人采取我們這個態度的很少，可以說沒有。
三、壞事是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讓王明在“八大”當中央委員。就是讓一個壞人起著反面教員的好作用。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文寫道：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志還不清楚。壞事里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只看成壞，是片面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面是壞，另一方面有好作用。比如，像王明這樣的壞人，就起著反面教員的好作用。同樣，好事里頭也包含著壞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來的大勝利，特別是去年這一年的大勝利，使有些同志腦筋膨脹，驕傲起來了，突然來了個少數人鬧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以上是毛主席對王明的說法。
本人認可毛主席對王明的評說和作法，尤其是“反面教員”的說法和作法，中國太需要了。
《紅樓夢》中，劉姥姥第二次入賈府（第一次得了不少好處，第二次是有備而來，為了獲得更大的好處），第一次入大觀園，為了讓賈母高興，讓大觀園中的公子、小姐、眾丫頭、婆子們高興，刻意戴滿一頭的大紅花取悅賈府眾人，大家看劉姥姥這一妝扮，除大笑痛快之外，另還獲得個啟示：就是賈府里的五等丫鬟也不會戴花戴滿頭的，劉姥姥就是戴花戴滿頭的反面教材。戴一頭的大紅花，只好笑，一點不美。
現在流行微信群、朋友圈，群中、圈中人的價值觀有差異，甚至是差異極大。有些建群者（一般稱群主）則將“鬧事”、“偏激”者踢出群，本人認為大可不必。學習毛主席的態度和作法，讓這樣的人在群中當反面教員嘛，有這樣的反面教員做鏡子，大家可時時提醒自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我們中國人長期不信教，無宗教信仰的傳統，現在除了信錢，幾乎不信任何思想，自律、自醒、自悟、自知意識和能力嚴重不足。
沒有神和偉大思想的指引，“反面教員”對我們該是個有用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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