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炳哲的“自我剝削”概念，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對于理解現代人的生存困境有一定的意義。但韓炳哲明顯擴大了“自我剝削”機制的適用范圍，甚至提出要用這種“自我剝削”來完全替代馬克思所闡述的資本剝削和階級分析，這使得他最終完全走向了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
在《精神政治學》中，韓炳哲提出：“新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變種，將工人塑造成企業主。被他人剝削的工人階級因此并非由共產主義革命，而是由新自由主義消除的。如今，每個人都是自己企業的自我剝削者。”（p7）這種將新自由主義統治下的個體理解為一種“企業人”的觀點，也不是韓炳哲的發明。福柯在1979年法蘭西學院開設的《生命政治的誕生》課程中就闡述過。但韓炳哲明顯做了錯誤的引申。在他看來，新自由主義的發展造成了被資產階級剝削的工人階級的消亡，形成了一個所有人都平等地“自我剝削”的社會。
韓炳哲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并不能依靠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革命來消除，“這種矛盾是無法消除的”（p6）。在這種矛盾的催化下，工業資本主義并沒有向共產主義轉變，而是“從后工業、非物質生產方式逐漸演化成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p6）。在這樣的新自由主義政權中，受生產資料所有者即資本家剝削的工人階級已經不存在了：“在非物質生產中，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p8）因此，馬克思通過生產資料所有權來劃分階級的理念已經過時了，人們已經無法再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加以區分了，“新自由主義政權將他人剝削轉變成波及所有階級的自我剝削。”（p8）在這種狀況下，馬克思以無產階級為主體、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目標的階級革命理念也完全失效了，“這種無階級區分的自我剝削對于馬克思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也使得以階級區分為基礎的社會革命無從發生。”（p8）
在韓炳哲看來，馬克思所分析的“他人剝削”的政權能夠使得被剝削者團結起來并共同反抗剝削者：“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以此為邏輯基礎，以壓制性的統治關系為前提。”（p9）而新自由主義功績社會的功績主體則具有分散性的特征，無法在政治上形成共同行動的“我們”。在新自由主義功績社會中失敗的人，要自己承擔失敗的責任，“而不是去質疑社會或者體制”（p8）。因此，他們實際上是向自己“發起了侵略”，這種自發侵略并沒有被剝削者成為革命者，“而是使他們意志消沉，無法振作”（p9）
韓炳哲的問題在于，他將新自由主義與所謂的非物質生產完全等同起來。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從事所謂非物質勞動的群體，只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是比較精英的群體。他們高度集中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事著有較強獨立性、表面看起來不受他人剝削的“非物質勞動”。只有這一小部分群體才符合韓炳哲所說的“自我剝削”而不受“他人”剝削的狀況。
齊澤克在回應韓炳哲時將現代的勞動者分為三類：西方發達國家和發達行業的不穩定的自營職業者和創作者（如知識分子等）、第三世界血汗工廠的工人、各種形式的人類護理工作者（如服務員）等等。齊澤克認為，只有第一類人群才符合韓炳哲所謂“自我剝削的描述”，其他兩類占大多數的遭受苦難與壓迫的勞動者依然屬于馬克思所講的“他者剝削”的范疇。
用齊澤克《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中的這段話來回應韓炳哲，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在第三世界的工廠里，成千上萬‘隱身’的不知名的工人在流血流汗地工作，從印度尼西亞到巴西的裝配線——西方竟然在喋喋不休地談論什么‘正在消失的工人階級’，盡管我們隨時都能在身邊看到工人階級的痕跡：人們只要注意一下批量生產的產品——從牛仔褲到隨身聽——上的標簽‘印度尼西亞、孟加拉、危地馬拉）……制造’”（p102）
在韓炳哲等生活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以自身為鏡像，喋喋不休地談論“工人階級消失”的時候，成千上萬的、被隱匿的工人階級，正在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廠中流血流汗地工作，支撐起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大廈以及知識分子們的“非物質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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