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中國及其語音中心主義之轉向

無聲的中國及其語音中心主義之轉向

文 | 鐘雨柔

　　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瑰寶。2017年的熱播電視節目《國家寶藏》第一季第一集就隆重介紹了被譽為“中華第一古物”的石鼓。石鼓傳自先秦，共十面，上刻有大篆，是中華文字的活化石，當之無愧的鎮國之寶。借拼死護衛石鼓的北宋文官司馬池之口，節目闡述了一個似乎很容易接受的道理：“很多人都說我們華夏民族沒有信仰，可其實我們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文字和歷史。”作為信仰，漢字不僅承載了華夏歷史和文化，而且建構出了一個帶有宗教意味的機制，并神圣化了一個基本觀念—中華文字不曾斷裂、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我們于是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的文字驕傲并忠誠于自己的文化。石鼓的故事以及關于漢字的看似不言自明的道理完全俘獲了21世紀的年輕觀眾，然而熒屏前后的觀眾們恐怕想不到的是，短短一個世紀前，華夏民族對自己的文字和歷史之信仰幾近崩塌，中華民族的瑰寶幾乎面臨滅頂之災。一場讓人驚詫的、浩浩蕩蕩的漢字革命曾真實發生，輻射幾乎半個20世紀，構成了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語言和文字革命。

　　石鼓 故宮博物院藏

　　這場翻天覆地的革命或許已然被人淡忘，但它在退出集體意識的過程中倒也留下蛛絲馬跡，供人考古。最重要的兩項“遺跡”分別是漢字的繁簡之分以及輔助漢字學習的漢語拼音。漢字簡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字改革政策，旨在降低漢字學習難度，理論上是向拼音文字過渡的第一步。而拼音既是漢字革命的基本準則，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的羅馬化拼音系統，甚至一度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從字面理解，拼音即“拼寫讀音”，它不僅僅是輔助漢字學習的記音系統，也可以是取代漢字的拼音文字。有意思的是，這場漢字革命恰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達到高潮。雖然漢字革命在周恩來總理1958年的講話《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戛然中止，但它語音中心主義的印記至今仍清晰可見。所謂語音中心主義，即系統性地把語言凌駕于文字之上的意識形態。需要說明的是，語言凌駕于文字之上在古今中外都有先例，但是現代語音中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發酵伴隨了書寫技術的新發展，見證了語文學和語言學學科此消彼長，又同時被20世紀的革命洪流裹挾，對形塑中國文學與文化現代性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漢字簡化方案》（1956年）

　　本書以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字革命為主題，試圖追索一系列最基本的問題：漢字革命為什么發生？它如何發生和發展，又如何影響中國現代書寫、文學與文化？漢字革命如何中止？討論的起點要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關于漢字的話語轉型，其曾經的民族瑰寶地位一落千丈，被當成了民族負累。曾經被熱愛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如培根、約翰·威爾金斯、萊布尼茨）夸贊具有跨文化屬性和超語音的合法性的漢字，似乎一夜之間成了阻礙提高識字率的攔路虎，有礙民主科學發展的絆腳石。中外知識精英齊聲撻伐，國寶一時間變成了“無聲的”、無生命的，亦無價值的書寫系統。對漢字評價的話語轉換間，漢字革命似乎發生得理所應當。魯迅如是解釋：“漢字是古代留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廢除漢字、取用字母儼然成了現代性的基本條件，再次套用魯迅的說法：我們此后實在只有兩條路，要么抱著漢字而死掉，要么舍掉漢字而生存。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漢字革命還有第三條路，即從漢字革命的內里出發，改革中文書寫系統，聯手文學革命并為之注入新的能量，以喚醒那個“無聲的中國”。

　　《漢字革命：中國語文現代性的起源（1916-1958）》

　　本書從催生漢字革命的語音中心主義轉向開始，討論漢字革命的三個維度。首先是這場革命本身，即其發生、變異和中止。其次是這場醞釀中的漢字大變局如何影響了中國現代語言與文學的發生和發展，從而形成了文字與文學的雙生革命。再次，在理論層面上，討論作為非字母書寫系統的代表——漢字——如何在這場革命中重塑作為科學的書寫學（grammatology），同時指涉短20世紀的革命政治。簡言之，漢字革命是理解中國文字、文學以及文化現代性的鑰匙，并為思考全球范圍內的字母與非字母書寫系統和文化之間的遭遇提供養分。導論的余下篇幅將首先介紹開啟和終結文字革命的兩個全球性時刻，并解釋我所謂的“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即語音中心主義內部互相纏繞的正反兩面力量。正是這兩股力量的對抗與博弈，使得語音中心主義在漢字革命的語境中不停地變異和發展，并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其次，我將梳理中文文學傳統內部的拼音化先例，并梳理所謂“無聲的中國”如何為語音中心主義之轉向做出話語準備。最后，我將以提出“無聲的中國”的魯迅為例，通過爬梳魯迅關于漢字問題的寫作，探究語音中心主義機制內部是否有可能生長出反語音中心主義的、基于文字學的解構性批判。以“漢字革命”為基本問題和方法，我希望考察文字與文學的共生，書寫與政治的糾葛，并以中國的文字改革為例理解字母與非字母世界的碰撞。

　　從1916到1958

　　公元1916年，即本書定義的現代漢字革命的初始元年，是界定席卷世界的文字革命的第一個全球性時刻。當年，年輕的、即將成為中國語言學之父的趙元任（1892—1982）發表了人生第一篇英文學術論文，題為《中國語言的問題》，第一次正面論證廢除漢字、采用拉丁羅馬字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A現代中國的語音中心主義就此開啟。兩場字母化運動隨即鋪開：首先是1920年代由中外學者聯袂主導、國民黨支持的羅馬化運動；其次是1930年代發端于蘇聯、由中國共產黨支持的拉丁化運動。兩場運動雖然在政治立場上相互抵牾，但在廢除漢字、取用字母的大前提上高度統一。而拉丁化作為異見運動，強調方言的字母化拼寫，并在新中國成立后，達到空前的規模，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動員的重要場域，又在巔峰時落下帷幕，淡出集體記憶。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

　　無獨有偶，1916年還出版了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遺作《普通語言學教程》。雖然用索緒爾傳的作者約翰·約瑟夫的話來說，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版于該年不過是個“歷史的偶然”，但這部巨著之所以成為語言學告別語文學（philology）的獨立宣言、結構語言學的出生證，絕非巧合。索緒爾生前的自我定位是一名語文學家，且自認從未試圖為發展“共時性語言學”而邊緣化語文學，但這并不妨礙他的整個學術生涯見證并加速了德國傳統的語文學的衰落，導致結構語言學的逐漸崛起以及最終與語文學的分道揚鑣。需要廓清的是，當語文學不再是“科學皇后”，而語言學自豪地成為“研究活語言的科學”時，索緒爾并未一味偏袒活語言的研究，而是從一開始就指出語言與書寫的難以分割、互相纏繞，甚至警惕著語音中心主義的民族主義甚或帝國主義傾向。盡管如此，《普通語言學教程》作為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之作而備受期待，索緒爾也順理成章地被追認為“現代語言學之父”。

　　中國現代漢字革命的肇端與語言學作為獨立學科的誕生，因1916年而完美同步。當然有必要指出，這巧合一早便開始醞釀，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放眼世界，書寫作為科學（語文學）的衰落，語言作為科學（語言學）的壯大，以及全球范圍內文字改革的風起云涌，之所以共時發生，自有緣由。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現代語音中心主義的興起。它毋庸置疑地置語言于書寫之上，宣布語言先天優越，而書寫注定命中卑微。如果語言更直接、更少地被中介，由此更接近真實，更能呼喚在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絕對存在，那么書寫則被認定至多是語言的摹寫和轉譯，注定只能扮演補充的角色，永遠有缺失，甚至用柏拉圖的話來說，可能變得“邪惡”。

沃爾特·翁《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

　　語音中心主義深深植根于西方形而上學的傳統，從柏拉圖到黑格爾，從盧梭到索緒爾，一以貫之地將語言凌駕于文字和書寫之上，并不遺余力地彌合二者間的溝壑。在語音中心主義的邏輯中，書寫必須盡可能地完整記錄語言，以此把握真實，拼音文字由此被認為最有可能成為理想的書寫系統，一方面拼音文字時時確認語言之于文字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它通過拼寫語言來實踐言文一致的許諾。再進一步，隨著比較語言學與歷史語言學的建立和發展，拉丁羅馬字母（以下簡稱拉羅字母）逐漸在拼音文字內部被認為是摹寫語音能力最強的拼音技術。借用研究口語與書面文化的美國學者沃爾特·翁（Walter Ong）的話來說，這個世界有“很多文字，但是只有一套字母”。指認拉羅字母的獨一無二性當然是贊美這一特定表意系統有將語言可視化的功能，與此同時更建構了一個屬于世界書寫系統的等級秩序。在這個等級秩序中，拉羅字母打敗其他所有書寫系統，拔得頭籌。更關鍵的是，書寫系統的等級判斷自帶文明論意涵。當有且僅有的那“一套字母”成為所有拼音字母的代表以及世界文明的巔峰，它的獨一無二便清晰地演繹了西方本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如何成功傾軋其他書寫系統，成為一個全球性現象。

　　這一現象席卷全球之時，西歐殖民擴張接近尾聲，美國作為新帝國登上歷史舞臺?，F代語音中心主義的崛起因應了信息技術的發展。電報、電話、打字機這些深刻變革世界的新技術加持了語音中心主義的崛起，加速了其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個時間節點，于是見證了諸多非拉羅書寫系統面對“獨一無二”的拉羅字母不得不做出的回應?，F代中國的語音中心主義轉向就是一例，而與漢字革命幾乎同時發生的、世界其他眾多文字改革包括：埃及對阿拉伯文的改革、奧斯曼土耳其對阿拉伯波斯文的改革、蘇聯對西里爾字母的改革、越南對喃字的改革、日本對假名和漢字的改革等。但凡被全球范圍的文字改革風潮所裹挾，非拉羅書寫系統總是或多或少地被改變。有些書寫系統，如土耳其和越南的文字，選擇對拉羅模式完全臣服；其他書寫系統雖在革命浪潮中存活下來，卻也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被這場與拉羅模式的遭遇戰改變。

　　趙元任1916年發表的英文論文《中國語言的問題》（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cientific Study of Chinese Philology），收錄于《趙元任全集》（第4卷 上冊）。

　　漢字與拉羅模式的遭遇當然遠早于20世紀。如后節所述，中文書寫系統遭遇拼音文字而進行的或主動或被動的調整，從佛教傳入中國開始，由晚明到晚清，未曾停歇。但是第一次真正將語音中心主義全面植入中文書寫，直到今日仍對漢字書寫及其相關學術研究持續發力的，還數20世紀之漢字革命。1916年的趙元任大概不曾意識到語音中心主義已然在全球范圍內悄然成勢，也不會料到自己的《中國語言的問題》將開啟漢字字母化的革命進程。同樣，漢字革命的擁躉們大率也不會認為支持羅馬化和拉丁化運動會有向語音中心主義殖民勢力投誠的意味。但正如歷史學家張谷銘所指出的，趙元任從學術訓練來說屬英法系語言學，而英法系語言學恰是對德國傳統語文學的反叛。趙元任學術生涯之顯赫，毋庸置疑，其最重要貢獻之一就是讓英法系語言學在中國生根發芽。而這一切便從他1916年的那篇英文文章開始。值得玩味的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開啟終生志業之際，恰是漢字革命打響第一槍之時。革命的號角召喚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建立，甚至不惜以揚棄漢字及其獨有的語文傳統為代價。

　　如果第一個全球性時刻被語音中心主義定義，那絕不僅僅是因為它那被信息技術加持的強大普世力量，也不能只歸因為西方本民族中心主義的不可一世。事實上，第一個全球性時刻的巨大能量來自其內部的復雜性，我將其定義為“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具體到漢字革命，對語音中心主義的忠誠意味著將漢字化約成一種不合格的表音系統，無視漢字代表的文明價值，由此造成對中國文化、哲學和知識論無可辯駁的傷害；與此同時，這種知識論的暴力又被解讀成中華復興的必要犧牲，有現代性導向，甚至在技術和政治層面都有相當的革命意義。這種新的字母中文將不僅承載新中國的民族語言與文學，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簡單易學和善于記音，新字母中文對被侮辱、被損害的人民來說，標志著勞苦大眾用自己的聲音說話、用新文字書寫的可能，象征著20世紀最重要的若干母題，即民主、自由與革命的實踐。從理解現代性的角度來說，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似乎無外乎是對現代性癥候之語言文字面向的描述。但正反兩面現象的背后，更值得關注的是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其實構成了持續推動漢字革命的關鍵機制，并使得文字和文學雙生革命成為可能。梳理漢字革命推進的過程，我們將不難發現：正是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給了革命不停變異的許可，直到革命目標不再是那看似獨一無二的拉羅字母。對語音中心主義正面力量的信心于是乎總能壓倒它那負面的、本民族中心主義的、排他求同的暴力，并出人意料地創造出一個雙生革命的空間，讓文字革命與文學革命互相纏繞、來回激蕩。本書正是從語音中心主義的內部機制入手，以其二律背反為主線，理解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字革命。

　　《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

　　1949年后，漢字革命獲得了空前的國家支持?？梢哉f，社會主義文字改革本將是最終的漢字革命，卻在高潮時出人意料地急停了。周恩來總理于1958年宣布的《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所定義的三項主要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小心避開了漢字革命的終極目標，在事實上中止了革命進程。理論上最決絕的漢字革命為何最后以保留漢字的簡化體而偃旗息鼓，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讓漢字革命的支持者們感到費解。這一謎題在學理上自有答案，本書第三部分將嘗試作答。但從歷史政治的大框架來看，漢字革命讓人訝異的中止暗合第二個國際時刻，即“二戰”后反殖反帝、亞非團結運動的興起。在社會主義文字革命的最后幾年里，第一次亞非會議（1955）、第一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1957）、亞非作家會議（1958）于印尼萬隆、埃及開羅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相繼召開，昭示第三世界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世界和平而團結合作。這第二個國際時刻在支持反殖反帝的政治抵抗的同時，宣告了語音中心主義意欲把拉羅字母模式強加給所有書寫系統的霸權邏輯的破產。有必要說明的是，1958年雖是拙作考查的終點，但絕不是中國文字改革的終點，更不是語音中心主義在中文書寫里的終點，1980年代因計算機技術的沖擊帶來的新一輪的漢字落后論就是一例。1958年之所以可作漢字革命的一個節點，是因為國家最高權力于彼時發聲，明確中止和擱置了語音中心主義最激進的廢漢字訴求，標志著語音中心主義對漢字書寫系統最暴力攻擊階段的結束，而漢字民族形式的保留更呼應了“二戰”后反殖反帝、亞非團結運動的興起，構成我所定義的第二個國際時刻。漢字革命的第二個國際時刻鼓勵民族形式，認為它是反西方本民族中心主義之正道。就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在文學領域探索民族形式的努力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開始，但在文字層面對民族形式進行理論化的思考，卻要等到社會主義文字改革時才從語音中心主義內部生發出來。在這一時期出現的文字民族形式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古文字學家唐蘭提出的“綜合文字”，他對漢字形聲字的重新理論化，一方面暴露出了語音中心主義負面的暴力傾向，另一方面牢牢把握了語音中心主義正面的革命脈搏。語音中心主義的秩序內部于是不期然地生長出一種反語音中心主義的、以書寫為本的、將書寫當作科學來研究的理論批判。

　　《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

　　事實上，界定漢字革命的兩個國際時刻——1916年與1958年——完美契合了語音中心主義在中國的起訖時間，漢字革命以語音中心主義對中國語文的統御為開端，以出現針對語音中心主義的理論批判，即漢字書寫學（Chinese grammatology）為尾聲。解構主義意義上的書寫學，以拼音書寫的形而上學為基本切入點，批判西方本民族中心主義，為第二個國際時刻做出了批判理論界的貢獻。而漢字書寫學，以同樣的拼音書寫的形而上學批判作為切入點，從漢字革命的實際出發，早于解構主義提出了對語音中心主義的批判。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達到巔峰的語音中心主義召喚出了自己的反面，最終遏制廢漢字運動的力量正是從主張廢漢字的語音中心主義邏輯內部生長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語音中心主義發展出了一套屬于自己的辯證法。本書以漢字革命的發生、變異和中止為主軸，追蹤語音中心主義之辯證法如何浮出歷史地表。

　　需要指出的是，對書寫中反映的語言元素的興趣，或者更進一步認為語言對書寫具有優先級的邏輯，并非西方形而上學的獨創，而同樣內在于中國文學傳統。對于趙元任和其他漢字革命支持者來說，問題的癥結不是中國缺少音韻學研究，而在于這千年的學術傳統缺少科學的研究方法。所以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必然是以科學的態度重新梳理中國文學傳統內部的拼音化傾向，從而為字母拼音化背書做知識論上的準備。通過爬梳拼音化的先例，漢字革命支持者們建構出了一部漢字拼音化前史，為現代中文書寫之語音中心主義轉向做足準備的同時，也確立了自己在這場革命大業中的領導地位。

　　本書分章

　　讓所有人書寫、讓所有人發聲也正是漢字革命的承諾。這一高尚的承諾在“破惡聲”的同時，充分肯定了語音中心主義二律背反的正面意義。這個承諾的復雜性似乎預示著要成功兌現它將有相當的難度。兌現的過程中，漢字革命本身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變異，甚至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中止。事實上，語音中心主義在中國的統御地位一經確立，就開始因為對自身進步性的追求而不得不做出各種各樣或成功或失敗的調整，直到它以漢字書寫學的方式完結。本書將分三部分講述漢字革命的歷程：肇端、嬗變、中止。

　　《漢字革命》一書的英文版書影，原書名為“漢字書寫學”（Chinese Grammatology）。封面圖片為文字學家唐蘭在1950年代提交的拼音文字方案。唐蘭關于文字改革的論述及其設計的文字方案，是本書所討論的“漢字書寫學”的一個重點。

　　第一部分即第1章，討論漢字羅馬化運動。作為漢字革命的第一槍，羅馬化運動一方面標志著語音中心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另一方面也不期然地見證了字母普遍主義在中國的終結。本章以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的羅馬化工作為主線，重審廢除漢字的激進主張的理論源流、跨國際發展，以及隨之帶來的技術化書寫觀的結果。羅馬化運動在中國生根發芽的過程，事實上就是中外知識精英基于對語音中心主義的共同信仰而締結羅馬化國際聯盟的過程。本章通過細讀趙元任的早期作品以及他與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通信，來一窺這個國際聯盟的內部張力，揭示中國字母化運動如何在加入這個國際聯盟之初便對與之傍生的字母普遍主義提出挑戰。羅馬化運動于1928年隨著國語羅馬字的正式誕生達到高潮。這套中國字母效忠語音中心主義的同時，也毫不掩飾國有化字母普遍主義的野心。當國語羅馬字之父趙元任繼續探索對可視語言的追求并對貝爾實驗室的聲譜儀發生濃厚興趣時，日趨技術化的書寫觀必須承認字母—即便是拉羅字母都不再是最先進的記音工具。一方面，漢字字母化的進程高度契合殖民全世界的語音中心主義；另一方面，漢字字母化運動一開局就發現了語音中心主義與字母普遍主義之間的吊詭關系，從一開始就提出重新思考書寫意義的必要性。

　　《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第二部分由三章組成，分別討論漢字革命的三次嬗變。第2章探究漢字革命的第一個變異，即羅馬化運動的異見運動—拉丁化運動。同樣效忠于語音中心主義，拉丁化運動對羅馬化支持的國語提出異議，認為方言也有被字母化的權利。本章首先梳理拉丁化運動的譜系，從晚清的傳教士字母體方言《圣經》到1920年代確立的中國方言研究，再到1930年代在蘇聯發端的拉丁化運動，并思考這三股不同的歷史源流如何觀照拉丁化運動與現代文學的合流，如何影響現實主義寫作傳統。通過細讀拉丁化旗手瞿秋白和許地山的作品，本章將發展聯結全書的基本概念“語音中心主義的二律背反”，探究帶有語音中心主義色彩的現實主義寫作的邊界。拉丁化運動將語音中心主義的正向許諾與創制民族國家新文學的宏大計劃聯系在一起，充分暴露了二者間的沖突，同時也彰顯了漢字革命、普羅文化（Proletkult）與第三次文學革命之間激動人心的合流，并推敲革命文學的終極問題：如何真正聽見庶民的聲音？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始末和編年紀事》，封面書名用拉丁化新文字書寫。

　　第3章探討漢字革命的第二種、大概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嬗變—五四白話話語，并考問一個基本問題：底層勞工能否寫作？本章首先介紹第一個現代中文掃盲計劃，此計劃由年輕的基督教青年會志愿者、未來首屈一指的教育家和鄉村建設運動倡導者晏陽初領導，旨在服務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盟軍服務的旅歐華工。通過細讀這場掃盲運動中浮現的文本，我將回溯這些文本中的語體文寫作如何被事后貼上白話文的標簽，被追求語音中心主義的五四白話話語收編。這個掃盲計劃中尤其寶貴的一篇文章，是由山東華工傅省三創作的政論短文，它不僅是“一戰”華工留在世間罕有的文字，更向我們生動展示了語音中心主義之二律背反的局限。盡管華工的寫作語言和批判性洞見不可避免地被知識精英移用和遮蔽，但華工自己寫下的文字實實在在地記錄了他們為“一戰”盟軍勝利做出的貢獻、神圣勞工與五四起源的密切聯系，以及他們對“一戰”的深刻省思。

　　掃盲運動

　　第4章考察第三種也是最后一種漢字革命的變異，在抗日戰爭這個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它以勾連戰爭、掃盲運動和大眾教育的三角形態出現。本章討論三位拉丁化運動支持者、新大眾教育家陳鶴琴、陶行知、葉圣陶的作品，勾勒在民族救亡與大眾解放的緊急關頭，漢字革命如何在堅持字母化的大前提下實踐漢字語體文書寫，廢漢字與保漢字實現并行不悖。本章追蹤拉丁化運動如何自我調整，文字文學之雙生革命如何重新定義。葉圣陶的兩部成長小說《倪煥之》與《文心》為這第三種變異賦形，通過展現兒童形象的轉變提示中國現代文學的明確左轉。文字革命與文學革命合流后，革命文學風起云涌，影響深遠。

　　本書的最后一部分是漢字革命的中止與尾聲。第5章嘗試解開漢字革命于1958年戛然而止于社會主義文字改革高潮的謎題，并以此為契機提出理論化社會主義文字改革實踐的可能性，理解漢字書寫學對批判理論的重要性，以及發展其進步政治的必要性。社會主義文字改革無論規模還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甚至一度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本章以陳夢家和唐蘭這兩位對文字改革持不同程度異議的文字學專家的工作為切入點，闡釋語音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何內爆，如何應和全世界范圍內反殖反帝的歷史大勢，如何由內向外生發出極具生產意義的漢字書寫學?；跐h字小學傳統而充滿后結構理論批判力的漢字書寫學，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議題，展示語音中心主義的內在局限性，考問以字母書寫為載體的西方本民族中心主義，提示保護人類書寫系統多樣性的必要，呼吁重啟短20世紀的先進政治，并重申復興文字學作為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本書以作者與周有光進行的簡短訪談結尾。我有幸于周先生離世前不久拜訪了這位文字改革委員會（后或簡稱“文改會”）最長壽也是最后的守門人。周先生的言談和書寫提示著我們漢字革命的遺產、意義及其未竟之事業。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語文實驗，漢字革命既昭示了令人振奮的希望，也展現出令人無奈的局限。我謹希望《漢字革命》一書能為我們理解它的復雜歷史和寶貴政治意義貢獻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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