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修大搞“天才教育”

　　來源《人民教育》1974年11期

　　在蘇修叛徒集團的反動統治下，蘇聯的教育被一小撮特權階層及其子女所壟斷，廣大工農被排斥在學校大門之外。今日的蘇修教育成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推行社會帝國主義政治路線、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越來越反動、腐朽和沒落。他們極力標榜“全民教育”、“教育平等”，也終究掩蓋不了事實的真相。

　　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蘇修教育界大力鼓吹大搞“天才論”，竭力宣揚“特殊天資”和“先天素質”，大搞“天才教育”。為了培養“天才”，蘇修叛徒集團費盡心機，不惜工本。在全西伯利亞，他們通過由三輪考試組成的“西伯利亞奧林匹克”來選拔所謂的“天才”學生，專門為特權階層子女開辦軍事、政治、物理、數學、藝術等方面的“天才”學校。這種學校不僅有較好的設備，“較高水平”的師資，學生還享有優厚的生活待遇。下面這個材料有助于我們了解蘇修的“天才教育”究竟是什么貨色。?

　　從新西伯利亞城市中心乘車往北約兩小時，在白樺樹林中有一座巨大的科學城。居民大部分是大學畢業不久的博士。動員這些具有優秀頭腦的人從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來到這個極寒冷的地區一西伯利亞，井不是輕而易舉的。……首先把工資提高到莫斯科、列寧格勒工資標準的兩倍，甚至三倍。同時提供一幢有暖氣設備的、有庭院的樓房住宅。再有,上班或去講課,得用小汽車接送。日常生活用品比任何地方的供應都要豐富。他們過著如同沙皇時代的貴族一般的生活。在這里學習的大學生，也受到比莫斯科各方面都優厚的獎學金。

　　在這座科學城中，大學的數學科與物理學科進行天才教育實驗，這是很有名的。在全蘇境內選拔初中一二年級中有天賦才能的學生送到科學城進行大學程度的教育。“采用什么辦法招收這樣的學生?”他們回答說，“聽到哪一個城市或哪一個村談論有天才少年時，馬上派遣我們的專家對他進行考察和面談。之后，建立二至三年接觸，在接觸過程中確認這個學生是具有天賦的才能，那么，就允許讓他上科學城的大學。"

　　這里的少年大學生確實很用功。聽說十五歲的數學系學生彼佳，在宿舍熄燈之后，靠月光或蠟燭默默地在學習，象得了失眠癥一樣。人眼看著就消瘦下去了。負責本班的保健醫生幾次勸他:“晚上可要好好睡覺”，而彼佳每次都很生氣地說:“不要跟我開玩笑!加羅迪與高斯(天才數學家)都在十七八歲時就有了偉大成就。數學家的生命在于十幾歲。再過兩三年我也到加羅迪、高斯的年齡，可我還沒有一點成就，時間是多么寶貴啊!夜里實在不能安安穩穩睡大覺啊!"

　　從上述事實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蘇修所鼓吹的“天才教育”完全是反動腐朽的資產階級貨色，它實際是在毒害青年，殘害兒童。蘇修叛徒集團正是通過大搞“天才教育”的手法，來達到他們在教育領域里排斥工農，對工農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培養接班人的反動目的。

　　在今天的蘇聯，普及教育已成為空話。廣大工農群眾所受到的教育是極為有限的，他們的子女為生活所迫，常常不得中途退學，同時，在“智育第一”、“分數掛帥”大棒的揮舞下，大批的工農子女被誣蔑為“智力落后”、“知識水平低”而被趕出學校大門。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副主席科切馬索夫不打自招地說:“農村地區中途停學的學生最多。其中一些人是由于學習成績不好。”下面這個調查材料可以說明，工農子女升入高年級的比重是很少的。

　　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夠順利地升入十年級，這樣就可為日后在社會階梯的晉升上謀求較好的職

　　位。一九六四年對高爾基州普通學校畢業班學生的社會出身調查結果是:專家的子女占百分之四十二點八、技術工人的子女占百分之二十三點一，一般工人的子女只占百分之一點五。

　　工農子女就業后也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蘇修一區委書記承認:“在我們所調查的工廠中只受過初等教育的工人有百分之七十，他們現在沒有在任何地方學習。”蘇修報刊透露:“青年工人夜校中的學生中途退學現象依然是很嚴重的。去年秋天開始學習的托姆斯克軸承工廠的一百八十名青年工人，只有六十五人順利地完成了學業。圖拉‘紅十月’工廠三百六十七名不滿三十歲的工人都沒有受到中等教育。”

　　蘇修的農村教育更是一團糟。在遼闊的農村不僅沒有高等學校，連普通中小學的處境也極為不妙。學校的數量少，學生常常因為路遠而不能上學。這種情況與設在城市里的學校，特別是“重點”學校和“天才”學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廣大群眾對此極為不滿。

　　在蘇修叛徒集團的反動統治下，廣大工農及其子女能入大學的更是寥寥無幾。除了經濟上的壓力外，“入學考試”是一道鬼門關。事實正如下面材料所揭露的:

　　“蘇聯的大學考試，對各階層的子女賦予客觀的‘教育平等’的權利。不滿三十五歲的青年都可以投考大學，但是入學考試艱難。因此，知識分子的子女幾乎全部考上大學了，而農民的子女幾乎全都考不上。這是當然的。也就是說，生來就有讀書條件的孩子與被牛羊圍繞著的環境下的農村孩子接受同樣一道考題，其結果當然是最明白不過的。在入學考試之前家庭環境給蘇聯青年造成了不平等的差異。”

　　蘇修叛徒集團不僅把工農趕出大學校門，而且還誣蔑工農入大學是“白費錢”，“會降低教育的一般水平，也就等于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這些話充分暴露了蘇修壟斷資產階級欺壓工農子女的丑惡嘴臉。

　　與廣大工農及其子女被排斥在學校大門之外的情形相對照，近幾年來，適應特衩階層子女獨霸大學的需要，什么造假文憑的“商行”，什么辦假大學的“企業”應運而生，行賄、舞弊等現象極為嚴重。不論是道德敗壞、腐化墮落，還是吃喝玩樂、游手好閑的人，只要有錢，都可以進入大學或是買到大學文憑。對考生要求的“高深的知識”，也失去了它的威力，一切騙人的外衣都被丟掉了，統統只服從一個“原則”——盧布。

　　蘇修叛徒集團繼承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所實行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反動衣缽，在蘇修教育中，實行著森嚴的等級制，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以及學生畢業后的去向都有著嚴格的界限。廣大工農子女上了幾年小學、中學或職業學校之后，只能去當工人、農民、服務人員，從事所謂“低賤”的體力勞動，成為廉價勞動力;而特權階層子女，可以沿著學校的金字塔不斷往上爬，從事“專家”、“領導”的“高貴”工作，世襲父母的統治地位，成為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接班人。

　　高等學校則是資產階級子女升官發財的階梯。蘇修頭目勃列日涅夫宣稱:“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干部。”總之是培養為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服務的統治者。

　　今日的蘇聯，即使在統治階級子女內部，也仍然存在著看誰爬得高，誰的官做得大的問題，因此，入大學的競爭十分激烈。出現了“永久考生”、“高考流浪者”的怪現象。有些人連續幾年、乃至十年不干事，一心只想上大學。這些人靜悄悄地在家中吃著父母的飯，準備大學考試。蘇聯的勞動群眾把這類人稱作“安靜的白吃飯者”。

　　上述種種事實真相，完全戳穿了蘇修“全民教育”的偽裝。它反映了蘇修教育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深重危機，反映了蘇修教育的日益反動、腐朽和沒落。這是蘇修叛徒集團徹底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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