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曾經說，關于毛澤東的檔案之所以沒有完全公布，不是擔心有損毛澤東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損有些其他人的形象。
原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為內部發行，并明確指出“這部文獻集，由于部分文稿具有一定的機密性，只發行到地市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的高級專業人員，請妥善保管，不得外傳和翻印。除公開發行過的文稿外，非經征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同意，不得引用。”
這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公開發行，而且新增1069篇文稿，從原有的13冊增至20冊。
通過2023年首次向全國公開發行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我們可知：
無產階級缺乏社會支配權、包辦一切的先鋒隊缺乏群眾監督和制約——這是“先鋒隊專政”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端。解決包辦代替模式的根本弊端，無產階級專政下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路線的實施是必要的，以群眾的大民主打擊腐化變質力量、以防官官相護、公開全面自下而上的揭露問題也是必要的，反對包辦代替一切、不要設太多條條框框更是必要的，規范行為的指示也是正確的，并極盡所能制止過激現象，已經盡力做到最好了。
毛主席深刻發現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包辦一切的弊端，探索了公開、全面、自下而上揭露先鋒隊黑暗面的無產階級大民主的革命道路，并以準備好跌的粉碎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氣魄，在他生命的最后歲月進行了艱辛曲折而又輝煌悲壯的探索。在探索防修防變的實踐中，毛主席也領導中國取得了內政外交的輝煌成就，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蓬勃開展，國際地位也空前提高。
在這里多說幾句——不能給大民主片面扣上無政府主義帽子：
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這個保留了資產階級法權、保留了按勞分配、保留了社會分工——保留了干部和群眾的分工、保留了國家職能的社會，確實必須存在國家職能、存在社會分工、存在干群分工。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內部根本問題就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大因素斗爭的問題。
這一階段客觀存在的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法權背后體現的社會分工——例如政府干部和群眾的分工，這種資產階級法權的保留，本身就是一種非進步因素，一種要限制、打擊、逐漸隨著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消滅掉的因素。而無產階級領導一切、打擊干群關系中上級欺壓下級、干部欺壓群眾的不平等現象，則本身就是兩大因素中的進步因素，就是要逐漸實現的。
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背后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分工，這種多勞多得的生產關系分工——干部和群眾的分工、體力和腦力的分工、簡單勞動階層和復雜勞動階層的分工、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分工。這種生產關系、社會分工本身就會滋長多功多勞者——例如干部居功自傲、脫離群眾、蔑視群眾、背叛群眾的思想上層建筑（這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而單純把官僚主義根源歸結為封建殘余則是歷史唯心主義）。
所以，這一兩大因素斗爭的時期，在這一不是非進步因素擴大到退步變質因素、社會倒退回資本主義，就是進步因素逐漸取代非進步因素，進步到共產主義的動態的時期，“權威”這一作為資產階級法權的非進步因素，在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這一過程中就是要打擊的，不然的話，這種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法權背后的社會分工帶來的影響，就是資產階級法權帶來的腐朽思想上層建筑因素的擴大進而帶來干部階層的背叛工人、腐化變質以及“資產階級法權”自身的擴大，超出“按勞分配”,退回階級剝削——其前途就是剝削階級復辟。
如果形而上學的單純捍衛這種非進步因素，而不是考慮到兩大因素的斗爭過程中的變化，在兩大因素的斗爭中、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探索過程中打擊和限制非進步因素，“資產階級權利”也就是“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權利）”一旦擴大、超出按勞分配范圍，“資產階級法權”背后的社會生產關系分工帶來的非進步的、腐朽上層建筑一旦形成氣候，干部階層、腦力勞動階層就會變質為資產階級分子，社會主義社會就會退回資本主義社會的。
總之，有按勞分配、有資產階級法權、有社會分工，有這樣的資本主義殘余、非進步因素，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就有干部居功自傲、腐化變質為特權階層、利用手中權力（如果缺乏群眾有效的制約）復辟資本主義的可能。
這里有一個很清晰的邏輯：
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法權——背后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分工內在的不同功勞階層之間的等級制度——這種社會生產關系分工，這種社會存在，會滋生多勞多得的干部階層、腦力勞動階層、復雜技術勞動階層的居功自傲、自以為是、脫離群眾、背叛群眾，蛻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剝削階級分子——作為過渡階段的生產關系非進步因素帶來的腐朽上層建筑不加破除的無限擴大，在社會分工之中掌握管理權力的干部階層不受制約，其自以為是和居功自傲下一步就是腐化變質（例如劉青山，給他按勞分配，他以功臣自居、進而腐化變質），進而利用其手中的權力復辟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兩大因素斗爭中作為資本主義殘余的非進步因素（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法權）擴大，“資產階級法權“變為”擴大的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權利”，非進步因素逐漸上升到主導地位，之后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復辟。
所以說，無產階級大民主本身是對社會主義社會還保存的非進步因素——權威、社會分工、資產階級法權及其所帶來的負面因素的打擊，更是對嚴重缺乏群眾監督的包辦代替模式的突破，這種突破也并不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職能，而是為預防社會生產關系分工本身帶來的資本主義消極因素的擴大，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的延續，是對非進步因素進行革命的持續，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要環節。
?言歸正傳，下面是我對文獻的梳理。
1970年6月24日
毛主席對蘇丹政府友好代表團團長馬哈古卜說：“要發展自己的工業和農業。不要依靠外國。可以進口外國技術，利用外國的技術人員幫助你們訓練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沒有這個決心，帝國主義還是要整你們的。”
因為中國無私援助蘇丹，馬哈古卜向毛主席表示感謝的時候，毛主席說：“物質援助，要到了手，見了效，那才算數。不到手，工廠沒有建立起來，那就不能算數。你們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家沒有培養出來，中國人不撤走，也還不能算數。那末，什么叫帝國主義呢？它就是不幫助人家建設的，它賴著不肯走，那沒有辦法，只好革命了。”
1970年6月
毛主席對中央轉發全國重點鋼鐵企業座談會紀要和煤炭工業會議情況報告的批語：“兩件很好，可以轉發。”
紀要強調：政治掛帥，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為行動方向，革命干勁和實事求是精神要結合，要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加快大三線建設，貫徹執行大中小并舉、洋土并舉、自力更生。
煤炭部報告主要內容：發動群眾、增產節約，抓好經濟上的政治掛帥，加快建井速度等十三項工作。
1970年7月
毛主席對中央關于修改憲法和四屆人大代表問題的通知批語：“照辦。”
通知內容：鼓勵、號召廣大工農兵群眾廣泛討論修改憲法、提出意見，新憲法力求通俗簡單、人人能記、便于運用，群眾有權通過協商調換代表。（大民主）
1970年8月31日
毛主席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的“天才論“。
毛主席這也批判陳伯達：
“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于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
可見毛主席絲毫不允許在理論高度搞“天才論”。
“最后關于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于人們的天才，而是由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并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
可見主席原則性問題絲毫不動搖，堅決打擊“天才論”同時，對101還是持團結批評教育的態度。
第一，陳第一次在理論高度特意搜集恩列毛著作原典。
第二，陳第一次刻意搜集之后以“理論”名義高度大肆宣傳。
第三，陳第一次抽象寫“天才”，而不像66年101講的那樣還提到了“唯物辯證法規律掌握和運用”，所以直接暴露。
九大以前的101的“天才”，還沒有到陳伯達那樣“刻意在理論解釋高度收集著作原典”斷章取義、唯心主義和理論高度大肆宣傳的地步，101關于“頂峰論”、“最高最活”、“一句頂一萬句”、“最高指示”、“絕對權威”、“大樹特樹”的問題，毛主席第一時間也否定了、劃清界限了，絲毫沒有妥協。陳伯達的“天才論”和101在1966年對“天才”的論述實際上還有根本不同的。
101在1966年關于“天才”的論述以及“Z變經”，僅僅是加大力度強調了語錄著作的作用和領袖個人威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已，還沒有達到唯心主義和庸俗化的地步。而且講話里面還強調過必須堅持唯物主義。101的講話還提到過：“馬克思主義者起碼應該知道，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時，意識又有巨大的能動作用。”
“天才”起初在101那里還只是一種“能力相對更強”的修辭。他說：“毛主席在幾十年前就懂了，我們沒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還會熟練地運用。從懂到用，有很大的距離，懂了未必會用……打仗也一樣，你懂一點書本上的軍事知識，打的時候不一定能打勝利。毛澤東思想全部貫穿著唯物辯證法。”可見101那時的“天才”的意思還并不是天生、先驗，而是掌握了客觀規律、可以熟悉的應用，是對這種能力的一種修飾。這和陳伯達在理論的高度、抽象的“選編原典”，斷章取義的空“證”所謂的“先驗天才論”在根本上還是有區別的。
101這個講話也沒有到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地步，而且在后面說了意思是掌握客觀規律并熟悉的應用。可見他的“不承認天才，不是馬克思主義”只是在承認客觀物質規律掌握好、運用好的基礎上大大強調了個人能力，認為有能力強的掌握規律更好的人是現實，所以認為符合馬主義，符合事實，并沒有把這個“天才”問題像陳伯達那樣上升到“先驗論”的理論高度。這段話主要強調個人能力和榮耀，屬于是個人崇拜的問題，和唯心論還是有區別的。
而其中確實存在原則問題的“頂峰論”、“最高”、“一句頂一萬句”、“絕對權威”這些原則問題，主席絲毫沒有妥協，都親自直接否定了。筆者在之前的文獻梳理已經引用大量主席文稿做了證明，可見于：
可見1966年，毛主席原則性問題并沒有妥協，所妥協的僅僅是非原則的、他自己所反感的個人崇拜問題。101在九大之前雖然說“天才”，但是這時他的“天才”只是和恩列斯一樣表達感情，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還沒有犯唯心主義錯誤。而陳第一次把“論天才”上升到理論高度，制造“偽科學”，第一次在“天才”問題上犯了斷章取義的歪曲理論的錯誤，所以主席毫不留情的第一時間批陳。這個道理如果明白，就會知道主席為什么批陳而在當時還對101持團結教育態度了。
1970年9月2日
毛主席對江西找到大鹽礦報告批語：“江西找到大鹽礦，儲量十九億噸，可能還不止此數。印發全會各同志。”
1970年9月6日
毛主席在九屆二中全會講話強調：勸同志們讀一些馬列的著作，以防上陳伯達唯心論先驗論的當。（可見第一次在“天才”問題上犯唯心論錯誤、先驗論錯誤而且在理論高度、名義上上大肆宣傳的就是陳伯達）同時，他表達了反對當國家主席的意愿，同時還強調——團結大多數，不講團結不好。
1970年9月
毛主席對南京軍區等單位傳達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精神情況摘要批語：“應該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
報告指出：三結合中部分軍隊滋長了驕傲和急躁情緒，要引起嚴重注意，決定開展一系列打擊軍隊驕傲情緒的活動，鼓勵群眾批判軍隊錯誤思想等等。
1970年10月14日
毛主席在吳法憲檢討上寫的批注：“什么偉大謙虛，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客氣過。要敢于反潮流。”
毛主席對原則性問題毫不動搖——1966年到1968年，毛主席就通過及時和迅速的指示打擊和批判、取消了“大樹特樹”、“最高最活”、“頂峰論”、“一句頂一萬句”、“絕對權威”（前文所引用文獻中鏈接可見），1970年，陳伯達首次在“天才”的論述上犯了理論高度的錯誤而且大肆宣傳，毛主席也是第一時間做了糾正。
1970年10月15日
毛主席在葉群檢討信上寫道：路線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路線決定一切——這是對馬主義的重要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就是路線問題。堅持錯誤的根本路線的話，代價就是整個社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全面變質。
毛主席還寫道：共產黨人要讀一些馬列的書，我們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審查陳伯達以外，對別人盡可能爭取團結批評教育。
1970年11月13日
毛主席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談到鋼鐵產量發展問題的時候說：“現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動不動就要翻一番，這個積極性起來了，又要發生這個事。”可見他的冷靜和理智。
1970年11月24日
毛主席對北京衛戍區關于部隊戰備野營拉練總結報告批語強調：希望注意冬季長途野營訓練，官兵團結，軍民團結，野營練習。
毛主席認為：如不嚴格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可見，毛主席那時候軍隊練兵而且學習讀書，并不是“只念語錄不練兵”。
1970年12月
毛主席對中央《關于加強安全生產的通知》批示：“照發。”
《通知》強調：把安全生產擺在重要日程上，克服忽視安全生產和違反安全生產的現象，對行之有效的安全制度和質量檢查制度堅持而不破掉，嚴格組織紀律，對階級敵人破壞生產行為，一定要追查破案。
1970年12月18日
毛主席和斯諾談話。
斯諾講：據他的調查參觀，人民公社相對于十年前他來的時候有了很大的進步。
毛主席講：贊成有進步，但是不贊成“很大”，要謙虛謹慎。
毛主席講：尼克松愿意來的話，我允許他來，可以談，中美總是要建交的。（可見打破封鎖的希望和決心）
斯諾認為毛主席提出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觀點很重要，毛主席講——文化教育工作者好多用的是以前白區的，要進行思想教育改造，無產階級要占領意識形態陣地。
斯諾問毛主席關于領袖榮譽宣傳的問題
關于樹立和宣傳領袖方面的必要性，正如毛主席對斯諾所說：“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他們樹立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辦啊？總要樹立一個人來打倒王明嘛。王明打不倒，中國革命不能勝利啊。”
毛主席在原則性的根本問題上絲毫沒有動搖，捍衛無產階級專政、捍衛公有制、打擊修正主義，為了這個大原則，才暫時在短期允許了101對語錄著作和領袖個人能力以及威信的大力宣傳。而101對語錄著作的大力宣傳以及101當時對領袖個人榮譽宣傳出“天才”的問題，不涉及根本上歪曲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底線的問題。
毛主席講，1966到1968，有兩件事必須反對——第一反對武斗，第二反對虐待俘虜。
(當時明確指示是正確的、反對武斗的，但是過激行為背叛了正確指示)
毛主席和斯諾講：你來中國既然想調查研究，那就多注意和工人、農民交朋友，如果有官僚主義的話，就要自我批評。而且，毛主席特別提到——中國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農民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1971年1月8日
毛主席對濟南軍區學習報告批語提到：理論和實踐要結合，自我教育，整風。
報告特別強調——按勞分配條件下，干部存在居功自傲、驕傲自滿、軍閥主義、自以為是、一言堂、講假話、不走正道的歪風邪氣，反對擺架子，這種行為一定要打擊。
1971年3月15日
毛主席繼續批判陳伯達首次在理論高度談“天才”大肆在理論高度宣傳唯心論的錯誤，他說：“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可見毛主席加強理論教育的意識、原則性問題從來不讓步。發現有人首次在這樣制造偽科學還迷惑了很多人之后，立即打擊。
1971年3月16日
毛主席對成功發射“實踐一號”實驗衛星新聞稿批語：“照發。”試驗衛星也是七十年代的科技重要成就之一。
1971年8月
毛主席對中央轉發《廣州軍區三支兩軍政治思想工作座談會紀要》批語：照發。
《紀要》提到：深入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注意地方無產階級先鋒隊正確的黨委領導、改進“三支兩軍”。
1971年8月—9月
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主要內容：
要馬主義，不要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陰謀詭計。
路線決定一切，路線是綱，綱舉目張。
反對理論高度的先驗論、天才論，堅持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集體智慧。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101團結批評教育。
毛主席特別指出：“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可見原則問題毛主席絲毫沒有讓步。
毛主席還指出：軍隊要謹慎，反對驕傲，反對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有思想分歧要擺事實、講道理。軍隊注意學習文化又練兵、向全國人民學習、尊重人民群眾。
毛主席指出——解放軍內部要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但是對人民、對戰士、對下級必須和氣、不能耍驕傲、居功自傲，軍閥作風必須克服掉。老干部要團結教育幫助，大多數都是好的。
1971年11月8日
毛主席對中國代表團團長擬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稿批語：“同意。”
主要內容：臺是中國領土，反分裂；全世界各國一律平等，任何國家無權欺壓別國；反對大國優越感，反對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帝國主義。
重返聯合國，打破了帝國主義封鎖，迎來了新的外交高潮——之后，1972到1976，尼克松訪華，中美破冰，打破了美帝數十年的封鎖；中日建交、中國和歐洲（聯邦德國等）大量國家建交、中國和第三世界亞非拉大量國家的交往也更加密切、支援世界發壓迫事業和亞非拉發展事業力度也更大了。
1971年11月
毛主席批示：《“571工程”紀要》照發——可見毛主席不怕批判、不怕詆毀、不怕辱罵，對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有信心。
1971年12月
毛主席對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批語：“照發。”
《指示》內容：正確處理集體積累和社員分配的關系，認真搞好糧食分配，勤儉辦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切實解決超支戶問題，貫徹“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
1972年1月
毛主席對陳毅悼詞稿批語：“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
可見，紀念一位偉人、追悼一位偉人、尊重一位偉人的場合，不宜還非要說人家的“過錯”。
1972年4月
毛主席對中央《關于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門”現象的通知》的批語：“同意。”
《通知》內容：高等學校反對少數干部利用職權內定名單、請客送禮、走后門進入，干部子女和廣大工農子女在招生中要一視同仁，反對特權化。
1972年8月
毛主席對外交部關于中國、聯邦德國建交和謝爾訪華復電稿批語：“宜讓田中先來，謝爾后到。”田中也就是田中角榮。毛主席的規劃——先中日建交（近一些），之后中德建交。
1972年9月，田中角榮訪華；1972年10月，聯邦德國外長謝爾訪華。
1972年12月10日
毛主席指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做好最困難準備（準備打大仗），為人民積累戰備糧和救災糧，反對霸權主義、自己也不當霸權主義。
1973年6月—11月
毛主席對馬里元首特拉奧雷說：整個非洲要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毛主席對莎菲副總統說：我們總是支持你們的。全世界人民要團結，反抗剝削壓迫。
毛主席對塞拉利昂總統史蒂文斯和外長盧克說：你們發展對世界有好處，非洲人民總是要起來的。
在從20世紀 50年代至 70年代，中國對非援助總計達77億元人民幣之多。
1974年2月—11月
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中說：注意團結95%以上的人，不可主觀片面，要注意調查研究、團結意見不同的同志、研究國內外動態。
1974年2月22日—25日
毛主席和贊比亞的卡翁達說：美蘇第一世界，我們亞非拉大多數第三世界，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第二世界，這三個世界是當下現實。
毛主席對阿爾及利亞的布邁寧說：有帝國主義就會有侵略戰爭，必須準備打仗，做最困難準備，準備打大仗。
毛主席對卡翁達說：你們要幫助人民、要對人民好，不然會垮臺。
當卡翁達贊頌中國對他們的無私援助的時候，毛主席講：我們援助你們的工作人員，以及不管哪個國家的人，如果敢大國沙文主義、敢瞧不起非洲人民、敢尾巴翹上天，那就要教育、處分、趕回來。
毛主席極其有戰略遠見的告訴卡翁達——非洲最好統一起來。
1974年3月25日
毛主席和坦桑尼亞的尼雷爾談話說：第三世界要團結起來，南非白人控制非洲人民也是不公平的，我們支持南非的斗爭。
當尼雷爾感謝中國對非洲的幫助的時候，毛主席說：幫你們醫療，關鍵是教會你們的醫生；幫你們搞鐵路，關鍵是教會你們如何搞——勘察、各種建設、修路、橋梁……各種技術人員都要這樣——這樣我們一走，方便你們管理了。
1974年4月4日
毛主席對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發言稿的批語：“好，贊同。”
發言稿主要內容：復述毛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說明美蘇超級大國是當代國際最大的剝削者、壓迫者，發展中國家要獨立自主的發展自己的經濟，爭取政治獨立，為反殖民、反帝反霸作斗爭，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堅決支持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站在第三世界這邊，支援世界人民反帝斗爭，中國自己堅決不當超級大國。
1974年5月25日
毛主席和希思（英國前首相）談話提到：我們做了最困難準備，時刻準備打大仗，你們歐洲強大起來我們高興（有利于制約美蘇），并對希思為中英關系正常化做的工作表示認可。
當希思談到英國可能在技術方面給我們提供幫助的時候，毛主席說：你們幫助我們，我們高興。希思表示樂于幫助。
污蔑毛主席閉關鎖國的閉嘴！
1974年8月
毛主席指出：“現在，以安定團結為好。全黨全軍都要團結。”
可見毛主席對內部團結的重視。
1974年12月
毛主席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
“關于理論問題，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可見毛主席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視。
“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固態，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保留了資本主義因素——“資產階級權利”、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始終存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進步因素和非進步因素斗爭，而按勞分配就是非進步因素、資本主義因素的保留。這個變動的社會之中，非進步因素就是要隨著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逐漸的限制、打擊、破除、淘汰的，相對于共產主義目標、無產階級立場，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法權就不得不居于次要的、被限制的地位。不然的話，兩大因素斗爭中，非進步因素一旦占據主流、到了擴大和變質的地步，代價就是資本主義的復辟。
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工資制度的不平等，背后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不平等，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分工中不同等級的不平等——干部階層和群眾、體力勞動階層和腦力勞動階層、簡單勞動階層和復雜勞動階層、工人階級和農民。
存在這種社會生產關系分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自然就會有相當一部分干部滋長這種上層建筑——以自己在社會分工中處于管理地位自居、以按勞分配中自己勞苦功高、多勞多得自居，從而驕傲自大、脫離群眾、蔑視群眾、背叛群眾、腐化變質（劉青山、張子善，多勞多得，處于干部地位，處于社會政治經濟管理地位，以革命功臣自居，脫離群眾，腐化變質，這就是典型）——干部階層腐化變質的力量一旦沒有無產階級大民主的揭露、監督、制約、粉碎，腐化變質的干部階層就會為所欲為，借機復辟資本主義——復辟人剝削人。
按勞分配背后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同階級、階層之間的等級分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這樣分工的經濟基礎，就有享有特權立有特功的部分階層居功自傲、腐化變質的生產關系土壤——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毛主席對這一問題看的最敏銳、最深刻。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所以，毛主席說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本質上含義是什么？——第一，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相對于共產主義進步因素也就是共產主義實現的目標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非進步因素也就是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要處于次要的地位，所以被限制；第二，把這個“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權利）”限制在“按勞分配”之內，不讓其變成非社會主義的也就是變質的——“擴大的資產階級法權（鋪張奢華的腐化特權,已經不是原來的“資產階級法權”）”，抵制人與人之間收入差距的嚴重擴大，而不是徹底全面取消按勞分配本身；第三，限制、打擊資產階級法權的消極影響——社會主義階段生產關系的分工帶來的干部階層等多勞多得的相對高等級的群體脫離群眾、蔑視群眾、自以為是、居功自傲、腐化變質、向資產階級倒退這一消極影響；第四，根據農村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不教條的套用“按勞分配”，而是實行必要的按需分配——根據農村現代化建設需求，無償支援農村掃盲事業、無償支援農村醫療事業、無償支援農村水利工程的建設事業。
如果限制干部，預防干部階層腐化變質，關鍵就是無產階級有實實在在的實際的民主權力，所以毛主席創造性的探索出了四大民主、兩參一改、全民皆兵、戰私批修的道路，探索無產階級真正意義上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支配權的道路。這是探索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探索真正的公有制。
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需要國家、需要政府、需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不能絕對取消“權威”。但是，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既然是“公有制”、既然是“社會主義”，必須不能完全包辦代替、不能絲毫不給無產階級、普通勞動群眾對于生產資料和政權的支配權力，必須在實踐中探索無產階級真的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民主支配權利的道路——不然的話就不能叫真正的“公有制（無產階級對生產資料有支配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真的對政權有支配權）”（這也是列寧晚年所要探索的重要道路，不過列寧去世過早，后來毛主席首次大規模全面的探索出了這條全新的道路·。），不然的話就是“職業精英一長制”和“先鋒隊專政”。在過渡階段不取消先鋒隊和國家職能，但是必須探索實踐無產階級群眾真正有生產資料和政權支配權的道路，不能一小撮特權階層、精英階層完全包辦，那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
標準非常清晰——在社會主義的這一過渡階段，完全取消先鋒隊的領導是不對的，那是無政府主義；全部實行先鋒隊包辦也是不對的，那就是工人階級勞動群眾毫無對生產資料支配權、毫無對政權支配權的精英主義先鋒隊專政、精英主義一長制——無產階級如果毫無對政權和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如果只有一小撮精英完全控制一切而不受任何制約，就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真正的公有制。
毛主席真正實踐探索著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搞取消先鋒隊的無政府主義，也不搞先鋒隊完全包辦一切、無產階級毫無生產資料和政權支配權的先鋒隊專政、精英主義制，而是在保留先鋒隊作用同時，為預防先鋒隊變質而不受制約、為探索無產階級真正擁有生產資料和政權支配權、武裝力量、思想文化，領導中國人民實踐無產階級先鋒隊存在情況下的四大民主（公開全面自下而上揭露批判罷免變質干部權利）、全民皆兵（逐漸發展民兵組織）、兩參一改三結合（群眾有企業管理權，干部參加勞動）、戰私批修，走了迄今為止最具有優越性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
無產階級、普通勞動群眾真的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支配權、管理權，也是制約先鋒隊內部變質力量、預防先鋒隊變質、預防修正主義干部大搞復辟而無法制約的重要方式。
為什么赫魯曉夫集團、勃列日涅夫集團是官僚資產階級？因為他們完全掌控著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以及管理權，榨取著工人的血，用來滿足官僚資產階級特權集團的奢華生活。這不是什么社會主義，而是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官僚資本主義。
今天學習這些理論，真的佩服毛主席深邃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佩服老人家的遠見卓識。
1975年4月23日
毛主席對新華社《關于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批語提到：要反對修正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是修正主義。我黨真懂馬主義的不多，要提高大家的理論水平。
1975年5月23日
毛主席對蘇振華關于海軍建設報告批語：“同意。努力奮斗，十年達到目標。”
蘇振華報告強調：我國已經自力更生建成了相當規模的造船工業基礎，可年產5萬噸左右軍用船只，并逐年提高造船能力，爭取十年時間把海軍發展強大。
1975年6月23日
毛主席對孔從洲來信批語。毛主席說：“請劍英同志找二炮孔從舟等同志商議幾次，為盼。”
孔從洲提議發展電子對抗技術、加強電子戰工作，積極發展對敵干擾手段。毛主席比較期望并予以同意，讓葉劍英和孔從洲商議。
1975年8月14日
毛主席評《水滸》：“《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起義農民隊伍投降皇帝、否定晁蓋、變革命為反革命、打起義農民。毛主席不僅讀《水滸》透徹，而且對世界歷史預測的精準，很多話如預言一般，難怪王震不得不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
1975年9月27日
毛主席將社隊企業的三份材料轉發給鄧，寫了批語：“請考慮，此三件（兩封信及一篇報道）可否印發在京各中央同志。”
材料體現社隊企業發展取得了比較重大的成就，好多鄉村社隊企業低級到高級、從無到有逐漸發展壯大。
五十年代后期調動群眾積極性的總路線實施以來，毛主席就逐漸的首次探索出了實現農民階級轉變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社會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向社會主義發達階段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正確道路——公社為載體的全新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公社實行“工農商學兵”結合，農村的公社實行鄉村集體社組織下的鄉村自主工業化，隨著鄉村工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實現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隨著公社的發展，由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到發達階段，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這是他對社會主義建設之路做出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貢獻。
1975年12月20日
毛主席對葉劍英《關于加強電子對抗工作的報告》批語：“很好。”
毛主席支持電子對抗技術的發展，支持電子干擾設備的發展，支持發展電子技術情報工作，體現了他的高瞻遠矚，緊追時代科技發展水平最前沿。
1975年10月—1976年1月
毛主席強調：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爭？客觀上是存在的——舊社會剝削階級腐朽殘余還在，社會分工還在，剝削階級復辟的危險性是有的。
列寧的繼承人非常重要的錯誤，就是曾經有一段時間嚴重忽視了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寫《論辯證唯物主義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宣告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完全適應”，直到他晚年才有思想變化，但是為時已晚。
毛主席強調：“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主席強調：“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
毛主席很精辟的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
毛主席實事求是的指出：“為什么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毛主席精準強調——剝削階級就在先鋒隊內部，就是先鋒隊內部腐化變質的力量。
毛主席強調：“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見了？怎么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
毛主席反對打倒一切，堅持團結多數老干部。毛主席強調：“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心里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
毛主席反對知識分子脫離群眾：“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于上級，群眾高于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于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斗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這句話說的極其經典！?
憂患百姓，憂患革命，憂患黨，是毛主席暮年的重大特點；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預防黨的變質，是毛主席重要的戰略目標。面對社會現實問題，面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客觀存在的嚴峻矛盾，開辟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預防黨變質的道路，是完全正確的。
舊勢力反撲越激烈，越猛烈；舊勢力的阻撓越大，過程越曲折，恰恰體現了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決戰的困難的前所未有、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決戰的徹底性前所未有，更體現了這次決戰是迄今為止和人類進入剝削階級社會以來數千年私有制帶來的一切腐朽產物進行的最徹底的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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