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主席召集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和我（陶魯笳）四個人在武漢東湖畔的住所開座談會。原來我們都認為主席要座談的是預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相繼召開六中全會的問題。誰也沒有料到，當主席和藹可親地招呼我們在客廳坐定之后，一開頭卻說:
“今天找你們來談談陳壽的《三國志》。”
他習慣地拿起一根煙，一折兩截，把一截放在桌上，一截插進煙嘴，點燃后輕輕吸了一口，然后問大家:
“你們都看過這部書嗎?”
柯慶施首先回答:“看過。還看過《三國演義》呢。”
毛主席側身坐在座椅上向我們環顧了一下說道:“不過，《三國演義》是小說，《三國志》是史書，二者不可等同視之。若說生動形象，當然要推演義;若論真實性，就是說更接近歷史真實，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就不如陳壽的《三國志》啰!比如，舊戲里諸葛亮是須生，而周瑜是小生，然諸葛亮比周瑜年紀大。這可能是來源于演義，然而《三國志》上記載周瑜死才三十六歲,那時諸葛亮才三十歲，即比周瑜小六歲。”
這時李井泉插話說:“書中那么多人物、事物，看過就忘了，不如主席記得那么清楚。”
主席說，為什么記不清楚呢?要想記得清楚，看書就得講究方法，讀書的方法無非兩條，第一條要學會用聯系的方法看書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條要學會當評論員。
在這次座談會10天之前，即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主席說:
“把商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在這次座談會上，他詳細地談了自己對這三位歷史人物的評價。
談到曹操，毛主席說，你們讀《三國演義》和《三國志》注意了沒有，這本書對曹操的評價是不同的。座中有的同志說，一個是貶，一個是褒。主席說，是的。《三國演義》是把曹操看作奸臣來描寫的；而《三國志》是把曹操看作歷史的正面人物來敘述的，而且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為《三國演義》又通俗又生動，所以看的人多，加上舊戲上演三國戲都是按《三國演義》為藍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臺上就是一個白臉奸臣。這一點可以說在我國是婦孺皆知的。毛主席說到這里，憤憤不平地說，現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兩千年也要翻。他實事求是地評價曹操說:“曹操統一北方，創立魏國抑制豪強，實行屯田，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和發展，是有功的。說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這個冤案要翻。"
談到紂王，毛主席說，史書上把紂王描寫得像一個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壞人。太過分了。連孟夫子也為他抱不平地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桀紂之惡未有如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均歸焉。”紂王寵妲己、剖比干心，這兩件壞事，使他得到了一個大暴君的惡名，于是天下之惡就都歸到紂王頭上了。似乎他什么好事都沒有做。其實紂王這個人聰明善辯，能武能文。他打起仗來是很有英雄氣概的。商朝晚期，江淮之間的夷人強盛起來，威脅商朝，紂王的父輩曾幾次對東夷用兵，得了些勝利，但沒有打退東夷向商朝的擴張和侵犯。紂王當政后親率大軍東征夷人。打了一場空前的大勝仗，俘虜了“億兆夷人”,由此打退了東夷的擴張，保衛了商朝在東南方的安全。而且紂王尚武重文，他對東南的經營，使中原文化逐漸發展到了東南，這對我國歷史是有貢獻的。毛主席說，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標志著商朝已開始有了商品交易，到紂王時已成為當時最富強的、文化最高的奴隸制國家。
毛主席說，紂王亡國的教訓，一是對周文王、周武王勵精圖治、吸收商人文化、促進周族社會的發展，積極準備推翻商朝的統治，完全喪失了警惕性。根本不聽商朝大貴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的反復進諫。結果，比干被殺，箕子被囚為奴,微子見勢不妙逃走了。紂王陷入了眾叛親離的絕境。一是紂王不會做俘虜工作，把大量戰俘集中于京城附近;而周人在紂王的戰俘中卻做了內線工作。當周武王率領的大軍距商都70里的地方，商王宮廷才得到消息，趕忙停止為歡慶勝利而舉行的歌舞和酒宴，開始討論應敵的對策。這時商朝的主力軍還遠在東南戰場，一時征調不回來，紂王只得把大量東夷戰俘武裝起來開向前線。結果，戰俘紛紛起義，掉轉矛頭，配合周軍進攻商紂。紂王見大勢已去，登鹿臺自焚而死“紂克東夷而殞其身”，這就是商朝的結局，紂王的悲劇。
談到秦始皇，毛主席說，人們從書中得知，秦始皇有焚書坑儒的惡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壞人。焚書坑儒當然是壞事，它把蓬蓬勃勃發展起來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給挫折了。但我們對什么事都應當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問什么書都焚，也不是不問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書，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實只有460人。孟子主張“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書是“以古非今”的。而荀子一派則相反，主張“法后王”，推行法家一派的學說。秦始皇是主張“法后王”，反對“法先王”的。所以，他并不坑荀子一派的儒，也不焚荀子一派的書。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張值得贊賞。當然，我并不贊成秦始皇的濫殺人。當時，要由奴隸制國家轉變為封建制國家，不實行專政是不行的。但對孟子一派采取焚書坑儒的辦法，太過火了。政治上要實行專政，文化上要提倡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我們現在就是這樣。這一條秦始皇是辦不到的。說秦始皇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太武斷了。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統一了原來各國的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字，變分封制為郡縣制。這些事關中華民族興盛的大事，能說不是好事嗎?秦始皇還在陜西關中開鑿了有名的鄭國渠，300余里，可灌溉農田四萬余頃，直接于生產有益，于人民有益。秦國也因此富強起來，終于把六國吞并了。能說這不是好事嗎?
秦始皇是一個大獨裁者，有些歷史學家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的。毛主席認為，對于這一點也應該有分析。秦始皇有獨裁的一面，也有高度集中統一領導的一面,二者有區別又有聯系。后者在秦始皇吞并六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是他取得成功的一個積極因素。秦始皇當全局的情況看準之后，他善于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而且在實行主攻任務的時候，有很大的決心，很大的氣魄，很頑強的毅力，敢于力排眾議，不聽那一套動搖軍心的話。
在1959年4月上海會議上，毛主席針對當時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義，本位主義、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況，提出:要學習和借鑒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時要學會走群眾路線。也就是把集中統一的領導和群眾路線統一起來。毛主席說，不利于群眾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國家，沒有什么有利于群眾而不利于國家的事。秦始皇并不是沒有過錯，給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還有重大的過錯歷史上的秦始皇搞專制獨裁，同群眾路線是根本對立的。現在我們需要的是走群眾路線的“秦始皇”。一方面領導上不要給人亂戴帽子，允許保留意見，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方面領導要以身作則，提倡作自我批評。這樣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經過不同意見的爭論，在這個基礎上集中起來，這是革命的“秦始皇”，集中統一就有了群眾基礎。
為什么秦朝在秦始皇死后，不到三年就滅亡了?古來許多政治家、歷史家做過多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對漢朝賈誼的《過秦論》最為贊賞。他說，賈誼是政治家、歷史家，他寫的《過秦論》是以人民力量和人民的向背為基本立足點，來觀察國家興衰、帝王成敗的。所以，《過秦論》最后的一句話概括秦朝速亡的原因是:“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對人民施行暴政，喪失民心。這是值得后世吸取的深刻教訓。
毛主席對三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的評說，具體生動地體現了他提倡讀歷史書要用“聯系”和當“評論員”的兩條方法。所謂“聯系”，按照辯證法，各種事物都有對立的兩個側面，“聯系”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系，而不是什么無緣無故的聯系。如前所述，毛主席針對工作中存在著的分散主義，要求高級領導干部像秦始皇那樣善于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以加強集中統一的領導。而集中統一的領導和分散主義在一個領導體系內是對立的兩個側面，它們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相互轉化。這就是毛主席用“聯系”的方法讀史用史的例證之一。毛主席對三位歷史人物的評論，說明他當“評論員”站得高，看得遠，不囿于已有的歷史結論，而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獨到見解。
總之，毛主席提倡的“聯系”和當“評論員”的讀書方法，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聯系”才能拓寬視野，有所比較，學以致用;只有當“評論員”才能有分析、有鑒別、有結論。離開了“評論”的聯系，就缺乏靈魂;離開了“聯系”的評論就沒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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