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毛主席首創的正確的革命思想
早在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主席就首次對中國社會的階級情況進行了詳細的、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具體的根據各階級在社會生產關系地位分析了各階級的政治態度，正確的判斷了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對于革命的態度。之后，毛主席總結：“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革命的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動力包括是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左派，但是也要時刻提防他們。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對象、動力，在這篇文章，毛主席很早已經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毛主席早在1925年3月就大力領導湖南農民運動，在韶山大力發展農民協會和黨組織，發展農村的革命政治力量。也是很早在1926年9月，毛主席就首次提出：“ 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的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黨里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
而且，早在1926年領導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毛主席就逐漸發展了農民武裝。“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科學論斷就是毛澤東的首創?
1926年9月，毛主席還講：“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藉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推翻地主政權，一切權力歸農會，在農民中建立貧農、下中農為主力的政治領導機構，也是毛主席的創造。而且也是早在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主席就清晰明確提出了必須“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到1926年11月，湖南全省有55個縣建立了農協組織，農協會員就超過了130萬人。1927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總結——“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逐漸在農村發展了革命因素濃厚的農村政治力量。
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而提出的都是早于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所謂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實際上在當時好多都是要慢于中國同志自身的。共產國際的所謂正確的意見好多都是毛主席更早提出的，而共產國際提出的還有很多其他意見在當時也證明是錯誤的——特別是共產國際長期對蔣介石抱有的嚴重幻想、好感，對當時陳獨秀為代表的很多共產黨人起了嚴重的誤導作用，國民大革命失敗、革命事業遭到災難性打擊，共產國際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且，陳獨秀之所以對共產國際比較依賴，和他需要共產國際的資金援助有很大關系。當李立三的一些選擇也違背了蘇聯意愿的時候，李立三也被共產國際立即“停發經費”。最后，只有深刻理解當時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毛主席找到了獨立自主解決經濟命脈的方法，從而根本上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
為什么我們要理直氣壯說中國共產黨就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呢？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經濟、思想全面的獨立都是毛主席帶領下才實現的。只有毛主席帶領下，華夏大地才出現了真正獨立自主的、真正有了自己獨立的槍桿子和錢袋子的、有了自己的獨立自主的指導思想和革命道路的真正的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
《論中國革命的前途》
斯大林（1926年11月30日）
同志們！在談到本題以前，我認為必須聲明，關于中國問題，我手頭缺乏展示中國革命全貌所必需的詳盡材料。因此，我不得不只談幾點帶原則性的和中國革命基本方向問題有直接關系的一般意見。
關于中國問題，我有彼得羅夫的提綱、米夫的提綱、譚平山的兩個報告和拉費斯的意見書。我認為所有這些文件雖然各有長處，可是都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它們都忽略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問題。我認為首先必須注意這些缺點。因此，我的意見將同時帶有批判性質。
一、中國革命的性質
列寧說過，中國人在最近期間將有自己的1905年。某些同志把這句話了解為在中國人那里一定會一模一樣地重演我們俄國1905年所發生過的事情。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列寧根本不是說中國革命將是俄國1905年革命的翻版。列寧只是說中國人將有自己的1905年。這就是說，除1905年革命的一般特點外，中國革命將還有它自己獨有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又一定會給中國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別標記。
這些特點是什么呢？
第一個特點是中國革命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鋒芒指向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的民族解放革命。這就是它首先和1905年俄國革命不同的地方。因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不僅表現在它的軍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現在中國工業的命脈即鐵路、工廠、礦山、銀行等都處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支配或控制之下。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和外國帝國主義及其中國走狗作斗爭的問題不能不在中國革命中發生重大作用。這就使中國革命和世界各國無產者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直接結合起來。?
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一點毛主席提的更早，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提到了。
中國革命的第二個特點是中國大民族資產階級極端軟弱，它比1905年時期的俄國資產階級軟弱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業的命脈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手里，中國大民族資產階級就不會不軟弱和落后。在這一方面，米夫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是中國革命特有的事實之一，是完全正確的。由此應該得出結論，中國革命的倡導者和領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然應當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擔任。
革命動力和領導階級——毛主席分析的更早更具體，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提到了。
同時不應該忘記中國革命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在中國旁邊有蘇聯存在著并且發展著，它的革命經驗和它的幫助不能不對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中國中世紀封建殘余的斗爭起促進作用。
決定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方向的中國革命的主要特點就是如此。
二、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
前面提到的那些提綱的第一個缺點，是它們都忽略了或低估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問題。要是細讀這些提綱，就可能認為目前中國，說實在的，并沒有帝國主義的干涉，而只有北軍對南軍的戰爭，或一派軍閥對另一派軍閥的戰爭。并且有些人慣于把干涉了解為確有外國軍隊進入中國境內這樣一種狀況；如果沒有這種事實，那就沒有干涉。?
同志們，這就大錯特錯了。干涉決不限于軍隊入境，而軍隊入境也決不是干涉的主要特點。在資本主義國家現今革命運動的條件下，在外國軍隊直接入境可能引起許多抗議和沖突的時候，干涉已帶有比較圓滑的性質和比較隱蔽的形式。帝國主義在現今的條件下進行干涉，偏重于采取在附屬國組織國內戰爭的辦法，采取資助反革命勢力反對革命的辦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財政上支持其中國走狗反對革命的辦法。帝國主義者喜歡把鄧尼金和高爾察克、尤登尼奇和弗蘭格爾反對俄國革命的斗爭描繪為純粹的國內斗爭。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而且不僅我們，連全世界都知道，站在這些反革命的俄國將軍背后的是英、美、法、日帝國主義者，假使沒有他們的支持，俄國根本不會有嚴重的國內戰爭。關于中國也必須這樣說。假使各國帝國主義者不鼓勵吳佩孚和孫傳芳、張作霖和張宗昌，假使各國帝國主義者不供給他們款項、軍械、教官、“顧問”等等，這些反革命軍閥反對中國革命的斗爭簡直是不可能的。
廣州軍隊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們有思想，有熱情，這鼓舞著他們為擺脫帝國主義而斗爭；在于他們給中國帶來解放。中國反革命軍閥的力量在哪里呢？在于他們背后站著各國帝國主義者，站著中國所有一切鐵路、租界、工廠、銀行和洋行的老板。
因此，問題不僅僅在于或者甚至并不在于外國軍隊的入境，而在于各國帝國主義者給予中國反革命的援助。假他人之手進行干涉，——這是現在帝國主義干涉的根本特點。
因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是毫無疑問的事實，這也正是中國革命的矛頭所向。
因此，誰忽略或低估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事實，誰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國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東西。
據說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廣州派和整個中國革命有表示“好感”的某些跡象。據說美國帝國主義者在這方面也不落后于日本帝國主義者。同志們，這是自己騙自己。必須善于區別帝國主義者（包括日、美帝國主義者）的政策的本質和它的偽裝。列寧常說，革命者很難被棍棒和拳頭制服，可是，他們有時卻很容易被親善制服。同志們，永遠不要忘記列寧說的這個真理。十分明顯，日、美帝國主義者是很好地領會了這個真理的意義的。因此，必須把帝國主義者對廣州派的親善和恭維同最殷勤地表示親善的帝國主義者死抓住“自己”在中國的租界和鐵路而不肯放棄這一事實嚴格區別開來。?
對帝國主義的批判論述基本正確，但是反帝反買辦資產階級的道理，1925年毛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提到了。
三、中國的革命軍隊
對于前面提到的那些提綱的第二個意見是關于中國革命軍隊的問題。因為軍隊問題在這些提綱中都被忽略或低估了。（有人喊道：“對！”）提綱的第二個缺點就在這里。通常不是把廣州派的北進看作中國革命的展開，而是看作廣州軍閥對吳佩孚和孫傳芳的戰爭，看作一些軍閥和另一些軍閥爭雄稱霸的戰爭。同志們，這就大錯特錯了。中國的革命軍隊是中國工農爭取自身解放的極重要的因素。在今年5月或6月以前，有人估計馮玉祥軍隊失敗后中國的局勢是反動勢力得勢；可是后來，在今年夏天，當廣州派常勝軍向北推進而占領湖北時，局面就根本改觀而有利于革命了，難道這是偶然的嗎？不，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廣州派的推進就是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對其中國走狗的打擊，就是給中國一切革命分子，特別是給工人以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中國革命軍隊的特點和極重要的意義就在這里。
從前，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革命是這樣開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沒有武裝或武裝很差的人民舉行起義，他們和舊政權的軍隊發生沖突，他們竭力瓦解這種軍隊，或者至少把一部分軍隊拉到自己方面來。這是過去革命爆發的典型形式。1905年我們俄國的情形也是這樣。中國的情況卻不同。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中國革命軍隊的特殊意義正在這里。、
局限——這時他信賴蔣介石的軍隊，沒有重點強調無產階級自己通過發動和組織農民發展工農武裝。而毛主席早就從1926年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開始，就注意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獨立自主的領導農民武裝力量。?
這就是為什么對革命軍隊的低估是上述那些提綱的不可容忍的缺點。
由此應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特別注意軍隊工作。
第一，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盡力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軍隊成為中國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體現者。這一點所以特別必要，因為和國民黨沒有絲毫共同點的各種各樣的軍閥現在都依附廣州派，依附這股正在摧毀中國人民的敵人的力量，而他們在依附廣州派時，也把腐化作風帶進了軍隊。要使這些“同盟者”不起什么作用或者使他們成為真正的國民黨人，只有加強政治工作并對他們進行革命監督。不這樣做，軍隊就會陷于極困難的境地。
認知局限——還是在刻意強調國民黨軍隊工作，而不是重點強調無產階級自己建立農民武裝。而毛主席的認識比斯更徹底、更深刻。
第二，中國革命者，包括共產黨人在內，應當著手深入研究軍事。他們不應當把軍事看作次要的事情，因為軍事在中國現在是中國革命極重要的因素。中國革命者，其中包括共產黨人，應當學好軍事，以便逐漸前進并在革命軍隊中擔任某些領導職務。要使中國革命軍隊循著正確道路徑向目的前進，其保證就在這里。不這樣做，軍隊中的動搖和猶豫就會不可避免。
認知局限——僅僅是強調在國民黨的“革命軍隊”擔任領導職務，還是沒有注意應該重點強調無產階級獨立自主的組織農民武裝。而毛主席1926年領導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的時候就想到了獨立自主的發展農民武裝。?
四、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
第三個意見是提綱中對于中國未來革命政權性質的問題沒有估計到或者估計不足。米夫在他的提綱中剛接觸到這個問題，這也就是他的貢獻。但是他在剛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不知道怕什么，不敢把問題徹底闡明。米夫認為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將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小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是什么意思呢？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期也是小資產階級政黨，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革命的政黨。這是不是說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將是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的政權呢？不，不能這么說。為什么呢？因為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的政權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政權，而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不會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里有根本的差別。
麥克唐納政府甚至是“工人的”政權，但它同時又是帝國主義的政府，因為它是以保存英國的帝國主義政權例如在印度和埃及的政權為基礎的。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優于麥克唐納政府的地方就是它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問題不僅在于廣州政權（未來全中國革命政權的萌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而首先在于這個政權是并且不會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個政權的每一進展都是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打擊，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革命運動的打擊。
亮點——提到反帝。
列寧說得對，既然從前，在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前，民族解放運動是一般民主主義運動的一部分，那么現在，在俄國蘇維埃革命勝利和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后，民族解放運動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了。
這個特點米夫沒有估計到。
我以為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就其性質來說，大體上將類似我們在1905年所說的那種政權，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然而不同的是，這主要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這將是中國走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或者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
局限——斯大林對政權性質的概括還不夠清楚。而毛主席后來首次創造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說的最清楚——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其他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反帝反封建的各階級的聯合專政。
這就是中國革命應當走的方向。
下面三種情況有利于這條革命的發展道路：
第一，中國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它的矛頭將指向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
第二，中國的大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比1905年時期俄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更軟弱，這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使無產階級政黨對中國農民的領導易于實現；
毛主席在1925早就有了關于革命對象、革命領導階級、革命動力的科學論述。
第三，中國革命將在可能利用蘇聯勝利了的革命的經驗和幫助的情況下發展起來。
但是實際上一系列實踐正面列寧去世之后共產國際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阻撓，甚至在后來導致土地革命時期90%的革命力量的毀滅。也正是徹底打破了對共產國際的迷信之后，在毛主席領導下，真正的獨立的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才逐漸誕生，所以真正的中國共產黨無疑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
這條道路是否一定和絕對能取得勝利，這取決于許多情況。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很明顯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任務正是為中國革命的這條發展道路而斗爭。
由此就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怎樣對待國民黨和中國未來革命政權這個問題上的任務。有人說，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退出國民黨。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中國共產黨人現在退出國民黨將是極大的錯誤。中國革命的全部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毫無疑問地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應當留在國民黨內，并且在那里加強自己的工作。
但是，中國共產黨可不可以參加未來的革命政權呢？不僅可以而且必須參加。中國革命的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雄辯地說明中國共產黨必須參加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
真正實現中國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必要保證之一就在這里。?
五、中國的農民問題
第四個意見是關于中國的農民問題。米夫認為必須立即提出成立蘇維埃即在中國農村成立農民蘇維埃的口號。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米夫往前跑得太遠了。不能撇開中國的工業中心而在農村建立蘇維埃。而且在中國工業中心組織蘇維埃的問題現在還不是迫切的問題。此外，必須注意：不能脫離環境來看蘇維埃。蘇維埃，這里說的是農民蘇維埃，只有在中國已處于摧毀舊事物并創造新政權的農民運動最高漲的時期，并且估計到中國工業中心已經沖破堤防而進入成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才能進行組織。可以不可以說中國農民和整個中國革命已經進入這個階段了呢？不，不可以。因此，現在談蘇維埃就是往前跑得太遠了。因此，現在應該提出的不是蘇維埃的問題，而是成立農民委員會的問題。我是指由農民中選舉出來的農民委員會，這種農民委員會能夠表達農民的基本要求，并將采取一切辦法以便用革命手段來實現這些要求。這種農民委員會應當成為一個軸心，農村的革命將圍繞它不斷開展起來。
認識局限——斯大林還有嚴重的城市中心論。米夫僅僅是提到了在農村建立蘇維埃，就被斯大林批評的這樣嚴重，可見，斯大林當時是非常熱衷城市中心論的。米夫也僅僅是有這樣一個想在農村建立這個蘇維埃的一個小設想，他并沒有把農村問題上升到被殖民地區革命的中心高度。首次把農村作為半殖民地革命中心，開創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無疑只有毛澤東。
毛主席早在1925年3月就大力領導湖南農民運動，在韶山大力發展農民協會和黨組織，發展農村的革命政治力量。早在1926年9月，毛主席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問題》首次提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的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黨里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
也早在1926年，毛主席在《國民革命與農民問題》首次提出在農村推翻地主政權，以及一切權力歸農會。毛主席的這一系列科學論斷，為1927年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開辟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我知道在國民黨人中間，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認為不可能在農村掀起革命，他們害怕把農民卷入革命以后會破壞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同志們，這是極端荒謬的。把中國農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提綱起草人，特別是譚平山和拉費斯說得完全正確，他們斷言立即滿足農民一些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必要的條件。我認為現在應該打破某些國民黨人物行動中那種對農民冷淡和“不介入”的態度了。我認為不論中國共產黨或國民黨（也就是廣州政權）都應當立即從言論轉到行動，提出立刻滿足農民最切身要求的問題。
在這方面前途會怎樣，可以而且應該達到什么程度——這要看革命的進程而定。我以為歸根到底應該引導到土地國有化。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棄絕土地國有化這樣的口號。
為了喚起中國千百萬農民參加革命，中國革命者應當走哪些道路呢？
我認為在當前條件下可以談到的只有三條道路：
第一條道路就是成立農民委員會以及中國革命者加入這種委員會來影響農民的道路。（有人喊道：“可是農民協會呢？”）我認為農民協會將聚集在農民委員會的周圍，或者把農民協會變成農民委員會，使它具有為實現農民的要求所必需的某種權力。關于這條道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是只有這條道路是不夠的。如果以為中國有足夠的革命者來做這件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國約有四億人口。其中約三億五千萬是漢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農民。如果以為幾萬個中國革命者就能汲干這個農民的汪洋大海，那就弄錯了。這就是說，還需要其他道路。
亮點——認識農民問題重要性，但是還是沒有認識到農民問題才是中國革命中心問題。而且農民協會本身的作用就是推翻地主政權、建立新領導機構、發展農民武裝的載體！?
第二條道路就是通過新的人民革命政權的機關來影響農民的道路。無疑地，在新解放的省份里將成立廣州政權這種類型的新政權。無疑地，這種政權和這種政權的機關，如果要真正推進革命，就應當設法滿足農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革命者的任務就在于加入新政權機關，使這個機關接近農民群眾，并通過這個機關來幫助農民群眾滿足他們的迫切要求，至于采用剝奪地主土地的辦法還是采用減稅減租的辦法，則看情況而定。
局限——斯大林還是城市中心論，通過城市的政權機關影響農民。而且還過度認可蔣介石集團，嚴重忽視了蔣介石投靠歐美帝國主義的決心。
第三條道路就是通過革命軍隊來影響農民。我已經講過革命軍隊在中國革命中的極重要的意義。中國革命軍隊是這樣的一種力量，它第一個打進新的省份，它第一個深入農民群眾，農民首先憑它來判斷新政權，判斷新政權質量的好壞。農民對新政權、對國民黨和對整個中國革命的態度，首先是看革命軍隊的行為，看它對農民和地主的態度，看它幫助農民的決心而定的。如果注意到有不少可疑分子混進了中國革命軍隊，這些分子可能使軍隊的面貌變壞，那就可以明白，軍隊的政治面貌以及它的農民政策在農民心目中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中國革命者應當采取一切辦法使軍隊中反農民的分子不起什么作用，保持軍隊的革命精神，并做到使軍隊幫助農民，喚起農民參加革命。
局限——只是強調農民參加國民革命軍隊，而不是重點強調無產階級獨立自主領導農民武裝。毛主席早在1926就重視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武裝。
據說在中國，人們都熱烈歡迎革命軍隊，但是后來，在軍隊駐扎下來以后，就有些失望了。我們蘇聯在國內戰爭時期也有過同樣的情形。這是由于軍隊解放了新的省份而在那里駐扎下來的時候，不得不這樣或那樣地靠周圍的居民來養活。我們蘇聯革命者通常能夠用如下的方法彌補這些缺點：我們竭力通過軍隊來幫助農民反對地主分子。必須使中國革命者也學會通過軍隊實行正確的農民政策來彌補這些缺點。?
六、中國的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權
第五個意見是關于中國無產階級的問題。我認為在提綱中對于中國工人階級的作用和意義強調得不夠。拉費斯問道：中國共產黨人應當面向誰——面向國民黨的左派還是中間派？奇怪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應當面向無產階級，并使中國解放運動的活動者都面向革命。只有這樣，問題才會提得正確。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同志認為工人為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律地位而舉行罷工是不應該的，勸告工人不要罷工。（有人喊道：“廣州和上海都有過這樣的事情。”）同志們，這是很大的錯誤。這是極嚴重地低估了中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綱中應當指出這種絕對要不得的現象。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勢幫助工人（即使通過罷工的方法）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狀況和法律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如果這樣，在中國進行革命是為了什么呢？無產階級的兒女在罷工期間遭受帝國主義走狗的鞭笞和拷打，這樣的無產階級是不能成為領導力量的。無論如何必須消滅這種中世紀的禍害，使中國無產者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和尊嚴，使他們能夠領導革命運動。沒有這一點，中國革命就休想獲得勝利。因此，中國工人階級為了認真改善他們的地位而提出的經濟的和法律的要求，應當在提綱中占有適當地位。（米夫說：“在提綱中已經說到這一點。”）是的，在提綱中已經說到這一點，但是可惜這些要求提得不夠突出。
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這一點毛主席早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說過了。
七、中國的青年問題
第六個意見是關于中國的青年問題。真奇怪，提綱中竟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然而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國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譚平山的報告中講到了這個問題，但是可惜講得不夠突出。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國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學生青年（革命學生）、工人青年、農民青年——所有這些青年，如果使他們受國民黨的思想和政治影響的話，都是一種可以推動革命一日千里地前進的力量。必須注意，誰也不象中國青年那樣深刻而敏銳地體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誰也不象中國青年那樣尖銳而痛楚地感覺到必須和這種壓迫作斗爭。就盡力加強青年工作這一點來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者應當盡量估計到這種情況。在中國問題的提綱中，青年應當占有自己的地位。
局限——沒有注意青年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然而這一點毛主席最早重視的。而且之后的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的《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說的更清楚更具體了。?
八、幾個結論
我想就中國反帝國主義斗爭和農民問題方面指出幾個結論。
無疑地，中國共產黨現在不能只限于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了。現在甚至連張學良這樣的反革命派也贊成這個要求了。顯然，中國共產黨應當更進一步。
其次，必須在自己面前提出鐵路國有的問題作為遠景。這是必要的，而且應該向這一方面做去。
再其次，必須注意到把最重要的工廠收歸國有的遠景。在這方面首先擺著的問題是把那些對中國人民特別仇視和特別富于侵略性的業主的企業收歸國有。接著必須把農民問題向前推進，使它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我認為最后還應該做到為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國有。
這一想法在當時不科學，后來毛主席總結經驗教訓，頒布新的土地法，我們先實行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但是暫時保持土地歸農民所有的土改，新民主主義階段也只能先這樣做，之后社會主義革命才是土地歸集體所有。
其余的問題是不言而喻的。
同志們，我想提出的意見就是這些。?
《在聯共（布）莫斯科機關積極分子會議上關于中國大革命形勢的講話(節選)》
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同志們，我就講幾句話，因為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報告，雖然一些挑撥是非的人散布謠言說，我們中央好像對中國革命的意見存在分歧。不需要再重復布哈林同志的話。我聲明，我完完全全同意布哈林同志報告講的所有觀點。那些挑撥是非者散布謠言說中央有很大分歧，這令我震驚，因為那些謠言絕對毫無根據。——這些挑撥是非者應當知道，我們沒有分歧，我們也不會有分歧（掌聲）。
現在談談問題的實質。首先講我們常說的性質問題，及前景問題，即中國革命的形勢問題。現在中國形勢怎么樣呢？在農村——是封建殘余的壓迫。拉狄克同志不承認這一點，因為他不明白，在中國農村，封建主義殘余以其特有的方式與原始積累型城市資本結合在一起。拉狄克同志不明白這一點。這就是封建殘余，就是它在中國農村壓迫農民，使他們無法生存。此其一。再者有各省的封建官吏。中國的一些省份的人口少說也達到三四千萬。掌管這些省的是省長及其幕僚，他們以種種苛捐雜稅剝削農民。此其二。那里有中央當權集團，北方的張作霖和張宗昌等，他們同樣在壓迫、掠奪、剝削農民和工人。此其三。還有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它也想方設法，挖空心思剝削中國工人。此其四。在中國，有帝國主義者。首先是英帝國主義，還有日本、法國、美國等等。這些帝國主義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們有堅船利炮；是因為這些帝國主義者把持著主要的工廠、銀行、商號和鐵路，國民經濟的命脈掌握在它們手中。中國資產階級依賴于帝國主義，因為它被像條鏈子一樣拴在英、美、日銀行身上。此其五。那么，最后，是工人和農民。
情況就是這樣，同志們。
誰是主要的敵人，最強大、最兇殘、最有威力的敵人？帝國主義。這才是主要的敵人，因為它支持中國的封建殘余、官僚政治、官吏集團，當革命者在中國刀上膛劍出鞘朝封建殘余和軍閥揮去時，帝國主義就給它們撐腰，給它們提供保護。
主要的革命力量：中國無產階級，中國人數最多的階級農民，手工業者。然后是同路人：民族資產階級。它對帝國主義不滿，因為像我剛才說的，它受到帝國主義銀行的束縛，受帝國主義商號的束縛。然后是民族知識分子。這些人中工人和農民是主要的革命動力。其余所有的階層雖然也支持反帝戰線，但卻是輔助階層，它們很重要，但畢竟是輔助性質的。從這里可看出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不是簡單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類似1905年我們經歷過的這么一種革命。
反帝反封建，農民問題是中心問題，工人階級為領導……毛主席早在1925、1926就提出了這些，而且毛主席的論述更精準、具體。?
但是，同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二者卻有區別，并且是根本區別。我們那時的革命是針對沙皇制度和地主，而在中國這里，主要說來，是針對主要勢力，即主要敵人——針對支持地主，也支持官吏的帝國主義。可見我們面對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鋒芒所向主要是帝國主義。由此，這個革命被稱為民族解放革命。
這樣，問題就出來了。在上述階段，中國的政權應當是何種性質？如果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主要動力，如果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那么顯然政權應當是民主主義性質的，也就是說，與1905年時我們所說的相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專政，以反帝斗爭為主要目的的專政。我想，我們這最后一個問題不叫分歧，因為拉狄克同志說過，他承認中國走的是建立革命民主政權的道路，即以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專政為形式的政權。所以，如果不提他對中國封建主義殘余認識混亂的話，在這一點上，我們和拉狄克同志沒有任何實質分歧。
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這個表述不全面準確，還是毛主席所創造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的表述更為精準，而且更符合中國實際情況。毛主席后來首次創造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說的最清楚——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其他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反帝反封建的各階級的聯合專政。
可是接下來我們之間就出現分歧了。拉狄克同志認為，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革命民主專政或者革命民主政權有能力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這是錯誤的，同志們。這是根本錯誤的。任何一種革命民主政權都不能消滅帝國主義。為了消滅帝國主義，應當從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拉狄克插話：我完全同意這一條）。拉狄克同志，您說過很多次，這都有記錄，說革命民主政權是一個將消滅和根除帝國主義的政權。這是幻想，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插話：我完全同意這一條，這里可能有錯誤）如果您同意，我很高興。所以，為了使中國革命能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為了這個，革命應當過渡到下一個階段，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基礎進行斗爭的階段。同志們，這才是前景。
如果我們說，革命民主性質的政權必須向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權過渡，這并沒有什么新鮮的，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列寧早在1905年講到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革命民主專政時就說過，這種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專政，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樣，有兩個方面，一是其過去，即反對封建殘余的斗爭，一是其將來，即反對帝國主義，為社會主義而奮斗。所以為了這個將來，中共應該抓住越來越多的東西，以便將現在的革命，極其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只有那時，也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真正談得上在中國根除帝國主義。
正因為如此，雖然拉狄克同志在共產主義學院的報告[5]中表示反對，但布哈林同志在這里講的中國的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的可能性，從現在的道路向社會主義道路的轉變，都是完全正確的。?
斯大林這里有嚴重的認知局限——顛倒了前提條件和結果。實踐正面，恰恰是后來毛主席第一次創造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正確，而斯大林這里說錯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義政權恰恰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才為革命的第二步——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提供了重要前提。是有了推翻帝國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有了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推翻帝國主義。毛主席創造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對了，斯大林這里的論斷錯了。
我想，拉狄克同志所有的報告中的錯誤，在共產主義學院以及在這里，在這次會議上的根本錯誤在于，他忽略了中國革命的重要因素，它所處的國際環境。他在這里慷慨陳辭，說是胡漢民在什么地方說過，他們國民黨人有時應當與這個或那個帝國主義暫時妥協。拉狄克同志慷慨陳辭，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提出將資產階級部長從中國國民政府趕出去的口號。這樣的部長那里是有的。他們不占優勢，但他們存在。他之所以不滿意，是因為我們沒有采取措施使中國像我們的十月革命那樣超階段地躍進。但他不了解，現在的世界形勢不一樣了。他的根本性錯誤在這里。他老是將目前的中國革命的形勢等同于我們的十月革命的形勢。這是愚蠢的，這是不嚴肅的。十月革命的時候，帝國主義被分裂成兩個同盟，兩個陣營，因為那時進行著帝國主義間的戰爭。那時帝國主義之間的角逐瓦解了他們自己，削弱了他們的力量。正因為戰爭的發生，正因為帝國主義前線的瓦解，正因為如此，我們俄國共產主義者那時才得以如此輕松地躍進到社會主義。就是因為這個。沒有這個，我們可能已經完蛋了。
有這樣的環境嗎？當然，沒有。現在沒有出現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從戰爭中解放出來了。中國是帝國主義的主要市場。它成為全世界帝國主義的主要市場。四億人口，龐大的鐵路網，三條大河能承載一切運送貨物到中國內部去的船只，巨大的港口上海——世界第二大港，僅次于紐約——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市場，現在帝國主義算是在爭搶這唯一的前線。日本帝國主義耍花招，裝扮成自由派，但這并不表明他們能白給中國哪怕一團羊毛。絕對如此。美國有時候會玩弄點自由主義，這并不意味著它不會向中國人開槍，絕對如此。我就不說英、法等國了。目前并不存在帝國主義在前線的分裂。并不存在交戰的兩個聯盟。不存在十月革命時期的那種有利形勢。現在中國革命的條件更為艱苦。因此這個革命將進展得很緩慢，比我們的1917年革命更慢，曲折而又坎坷，失敗和成功相伴，挫折和跳躍共存。而且毫不奇怪，在這條曲折行動的道路上，國民黨政權有時不得不與帝國主義達成妥協，以便先消滅一個敵人，再消滅另一個敵人。全部一起消滅相當困難，同志們……與中國人相比，雖則我們同西方工人的聯系比較密切并且得到他們的支持，況且還是在戰時帝國主義分裂的形勢下，但就是這樣，我們在各個革命階段推動革命都還是舉步維艱。毫不奇怪，中國人缺乏這些有利因素，必然艱難得多。毫不奇怪，中國革命的進度會慢一些。拉狄克同志的錯誤在于，他不明白這個國際形勢的差異。
斯大林這段話的優點——承認中國革命比蘇俄革命更困難更艱苦，承認中國是當時世界帝國主義1的主要市場和世界帝國主義爭奪最激烈的地區，所以知道中國革命更曲折的歷程。
斯大林這段話的缺點——對當時的國民黨嚴重抱有幻想，低估了民族資產階級蛻變為買辦資產階級的巨大的可能性，低估了國民黨之后做的不僅僅是“妥協”，而是把貨幣發行權控制權和工業經濟命脈全部移交給了國際資本。共產國際長期對國民黨抱有極大好感，這是他們的嚴重認知局限。?
聽了拉狄克同志的發言，我就想：如果讓他來領導革命，他就會慷慨激昂地唱一番革命高調諸如趕走資本家部長、上海立即舉行武裝起義之類，三下五除二就把革命糟蹋完了。（笑聲）
所以我說，拉狄克同志的根本錯誤在于，他沒有研究國際形勢，沒有看到現在帝國主義像一道墻一樣擋在中國面前，它不像我國十月革命時期那樣處于分裂狀態。
拉狄克同志的其他所有的錯誤都發端于此。
舉個例子，就說上海問題吧。拉狄克同志說，上海人民應當起義，立即趕走帝國主義。這是愚蠢的，同志們。拉狄克同志不知道，我現在秘密地告訴他，自從南京槍擊事件后，我們從上海接到過類似的電報，里面說：我們想舉行起義，立即武裝推翻帝國主義。我們回答他們：再等等，同志們，不要單獨組織上海工人與帝國主義軍隊戰斗。形勢如此，現在不能進行決戰。我們希望上海工人穩住，為以后的決戰保存力量。我們不希望上海工人組織巴黎公社那樣的流血行動。上海工人——這是中國革命的根本推動力。我想問：決戰剛剛開始就讓這個推動力遭到毀滅，難道是明智的嗎？顯然，不是，這形同犯罪。這就是拉狄克同志不想搞清楚的地方。
我們禁止他們組織武裝暴動，保住了實力，用于未來的反帝斗爭。而戰斗才剛剛開始。根本問題還沒有擺上日程。應當從帝國主義手中把鐵路奪過來——這是一場戰斗；應當奪回各類工廠——還是一場戰斗；還應當奪回銀行——又還是一場戰斗。數不清今后還有多少戰斗。我們需要后備力量，而最好的后備力量，就是需要極其慎重地使用的上海人民。（有人插話：大聲點。）
這段話是正確的。
我剛才沒說話，再開口說話的時候，能讓你們聽見（笑聲）。
國民黨問題。國民黨是什么——它是一個由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手工業者、反帝的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黨。它是一種類似革命議會的東西，有著自己的主席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并建立了政權。有人對我們說：“不能參加這個議會。”這可不嚴肅，同志們。嚴肅的人不能這么說。這個天賜我們的革命議會，里面聚集了所有持反帝主張者的代表，應有盡有，包括明天可以擱置起來的右翼，——但現在還不能急于動它。那里有中間派，有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情況就這么擺著，有一個議會，事實上是共產黨人在那里起領導作用，共產黨周圍團結了多數人，有這樣一個在全國的意義非同小可的議會——有人居然建議我們離開它。拉狄克同志，你說，這是為什么？如果右派聽從多數人的決定，而這個多數又是我們的人，那我們見什么鬼就得退出議會，為什么急于趕走右派？難道不能利用右派，就像到今天為止所做的那樣？要是有一匹母馬，它不怎么好，可是畢竟有點用，也還聽主人使喚，哪個主人會同意把它趕走呢？（笑聲，掌聲）誰同意這樣做呢？母馬再不好，只要它聽話，能使喚，它也是馬呀。右派要是不聽話了，我們就把他們趕走。右派開始阻擋革命的時候，我們不是已經兩次趕走他們了嗎。只要我們抓住他們的把柄，我們就叫他們滾，我們還會再三次五次地甩掉他們，到時候人民就明白把右派甩開是應該的了。
斯大林這里嚴重低估了國民黨右翼蛻變為買辦資產階級、投靠國際資本的陰謀。而毛主席、蔡和森、陳延年、瞿秋白、周恩來等人早在1925年以來就和那些逐漸投靠歐美國際資本的右翼勢力作斗爭了，共產國際這里幫了嚴重的倒忙。?
在國民黨內，右派是中國人里最老謀深算的一部分人，雖然它代表少數派。這些老練的老政客，在中國之內算得上老謀深算。有時甚至是頂級的騙子。他們與商人有密切的商業聯系，他們向帝國主義送秋波，并和他們有來往。試想，把共產黨人從這么一個國民黨里拉出來將意味著什么？這將意味著——讓國民黨聽憑右派擺布，讓國民黨的旗幟，這面全中國旗幟中最深入人心的旗幟被右派耍弄，使右派更加強大。這就是拉狄克同志的策略。但究竟是誰，請原諒（笑聲），究竟是誰，除了（笑聲）（拉狄克插話：“都明白，都明白。”）有誰，除了極其精明的人（笑聲）和極其有經驗的人，可能提出現在這樣的策略？
說到右派和強行驅逐他們，拉狄克同志不明白中國存在的獨特國情。這種獨特性是什么？我順便說說：盡管這些右派身上有各種毛病，有各種缺點，是地道的資產階級性質，盡管他們是中國新的資產階級政黨的中心和將來反革命的中心，從這些人中將來會產生中國真正的反革命政黨，盡管這，盡管那，然而這些人眼下畢竟正領導著反帝軍隊。這是不是事實？獨特性就在這里。蔣介石是否領導著反帝軍隊？是的，是領導著。蔣介石明天會做什么，走向何方，我們拭目以待，但至少現在，他領導著軍隊，命令軍隊反對帝國主義，這是事實。在這方面他比所有的策列鐵里和克倫斯基們都高。當然，蔣介石沒有讀過馬克思著作，而策列鐵里和唐恩以及克倫斯基也許讀過馬克思著作。蔣介石沒有自稱社會主義者，但情況恰恰是，他高于這些社會主義者，高于這些克倫斯基、策列鐵里和唐恩之流。為什么？因為，由于事物的邏輯所致，他領導著反帝的戰爭，迫于形勢他在打仗。因為他不想失勢。而克倫斯基與帝國主義者一起，挑起反對被壓迫人民的戰爭。這就是根本區別所在。
斯大林在這里鬧了大笑話。嚴重吹捧蔣介石的“革命性”，低估蔣介石投靠歐美國際資本的反動性，甚至在蔣介石屢次制造反共事件情況下還對蔣介石百般安撫，真是脫離實際！?
這就是不能放棄利用右派的原因。目前還有可能利用他們為革命服務。我認為，像右派這樣一些人，應該利用到底。從他們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將他們像榨干了的檸檬一樣扔掉。誰不這么做，誰就是笨蛋。這是我的看法。、。
結果就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由于開展革命，建立起了一個極其獨特但非常強大、群眾基礎相當廣泛的政黨，一個工人、農民、民族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黨……這個，同志們，不是說大話——就是這樣。別以為鮑羅廷同志和其他同志在那里白呆著。如果不信，你們可以去問帝國主義（笑聲，掌聲）。這樣，同志們，就說明，如果共產黨人從國民黨退出，由于國民黨中間派和左派的組織水平差，右派就會成為領導力量，他們會將革命引上別的道路，而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道路，不是進一步開展革命的道路，而是消滅革命的道路。
把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還當“旗幟”、“標桿”，顯然是忽視了當時無產階級的獨立自主，前面還說無產階級領導權，這里又開始說資產階級的政黨是旗幟。而且這里嚴重吹捧蔣介石，忽視了蔣介石投靠國際資本和叛變革命的決心，忽視了革命的嚴峻性，斯大林這段話是非常錯誤的。而毛主席對待這件事的態度就比斯大林更理智，對右派更充滿警惕。這和斯大林遠在莫斯科而且嚴重不了解中國國情有相當重要的關系。?
……
最后說的是，有人認為我們像是在掩蓋國民黨的缺點，不向黨通報過去和現在依然在持續的國民黨右派在一些省份的惡劣行為。它有沒有槍殺、逮捕，或者以逮捕相威脅？有沒有過這樣的事實？是的，有過。以后還會有的，同志們。如果以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兩年前共產黨才開始發展的國家，在一個遭受帝國主義70年摧殘、文明程度低、組織軟弱無力、帝國主義到處進行挑撥活動的國家，——如果以為在那里不存在惡劣行為，是很難想象的。說我們掩蓋它們是不對的，如果我們沒有在這里夸大這些問題——那是因為我們應當核對“事實”，因為我們不能相信在中國發行的帝國主義的英文報刊的報道（他們經常撒謊）。其次我們不能公開地從莫斯科發出指導。我們通過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同志，采取對外界來說是內部的、不為人知的方式進行，用建議的方式來體現指導。而我們相信我們的建議會被采納和發揮指導作用。我們對此毫不懷疑。本來中國共產黨就受到責難，說它似乎靠俄國革命者的幫助才得以發展。有人叫嚷，在中國進行的不是國民革命，而是“莫斯科的狡猾伎倆”。面對這些情況，請想想該不該在報刊上夸耀我們的指導作用。這種做法是不明智的、愚蠢的和不嚴肅的。我們有別的非常嚴肅而可行的方法，以根據需要來把握方向。我們有這樣的方法嗎，拉狄克同志？（拉狄克：我深表懷疑）非常遺憾，您沒有說明這些方法為什么可疑。我想，恐怕您現在可以說，該是我而不是您做“結論”來表述一些您無法駁倒的論點了。但是，拉狄克同志，我不打算在這里，也不能演示我們擁有的各種方法和渠道。我可以說，這些方法是存在的，而且它們是切實可行的，可以達到目的。如果沒有這一點，我們就看不到國民黨的左傾化，不會有北伐大業的成功，不會把右派逼得像現在這樣躲躲閃閃和表示自己的忠誠，就不會使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動搖”，乃至有時讓帝國主義的統一陣線不再鐵板一塊。我這里說的是——日本人。他們已經感到骨鯁在喉，因為一旦革命的中國擴展到北方，那么朝鮮就要發動起來，日本人感到了，所以沉不住氣開始動搖。有了這個，怎么能說，我們沒有領導運動呢？?
斯大林這段話的缺點——脫離當時中國嚴峻的實際情況，低估了當時國民黨投靠歐美資本的決心。
這段話的優點——顯示了當時還基本堅持的國際主義原則，實際上共產國際那時也是提出指導意見，并沒強迫命令執行。但是，共產國際的錯誤意見往往被冠之以“真理”的名義，從而影響很多人的思想，這也是一種思想上精神上的過渡干預。
我就講這些了，同志們。總之，拉狄克同志的主要錯誤在于他沒有研究中國在世界政局中的特殊性——鑒于帝國主義陣線的統一，你不可能以比目前更快的速度或者和我們的十月革命一樣快的速度推動革命。那時是帝國主義陣線瓦解了，他們正兵戎相見，互相廝殺。
再者，拉狄克同志的第二個錯誤在于，他不明白，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想把國民黨交由右派擺布的話，它目前就不應當退出革命議會，退出在中國有巨大影響的國民黨。
第三，拉狄克同志的邏輯一片混亂，準許共產黨員進入政府，但不準許他們進入國民黨。這簡直是語無倫次，簡直是無稽之談，胡說八道，我甚至懶得駁斥。就說這些了。（掌聲）
這兩篇文章還是要讀的，有利于對比研究毛主席開創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相關學說的異同點。可見，里面的正確觀點基本上都是毛主席在1925、1926早就提到的，而由于共產國際脫離實際，他們也有很多和毛主席的正確觀點不一樣的錯誤觀點。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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