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作場所的階級斗爭常常表現為工人們通過集體行動對抗老板、爭取和捍衛自身的權益。那么在此基礎上，工人們是否能更進一步，踢開老板，通過民主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工作場所、經營自己的企業？對于關心工人階級命運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學者Katherine Sobering在2022年出版的《人民的酒店》一書，就生動地展示了這種可能性。
在2001年阿根廷經濟危機后，不少企業破產。但這其中許多企業的工人，并不是坐視企業倒閉、老板跑路，而是聯合起來接管和重開了自己的企業，通過工人集體自治的方式將企業繼續經營下去。鮑恩酒店的工人成立巴烏恩合作社、接管并繼續經營酒店的故事，就是阿根廷這波工人自治浪潮中的一個范例。《人民的酒店》一書基于豐富扎實的田野材料，細致描繪了鮑恩酒店工人接管企業的過程，和合作社日常運作的狀態與機制。在民主自治的過程中，工人們學習著經營管理知識，學習如何處理工人中間的種種矛盾，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創新，讓工作場所變得更平等、更自由。
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它展示了工作場所自治所帶來的一系列積極成果，還在于它坦誠地揭示了工人們在嘗試民主自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一系列嚴峻挑戰、工人們試圖去應對（或者未能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以及這些挑戰如何對民主自治實踐形成制約。這些嚴峻挑戰中，有些是來自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給企業帶來的生存壓力，有些是來自于國家政策和法律層面的困境，也有些是來自于工人群體內部具體、微觀、復雜的人際關系。
這些挑戰是相互關聯的，其中最后一個方面的挑戰尤為值得注意，因為這是不同語境下的其他民主實踐也往往會遇到的。民主實踐并不只是關乎一系列制度、規章和機制，它更是一種集體生活的狀態，是塑造和維持一種平等、相互尊重的人際關系，是人們對于如何在集體中存在和行動、如何與他人及自身相處的探索。不管是一家企業、一個工會，還是機構、志愿者團體乃至學生社團，構建一種持續的、健康的民主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需要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反復調適，需要不斷的交流、相互理解與集體思考，以及“瑣碎”、日常但艱巨的情感勞動。從這個角度講，民主總是處在一種不斷被建構著的“進行時”中，它是沒有“完成時”的。這是《人民的酒店》一書給我們的一個啟發。
在書中，作者通過“真實的烏托邦”這一概念來理解工作場所民主自治的實踐。這個概念源自已故學者埃里克·賴特（Erik Olin Wright），其涵義在于：人們在試圖探索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時，應該將目光放在那些于資本主義體系的“角落”和“縫隙”中已經存在的、展現著反資本主義原則的細小實踐，并去思考這些細小實踐中如何蘊含著推動整個社會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這一概念自提出以來影響甚廣，但也伴隨著批評與反思。一些批評者質疑：局部的細小反資本主義實踐，和整個社會層面對資本主義的超越，這兩者之間的邏輯過渡是否就一定那么順利？前者是否真能給后者提供指導和啟示？
這一質疑可以幫助我們深化對工作場所民主自治的思考。這種民主實踐的確體現了反資本主義原則，但整個社會層面對資本主義的超越，需要的不只是工作場所、企業層面的民主自治，而更是全體社會成員對經濟運轉與資源分配方面宏觀決策的民主參與。換句話說，在工作場所的“小民主”之外，更需要宏觀經濟層面的“大民主”。但遺憾的是，不管是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還是曾經的社會主義實踐歷史上，都很難找到在“小民主”基礎上構建 “大民主”的有效嘗試。這些歷史恰恰反過來告訴我們，在缺乏宏觀經濟層面的“大民主”的情況下， 工作場所層面的“小民主”也處處受限，隨時面臨異化、衰敗、難以為繼的危險。
如《人民的酒店》一書所揭示的那樣，在工作場所層面構建健康、持續的民主自治實踐，已經是困難重重的艱辛過程?？上攵诤暧^經濟層面構建全體社會成員的民主自治，要更難上千百倍，甚至可能會艱難到令人絕望的程度。但宏觀經濟民主既然是超越資本主義的關鍵一環，就需要且值得人們在思想與實踐層面反復摸索。我們在面對民主實踐的相關問題時，可能需要一種“智識上的悲觀主義和意志上的樂觀主義”——這也是本書帶來的一個啟發。
十三月評論
原書標題：Sobering, Katherine. The People's Hotel: Working for Justice in Argent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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