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2020年4月22日，是列寧誕辰150周年。列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是繼馬克思、恩格斯后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和精神領袖。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俄國工人運動相結合，領導工農兵群眾奪取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使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了現實，從而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列寧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他把馬克思主義與新形勢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揭示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內在規律，總結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列寧主義階段。我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成立，直接得益于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理論，列寧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指導思想。受蘇東劇變的影響，國際上否定和抹殺列寧的地位和貢獻對國內也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削弱了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基礎和執政基礎，為了恢復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應有地位，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革命導師，小編近期推送列寧的一些經典著作和文章，以饗讀者。
論革命的兩條路線
（1915年11月7日〔20日〕）
普列漢諾夫先生在《號召報》[70]第3號上試圖提出關于即將到來的俄國革命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他引證了馬克思的一段話，這段話說，法國1789年的革命是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的，而1848年的革命則是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5頁。——編者注］在第一種情況下，政權由較溫和的政黨逐漸轉歸較左的政黨，即從立憲派到吉倫特派，再到雅各賓派。后一種情況恰巧相反（從無產階級到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資產階級共和派，最后到拿破侖第三手中）。我們的作者由此推論說，“最好能使俄國革命沿著上升的路線行進”，也就是說，使政權先轉歸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然后轉歸勞動派，然后再轉歸社會黨人。從這種推論中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俄國左派不愿支持立憲民主黨人并過早地敗壞他們的聲譽是不明智的。
普列漢諾夫先生的這個“理論性”論斷是用自由主義偷換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個實例。普列漢諾夫先生把事情歸結為先進分子的“戰略概念”“正確”還是不正確這樣一個問題。馬克思不是這樣論斷的。他指出革命在前后兩種情況下發展路線不同這一事實，然而他沒有到“戰略概念”中去尋找這種差別的原因。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到概念中去尋找這種差別是可笑的。應當到階級關系對比的差異中去尋找。同一個馬克思還曾經寫道，在1789年，法國的資產階級同農民結成了聯盟，而在1848年，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背叛了無產階級。［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頁、第7卷第27頁、第8卷第145—146頁。——編者注］馬克思的這個意見普列漢諾夫先生是知道的，但是他閉口不談，其目的是要把馬克思偽造成“司徒盧威的模樣”。在1789年的法國，是推翻專制制度和貴族的問題。在當時經濟和政治的發展階段上，資產階級相信利益的一致，不擔心自己統治的鞏固性，而同農民結成了聯盟。這個聯盟保證了革命的徹底勝利。而在1848年，已經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問題。無產階級當時未能把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小資產階級的叛變招致了革命的失敗。1789年的上升路線是人民群眾戰勝專制制度的一種革命形式。1848年的下降路線則是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背叛招致革命失敗的一種革命形式。
普列漢諾夫先生把問題歸結為“戰略概念”，而不是階級關系對比，從而用庸俗的唯心主義偷換了馬克思主義。
俄國1905年革命及其以后的反革命時期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我國有兩條革命路線：無產階級和自由派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都在爭取對群眾施加指導性影響。無產階級采取了革命行動，帶領民主主義的農民去推翻君主制和地主。1905—1906年的農民起義，同一時期的軍人騷動，1905年的“農民協會”[71]，以及頭兩屆杜馬中勞動派農民的表現不僅“比立憲民主黨人要左些”，而且比社會革命黨人知識分子和勞動派知識分子還要革命些——所有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廣泛的范圍內證明，農民表現出了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可惜，人們時常忘記這一點，但這是事實。在第三屆和第四屆杜馬中，勞動派農民盡管有軟弱性，但是仍然表明了農村群眾是具有反對地主的情緒的。
從事實而不是從“戰略”空談中得出的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第一條路線，就是無產階級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農民則猶疑不定地跟著它走。這兩個階級都反對君主制和地主。由于力量不足和決心不夠，這兩個階級遭到了失敗（雖然他們已在專制制度上打開了一個缺口）。
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行為構成了第二條路線。我們布爾什維克一直說（尤其自1906年春季以來），代表這條路線的是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這支統一的力量。1905—1915年這十年證實了我們的看法。在斗爭的緊要關頭，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一道背叛民主派而“跑去”幫助沙皇和地主。俄國革命中的“自由派”路線就在于為了資產階級同君主制的和解而“安撫”和分裂群眾斗爭。俄國革命所處的國際環境和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都使得自由派的行為必然如此。
布爾什維克自覺地幫助無產階級走第一條路線，英勇忘我地進行斗爭并帶領農民前進。孟什維克則總是滾到第二條路線上去，他們把無產階級引入歧途，使無產階級運動順應自由派的需要，——從邀請參加布里根杜馬（1905年8月），直到1906年支持立憲民主黨內閣和1907年同立憲民主黨人結成反對民主派的聯盟。（這里順便指出，立憲民主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那些在普列漢諾夫先生看來是“正確的戰略概念”在當時就遭到了失敗。為什么呢？為什么群眾不聽從英明的普列漢諾夫先生和立憲民主黨人的勸告呢——他們的勸告不是散布得比布爾什維克的廣泛百倍嗎？）
1904—1908年以及后來1908—1914年期間，在群眾的政治活動中只有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這兩個派別顯露了頭角。為什么呢？因為唯有這兩個派別有堅實的階級根基：布爾什維克派的階級根基是無產階級，孟什維克派的階級根基是自由派資產階級。
現在我們又重新走向革命。這是大家都看到的。連赫沃斯托夫本人也說，農民當前的情緒使人聯想起1905—1906年。現在我們面前又有同樣的兩條革命路線，同樣的階級關系對比，只是由于國際局勢的改變而略有不同罷了。1905年，整個歐洲資產階級都支持沙皇政府——有的給它億萬金錢（如法國人），有的幫它訓練反革命軍隊（如德國人）。1914年爆發了歐洲大戰；資產階級在各個地方都暫時地戰勝了無產階級，把無產階級卷入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濁流。在俄國，占人口多數的仍舊是小資產階級群眾，主要是農民。他們受到的首先是地主的壓迫。在政治上，他們有的人還處于沉睡狀態，有的人則動搖于沙文主義（“戰勝德國”、“保衛祖國”）和革命之間。這些群眾——和這種動搖——在政治上的代表，一方面是民粹主義者（勞動派和社會革命黨人），另一方面是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者（《我們的事業》雜志、普列漢諾夫、齊赫澤黨團、組織委員會），這些機會主義者從1910年起就下定決心沿著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道路滑下去，到了1915年更墮落到波特列索夫、切列萬寧、列維茨基、馬斯洛夫等先生們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地步，或者說墮落到要求同這些人講“統一”的地步。
這種實際情況明確無誤地規定了無產階級的任務。對君主制進行英勇忘我的革命斗爭（1912年一月代表會議[72]的口號，即“三條鯨魚”），也就是把一切民主派群眾主要是農民爭取過來的斗爭。同時還要與沙文主義作無情的斗爭，同歐洲無產階級結成聯盟進行爭取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它的階級地位產生的。軍事危機加強了促使小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左傾的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這就是俄國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勝利的客觀基礎。至于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成熟，這是無須我們在這里加以證明的；早在大戰以前，各先進國家的一切有影響的社會黨人就承認了這一點。
弄清即將到來的革命中的階級關系對比，是革命政黨的主要任務。然而組織委員會對這一任務采取回避態度，它在國內依然充當《我們的事業》雜志的忠實盟友，在國外則大談其毫無意義的“左的”空話。這個任務托洛茨基在《我們的言論報》上解決得不正確，他只是重復他那1905年的“獨創性”理論，而不肯想一想，整整十年來生活并沒有理睬他那個卓越的理論，原因究竟何在。
托洛茨基的獨創性理論從布爾什維克方面借用了號召無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革命斗爭和奪取政權的口號，而從孟什維克方面借用了“否定”農民作用的思想。據他說，農民已經分化了，分化成不同的階層了，他們能起的革命作用愈來愈小了；在俄國不可能進行“民族”革命，因為“我們是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而“帝國主義不是使資產階級民族同舊制度對立起來，而是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
這真是一個“玩弄字眼”——玩弄帝國主義這個字眼的有趣的例子！如果說在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那就是說俄國已經直接面臨社會主義革命！！那就是說“沒收地主土地”這個口號（托洛茨基繼1912年一月代表會議之后在1915年又加以重復的口號）是不正確的，那就是說不應該講“革命工人”政府，而應該講“工人社會主義”政府！！托洛茨基又說，無產階級的堅決性能把“非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也帶動起來（第217號）。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混亂到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無產階級能帶動農村非無產階級群眾去沒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完成俄國“資產階級民族革命”，那也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1905—1915年這整整十年，這偉大的十年，證明了在俄國革命中有兩條而且只有兩條階級路線。農民的分化加強了農民內部的階級斗爭，喚醒了很多在政治上沉睡未醒的農民，推動了農村無產階級向城市無產階級靠攏（布爾什維克從1906年以來就堅決主張農村無產階級要單獨組織起來，并把這個要求列入孟什維克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73]的決議）。但是“農民”同馬爾柯夫們—羅曼諾夫們—赫沃斯托夫們的對抗加強了，增長了，尖銳化了。這個真實情況是如此明顯，甚至連托洛茨基在巴黎寫的洋洋萬言的幾十篇文章也“推翻”不了。托洛茨基行動上是在幫俄國自由派工人政治家的忙，他們認識到“否定”農民的作用就是不愿意發動農民去革命！
而這就是現在問題的癥結。無產階級現在和將來都要為奪取政權、為建立共和國、為沒收土地而英勇忘我地斗爭，也就是說，為爭取農民、為盡量發揮農民的革命力量、為吸引“非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參加使資產階級俄國擺脫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斗爭。而無產階級立即利用這個使資產階級俄國從沙皇制度下、從地主的土地和政權下獲得解放的運動，不是為了幫助富裕農民去反對農業工人，而是為了與歐洲各國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
載于1915年11月20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48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27卷第76—81頁
注 釋：
[70]《號召報》（《Призыв》）是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機關報（周報），1915年10月—1917年3月在巴黎出版。
這里提到的格·瓦·普列漢諾夫的文章，題為《革命的兩條路線》，載于1915年10月17日《號召報》第3號。——93。
[71]農民協會（全俄農民協會）是俄國1905年革命中產生的群眾性的革命民主主義政治組織，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舉行了成立大會。據1905年10—12月的統計，協會在歐俄有470個鄉級和村級組織，會員約20萬人。根據該協會成立大會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協會的綱領性要求是：實現政治自由和在普選基礎上立即召開立憲會議，支持抵制第一屆國家杜馬；廢除土地私有制，由農民選出的委員會將土地分配給自力耕作的農民使用，同意對一部分私有土地給以補償。農民協會曾與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合作，它的地方組織在農民起義地區起了革命委員會的作用。農民協會從一開始就遭到警察鎮壓，1907年初被解散。——94。
[72]一月代表會議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舉行，也稱布拉格代表會議。這次代表會議代表20多個黨組織，即幾乎所有在俄國進行活動的組織，實際上起了代表大會的作用。列寧領導了代表會議的工作，在會議上作了關于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和關于社會黨國際局的工作的報告，起草了所有重要問題的決議案。會議肯定俄國新的革命高漲已經開始，規定了黨在新的條件下的政治路線和策略。代表會議宣布取消派的所作所為已使他們自己完全置身于黨外，決定把他們清除出黨。代表會議譴責了國外反黨集團——孟什維克呼聲派、前進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動，認為必須在國外建立一個在中央委員會監督和領導下進行協助黨的工作的統一的黨組織。代表會議還通過了關于黨的工作的性質和組織形式的決議，批準了列寧提出的黨的組織章程草案。代表會議恢復了黨，選出了中央委員會并由它重新建立了領導國內黨組織實際工作的機關——中央委員會俄國局。這次會議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這一新型政黨的進一步發展，對鞏固黨的統一具有決定性意義。關于一月代表會議，參看《列寧全集》第2版第21卷《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布拉格）全國代表會議文獻》。——97。
[73]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列寧在《關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給彼得堡工人的信）》（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頁）這本小冊子中對這次代表大會的工作作了分析。
列寧所說的農村無產階級單獨組織起來的這個要求，列入了代表大會關于土地問題的策略決議。這個決議說：“同時，在實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場合下和任何情況下，黨的任務都是：始終不渝地爭取成立農村無產階級的獨立階級組織，向農村無產階級說明他們的利益和農民資產階級利益的根本對立，警告他們不要受在商品生產下永遠不能消滅群眾的貧困的小經濟制度的引誘，最后，指出必須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消滅一切貧困和剝削的唯一手段。”（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冊第151頁）——98。
來 源：《列寧全集》第2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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