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樣一個問題，很有感觸，問題說：今天很多的學生和青年群體，在國家的命運和國家的前途上，他們極度的樂觀，但是在個人的命運和個人的前途上，他們又極度的悲觀。這是一種很矛盾的心理，而且是一種很普遍的心理，很多人無法理解這到底是為什么？
我不能直接明了地來解釋這種矛盾的現象，所以只能迂回地在故紙堆里嘗試著去尋找答案，于是這就不得不聊到列寧的一本著作——《國家與革命》。
正文：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引用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國家問題的論述，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旗幟鮮明地、毫不含糊地解釋清楚。把當時考茨基等人在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問題上的歪曲和修正毫無掩飾的進行批判。
列寧的批判由淺入深，概括起來是由三個層次逐漸展開的。
第一，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不是階級調和的工具。
其實這個結論在政治經濟學考試里面是最常見的一道題目，考過這個題目的可能都知道正確答案該怎么選，但是一到具體的問題上，又不可避免地滑向了階級調和論之中。
于是，在這里，就不得不首先引用一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關于國家的經典定義：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象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勿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這一段恩格斯對國家的論證和考察得出的結論十分清晰：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于是第一種歪曲就來了：
很多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迫于無可辯駁的事實，也不得不承認，只有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是，他們卻提出正是因為有階級矛盾，所以才需要國家來調和這種矛盾，于是他們得出結論——國家是階級調和的機關。
而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矛盾的調和是可能的話，革命就不會產生，工人階級也不會被推向革命化。馬克思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沖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正是因為這種“秩序”本身就是壓迫性質的，所以這種“秩序”的發展結果，總是不斷地造成革命運動。
同樣地，也是因為階級矛盾不可調和，所以歷來的國家必然配備著強大的武裝力量，而這種武裝力量根本上是不可能率屬于于勞動人民的。不管是從奴隸主時代還是到封建主時代，被“秩序”壓迫的勞動人民要想推翻一種“秩序”，就必然要組建另一支武裝力量，否則就絕無勝利的可能。這正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最深刻也最赤裸的表現。
列寧要說明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不是階級調和的工具，并不單純的只是想說明國家這個工具的作用。他突出的想要表達和宣傳的觀點是：因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所以它本質上是某個階級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的國家。簡單說，在奴隸社會，國家是奴隸主的國家，而不是奴隸們的國家，在封建社會，國家是封建貴族、封建皇族、封建地主的國家，而不是什么農民和受壓迫者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它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
這一點也正如恩格斯所說的：
“……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第二，什么樣的國家可以“自行消亡”？
如果說當時俄國關于“國家是階級調和”的觀點迷惑性還并不算很強的話，那么考茨基主義關于“國家要自行消亡”的觀點則具有了強烈的迷惑性和欺騙性。因為他的關于“國家自行消亡”的觀點，正是源引自恩格斯的“國家自行消亡”理論。
那么，考茨基的國家自行消亡觀點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他不否定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也不否認國家是經濟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但是他否定俄國的國家必須要經過后來十月革命那樣的暴力革命來推翻。他認為按照恩格斯關于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來看，國家不應該是被暴力革命推翻的，而是逐步自行消亡的。
要說這個理論當時為啥能在俄國流行，是因為恩格斯確實有一個關于“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但是當時俄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幾乎都只是聽說過“國家自行消亡”這個觀點，聽說過這樣一句話，并沒有就這個觀點的實質進行深入的了解。于是這就給了考茨基主義扭曲和閹割的空間。
他們閹割掉了恩格斯“國家自行消亡理論”里面的革命內容，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單純固有的名詞含義。這個觀點放到當時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的前夜，實際上就是在告訴大家，根本不需要這樣的革命，舊社會的國家自己就會逐漸的、緩慢的、平穩的走向消亡。這在列寧看來是不可容忍的，對于考茨基主義散布的這種流行于大眾中間的“閹割版恩格斯理論”，無異于是在否定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機會主義式的幻想舊社會的自然坍塌。
那么無閹割版本的恩格斯的“國家自行消亡理論”是怎么回事呢？
先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說的？
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于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反杜林論》
這段話說的意思再清楚不過，恩格斯所說的那個使自己成為多余的，因而會自行消亡的國家，跟那種奴隸主的國家，封建貴族的國家，以及資產階級的國家根本不是同一種國家。那種會自行消亡的國家，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后，當生產資料不再是由少數人占有，而是被所有人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當階級已經被消滅，階級斗爭和階級統治也被消滅以后，那么原先國家的那種統治人的屬性就會隨之消失，因為階級對階級的統治已經被消滅。這個時候就會出現恩格斯所說的那樣：
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反杜林論》
所以這兩種不同的國家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剝削階級需要國家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而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
如果說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不過都是以新的剝削關系代替舊的剝削關系的話，那么無產階級革命所需要的則不是以一個新的剝削階級代替舊的，而是從根本上消滅剝削制度本身。因此，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會走向自行消亡，因為國家存在的基礎消失了，即階級消失了，因此階級斗爭和階級統治也就隨之消失了。
而在此之前，則不可能繞開革命一途，而指望國家的自行消亡。如果真如考茨基主義所說的那樣，那辛亥革命就不會發生，北伐戰爭不會發生，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不會發生。
所以結論是什么？結論就如列寧所說的那樣：只有無產階級國家才會自行消亡，而資產階級國家的一般規律，只能如歷史上的封建王朝一樣，通過暴力革命消滅。
第三，國家觀上的折衷主義
如果說以上兩種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兩種不同版本的歪曲和閹割的話，那么第三種則最具有殺傷力。那就是國家觀上的折衷主義。
什么是哲學上的折衷主義？說起來也簡單，就是把矛盾不分主次，不分性質的糅合在一起，把根本對立的觀點和理論無原則無條件的混合起來。
這樣一來，從表面去看，就好像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趨勢、矛盾的一切影響等等，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但實際上卻并不能揭曉事物的本質，反而模糊了事物的本來面貌。用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最具有欺騙性，因此往往也是資產階級學者最為常見和最喜歡使用的手法。
折衷主義者，他們既承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也承認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但是他們把這些觀點，與國家消亡論，與抽象的國家，與無產階級也需要國家等等觀點統統糅合在一起，使得人們模糊不清，根本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哪一派的，到底是什么性質的。
列寧揭破了折衷主義虛偽的面紗，指出來他們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在社會斗爭已經驗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面前，他們不得不放棄以前陳腐的觀念，但是他們又不愿意接受無產階級革命的事實，因此他們采用折衷主義的迂回策略，即承認階級斗爭，承認革命手段，也承認在這個斗爭中給予工人階級一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讓步，但是一旦觸及到是否要推翻舊的資產階級國家，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他們就堅決不能讓步了。
比如他們承認工人有階級斗爭的權力，可以組織工會，組織工人運動，有罷工權等等，但是堅決不承認無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意愿來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建立一個新的，可以“自行消亡”的國家機器。
這一套理論并不是毫無依據，糅合也是有糅合的道理的，他們的道理表面看去還都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原理上。他們認為，正是因為有階級，有階級斗爭，所以才不可避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僅是資產階級需要，而且無產階級也需要。既然都需要，那為什么要廢除呢？
所以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道：“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復，硬說馬克思的學說就是如此。”
其實這里面的分歧在哪里？完全不在于無產階級到底需不需要國家，如果把爭論引導到這一點上來，無疑是抹殺了真正的分歧。
事實上真正的分歧根本不是無產階級需不需要國家，而是無產階級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列寧直接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無產階級需要的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不是舊有的由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因為在一個很長的過渡時期內，都不可避免的存在著階級，存在著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存在著資產階級復辟的土壤，因此無產階級也必然需要一個國家，但這個國家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
階級斗爭學說，其實一開始就不是馬克思發現的，如馬克思自己所說：
“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還是發現這些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敘述過這種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這些階級作過經濟的剖析。”——《馬克思給魏德邁的信》
馬克思的創造不在于發現了階級斗爭，這是資產階級學者早已發現了的，馬克思的創造在于，從社會生產實踐中認識到階級的存在是與生產的歷史階段聯系在一起的，它不是永恒的，而階級斗爭的結果必然最終創造無產階級專政，而這個專政本身是從階級社會到消滅階級的一種過渡。
一句話，無產階級需要的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直到過渡到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為止。所以列寧才說：“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國家與革命》
所以折衷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根本分歧在哪里？不在于是否承認階級斗爭，而在于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
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區別不過是資產階級形式不同，比如有的是壟斷資產階級，有的是買辦資產階級，有的是官僚資產階級（如國民黨）罷了。而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也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
以上就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批判考茨基主義之流，是如何歪曲和閹割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基本觀點。他的批判層層遞進，逐一的，不留情面的揭示了在國家觀上歪曲馬克思的種種修正的和折衷的觀點。
而早在列寧寫作《國家與革命》（寫于1917年8-9月）之前的69年前，即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就在一部偉大的著作中指出了這一系列批判的理論基礎，這部偉大的著作就是《共產黨宣言》。而關于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理論基礎在《共產黨宣言》里其實僅僅只是一句話，一句既簡單又坦率的話，這句話所要警醒的，恰恰是在流行的世俗觀念里，被認為最不值得注意、最習以為常的東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以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為神圣的東西。
這句話就是：
工人沒有祖國。——《共產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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