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蕭條與二戰之后的西方與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其政治經濟學研究路徑多為凱恩斯主義與發展型國家理論。雖然中國在處理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時，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但它對這些關鍵問題的處理卻有所不同。實際上，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實踐始終有其內在的邏輯基礎。
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非常接近“混合經濟”，自從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正式采用“混合經濟”一詞以來，這個概念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同。然而，混合經濟這個術語并沒有抓住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本質——“制內市場”。
在前工業時代的歐洲，國家的分權結構以及國家與經濟、教會和市民社會的分離，使得古典經濟學也是對國家與經濟之間分離的規范的辯護。而在中國的中央集權制下，由于其合法性來源于“天命”思想，而儒家思想作為道德哲學認為政府對人民具有責任，因此，在政府責任的框架內，國家和經濟之間的關系是具有正當性的，經濟只被看作是國家的一部分，也就是政府社會責任的一方面。也因此，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發展出經濟學理論。但這并不代表中國沒有經濟思想。
鹽鐵論
漢武帝時期，通過對富人征收賦稅和國家壟斷鹽鐵等激進手段，抵御了匈奴的入侵，并完成了擴張。在這一過程中，法家既是這些政策的策劃者，又是忠實的執行代理人。
但是，這也給農業生產、中小工商業和群眾生活帶來了某些不便與困難，特別是剝奪了地方諸侯和富商大賈的既得利益。于是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問題，成了儒家與法家爭論的焦點。
在公元前81年前夕，中國經歷了兩個國家建設周期，即戰國時期和漢武帝時期，這是儒法國家形成的時期，儒家學者開始在國家官僚機構中占據主導地位，而國家官僚機構又是按照法家思想建立起來的。而鐵鹽之爭，反映了一種政治形勢，即由已故皇帝建立的中央集權國家仍由他的法家助手們守衛，但它面臨著來自強大的地方和私人利益集團及其儒家代言人的嚴峻挑戰。
辯論是圍繞兩組關鍵概念進行組織的，即生產和分配、國家和市場?？偟膩碚f，法家學派強調生產問題和國家在生產中的作用，而儒家學派則強調分配問題和市場在分配中的作用。
在法家學派中，在這個問題上有兩個分支：以《商君書》為代表的農業分支，強調農業的重要性；以《管子》的某些部分為代表的分支更重視商業。法家鼓勵商品消費，將其作為一種財富分配和保持經濟活躍的方式，富人的消費主義將為窮人提供工作和生活。
相比之下，儒家學者強調分配，或稱“均”。
“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大學》
對于法家學派而言，問題是如何使生產最大化，而對于儒家學者來說，問題是如何通過分配安排來實現社會穩定。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前者強調國家，而后者更強調市場。
對于法家，所有的經濟政策都應該能夠為國家的財富做出貢獻。因此，問題不在于經濟是否為國家服務，而在于國家如何利用經濟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法家認為，在控制和規范經濟活動方面，必須由國家而非私營部門發揮主導作用。法家不認為私營部門能夠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相反導致了私人競爭與百姓之間的財富不平等。因此，鹽鐵等關鍵產業必須國有化，作為公共收入的來源，因為這些產業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和勞動力動員。由此，可以將財政權力集中到中央，以對抗權力過大的貴族，同時防止富人剝削窮人。
市場必須由國家管制，由此，法家設計了“均輸”制度，即提供統購統銷。“均輸官”負責管理整個帝國的商業貿易，防止大宗貨物價格波動。
“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兇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馀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銅，鑄幣以贖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鹽鐵論》
相比之下，儒家更重視市場的作用。他們認為，如果民生問題得到了解決，政治的運作就會順其自然。而如果財富集中在國家手中，會阻礙個人的經濟主動性，因為他們擔心統治者會以國家的名義從百姓手中攫取錢財。所以，他們會反對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因為壟斷會阻止個人從事私營企業。國家所有這些經濟活動，都意味著國家在商業上與百姓競爭，從而在百姓中制造出貪婪和奢侈的氛圍，使他們從基本的農業追求轉向非基本的商業追求。儒家也強調市場的作用，但是這個市場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灣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孟子·梁惠王上》
既然要規范市場，也就意味著要建立使國家能夠主導市場的機制。集中控制和壟斷造幣業，就是一種平衡價格和平均分配的手段。法家希望政府使用貨幣作為商品流通和緩解困境的手段。
“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萬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余，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罰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給人足也。”——《鹽鐵論》
而儒家由于他們強烈反對國家對商品的壟斷，并偏好自然市場，貨幣和信貸的使用雖然是一種必要的惡，但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以遏制。
“古者，市朝而無刁幣，各以其所有易所無，抱布貿絲而已。后世即有龜貝金錢，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偽。夫救偽以質，防失以禮。”——《鹽鐵論》
儒家認為，由中央鑄造的貨幣，將需要過度征召人力的使用，從而導致他們無法在田地間有效耕作，所以他們反對貨幣經濟。而法家并沒有否認這些消極后果，但他們強調，必須建立新的制度來控制它們。
“俗弊更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奸貞并行。夫臣富則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鹽鐵論》
兩種市場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法家關注的是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而儒家關注的是自然市場主導的政治經濟。私人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前面我們提到，法家本質上是平民官員和治國專家，他們代表中央官僚集團與皇帝的利益；而儒家往往來自豪門望族或是地方上的經濟和社會精英，因為只有這些精英能夠付得起昂貴的教育費用，并通過學習儒家經典和獲得談論話題的資格來取得文化資本，進而再生產他們的財富和權力。
而在隋唐之后，由于科舉制度成為進入官僚系統的主要途徑，法家和儒家兩個精英集團得以統一，并且在正統的新儒家政治經濟學里，也綜合了儒家和法家的兩種極端立場。儒家觀點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并定義了前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的常態。
兩種市場的概念形成于秦漢時期，在為從古至今的經濟思想家和決策者提供了一個思想框架。國家主導和市場主導都是政治經濟的“理想型”，所以，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很少有國家權力壓倒一切的時期，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在不同的層次上存在并發揮著作用。雖然中國政治經濟的理想一直是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平衡，即國家允許市場存在和發揮作用，而私營部門則接受市場的主導，但是，平衡可能會受到國家權力或其弱點的破壞，導致國家對市場進行重度干預。但是，這種國家壟斷不可避免地會破壞國家權力的經濟基礎，造成帝國經濟生活的低效。為了恢復均衡，政府往往會撤出，讓市場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從中國最早的中央集權帝國開始的歷史中，這種國家擴張和撤出的循環是中國政治經濟中一個反復出現的特征，我們稱之為“制內市場”。
制高點：國有部門和市場
我們前面提到，在西方國家與經濟是分離的。雖然國家干預經濟的范圍在擴大，然而國家與經濟之間的界限是明顯的，并且是由法律和其他制度所規定的，國家本身也必須遵循市場規則。而在中國，國家和經濟是不可分割的，在一定程度上國家是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角色。向社會提供物質產品被認為是國家職責的一方面，所以國家不僅必須組織自己的經濟活動，而且必須組織市場體制。在這一意義上，國家與商人沒有不同。
但是，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在大多數時間里是有限的，而且僅限于某些行業，包括鹽業、鐵業、紡織業等。
我們清楚，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還體現在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然而，這個角色常常被夸大。通常的看法認為，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一個強大的集權國家以動員廣大民眾。但這一看法是將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對立了起來，事實上，雖然國家負責基礎設施建設，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參與者。任何大規模的事務，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公共項目，都涉及多個層次。
國有部門和大型基礎設施項目，不僅是出于國家主導的目的，而且是為了支持社會均衡。所以，在這一程度上，這些也是國家使自身與社會相聯系的經濟手段。在這個背景下，在國有部門或任何由國家發起的大型公共項目中，國家與社會組織是一同參與的。
國家所追求的是對社會的主導，但國家對社會的主導又是國家與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市場變得很重要，因為它是國家接觸社會的最有效工具。事實上，國家往往不得不嚴重依賴私營部門來組織其經濟活動和市場。這導致了第二層市場的形成，即國家—私營部門的伙伴關系。
中間地帶
國家—私營部門伙伴關系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形成：第一，國家發起經濟項目，私營部門完成任務；第二，私營部門發起項目，由國家接管，使之成為國家機構。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絕不意味著國家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國家仍然是結構性主導。
出于政治和經濟理性的考慮，國家主動與私營部門結成伙伴關系。在政治理性方面，國家治理遼闊多樣的領土的能力，受到了重大的地理、環境和文化因素的限制與制約，與私營企業建立伙伴關系可以提高國家的能力。在經濟理性方面，國家可以通過與私營部門建立伙伴關系來大幅度降低成本。國家可以框定界限，在這個界限里，私營部門從事國家的活動，以服務于后者的目的。
這也正是中國不同于西方國家干預經濟的體制之處——國家沒有辦法把國有部門發展成一個純粹的經濟部門。西方經濟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面（生產率和競爭力）在中國國有部門中被忽視了，經濟效用是排在政治目標之后的。
此外，國有部門的存在是一個社會均衡的問題。國家希望利用這些私營企業，將其作為維持正常的經濟生活和獲得財政收益的工具，但同時擔心，如果私營部門的增長不受國家的主導，那么私營部門可能威脅到它的統治。如此一來，國家就必須平衡這兩個目標。從古至今，國家鼓勵發展私營企業，但不能容忍有能力威脅國家的大型私營企業存在。
這兩種市場發生在更大的地理區域，但除此之外，在地方一級，市場的存在沒有多少國家干預，也沒有多少國家-私營部門的伙伴關系。正是在這個“草根市場網絡”上，增長的斯密動力形成了，并且增長是通過自由貿易和勞動分工體系來實現的。
反思
在這樣一種“制內市場”體制下，中國政府有能力容納市場，同時保持對市場的控制，利用資本主義來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我們看到，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矛盾依舊存在。
就近幾年發生的事情來看，正如一些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中產階級專業人士與企業家正在大量流失。他們發現，盡管國內有著增長潛力和就業機會，但生活在其中的吸引力在減弱。
制內市場有效地阻止了中國發展出一個獨立的企業家階層，而這個階層在西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中是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的。所以，中國富人在政治上是沒有話語權的，這正體現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特點。對于那張馬克思與馬斯克的圖來說，為什么一些中國人會覺得馬斯克說的比馬克思對，而不承認權力來源于資本，正是因為中國的情況與西方是完全不同的：錢與權分屬兩個群體。
在這里，這一系列問題，我們只能按下不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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