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范雪老師的《<陜北風光>：文學的寫盡政策與政策之外》一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丁玲的寫作作風發生轉變，《陜北風光》即此時作品的匯集。范老師認為，《陜北風光》中寫于1944—1945年的五篇報告的共同特征，是寫盡政策。政策既是黨和人民的接觸面，又是黨的生命線，而其落實的最佳方式是“人-風氣”的感染作用，而非制度手段。在此基礎上，《陜北風光》等述說類作品彌補了政策和制度這種行政類文本的不足，捕捉到了實存里屬“風”的東西。最后，范老師指出，關心事業、寫盡政策，把丁玲的新陜北故事帶向“風光地帶”。“風光”之中政策、自然、生活與人情獲得的整體性通融，是丁玲為其作品集命名的來由，它最接近作者在此時空中的本質體驗。
丁玲著、石魯圖：《陜北風光》，1950年新華書店版
《陜北風光》是《講話》后丁玲轉變其寫作作風的作品匯集，其中1944年到1945年發表的五篇是這個集子的精華。五篇當中，最早寫成的是1944年4月她與陳明、石魯三人在麻塔村下鄉見聞體驗的《三日雜記》。兩個月后的第二篇，是丁玲在陜甘寧邊區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上，采訪三邊分區靖邊新城五鄉民辦合作社主任而寫成的《田保霖》。這也是五篇當中最著名的一篇。8月，丁玲去安塞難民紡織廠采訪了兩個多月，本要寫廠史，未成，發表出來的是第三篇《記磚窯灣騾馬大會》。10月，邊區文教衛生模范工作者大會召開，丁玲采訪李卜，寫成第四篇《民間藝人李卜》。年底，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召開，丁玲采訪紡織廠勞動英雄袁廣發，寫成的報告為第五篇。[1]
學者們注重討論包括這些作品在內的勞模書寫對革命社會現實的介入、創造與再生產。路楊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她認為“《田保霖》中嵌套著很多個不同層次上的‘教’與‘學’的故事”，“將一個英雄‘成長’的故事推演成了一個‘學習’的故事，它呈現出的是‘勞動英雄’如何作為一種培養機制，在輻射式的經驗推廣與相互學習中生產出新的工作方法、組織形式與新的主體”；“以丁玲的寫作為代表，報告文學的寫作不僅是對作家自身的改造與訓練，也構成一種‘工農寫作者’的培養機制，蘊含著將接受者轉化為生產者或行動者的能力”。[2]這些觀察相當敏銳。更深一步說，《田保霖》里有關勞動英雄“教”“學”的情節，其實是在田保霖一個人的經歷里，寫出對社會和群眾具有普遍性的東西。這個普遍性，我們再將之概念化地檢視一遍，其實從頭至尾遍布《田保霖》，它構成“主體成長”之外的另一條線索，且與之構成雙螺旋發展結構。這條線索，就是政策。除成文最早的《三日雜記》外，丁玲所寫典型人物與事跡，皆有更廣泛充分的官方肯定的輿論場。她的文章與《解放日報》或表彰大會對英雄勞模們的塑造與宣傳，有極大共性。共性背后的問題是黨中央、政府、《解放日報》為什么要樹立英模典型？這個問題已有不少討論。一個前人沒有論及，但很可以貫穿下去，將此問題連同丁玲的寫作做更進一步討論的點，就是與“主體成長”構成雙螺旋結構的“政策”。這篇文章將由此開始。
一、寫盡政策
《陜北風光》五篇作品寫盡了其對象所涉及的邊區大小政策。如果我們對《講話》之后幾年里的邊區政府政策與《解放日報》言論有比較細的了解的話，會發現這是丁玲此時創作的一個尤其鮮明的現象。作品主角的身份、丁玲采訪調查寫作對象的時間地點、作品中的政策、作品中的制度、作品外的官方肯定，是了解此現象之面目的五個方面。首先，丁玲接觸到對她來說新鮮陌生的寫作對象，是寫作能夠發生的直接原因。這些寫作對象外在于她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丁玲得以與他們發生直接交流的場合有兩種。一是政府舉辦的行政或表彰會議。采訪田保霖是在邊區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期間，采訪李卜是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期間，采訪袁廣發是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大會期間。二是行政命令要求干部下鄉下工廠。丁玲1944年5月到訪延安柳林麻塔村，有了《三日雜記》；1944年8月到10月在安塞下工廠，寫成《記磚窯灣騾馬大會》。上述采訪調查發生的時間地點信息，已能說明寫作機緣與行政命令或行為關系密切。表1的分析，將更充分地展現作品與政策的深度關聯。
《三日雜記》里，麻塔村熱火朝天的“變工隊”，與上到老年婆姨，下到女童都加入其中的“婦紡”隊伍，是大生產運動中鼓勵農民變工互助、組織婦紡、保障供給政策下麻塔村的新風貌；《袁廣發》中有大量對邊區工業政策和政府發起的學習趙占魁運動的呼應；李卜全篇，是邊區群眾路線文藝政策在民間藝人與革命文藝隊伍之間架起橋梁、促成新的群眾文藝誕生的生動個案展現，間中還夾雜著特別切中舊藝人群體弊病的“改造二流子”。數篇之中，寫盡政策的典型，是在毛澤東那里獲得強烈肯定的《田保霖》。這篇短文寫到了八種邊區政策——調劑運動、農業生產、運輸公鹽、油坊榨油、婦女紡織、難民安置、改造巫神、改造二流子，四大邊區制度——參議會制度、合作社制度、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制度、表彰制度。怎么理解作品里出現大量政策和制度要素？這不是丁玲轉變寫作作風、走近工農兵就能自然發生的。作品中具體政策和制度的出場，需要作者有寫“事業”的用心經營，而是否寫“事業”關系著《講話》的核心提問。
首先是如何評價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將“歌頌還是暴露”說得嚴峻。他認為作家搞不清這個問題，就是對今夕何夕、今地何地，還稀里糊涂：“不大能真正區別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統治區”，這不但是“兩種地區”，更是“兩個時代”；到了革命根據地，是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人物，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7]毛澤東眼中作家意識與言論的滯后，也有蘇聯經驗可循。1942年5月14日，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的《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P.K.翻譯的列寧的文章。在這篇名為《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文章中，列寧批評了“伊索寓言式的筆調，文學上的卑躬屈膝，奴隸的語言，思想上的農奴制”，他說：“對于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不能成為榨取個人或集團（利益）底工具，它一般地不能成為脫離總的無產階級事業的個人的事業……文學事業應當成為總的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在全部這個工作中無例外地都要加進生動的無產階級事業底生動作風，這樣來取消古老的、半奧勃浪漠夫式的、半生意經的俄國原則‘作者寫，讀者讀’底一切基礎。”[8]《講話》中，毛澤東也援引蘇聯文學的例子，說“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其實早在1940年1月，毛澤東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文化的綱領性文章。這是一篇在歷史坐標上探討根據地地位、性質和前途的重要文獻，文章的結尾有力且抒情地指出“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9]延安的文藝創作，大部分沒有領會“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丁玲同樣。《陜北風光》前，丁玲幾乎完全忽略毛澤東所欲昭示的新的開始。忽略的原因，從作家們《講話》后的自我批評，能窺得一二。丁玲檢討她的《三八節有感》沒能從黨和社會整體高度評價延安婦女狀況，流露的是基于個人立場的抱怨。[10]艾青說作家要“反對站在一個側面，鋒芒向整體”[11]。他們都批評了個人的觀察點、批評點。換言之，文藝工作者不是以樸素個人的方式與革命、政權和工農兵發生關聯，一些共同的理想與目標聚合也整合著革命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從1940年開始，面對的最大現實是嚴峻的經濟困難，其程度達到毛澤東1942年在高干會議上所說的，“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12]。1940—1942年正是丁玲從“貞貞”寫到“三八節有感”的時段。對讀她的作品與這一時期的邊區政府文件，很容易發現政府為緩解邊區存亡危機的政策和社會調度，在丁玲的作品里幾乎沒有。放在《講話》的立場上，這是對根據地事業的茫然，對人民貢獻于其中的邊區現實的茫然。
寫得最早，但被丁玲壓在一年之后才發表的《三日雜記》，寫出了新政策下麻塔村的新人新風。但就像這篇短文的對象是散點的一樣，變工隊、開荒、婦女紡織、改造二流子、勞動英雄大會、合作社等政策與制度，雖被寫及，文章卻未能足夠表現它們的價值，也就是還沒有寫明白政策為什么值得被執行。《田保霖》則不然。這篇合作社主任的正傳，徹底糾正了茫然。其方法是對田保霖“事業”一樁接著一樁地關注。[13]而這第一樁事業——組織運輸隊運輸公鹽，便是超出一鄉一地、關涉邊區生存的大事。
古元作：“加緊運鹽”，《解放日報》1943 年 8 月 27 日
鹽，是陜甘寧邊區的重要物產，也是有戰略意義的大宗貿易物資。以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邊區遭遇空前生存危機為界，之前，鹽稅是邊區工商稅稅收的支柱[14]，之后，食鹽是邊區的重要財政來源。[15]現在看來，邊區有定邊鹽湖，是可媲美于有金礦銀礦之事，鹽作為貴重物資，比貨幣更穩定保值。在當時周邊地區均無鹽礦，需依賴定邊鹽販賣至各地的情況下，產鹽和運鹽成為穩定邊區財政的第一要務。毛澤東在1941年8月6日給謝覺哉的信中說，“邊區財經問題的決定點有二：‘（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而鹽的外銷，‘又是達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辦法’”；“只要能年輸三十萬馱出境，換取三千萬元（以每馱法幣百元計）棉、布進來，即算平衡了出入口”。[16]產鹽、運鹽的重要性，可由1943年的《解放日報》“鹽務”主題報道數量高達250余篇，且無其他主題可與之相比為證。
如此重要的運鹽事業，是一項困難重重的事業。《田保霖》里運鹽這段，讀起來是一個成功連著一個成功的順風順水：運輸隊農活兒沒耽誤，公鹽運得好，牲口也發展了，村里要賣要買的物資也有了流通，合作社還賺了九十多萬元，大家都得了利。響應政策會帶來紅利，得到了最暢快的演繹。但實際上，丁玲寫此文時，應是對運鹽的困難頗有掌握，因為她寫的所有順風順水，呼應上了在政府文件或《解放日報》上被討論過的運鹽事業的所有困難，包括：運輸公鹽，是勞役負擔，自上而下派指標，馱數頗大，農民容易感到負擔；農民擔心耽誤農業生產，不愿參加運輸隊；合作社組織運輸隊涉及社內變工互助，農民配合度低；運輸過程草料價高，到目的地后鹽價又不理想，農民運鹽利少，甚至虧本；運輸路上，牲口生病或死亡，造成農民重大損失，打擊農民運鹽的積極性。[17]
古元作：“放青馱鹽”，《解放日報》1944 年 7 月 24 日
丁玲以困難皆迎刃而解的效果寫田保霖運輸公鹽，不應看作是粉飾。首先，田保霖合作社運鹽，本有其真實的成功。1944年6月西北局調查研究室到靖邊縣新城區調查田保霖的五鄉合作社，稱其特點就是“善于根據群眾需要打聽市場情形”“善于了解情況，想出辦法，根據客觀情況，調劑運銷”。[18]其次，每一個困難，丁玲都以亮出解決方法的方式，變困難為成功，這與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大量英雄、勞模、先進集體事跡報道一致。也就是說，樹立和歌頌典型的一個基本要點，是介紹經驗、互學方法。這意味著什么？前文提到路楊等學者認為，這里面有寫作對社會現實再生產的動力機制。本文考慮問題的方向略有不同。寫作作為驅動社會的動力，本身就在黨的政策的考慮范圍內，而我想討論出的結果，是文學于此之外由其特性所創造的東西。
嚴格地說，《田保霖》結尾關于“教”與“學”的內容：田保霖到延安來了，參加邊區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他要見劉建章，他聽到過延安南區合作社的各種方法，他要向劉主任學習，學習到能把合作社辦成老百姓的親人一樣，人人相信它，依靠它，他也要把他的經驗告訴別人，讓大家研究”——其重點，不是互相學習，而是田保霖要學“南區合作社”。“南區合作社”成為被“學”的對象，不是丁玲創造的，也不是她在這一年的輿論動向里捕捉到的，“南區合作社”是從1942年10月19日開到1943年1月14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長篇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樹立的唯一的合作社方向。[19]別的合作社應該學的，也是“南區合作社”，而不是田保霖的合作社。田保霖從延安回靖邊后，產生合作社主任騎馬是一種浪費的認識，號召主任們不要騎馬，《解放日報》雖做了報道，但從后續輿論與實際情況看，他的這個行動就很難被稱為“經驗”，讓別人“學習”。[20]細看丁玲寫田保霖辦合作社的各個環節，再將之與毛澤東總結的南區合作社的優點比較，可以發現大量特征高度重合（見表2）。
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1942年12月解放社初版，上圖為1944年1月解放社訂正再版
兩者比較，不為證明丁玲對標毛澤東表揚的南區合作社來寫《田保霖》。《田保霖》的渾然一體、開朗暢快，說明它不可能以這種方式被創造。高干會議上以“南區合作社”為方向的決定是邊區共識，方向里包含的做什么和怎么做在政策文件、報紙文章，以及許多有關于此的事跡報道里，被一遍又一遍地演繹。[22]丁玲寫田保霖辦合作社，雖充分展現田保霖的模范和組織作用，但這遠非個性化的事業，也不只是田保霖帶領群眾平地起宏圖的故事，故事之外已有政策和輿論里被不斷講述的方向和模式，以及方向模式里的具體方法。它們告訴許許多多的田保霖們應該往哪走、怎么走。這可能是田保霖五鄉合作社發展的事實，更是丁玲寫作時，在情節上有意或無意都必然與之貼合的。
二、政策效果：制度、人與風氣
寫盡政策，貼近了寫出“自己的事業”的要求。從《講話》后的寫作意識講，怎么強調看見“政策”的重要性，都不為過。政策是黨和人民的接觸面。高干會議上合作社方向被提出，正是因為合作社是接觸面上的紐帶、橋梁與杠桿（毛澤東語）。[23]幾年后，在討論新解放區過“左”理解和執行政策時，政策的重要性被提到無以復加的最高層面，即“黨的生命線”。[24]關于這個生命線或接觸面的討論，歷史研究關心政策落實問題，傾向以機制來作解釋。黃道炫展現了政策貫徹中垂直結構的多維度連接，包括組織力向下根植，支部頂到基層，依靠一系列技術與策略貫徹政策；巡視檢查制度、頻繁的會議和熟練的開會模式；中心突擊和勞模運動；一切要具體、一切要有數目字的精細化管理原則。[25]丁玲寫盡政策，當然也關心落實。在她那里，落實本質上通過政策效果之“好”來表達；落實與效果，匯合為一，全部展現在田保霖、袁廣發、李卜、茆克萬、茆丕珍等一個個的“人”身上。也就是，“人”是政策與它的落實之間的“身體”，政策的效果首先要在這些人的活的生命里表現出來。所以，在田保霖們的事跡里，他們不是一類照政策辦事的形象，也不是上傳下達的形象。他們的角色煥發出十足的主體性能量與光芒，幾乎是讓“黨的生命線”真正在許許多多生命里活起來的那個關鍵人物，而許許多多活起來之中首先是在他們自己的生命里活起來。田保霖在黃昏的時候，兩手抱在胸前，顯出迷惑的微笑；他意外、他下決心、他盤算、他被奇怪的感覺所糾纏；他流浪，他過日子，他辦的凈是糧、油、鹽、鍋、布、錢等老百姓生活財富的事兒，他要見南區合作社的主任，他愛名譽……《田保霖》從頭到尾散發著人強烈地生活的味道，“他”后面的所有動詞塑造著這個能干的主體，他為百姓經營的事物，甚至能讓我們摸到鄉村富裕的質地——這些都是丁玲制造的肌理，肌理則來自“田保霖”形象實在的身體感。民間藝人李卜是被群眾路線的文藝政策發現的舊戲子。他的經歷的奇特之處是，“會唱戲”使他流浪：被軍閥綁、被隊伍搶、狂嫖濫賭、非打即罵、相好被買走、流落破廟、煙土戲班、窮而無妻、被軍閥逼去。也就是說，唱戲的才華與行當，注定了人的動蕩。遇到民眾劇團后，李卜的才華和行當才終于獲得了身心的安穩。這篇文章的最后，丁玲點出這篇短文的核心：李卜“親身”驗證了政策，“親身”做著宣傳政策的接力棒。
“人”關鍵，不是丁玲寫故事的發揮，政府實際上迫切需要這個典范群體。1943年底，邊區主席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的一段話，很能說明這一點：
“我們就不單純是光榮的勞動英雄，而且是模范公民，在各方面都走在群眾前面。無論是執行政府法令也好，對革命對邊區也好，都表現出我們勞動者有著高度的階級覺悟，比別人更能貫徹政策，更清楚認識到革命是和我們勞動者血肉相關的。因此我們熱烈的擁護共產黨的十大政策，在生產運動中也更明顯的表現出十大政策的密切聯系。[26]”
模范公民比勞動英雄更進一步，后者僅就物質生產而言，前者則是公民中各方面“走在前面”的人。林伯渠告訴我們，“走在前面”就是擁護和貫徹政策，“模范公民”是結構性關系——農民和公家、政府和社會、政黨和人民、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連接點。程凱對這個群體有過精準的描述：他們是在“教育”和“被教育”的辯證實踐中成長起來的“既在文化、思想、價值上占據進步立場，又高度結合進社會機體，能在社會最基層發揮組織、構造、帶動作用的社會改造力量”，是革命政權和革命國家的穩固根基。[27]“根基”更確切的社會身份，是基層干部及其儲備人才。毛澤東稱他們為“人民的領袖”[28]。黃道炫在其文章中引的一段謝覺哉日記中的話，反向地表明了他們的要緊：“悶在工作上的兩個問題：一是上級領導，傳下去總在打折扣，甚至走樣；一是新的積極分子不易產生，舊的干部又日在減少或蛻化。”鄧小平則正向設計了他們的品質：“處處為大眾著想，了解大眾困難，想法解決大眾困難。特別是做事有民主精神，不獨斷，不強迫命令，遇事同大家商討，不鋒芒，不驕傲，為人憨厚。這樣自然使人心服，大家容易齊心，事情容易辦好，社會風氣也會隨之改變。”[29]這些說法里有兩個邏輯相扣的含義。一、“模范”“英雄”“積極分子”“人民的領袖”是把政權體制和社會真正連在一起的“人”，也就是讓全社會按大腦意志轉起來的關節。二、聯動的發生，靠制度性手法，但理想狀態還是“人”擁有極其理想的人格、作風與能力，帶動社會的整體風氣。
1944年7月9日《解放日報》頭版刊登勞動模范頭像
田保霖在第一排左數第三，劉建章在右數第一
在事業千頭萬緒最后落實的地方，邊區領導人和文藝工作者的想象力，似乎都更傾向“人-風氣”的感染作用，而非制度手段。時間線若再拉長一些，從《講話》開始的“人民文學”傳統始終關注基層干部及其儲備人才的培養問題，互助組長、生產隊長、愛“管閑事”的婦女社員是1950—1970年代農村敘事偏愛的主角。在這些作品里，“人-風氣”的感染作用是政策能夠被信任、接起、落實，社會風俗處于最能含蘊化育“人”的狀態這一理想情形的軸線。[30]這好像隱隱呼應了丁玲在《講話》前對干部理性的琢磨，“干部”又被拉回“組織”問題視野的中心，而且他們發揮作用的最高級的狀態，不是生硬的，而是柔和的，不是權力的，而是共融的，不是技術和紀律的，而是教化和感染的。
社會風氣體現的是治理的最高理想。《霞村》和《在醫院中時》的“風氣”困境，在《田保霖》和《袁廣發》里解決了。“人”是否真的可以帶動“風氣”？《陜北風光》回答“是”。與《霞村》和《在醫院中時》相比，《陜北風光》的一個很現實的不同是，田保霖和袁廣發這樣的基層干部或相應儲備人才，處于政權賦予他們的有權力的位置上，他們有機會自己“動”或讓別人“動”起來。“動”起來，便可能有“風氣”。但真的要發動起一個共同體，例如合作社，在丁玲塑造的故事里，農工干部是顯性線索，無所不在的“政策”是托起他們事業可行性的真正基礎。
二、文學覆蓋的地帶：政策語言之外的“風”
《講話》后的文學也不一定總圍繞著政治和政策發揮功能。“人-風氣”話題是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的機會，因為敘說類文本總是比政策或來自行政系統的語言，多一些信息。《陜北風光》里有不少這類語言的信息。1944年夏天成文的《記磚窯灣騾馬大會》，就是一個如此這般的奇妙作品。
訪難民廠期間寫騾馬大會，也是關注政策。1943年開始，邊區出現興辦騾馬大會的熱潮。典型代表是1943年秋天延安第一次騾馬大會與農工業展覽會、勞模表彰大會同期舉行，創造了延安商業與市場景觀的空前盛況。1944年磚窯灣開騾馬大會，是以延安騾馬大會在政策和經驗上的表率為榜樣的行動。騾馬大會，陜北本有，光緒年間延安就開辦過，陰歷三四月、八九月共兩次。時任延安光華農場總務科長的姚作農描述過當年集市的熱鬧場景：“（大會）為臨時貨物交換買賣，零吃的熱鬧商場，同時還有賽馬，兩臺戲，遠近客商趕著騾、馬、驢、牛、羊，帶著酥油、乳皮、皮、毛、鹽等特產，來交換布匹、木材、糧食及針線等日用品。白扁豆、豆腐干、豆腐皮等，亦為蒙古等地所稀罕珍貴的食品，常販賣一些回去。河南洛陽、洛川、宜川等地來的客商，主要是帶些布匹及日常用品，從騾馬大會中換得牲畜及北路的各種特產，販賣到南路去，可以獲得厚利……”姚作農說清末的延安騾馬大會因盈利巨大而地方官分贓不均，辦了四次后就解散了。民國初年，地方官員想恢復，但因民生凋敝，且捐稅太重，商人無利可圖，所以成立不起來。[31]1943年延安重辦騾馬大會，目的是“發展交換”，主要為促進馬、牛、羊、騾等牲口的成交。[32]與農工業展覽會和勞模表彰大會同期舉辦，騾馬大會也有展示大生產成績、展示百姓富裕與購買力，同時兼顧商人群體利益，通過繁榮市場刺激生產和財政增收的意圖。二十二天的集會，從牲口市、鹽業、土產、糧食、柴炭，到酒樓、小吃攤、書報年畫，各類買賣多方獲益，不參與買賣，只是來湊熱鬧的群眾也在賽馬場和大戲臺有滿意的收獲。[33]丁玲所寫磚窯灣騾馬大會，雖不及延安的騾馬大會重要，場景也是物資繁榮、川流不息、財富涌動的。
《解放日報》1943年8月6日刊登的姚作農“談延安騾馬大會”
這在丁玲的寫作序列里，前所未有。若以施堅雅關于農村市場的研究為參照，具有周期性、流動性特征的騾馬大會實質上是中國的基層市場，其結構是構成中國社會長期穩定性與文明特征的經濟體系和社會文化體系。[34]1930、1940年代，費孝通、林耀華、楊懋春等人類學學者，細致描述過集市在農村社會的地位與功能。丁玲對這些作品應該沒有發生過有意識的關注，但她的寫作卻照拂到了那個世界。這非常有意思。我們幾乎可以說，關心政策和事業，把丁玲對其見聞的敏感，從人格與內心帶向可與人類學對象相比較的廣闊地帶。
不過，對文學來說，寫到哪片地帶實屬淺層問題。在文字上，集市很可能比內心更難被把握、被描寫；政策意識再強，也不一定能把政策所到之處寫好。五四一代的文學評論者奠定了一些基本的讀現代小說的要領，其中一條是如葉圣陶在讀波蘭小說《虹》時所說：
“凡屬梗概，好比一副骨骼，沒有血、沒有肉，自然感覺不到活氣。要領略作品的一切方面，只有去讀作品本身。[35]”
與沒讀過某小說者談某小說，難如登天。因為故事梗概、情節介紹本身就是違背文學的。《磚窯灣》一文，若梗概一番，是可以想象的枯燥。這個作品的血肉，其實是下面這些對于主旨、框架幾乎沒有必然意義的文字：
“舊歷七月十五這天是大會的第一天。一早起，街道上便打掃得干干凈凈，慢慢有人來了，開頭是擺小攤子的。臨時賣扁食、羊雜碎、饸饹的小篷篷也搭好了。村子上一共殺了幾十頭羊，一頭豬。包子饅頭都上了籠。接著糧食馱來了，騾馬牲口都系在河灘頭的柳樹下。年輕的婆姨們穿著白褂褂、花褲子、粉紅洋襪子、繡花鞋，三五成群搖搖擺擺都走到了街上，雪白的銀首飾，橫一個豎一個插在梳光了的黑發上；洗干凈了的手上也是銀鐲子、銀戒指，有的頭上戴了頂古式帽子，帽周圍釘一些五顏六色的假珠子和垂著紅線綠線的瓔珞。她們在布店里站一會兒，又在攤子邊站一會兒，拿著剛買來的脆麻花，又坐到飯館外邊了。圍在她們周圍的是些捧著瓜果的娃娃。這里一群那里一堆，這里掌柜們在一塊手帕下捻著手指，商議著價格，那里婆姨們又嗑著瓜子，閑說張家長李家短。[36]”
此段展現風貌的妙處，都在“面”上。從棚子、吃食，到騾馬柳樹、婆姨兒童，全是街面風景。尤其婆姨，丁玲描摹她們也全是穿戴做派表面上的一切。也正是這些“面”上的風范，標示出灌注了騾馬大會的五感六覺、地方風格、時髦風尚和主體氣氛。這一次，主體性不直接來自政治、歷史或未來的許諾，婆姨們因其本身就是行走的風尚而具有成熟的主體形象。丁玲著迷這奇異場景，她不能拒絕地把這巡回展覽式的景觀與人物做派再發現了一次：
“人陸續地到來，那些棗色的馬上，鋪著榆林式的絨氈。一個年輕的婆姨戴著新頭巾騎在那上邊。穿著新藍布上衣，白布褲的中年人，牽著牲口，慢慢的在街頭上扶著婆姨下了馬。他們走進一家店子，休息了。[37]”
這些段落，符合葉圣陶說小說要有意境，再配之以場面的要求。陳平原在現代小說起源的研究里把此種意識放在“詩騷”傳統中討論。[38]不過“詩”“騷”有別，悲涼抒情的詩人傳統是現代小說突破傳統模式的機制；發展至延安，文學要以前所未有的歷史感捕捉和形塑革命根據地的光明事業，傳統之中發揮作用的不是“史”家筆法，不是“騷怨”傳統，而可能是在其闡釋史上與“治世”“安樂”“政和”密切相關的“風”的傳統。
這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政治介入文學而造成的文學特征。磚窯灣街面上盛裝婆姨的主體性里，政治的要素只打了個地基；延安文藝中許多政治性很強的作品，不具有一絲這樣的文學特征。丁玲文學同樣。她在《講話》前的作品其實很少能通過調度語言表現如此從容的場景。前文講關注政策把丁玲的視野帶到與人類學對象有所重合的地帶，但二者方法與敏感不會一樣。我把丁玲感受到并寫出來的東西概括為二：風土，氣氛。
兩者深度交融，《記磚窯灣騾馬大會》不是孤例，《三日雜記》“五月的夜”更是寫出了一個物象清澈、風土鮮明、氣氛迷醉的夜晚：
“鮮美的酸菜洋芋糊糊下撈飯……院子里涼幽幽的，微風擺動著幾棵榆樹和楊柳，它們愉快發出顫動的聲音。隔壁窯門也大開，燈光從里面透出來，滿窯升騰著燒飯的水蒸氣，朦朦朧朧看見有一群人，他們一定剛談到一件頂有趣的事，連女人也在縱聲地笑著。山坡坡上散開的野花可真香，我們去分辨那是酸棗的香氣，那是野玫瑰的香氣……轉過一個小彎，管子（蘆笛）的聲音便從空中傳來……還沒有調好的胡琴聲也聽到了……這幾個青年人都是這莊子上的好勞動，身體結實，眉眼開朗，他們的胳膊粗，镢頭重……他們又是鬧社火的好手，腰肢靈活，聲音宏亮，小伙子們都樂意跟著他們跑，任他們驅遣……婦女們總是用羨慕的眼光去打量，因為他們加強了興致……這些順天游、走西口、五更調、戲鶯鶯實在使我們迷醉，使我們不愿離開他們……歌詞的轉折，情致的飄逸是如此之新鮮……他們用管子吹到門口送我們下坡，習習的涼風迎著我們，天上的星星更亮了。我們跨著輕松的步子，好像剛從一個甜美的夢中醒來，又像是正往一個輕柔的夢中去。呵！這舒暢的五月的天呵！[39]”
語言文字為彌漫在一方水土間的整體經驗塑形，感受并塑造它的強烈氣氛，由此而成的作品，不僅帶著來自民間的信息，更能夠吹播開來，以物象、氣氛和情感形成感染。這是文學的捕“風”。它無疑符合《講話》的要求，它也非常貼近漢語文學傳統在數千年的實踐里始終整合著的認識的最高境界。
我們不知道文藝造成的民間教化在傳統中國是否真實發生過；在延安，文學肯定不是形成上述所引兩段百姓生活風貌的核心力量。延安之“風”由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實現，但制度和政策的局限是：那些難以命名的、風土的、神氣的、感覺的、愛美的、展覽為景觀和氣氛的東西，完全外在于它們的語言系統。也就是說，政策和制度創造或改造了世間實存，但其語言卻不能捕捉實存里屬“風”的東西。當然，政策語言里有“風俗”“風氣”“移風易俗”等詞匯，但它幾乎不能描摹它們。1944年陜甘寧邊區“文教”會議的分類法，能證明這一點。這次會議以文化、教育、醫藥衛生、科技、文學、歷史、宗教、體育的分科分類法操辦，顯露出關于“文教”的現代認知方式。“風俗”“風氣”“移風易俗”發生的真正場景，會議或會議文件永遠無法表達出來。政策與制度塑造社會之“風”，捕捉“風”并將其摹擬再現出來的卻只能是文學和藝術。丁玲或許對此有所感觸，所以把集子命名為《陜北風光》。我們也由此看到，《講話》之后，寫作的政策視野把文學帶向其所施力之處，范圍之廣，遠超過去。在文學性上，這個變化帶來的擴展是把工農兵文學、群眾文藝往前再推一步，寫作創造了把政策與制度的一切效果都囊括其中的“風”的表達。
四、結語
陳明：《平妖記》，1947年冀魯豫書店版
丁玲在她陜北十年后半段時間里的寫作，特別是《陜北風光》，依賴于文學新視野的出現：關心事業，寫盡政策。新視野里，“文學”好像退場了一些，或者更嵌入了政治任務之中。但我還是想回到更像“文學”的那個點，說明恰恰是關心事業、寫盡政策，把丁玲的新陜北故事帶向了“風光地帶”。丁玲對《田保霖》等五篇文章，是否有文學屬性上的執著，不太好回答。她稱它們是“短文”，我們稱它們是“報告文學”。它們都刊登在《解放日報》上，但與報道帶來的閱讀體驗很不同。本雅明談論波德萊爾時對古老敘事與新聞報道的區分[40]，在這里同樣適用。丁玲的文章比同時期、同主題的新聞更富有來自經驗的感化力量。她隨后的興趣似乎能說明她的興致依然在文學的世界，而且探入了更古老的地方。《卜掌村》她有計劃寫，但沒寫成。它的內容只可能是農民醫生崔岳瑞反迷信反神巫的事跡。[41]沿著對迷信的興趣，丁玲很快對當時流傳甚廣的“紅鞋女妖精”事件發生興趣，她和陳明搜集了大量材料，最后的成果是陳明創作發表的鼓詞《平妖記》。[42]文學關心迷信問題，當然有“破除神巫”的政策導向與反封建文化的使命感，但在文藝與“風”的關系視野里，這個問題有更有意思的面向。孫曉忠關于說書人的研究討論到說書、秧歌在鄉村文化中的巫術傳統[43]，這意味著文藝的世界浩浩湯湯，本就表現、寄托著人類諸多模糊復雜的意識和情感。“現代”帶來萬物被科學理性剖析曝光的趨勢，但前一個領域并未消失，延安的文藝在重新認識或回到大眾之時，進入了這個領域。基于兩人搜尋到的材料而寫成的《平妖記》，成功摹擬了人們的懷疑、恐懼、慌張，以及由此引發的動蕩和荒廢。這毫無疑問是一次對社會之“風”的把握，其中有群眾的意識和心理，有政策和干部帶來的神巫罪惡大現形，也有“莊前一排樹葉青，花紅柳綠好遮蔭”（群眾生活世俗光景的比擬），“雞叫三遍天又明，天氣清朗太陽升”（故事結局鄉政府院內揭露神巫唱詞的起興二句）[44]——以萬種物象做人間的象征，使政策、自然、生活與人情獲得通融。這整體性的通融，也許就是丁玲為自己作品集命名的“陜北風光”。我認為，它最接近作者在此時空中的本質體驗。
注釋：
[1]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315～336頁。
[2]路楊：《“新寫作作風”：報告文學的再生產機制——以丁玲〈田保霖〉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3]相關官方報道、表彰還有刊登于《解放日報》的：“靖邊創造運鹽新辦法，組織長腳短腳帶領‘戶戶腳’，發動農村一切空閑牲畜”（1943年6月26日），“靖邊新城區五鄉民眾集資百萬創合作社，生產消費并為群眾服務”（1943年6月27日），“靖邊四千牲口參加運鹽，干部深入創造新工作方法”（1943年8月26日），“靖邊組織家戶驢牛五千六百頭放青運鹽，安塞群眾互助，運鹽種地兩不誤工”（1943年9月6日），“靖邊新城區五鄉合作社為群眾謀利業務猛進，影響各鄉成立民辦合作社”（1943年9月29日），“靖邊新城區五鄉創造紡毛據點——鄒老婆熱心教紡受獎”（1943年10月6日），“靖邊新城區五鄉合作社高價收土產低價賣日用品，三個月為民眾謀利百六十萬元”（1943年11月4日），“陜甘寧邊區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開幕，田保霖位列獎勵名單特等18人之一”（1944年6月30日）；歐陽山創作的《活在新社會里》（1944年6月30日）；1944年7月7日通過的《陜甘寧邊區合作社聯席會議決議》點名表揚“靖邊田保霖合作社”。
[4]騾馬大會相關官方報道還有王朗超、曾艾狄寫的《記騾馬大會》，刊登于1943年12月10日的《解放日報》。
[5]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上，55歲的李卜被選為代表出席了大會并在分組會上發言；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李卜榮獲甲等模范獎。
[6]相關官方報道還有刊登于《解放日報》的“難民工廠試織單經單緯布，合作社九五折優待紡戶”（1944年4月1日），“難民工廠六年來發展迅速”（1944年5月17日），“介紹難民工廠的副業”（1944年5月19日），“模范廠長吳生秀同志利用土產改進裝備，在農村中發展婦女紡織變工隊”（1944年5月25日），“難民工廠消滅下等布，崔錫忠織出標準布不比洋布壞”（1944年7月26日），“難民工廠試制軋花機成功”（1944年9月11日）。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會上，袁廣發獲邊區特等勞動英雄表彰。
[7]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3日），《解放日報》1943年10月19日。
[8]P.K.：《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解放日報》1942年5月14日。列寧這篇文章的俄文原文主要討論控制和占領出版物的問題，而不是文學的政治性。文章標題的準確翻譯應是《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1980年代以此為標題做了重譯）。關于這個問題的具體討論可參見丁世俊《記一篇列寧著作舊譯文〈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修訂——兼記胡喬木與修訂工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期。
[9]即《新民主主義論》，這篇文章的首次發表是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當時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刊發于1940年2月25日《中國文化》創刊號。1940年2月《解放》第98、99期合刊轉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10]丁玲：《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丁玲全集》第7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5頁。
[11]艾青：《我對于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艾青全集》第5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頁。
[12]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大眾日報》社1943年版，第1～2頁。后版本同此。
[13]作品里，田保霖也用“事業”來理解自己的忙忙碌碌：“好好干出一番事業，也不枉在世一場。”
[14]1937—1941年，鹽稅占邊區工商稅年收入的比例，分別是100%、68.5%、67.3%、56.8%、46.3%。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陜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陜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6編財政》，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7頁。后版本同此。
[15]1948年西北財經辦事處編寫的《抗戰以來的陜甘寧邊區財政概況》說：皖南事變后，“每月六十萬元的軍餉停發了，海外華僑及后方進步人士捐款停止匯兌了，兩項占1940年邊區歲入70.5%”。怎樣渡過難關？第一項就是“大量開發食鹽，發動群眾馱運食鹽出口，計劃出口六十萬馱，其中六萬馱為公鹽，分配各縣，由群眾義務馱運，統一產銷鹽價，其收入劃歸軍委，作為軍費與軍委生產自給保證”，其后才是加強稅收、發行救國公債、征收救國公糧公草、禁止法幣自發貨幣等。見《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6編財政》，第16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1頁。
[17]《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6編財政》，第373～377頁。
[18]“西北局調查研究室關于靖邊縣新城區五鄉合作社的調查報告”，見《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4年》，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1994年版，第278～289頁。
[19]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第39～44頁。
[20] “靖邊田保霖建議：合作人員不要騎馬，田主任以身作則推動別人”，《解放日報》1944年9月19日。
[21]長腳戶，即運鹽專業戶，依靠運輸獲利為經濟收入，不屬于較有革命性的階層。參見黃健、程龍剛、周勁《抗戰時期的中國鹽業》，巴蜀書社2011年版，第11頁。
[22]例如1943年邊區合作社總結經濟工作成功經驗時說：“在今年以前，邊區合作社在數量上雖有兩百多個社，但只有南區合作社在各方面都起了模范作用，其余雖有一部分比較好的并起了相當的作用，但都不知道向什么方向發展。自從高干會提出了南區合作社為方向后，各縣才有了發展的方向……截至現在止，約有四十社基本上接受了南區合作社的經驗，向著南區合作社的方向發展。”《一九四三年邊區合作社工作總結》，見《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7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2頁。后版本同此。
[23]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第39～44頁。
[24]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報》，《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7～1304頁。
[25]黃道炫：《如何落實：抗戰時期中共的貫徹機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26]《林伯渠主席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代表大會上的閉幕詞》，《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7卷，第401頁。
[27]程凱：《從革命主體論及歷史、現實的辯證關系看〈講話〉》，《文藝報》2022年5月23日。
[28]毛澤東：《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8～936頁。
[29]鄧小平：《在殺敵英雄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黨的文獻》2011年第2期，轉引自黃道炫《如何落實：抗戰時期中共的貫徹機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30]程凱在關于李準小說的討論中也強調了這樣的“人”與“社會”、“風氣”的線索，參見《“再使風俗淳”——從李雙雙們出發的“集體化”再認識》，《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9期。
[31]姚作農：《談延安騾馬大會》，《解放日報》1943年9月6日。
[32]《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于籌備展覽會的指示信》，《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7卷，第280頁。
[33]《延安市十一月初將舉行騾馬大會》，《解放日報》1943年9月12日；《延安市騾馬大會期近，各地客商兼程來延，六萬人大會廣場趕修中》，《解放日報》1943年11月2日；《延安市騾馬大會昨日起會》，《解放日報》1943年11月9日；《延安市騾馬大會八天來平均每天營業六百萬，農民工人買布做新衣》，《解放日報》1943年12月18日；《延安市騾馬大會閉會，營業總額一萬五仟萬元，商人獲利甚巨，明年秋季再度舉行》，《解放日報》1943年12月2日；王朗超、曾艾狄：《記騾馬大會》，《解放日報》1943年12月10日。
[34]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70頁。
[35]葉圣陶：《讀〈虹〉》，《中學生》1944年2月第72期。
[36][37]丁玲：《記磚窯灣騾馬大會》，載《陜北風光》，新華書店1950年版，第49～50、50頁。后版本同此。
[38]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236頁。
[39]丁玲：《三日雜記》，載《陜北風光》，第18～23頁。
[40]瓦爾特·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王涌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150頁。
[41]參見1944年4月2日《解放日報》“社論：《從卜掌村談起》”，1944年10月21日《解放日報》“崔岳瑞和崔岳瑞運動”報道等。崔岳瑞的事跡后被李季寫成《卜掌村演義》，發表于1946年10月7日的《解放日報》。
[42]當時有報道誤傳丁玲寫成了一部章回小說《紅鞋女妖精》。這個有幾分陰森恐怖色彩的事件吸引了不少文藝工作者。丁玲、陳明外，還有韓起祥創造的說書《紅鞋女妖精》，蘇一平、周戈編劇，金紫光、李慶森配曲的秧歌劇《紅鞋女妖精》。
[43]孫曉忠：《改造說書人——1944年延安鄉村文化的當代意義》，《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
[44]陳明著，安波作曲：《平妖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42、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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