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論》第四篇第十三章
二、國家的首要職能
現代自由主義理論家有一種傾向，要把國家解釋為一個代表整個社會利益的機關，說它的建立，是為了對社會存在所必然引起的各種矛盾進行仲裁和調解。這是避免陷入政治空談并可以用某種差強人意方式把一大堆明擺著的事實加以糅合的一種理論。但是，這種理論包含有一個基本的缺點；認識到這個缺點，就引出了一個本質上傾向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所以，對這種可以稱之為階級調和的國家概念進行批判，也許就是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好方式。
階級調和論一向暗中假定，根本的階級結構或財產關系制度一一兩者是一回事一一是一個不變的基本事實，在這方面，它和自然界的自在之理毫無二致。這個理論進而發問，各個階級為了彼此相處，要有什么樣的安排呢？它發現，合理的和必要的答案，就是一個調和各階級的對立利益的機關，這個機關被賦予維持秩序和排解糾紛的權力。他們認為，現實世界上所謂國家也者，就是同這種理論推定相吻合的東西。
這個理論的弱點是不難發現的。它所依據的假設，是一個不變的、而且可以說是自我支持的社會階級結構。這種假設的膚淺粗薄，稍讀歷史就可以指明。事實是，各種各樣的財產關系形式及其相伴隨的階級結構，在過去是興而又衰，斷無理由說它們在將來就不再是這樣。社會的階級結構不屬于事物的自然之理，它是以往社會發展的產物，并將在未來的社會發展歷程中發生變化。
一旦承認這個事實，那么顯而易見，自由主義理論的錯誤，在于它最初提出問題的方式。我們不能這樣提問題：假定已經有某種階級結構，試問那些利益各不相同而且時常對立的階級將何以相處？我們應該問：一個特定的階級結構是怎樣形成的，并且是以什么辦法來保證它的繼續存在的？在試答這個問題時，立即可以看出，國家在社會中有一種職能，它比當代自由主義者所歸于它的任何職能都更為重要和更帶有根本性意義。讓我們更進一步地考察這個問題。
一定的財產關系形式，可以用來確定和劃分社會的階級結構。從任何一種財產關系形式中，都有一個或幾個階級（所有者）撈到物質的利益，而其他的階級（所有者與非所有者）則蒙受物質的損失。一個有能力而又有意愿要在某種必要程度上行使暴力的機關，是維持這樣一種財產關系形式所必不可少的東西。調查研究表明，國家最充分地擁有這種特點，沒有、也不容許有其他機關在這方面和國家相匹敵。人們一向是以下面的說法來表述這一點的，國家一一也只有國家一一對它管轄下的各色人等行使主權。所以，這就不難把國家看作是一定的財產關系形式的保護人。
現在，如果我們問一問，國家從何而來？那么，答案就是，國家是長期的、艱險的斗爭的產物，在這場斗爭中，生產過程中一時占有關鍵性地位的階級，壓倒了它的敵手，并締造一個國家來鞏固那種對自己有利的財產關系形式。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社會上一個階級或幾個階級的產兒，這些階級從特定的財產關系形式中得到好處，而鞏固這種特定的財產關系形式，正是國家的責任。稍加思索就會令人信服，很難作出其他的解答。一旦我們拋棄那個在歷史上站不住腳的假定一一社會階級結構在某種程度上是天生的或自行貫徹的，那么就可以看得清楚，任何別的結局，都缺乏穩定性的前提條件。如果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階級也擁有國家權力，他們就會力圖利用它來建立一種對自己更為有利的社會秩序；而各個階級共享國家權力的結果，只會把沖突的場所轉移到國家本身上來。
不容否認，這種在國家內部進行而與國家外部的基本階級斗爭相呼應的沖突，已經在某些過渡時期中發生過。但是，在那些漫長的時日中，當某一個社會制度得以比較持續地和穩定地存在下去時，國家權力一定是被一個或幾個主要的受惠階級所獨占。
和階級調和的國家論相反，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觀點，就是人們所謂階級統治論。前者把某種階級結構的存在視為當然;而把國家看作是調和各個階級的對立利益的一種機關；反之，后者認為階級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而把國家看作是操在統治階級手里、為加強和保證階級結構本身的穩定性的一個工具。
就資本主義社會而論,“階級統治”和“保護私有財產"實際上是同義語，認識這一點是有重要意義的。所以，當我們同意恩格斯的說法，認為國家的最高目的是保護私有財產時，我們所說的也就是，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批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當然沒有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傾向于把階級統治這個概念看得比“單純”地保護私有財產更為狠毒和更為奸險。換句話說，他們傾向于把階級統治看作是某種應該譴責的事情，而把保護私有財產看作是某種美德。因此，對他們來說，就不發生這兩個概念的等同問題。當然，這往往是因為他們心中所想到的，不是資本主義的財產，而是在每個生產者各自占有和使用生產資料的簡單商品生產社會中可能存在的私有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根本就沒有階級，因而也就沒有階級統治。但是，在資本主義關系下面，財產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而財產的保護和階級統治的維持，不難表明是一回事。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存在于物體之中一一物體的存在與物體所有制無關一一而存在于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之中。財產使它的所有者可以擺脫勞動而又能支配別人的勞動，這就是社會統治的實質，而不論它所采取的形式是什么。由此可見，保護財產，基本上就保證所有者對非所有者的社會統治。而這種保證又正是階級統治的含義所在，階級統治則是國家所要承擔的主要職能。
承認國家的首要職責是保衛私有財產，這在確立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觀中，是決定性的因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來：消滅私有制。”既然國家是私有財產的首要保護者，那么，要實現這個目的，就不能不有社會主義力量同國家政權的正面沖突。
三、作為一個經濟工具的國家
國家所關心的，首先是保護某種社會形式的繼續存在及其穩定性，這個事實并不是意味著，國家不履行其他具有經濟上的重要性的職能。相反，國家在其所保證的財產關系體制中，始終都是使經濟機能得以發揮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每當馬克思主義作家們分析一個現實經濟制度的運行時，這個原理一般是得到他們的默認的；但是，在國家學說的討論中，它卻很少受到人們的注意。其所以如此，原因是不難發現的。國家論的研究，一向都是把一個社會形態向另一個社會形態轉變的問題放在最顯著的地位；換句話說，我們所說的國家首要職能，一向是分析的主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這個標題清楚地指出了興趣的中心——創立了一個為人所廣泛效法的先例因此，國家作為一個經濟工具的學說，已經為人所忽視；話雖如此，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顯然有必要對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想法有所了解。
幸而，馬克思在有關工作日長度一章中就一個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非常重要問題，細致透徹地分析了國家的作用。通過對這一章的比較詳細的考察，我們就可以推知，關于國家在資本主義財產關系體制內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指導原理是什么。
剩余價值率一一馬克思理論經濟學體系中關鍵性的變數之取決于三個因素：勞動生產率、工作日長度和現行的維持一般生活的水平。所以，探討工作日長度的決定因素，便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這顯然不是什么狹義上的經濟規律的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說：
“撇開伸縮性很大的界限不說，商品交換的性質本身沒有給工作日規定任何界限，因而沒有給剩余勞動規定任何界限。資本家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盡量延長工作日， 可是另一方面， 工人也要堅持他作為賣者的權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于是這里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斗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
在對前資本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某些涉及工作日長度的剝削方式作了描述之后，馬克思就考察英國資本主義歷史發展中的“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這個斗爭的第一個階段，產生了“ 14世紀中葉至17世紀末葉關于延長工作日的強制性法律"。雇主們拼命地要從可用的前資本主義人材中造就一個有訓練的和有紀律的無產階級，為此他們常常不得不求助于國家。延長工作日長度的法律就是這樣產生的。但是，在一個漫長的時期里，工作日的延長是一個十分緩慢和漸進的過程。延長勞動時間的過程，一直要到 18世紀后半葉工廠制度迅速發展時才開始，而在19世紀的早期就達到了聲名狼藉的頂點：
“資本經歷了幾個世紀，才使工作日延長到正常的最大極限，然后越過這個極限，延長到12小時自然日的界限。此后，自18世紀最后30多年大工業出現以來，就開始了一個像雪崩一樣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沖擊。被生產的轟隆聲震暈了的工人階級一旦稍稍清醒過來，就開始進行反抗，……
工人階級一開始反抗，就把上述的發展引入到第二階段：“對勞動時間的強制的法律限制，1833一1864年英國的工廠立法”。在一系列尖銳的政治斗爭中，工人們有辦法迫使他們的對手一再作出讓步。這些讓步采取的方式，是用法律對日益廣泛的工種限制其工作時數，直到1860年左右，限制工作日的原則才牢固樹立，不致再遭違抗。此后的發展進程就比較平穩。
工作日的限制，不僅是統治階級在革命的威脅下作出讓步的問題一一盡管這無疑地是一個主要的因素。至少還有兩個重要的問題必須加以考慮。馬克思指出：
“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把工廠勞動限制一下，這正像有必要用海鳥糞對英國田地施肥一樣。同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后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
況且，工廠立法的問題，發生在土地貴族和工業資本家爭奪政治霸權的末期：
“盡管一個個的工廠主仍然可以為所欲為，工廠主階級的代言人和政治領袖卻要求對工人采取另一種態度和使用另一種語言。他們已經發動了廢除谷物法的運動，為了取得勝利，需要工人的幫助！因此，他們不僅答應把大圓面包加大一倍，而且答應在自由貿易的千年王國內實行10小時工作日法案。……”
在谷物法撤銷之后，工人們又“在渴望報仇的托利黨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因此，工廠立法得到了自由貿易這場大斗爭的雙方的一定支持。最后，馬克思以下面這一段話，結束他對工作日問題的論述：
“為了'抵御，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愿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后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從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樸素的大憲章，代替了'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種冠冕堂皇的條目，這個大憲章'終于明確地規定了，工人出賣的時間何時結束，屬于工人自己的時間何時開始’。多么大的變化啊！”
從馬克思關于工作日的討論中，可以推演出什么一般性的結論呢？很有普遍意義的一個原理，是恩格斯提出來的。恩格斯在回答某些人指責歷史唯物主義忽視政治因素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時，就引證過工作日這一章，說“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動的立法起著多么重大的作用”，并得出結論，“暴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因而絕不能把它排除在歷史變革的因素之外。．這一點一成立，那就有必要發問：國家的經濟權力將在什么情況之下和為著誰的利益而見諸行動呢？上述有關工作日的分析，對這兩點都是有啟發的。
第一，動用國家權力，為的是要解決某一個特定社會形式一一在本例中就是資本主義一一的經濟發展所提出的問題。早期的勞動力短缺，后期的過度剝削勞動人口，都是國家行動的起因。在這兩種情況下，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國家的干預。這一類的例子很多，很容易想得到。
第二，我們當然應該這樣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權力的行使，首先是、而且主要是為了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因為國家就是致力于保存資本主義結構的，所以，它所配備的官員，也必須是全盤接受此種社會形式的規矩與目標的人。這個道理無疑地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排除下面的說法，即只要保全這個制度的至高無上目的得以實現，國家的行動也可能和某些資本家、甚至全體資本家的眼前經濟利益相違背。工作日的法律限制，就是這一類國家行動的典型例子。過度剝削勞動力所釀成的階級對立，是如此的強烈，以致資本家階級不得不作出讓步，甚至是犧牲眼前的經濟利益也在所不惜。為了保持國內的和平與安定，削弱階級對立的鋒芒，而且最后避免暴力革命的危險，資本家階級總是準備以國家行動為中介來作出讓步的。當然，也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即讓步的時機正是革命的威脅成為現實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目的，便是恢復和平與秩序，以便生產和積累能夠再次連綿不斷地進行下去。
讓我們把資本主義體制中國家作為一個經濟工具來使用的基本原理，概述如下：第一，國家在經濟領域中采取行動，為的是要解決資本主義發展所提出的問題；第二，凡是涉及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地方，都有濫用國家權力的強烈傾向；最后，倘若不對工人階級讓步就足以危及整個制度的穩定和運行的話，那么，國家也可以用來作出一些讓步的。
必須注意，這些結論中沒有一個是有助于下面這個修正主義觀點的：即，通過一系列的點滴改良，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相反，它們是從另一個基本原理中引申出來并且作為它的補充的，那就是，國家的存在，首先是為了保護資本主義的財產關系。改良可能使資本主義的機能發生變化，但絕不會危及它的基礎。羅莎.盧森堡用下面這段話簡練地表述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見解：
“‘社會統制‘…… 不是對資本主義財產的限制，相反，是對它的保護。或者用經濟的術語來說，它不是對資本主義剝削的一種侵犯，而是使這種剝削正常化并加以調節。"馬克思從未說過什么與此相對立的話。引證他的工作日一章一一就像修正主義者所經常做的那樣一一來支持漸進主義的觀點，這不過是流露出對他的整個理論體系的曲解罷了。
四、政體問題
迄今為止，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體問題，還一點也沒有談到。前面考察的國家行動的原理，在一個充分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可能不適用吧？（所謂“充分民主”，我們指的無非是今日存在于大多數英語社會中的那種東西：議會制度同普遍選舉及政治領域的集會結社自由相結合。）
如果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答案是否定的，那絕不可以解釋為，它把民主問題看得無關緊要，而只能說民主沒有改變國家對于經濟的基本意義。當然，民主的存在，特別對工人階級來說，是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只有在民主的政體下，工人階級才能自由地和有效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它的目的一一一不論這些目的剛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還是純粹改良主義性質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在一切非民主國家中，勞工運動的首要要求之一，從來都是建立民主政體。不但如此，對統治階級來說，民主對它的地位的穩定，總是構成一種潛在的威脅，因此民主的賦予，從來都不是甘愿的，而是有限制的，而且通常只是在嚴重的壓力下賦予的。馬克思在論及1848年民主的法國憲法時十分有力地表述了這些主要的問題：
“這個憲法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下面這點：它所要使其社會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階級一一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竟由它經過普選權給予了政治權力，而它所批準其舊有社會權利的那個階級一一資產階級，卻又被它剝奪了維持這種權力的政治保證。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被憲法強塞在民主主義的框子里，而這個框子時時刻刻都在幫助資產階級的敵人取得勝利，并使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本身成為問題。"
民主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在政治領域中公開化了：它限制資本家利用國家以謀私利的自由；它加強工人階級索取讓步的力量；最后，它甚至增大了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即工人階級將提出危及制度本身的要求，以致資本家及其國家職能人員必定要不顧后果地加以拒絕。就像我們在后面所要看到的一樣。這一切都是決定資本主義實際進化過程的最重要事項。但是，它們并沒有和前節所提出的原理相矛盾。換句話說，在民主的性質中，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改變我們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行動的基本職能與限界的看法。我們必須再一次強調，修正主義由于持相反的觀點，說通過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就可以逐步地取代資本主義，他們在實際上是完全拋棄馬克思。
羅莎·盧森堡在1899年和伯恩施坦與施密特的爭辯中，最清楚不過地指出了這種修正主義見解的謬誤：
“按照康拉德·施密特的說法，爭取社會民主黨在議會的多數，就應當是社會逐步社會化的直接道路了。誠然，從形式說，議會制度是在國家機構中表現整個社會的利益的。但是，另一方面，那仍舊是資本主義社會，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起決定作用的社會。形式上是民主的組織，內容上卻是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有一個事實最明顯地表現了這種情況；只要民主一顯示出有否定階級性質、變成實際的人民利益的工具的傾向時，民主形式本身，就會被資產階級和它的國家代表所犧牲。所以，看來關于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占多數的想法，乃是完全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精神所作出的一種盤算，它只想到民主的形式一面，而完全沒有考慮到民主的另外一面，即它的實際內容。"
法西斯主義在以往20年中的傳播，特別是在工人階級組織已經有了最高度發展的國家中的蔓延，已經大大地削弱了這樣一種信念，即：通過資本主義民主所提供的方法，有可能逐漸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奧托·鮑威爾是第二國際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奧地利社會主義者的長期領袖，他在1936年著文，表述了一個廣泛流傳的觀點，即：法西斯主義的教訓，“摧毀了改良派社會主義的幻想一一認為工人階級可以把社會主義的內容注入民主的形式中，而且不經過革命的飛躍，就可以把資本主義發展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羅莎·盧森堡說過，當事情發展到極端時，“民主形式本身，就會被資產階級和它的國家代表所犧牲”，這個警告已經證明是很有根據的。我們在后面第十八、十九章中還要更詳盡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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