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協力斗爭的結果，世界必將變成一個
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
主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企圖，我們是能夠粉碎的。
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
話說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說：
“5月16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新華通訊事業亦加以改進，通為一個委員會管理。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黨宣傳。《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執筆。”
早在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了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中央機關刊物是《解放》周刊。此外還有《中國文化》、《中國青年》、《共產黨人》等10多種報刊雜志。在1940年以前，這些報刊雜志與時代的需求基本相適應。但從1941年開始，《新中華報》就顯得內容不夠了，而且是3日1刊，周期長，分量也不足。《解放》周刊有時是兩周合刊，滿足不了形勢發展的需要。其它報刊也基本類似。再加上根據地進入非常困難時期，紙張、經費嚴重不足，發行渠道堵塞。因此，毛澤東向中央提議停辦其它報刊，集中力量創辦《解放日報》。
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由博古任社長，楊松任總編輯。毛澤東親自為《解放日報》撰寫了一篇發刊詞，全文如下：
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也就是本報的使命。在目前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這一使命是更加嚴重了。
現在的問題是：世界是帝國主義強盜互相屠殺的世界，還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國，還是中國人的中國？這些問題，在現在帝國主義戰爭變為世界范圍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最后滅亡中國之時，已經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了。
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不卷入戰爭（美國實際上已經參戰），戰爭已以全球為屠場，全世界人民如不奮起反對戰爭力爭人民的和平，則世界有陸沉之憂，人類有毀滅之禍。現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戰的斗爭已經發展起來，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國共產黨站在這一斗爭的前線，這一斗爭將援助著中國人民的斗爭，中國人民有與世界人民相聯系的任務。
日本帝國主義在4年戰爭中不能解決的中國問題，它現在企圖來“最后解決”了，一切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加以輕視的意見是不對的，在這種意見之下，就是國共摩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兩個戰爭。我們主張是國共團結，是消滅摩擦，是一個戰爭。須知只有一個戰爭，一個專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才能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與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是親蘇政策，雖然同時不放棄對英對美的外交。中國的內政政策，必須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動政策，必須取消。
現在是中國存亡絕續的關鍵，全國一切抗日黨派抗日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這個主要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是站在這一斗爭的前線的，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始終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國共產黨是與人為善的，一切在抗日戰爭中犯過錯誤的人，中國共產黨予以反省改悔的機會，僅僅對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絕對堅決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予以堅決地打擊。而這乃是完全必要的，對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絕對堅決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予以堅決地打擊，則民族抗戰必然遭到失敗。
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就是本報的使命，本報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與中國人民協力斗爭的結果，世界必然要變成一個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企圖，我們是能夠粉碎的。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口號。今當本報發刊之始，愿掬至誠，以告國人。
5月間，中原局把徐海東的病情和心情報告給毛澤東。
此前，徐海東因勞累過度，肺病復發。在皖南事變后，他對新四軍的損失十分痛心，因之病情加重了，病倒在了華中戰場上。
毛澤東給徐海東發了一封200多字的電報，大多是安慰他治病的話，最后是8個字：“靜心養病，天塌不管。”
徐海東看了毛澤東的電文，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他讓秘書把那8個字，用毛筆寫在日歷牌的硬紙上，放在自己的枕邊。回想起自己在延安治病時，毛澤東曾多次去看望他，知道他不能吃東西，就親自批條子，派人送給他50塊錢作為生活補貼。毛澤東對他太關心、太愛護了。徐海東對毛澤東充滿了感激之情，他相信，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有八路軍、新四軍在，天不會塌下來。
徐海東在養病期間，總忘不了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期間所說的誰看不完那3部古典小說不算中國人的笑話。他常說，只要我不死，一定要讀完《紅樓夢》，決不做半個中國人。他在病情穩定的時候，除了注意戰局，學習共產黨文件，就堅持讀《紅樓夢》，終于讀完了這部小說。他高興地說：“我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了。”
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辦公廳給統戰部送來了一個開會通知。這是一份出席干部會議的人員名單。韓光見名單上有其他幾個科長的名字，唯獨沒有自己，心中很不舒服。他還聽說毛澤東要在會議上作報告，便決心一定要爭取去聽聽。他找到副部長柯慶施，說：
“柯部長，別人都有會議通知，我也想去參加會議，不知是否可以？”
柯慶施說：
“按條件，你可以參加。這樣吧，你寫一個簡歷和申請，我給你送上去。”
韓光按照要求很快就寫好了。柯慶施便把他的材料送給了中央秘書長李富春。
第二天，韓光便接到了參加會議的通知。
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長篇報告。
毛澤東作報告從來不喜歡照著稿子念，只偶爾看一眼簡明扼要的講話提綱。這一次的報告也是如此。只見他站在講臺桌前，面前放著兩三頁紙，講話間，時而在桌子前走來走去，時而舉起右手打著手勢，以期引起聽者的注意。他那生動的語言，嚴謹的論證，深入淺出的道理，妙語連珠的比喻，不時引起會場上陣陣的掌聲和會心的笑聲，氣氛十分熱烈。
坐在聽眾席上的韓光聚精會神地聽著，生怕漏掉一個字。他感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最好的報告。毛澤東一開始便說：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關于“研究現狀”，他說：
“‘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愿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卻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關于“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他說：
“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處更大。”
“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愿做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里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著嗎？”
“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
關于“主觀主義的態度”，毛澤東說：
“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已，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作沒有黨性，或叫作黨性不完全。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于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于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對于徒有虛名并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墻壁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文獻之一。他的“號召，很快就在黨內和黨外引起了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論戰。”（引自《毛澤東選集》注釋語）
5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將東南局與中原局合并為成為華中局，同時成立華中軍分會。
華中局由劉少奇、饒漱石、曾山、陳毅、鄧子恢、張云逸、鄭位三、郭樹勛、彭雪楓、黃克誠、張鼎丞、譚震林、劉英組成；劉少奇任書記，饒漱石任副書記。
華中軍分會由劉少奇、陳毅、張云逸、鄧子恢、饒漱石、賴傳珠、羅炳輝、劉炎、粟裕、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張鼎丞、譚震林、曾希圣、傅秋濤、彭明治、譚希林、葉飛、周駿鳴、張愛萍、鄭位三組成；劉少奇兼任書記，陳毅、鄧子恢、賴傳珠、張云逸、黃克誠、饒漱石、劉炎為常委。
5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黨內指示：《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全文如下：
1、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面的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著。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
2、日本帝國主義以迫蔣投降為目的的軍事進攻，現已告一段落，繼之而來的必然是誘降活動。這是敵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
3、日本和軍事進攻同時發動了謠言攻勢，例如所謂“八路軍不愿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八路軍乘機擴大地盤”，“打通國際路線”，“另立中央政府”等等。這是日本挑撥國共關系以利誘降的詭計。國民黨“中央社”和國民黨報紙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傳互相呼應，其用意所在，甚為可疑。我們也應揭穿它，反對它。
4、新四軍雖被宣布為“叛變”，八路軍雖沒有領到一顆彈一文餉，然無一刻不與敵軍搏斗。此次晉南戰役，八路軍復自動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兩周以來在華北各線做全面出擊，至今猶在酣戰中。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一切對于共產黨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戰失敗，以利投降。我們應發揚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反對一切失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
5月25日這一天，毛澤東還為中央書記處起草了一份《關于統一各根據地內對外宣傳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共在全國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負責同志和領導機關之一言一動在全國以至全世界所發生的巨大影響，政治形勢之緊張，敵人謀我之尖銳，黨派斗爭之激烈，都要求我黨統一對外宣傳及采取慎重處事的態度。從近幾月中各根據地的廣播與戰報看來，我黨的對外宣傳是不適合于這個要求的。特別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許多違反黨的政策與中央指示的言論之公開廣播（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張，馬日事變的估計，陳團起義的發表，仇貨充斥的自白等〉，與各地對外宣傳工作中獨立無政府狀態的存在。這種全世界任何國家政黨所沒有的極端嚴重的現象，如不迅速糾正，對黨對革命必有很大危害。因此中央決定：
（甲）一切對外宣傳均應服從黨的政策與中央決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區黨委負責同志的公開發言，尤應嚴格遵守此原則。各軍事領袖不得軍委許可不準公開發表有關全國性的意見。凡牽涉到全國性意義的重要政治事變，任何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區黨委負責同志及任何軍事首長，在中央未指示前，不得公開發言，以保障全黨意見與步調的一致。
（乙）一切對外宣傳工作的領導，應統一于宣傳部。宣傳部應負責立即停止在這方面的無監督無政府的現象，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區黨委應經常檢查這一工作，并加強其領導。
（丙）各地方報紙下的通訊社，應成為對外宣傳的重要機關。廣播臺及起廣播臺作用的戰報臺，應劃歸通訊社，并設立廣播委員會專門負責廣播材料的審查編輯，并由宣傳部指定一政治上堅強的同志領導之，并經常檢查其工作。
（丁）各地應經常接收延安新華社的廣播，沒有收音機的應不惜代價設立之，各地報紙的通訊社，應有專門同志負責接收與編輯的工作，應同延安新華社直接發生通訊關系，并一律改為新華社某地分社。關于電臺廣播內容與廣播辦法等，應受延安新華社之直接領導。
（戊）各地報紙應經常發表新華社廣播，其他根據地的廣播的登載與否，應根據本決定第2項來審查處理，無選擇地登載是不允許的。
中央書記處
1941年6月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小禮堂主持召開各縣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并研究解決群眾負擔過重的問題。
會議正進行著，突然間天降暴雨，一道閃電從屋角穿入室內，“轟隆”一聲把一根木頭柱子劈斷了。與會人員都受到了巨大震動，驚慌失措，紛紛逃出屋外。正當眾人驚魂未定之際，會議室內又傳出了凄厲的呼救聲。林伯渠立即派人進入室內，將受傷人員一一扶了出來。延安市高市長、志丹縣趙縣長、延長縣白縣長經過搶救都脫離了危險，唯有延川縣4科科長、代縣長李彩榮不幸身亡。
有道是禍不單行。在延安南關市場里，拴在木樁上的一頭毛驢也被雷電擊死了。它的主人是一位50來歲的安塞漢子，這漢子本來就對時下的負擔過重不滿意，如今又損失了毛驢，氣不打一處來，站在大街上扯著嗓子便罵開了：
“老天爺不開眼，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劈了李縣長，劈死我的毛驢……”
周圍的老鄉們都嚇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勸那漢子，有的則議論說：“這是老天爺對人間的懲罰，是一種報應，是大難臨頭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說：“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八路軍抗戰，是為了咱老百姓過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們的死活呀！”
消息傳到邊區保安處，有人提議把那漢子抓起來，也有人建議向黨中央匯報，請示毛澤東如何處理。毛澤東很快就知道了這件事，立即讓工作人員打電話，要保安處來人談談。不久，邊區保安處的小吳來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望著小吳問道：
“聽說你們要拘留那位老鄉，為什么？”
小吳激動地回答說：
“他在大庭廣眾之中侮辱你。”
“是嗎？他是怎樣侮辱的，你說給我聽聽。”
“李縣長是中了雷死的，與主席有甚關系？他自己死了驢，心里有氣，竟然遷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熱鬧的市場上，指名道姓地罵你。我們認為這是一樁嚴重事件，所以應該馬上拘留審訊他。”
毛澤東聽罷，爽朗地笑了，他說：
“他罵了我毛澤東，可沒有犯法呀！”
小吳堅持說：
“不。你是人民的領袖，罵你，說明他不是漢奸特務，就是土豪劣紳，我們拘留審訊他是應該的。”
毛澤東依然微笑著問：
“你想過沒有，真的漢奸特務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罵我嗎？”
小吳一怔，張張嘴卻回答不出來。毛澤東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溫和的目光看著他，又問道：
“小吳，你知道人民群眾為什么擁護我們，熱愛我們？”
小吳說：
“因為我們為老百姓打天下，謀幸福唄！”
“這就對了。人民擁護我們，熱愛我們，是因為我們這個隊伍是革命的隊伍，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工作中有了缺點錯誤，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評意見，我們都應該接受嘛！你說對吧？”
“可他不是提意見，是罵人。”
“罵人也是一種提意見的方式嘛！”
小吳不再吭聲了。毛澤東拍拍他的肩膀說：
“小吳同志，我建議你們，不要拘留那位老鄉。還要請你們幫我了解一下具體的情況，看他究竟對我有什么意見，行嗎？”
小吳爽快地答應了。過了不久，小吳來向毛澤東匯報調查的情況，他說：
“抗戰初期，邊區群眾的救國公糧只有1萬石，1939年是5萬石，去年是9萬石，可今年猛增到20萬石。群眾嫌負擔過重，對政府有意見。有的人說：‘救國公糧任務太重，群眾要餓肚子了。’有的人說：‘共產黨的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給念歪了。’那位老鄉就是對今年分配的救國公糧不滿才罵人的。”
公糧何以會猛增呢？原來到了1941年，陜甘寧邊區的脫產人員已經增到了7.3萬人，這么多人要吃飯，自然就需要增加更多的公糧。20萬石公糧，在陜北這個不過一百三四十萬人口的地方，人均負擔1斗4升。這樣的負擔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和前幾年相比，的確是重多了。毛澤東聽完了匯報，“噢”了一聲說道：
“原來是這樣。”
他心情非常沉重，嘆了口氣，思索片刻，又說道：
“看來，這位老鄉是給我們提了一個很好的意見，批評得對呀！群眾的意見反映了我們工作上有毛病，有些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要允許人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人家說救國公糧太重，這是實際情況。1940年以來，人民的負擔是加重了。人家說共產黨的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念歪了，說明他們還是擁護共產黨的，就是對我們的工作和作風有意見。”
他立即指示有關部門，將征收公糧的任務從20萬石減少到16萬石。盡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征收任務還是比較重，加上有些干部的工作方法簡單粗暴，還是難以避免發生一些損害黨和群眾關系的事情。
清澗縣一位農婦，因為生活艱難，干部強征公糧，忍不住罵了共產黨，罵了毛澤東。保衛部門知道后馬上逮捕了那個婦女，說是要槍斃她。保衛處長錢益民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正在窯洞里寫東西，聽完匯報，氣得“啪”地一聲把毛筆甩在桌子上，站起身來，盯了一眼錢益民，然后在窯洞里來回踱步。停了一會兒，他才對錢益民說：
“不要為難這位農民，你把她帶來，我要親自問問話。”
不久，錢益民將一名叫伍蘭花的中年婦女帶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農村婦女，雖說只有36歲，但看上去卻像50多歲的樣子，一副老實忠厚的農民形象。毛澤東馬上走上前去，親自替她松了綁，說：
“你不要怕，坐吧。”
伍蘭花坐下后，毛澤東面帶微笑把一杯開水送到她手上，和藹地問道：
“你為什么要罵共產黨，罵毛澤東啊？”
伍蘭花誤認為是保衛部門在槍斃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認罪，她氣憤地嚷道：
“槍斃我也要罵，反正咱活著也是餓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澤東問：
“為什么活著也是餓死呢？”
伍蘭花沒好氣地說：
“你們培養出來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們老百姓交公糧，不管人民群眾的死活！”
毛澤東問：
“你家有什么困難嗎？”
伍蘭花看到毛澤東比其他干部都和氣，略微平靜了一點，說：
“咱清澗苦啊！咱一家6口人，3個娃都小，婆婆72歲，男人又是個傻子，就靠我這一個女人維持這個家。咱住的窯還靠著溝邊，發水就澇，就是想挖孔新窯，也沒有錢雇人。共產黨來了，咱分了5畝地，頭兩年還好，這兩年村里官、鄉里官、縣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糧咱出不起，就罵咱男人和老娘。”
毛澤東問：
“村干部鄉干部真的罵人？”
伍蘭花說：
“婦道人家不敢撒謊，咱要說假話出門就叫挨槍子。咱不是不擁護你們八路軍，只是咱家確實交不起公糧。今年遇上天旱，咱一個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點糧食，咱跟催公糧的干部求情，把公糧推到明年一塊兒交，可他們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一袋糧食給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沒有活路了，一氣之下，是罵了毛主席。”
毛澤東聽到此處，氣呼呼地站了起來，點著煙猛吸幾口，前后踱了幾步，大聲叫道：
“錢益民！”
錢益民應聲進了屋，說：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澤東當著伍蘭花的面，大聲訓斥道：
“你們保衛部門在搞什么名堂？連這樣簡單案子都斷不明白？中央對交公糧的政策規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響人民群眾生活的前提下，自覺地交公糧，怎么能沒收老百姓的口糧呢？這位婦女敢講真話，是位好同志，不但沒有罪，我們還要接受她的意見，趕快改正工作中的缺點，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真正地擁護。伍蘭花同志現在就釋放，你親自護送她回家，還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講，不但要把沒收的糧食退還給她家，還要好好照顧，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困難，可以直接找我。總之，不準餓死一個人。”
伍蘭花聽說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驚，又聽了他說的話，感動得“撲咚”一聲，跪在毛澤東面前，大聲說道：
“毛主席，咱對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澤東連忙將她攙了起來，安慰她說：
“伍蘭花同志，我們八路軍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就該挨罵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難不解決，你就來找我毛澤東。”
就在這年的6月初，與陜北的雷擊之天災相比，發生在國民黨陪都重慶的“大隧道慘案”可真正是人禍了。這個慘案，與前邊已經說過的1938年6月9日的黃河花園口決堤，和1938年11月13日的長沙大火，并稱為抗戰時期的3大慘案。
那是在6月5日下午6時左右，重慶市區雨后初晴，市民們正準備吃晚飯，突然間空襲警報長鳴，人們紛紛擁向較場口公共防空大隧道的3個進出口：十八梯、演武廳和石灰市。由于當局有關方面未及時對擁來的市民進行疏散，大量民眾擁入了這個通風照明設備未曾驗收且不能使用、洞內設計上既不能使空氣對流又沒有通風井，還沒有排水井、出入口又狹小的特大隧道，立時呈現出飽和狀態。
據當天防空部檔案記載：“是日敵機24架分3批（每批8架）襲渝，自17：33起于湖北宜都松滋處發現西飛。”第一批于“19：28侵入重慶市空投彈，至19：54始經豐都東逸。”第二批于“20：47侵入重慶市郊投彈后至21：20經豐都東逸。”第三批“22：17侵入重慶市郊投彈后至23：13經豐都東逸。”
由此可知，3批次空襲的間隔幾乎都在近1個小時左右，可是管理隧道口的憲兵及防護人員鎖了柵門，不準里邊的市民在空襲間隙出入隧道喘息休息。因此，長時間的高溫和嚴重缺氧，致使避難者因通風不暢而窒息，同時又發生了推擠踐踏，最終釀成了駭人聽聞的“大隧道慘案”。
有生還者朱更桃回憶說：“在洞內，起初只覺得頭腦發悶，大汗淋漓，漸漸身體疲軟，呼吸困難，似乎淹在熱水當中，腳下溫度異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褲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
生還者何順征也說：“開始感覺熱得慌，心臟似欲下墜，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著，不能舉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亂咬，手和背到處受傷，衣服也被撕破了。”
隨著二氧化碳增多，洞內部分油燈已經由于缺氧而熄滅，人群騷動得更加厲害了。面臨死亡，沉默的人們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開始拼命往洞口擠。由于洞門是向外關閉的，人群越往洞口擠，門就越打不開。守在洞外面的防護團員只知道日機空襲時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對洞內所發生的危險情況一無所知。洞內的人發瘋似地往外擠，互相踐踏，前面的人紛紛倒下，有的窒息死亡，后面的人渾然不知，繼續踩著尸體往外擠。后來洞門被擠破之時，洞內的人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樣沖出了出去，因此得以生還。郭偉波是沖出洞外的少數人之一，他說：
“后來，木柵不知怎樣打開的，守在外面階梯上的防護團也跑掉了。人流穿過閘門，猶如江河破堤，拼著全力往隧道口上沖。我和兩位同學因年輕力壯，用盡力氣隨著人流擠出木柵，昏頭昏腦地上了階梯，終于來到地面上。當時我到底是凌空？是滾爬？還是被人流夾住推出來的？實在是鬧不清楚。只覺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鮮空氣，渾身都感到涼爽、舒暢，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時沒有手表，昏睡了大約半個小時又蘇醒過來，只聽見隧道里傳來震耳的呼喊和慘叫聲。我從地上爬起來一看，自己躺的位置離隧道口約30米，周圍有100來人，有的正在蘇醒，有的呆呆地站著，然而，再也不見有人從隧道口里走出來。我低頭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經被扯破，鈕扣大部失落，帽子丟掉了，肩上挎包所裝的信件、相片、日記本也全部不見了。東西是損壞、丟掉了，但我總算掙脫了死神，回到了人間。”
這次空襲持續了將近5個小時，當日軍的飛機離開陪都重慶時，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聽不見活人的聲音。到處都是死難者的尸體。其凄慘情狀正如當時重慶市市長吳國楨所說：
“洞內之（難民）手持足壓，團擠在一堆。前排腳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動，其后層層排壓，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號而不能動者，傷心慘目，令人不可卒睹。”
6月6日凌晨，國民政府當局開始組織人處理善后事宜，從隧道內拖出的遇難者尸體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重慶衛戍總司令兼重慶防空司令劉峙在幕僚建議下，派出衛戍司令部的卡車，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運至朝天門河壩，用意是這些人因缺氧而死，運至河邊空氣新鮮處，或可復活。但是參加搶救的士兵、特務人員、防護團員、服務隊員不管死活把人一個個拖出洞門，有些還未死的，被他們拖死；有些被拖斷手腳；有些尚有一絲氣息，因上有尸體堆積，被活活壓死。更有甚者，一些參加搶救的人員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從尸體上搜取首飾、錢物，剝取衣褲，引起群眾極大憤慨。運至朝天門河壩的人中，確有少數因吸到新鮮空氣而復活者。他們醒來后發現隨身所攜帶的財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無以為生，便絕望地放聲大哭。
這一天，重慶防空總司令部對外宣稱：“慘案死亡461人，重傷291人。”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在致行政院的函中稱：“截止本（6）日午后4時20分止，3處洞口共計運出男女尸944具，童尸74具。至于洞內余存死亡數目，因隧道太深，一時無從清查。”6月8日，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再次呈文行政院說：“3洞尸體已全部運出洞外，計有1115人。”
而據廣東籍的幸存者劉偉波回憶說：“一夜之間因窒息擠壓而慘死市民近萬人。”避難生還的歐陽祝澤也說：“十八梯洞內死的人很多，搬了一個晝夜才勉強搬完，大約死的五六千人。”曾入演武廳避難生還的李建國說：“3個洞子都死了不少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廳洞子第三，但演武廳洞子也死了不少人，大約有二三千人，總計3洞死了萬把人。”
大隧道慘案到底死了多少人，如今已經不可能再出現準確的統計了，但有一個數據還是可供讀者參考的，那就是防空洞設計的容納量。這一段大隧道的長度為438. 4米，乘以寬度2. 5米，面積是1096平方米；乘以高度2米，等于2392立方米。防空部規定洞的容量標準是每平方米4人。當時的審委會的解釋是：“鎮靜之避難者, 在換氣設備之防空洞滯留1小時，每人所需之空氣應為1立方公尺，通常以滯留2小時為準，每人應有3立方公尺之空氣量。”據此計算，該洞常規容量是4384人；加上兩側梯道面積134. 75 平方米, 容納555人，合起來總容量就近5000人。而當天入洞人數，從上面引述的生還者提供的資料來看，有可能超過了萬人。
大隧道慘案的發生使重慶輿論為之震驚，市民強烈要求懲辦責任者。不久，蔣介石下令免去劉峙的重慶防空司令一職；重慶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職留任，隧道工程處處長吳國柄撤職，副處長謝元模記大過兩次；重慶市長吳國楨撤職留任。震驚中外的大隧道慘案就這樣草草了結了。
再說6月7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了一個《關于老蘇區老游擊區工作方針的指示》，全文如下：
國民黨正用武裝進攻、脅迫、自首等方法向我老蘇區老游擊區進攻，這些地區黨要實現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則必須：
一、隱蔽組織，避免打擊。一切僅僅有利于國民黨的抗戰動員不再起模范作用，應與大多數民眾取同樣態度，對新四軍家屬之互助救濟則在不妨害秘密工作情況下，可暗中進行。
二、對于不反對我黨而反對國民黨的土匪，不再幫助國民黨剿匪。如上述的土匪要求我們幫助時，可以給以適當的幫助。
三、目前在大后方老蘇區老游擊區一般地不應當與國民黨作武裝斗爭，但如果國民黨武裝進攻時在必要與可能武裝自衛并能堅持的條件下，可以武裝自衛，并應有不怕武裝斗爭擴大的決心，但武裝自衛的目的仍在求得和平和保存黨的力量，因此自衛斗爭必須遵守下列的原則：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乙、“有理，有利，有節”。
四、武裝自衛只有在迫不得已而且可能堅持的情況下進行，決不是任何老蘇區老游擊區都可武裝斗爭，因此何處應武裝自衛須由南委及華中局根據具體情況來決定，不能武裝自衛的區域應保存槍支，并迅速撤退已暴露的干部。
五、利用社會上厭惡內戰情緒，發動當地紳商、軍政各界人士制止國民黨的內戰，分化和孤立頑固反共分子。
六、當國民黨強迫黨員和群眾辦理自首手續時，可以允許黨員和群眾一起假自首，那些不能假自首的干部應迅速調開，但假自首的黨員絕不準破壞機關和人員，破壞機關和人員者即是叛徒。
七、黨內一般地不要采取小組、支部、區委、縣委等等的組織形式，不要開會，只用個別聯系，選擇當地能夠立腳在職干部任聯絡員、工作員，特派員，形成只有黨員而無組織形式。
八、改變黨的組織形式，絕不是取消黨，黨員不作突出的活動也不是取消工作，每個黨員應該：一方面識字讀書，自我學習，另一方面以普通社會人士面目去贊助公益事業，鞏固自己的社會地位，培養自己在群眾中的信仰。
中央書記處
6月22日，德國軍隊向蘇聯發動突然襲擊，不宣而戰。蘇聯衛國戰爭開始了。
6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黨內指示，全文如下：
德國法西斯統治者已于6月22日進攻蘇聯。此種背信棄義的侵略罪行，不僅是反對蘇聯的，而且也是反對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蘇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戰爭，不僅是保衛蘇聯的，而且也是保衛正在進行反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爭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為著反對法西斯而斗爭，為著保衛蘇聯、保衛中國、保衛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獨立而斗爭。在目前時期，一切力量須集中于反對法西斯奴役。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任務是：
1、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即用此以援助蘇聯。
2、對于大資產階級中的反動分子的任何反蘇反共的活動，必須堅決反抗。
3、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6月間的一天，毛澤東在散步時遠遠看見黃有鳳和一個女學生在一起。第二天，他在作戰室看地圖時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問黃有鳳：
“黃有鳳，你快30歲了吧？昨天那個女同志是誰呀？”
黃有鳳老老實實回答說：
“是的。她叫趙雪明。”
趙雪明是抗大的學員，黃有鳳正和她談戀愛。他們已經商量好了，等抗戰勝利后條件好了再結婚。現在經毛澤東一問，他便紅著臉把二人的交往和心愿說了一遍。毛澤東靜靜地聽著，含著笑替他參謀起來。毛澤東說：
“抗日戰爭是個持久戰，你們年紀都不小了，等到戰爭勝利那天，恐怕你們都老嘍。我看你還是打個報告結婚吧。”
黃有鳳聽了毛澤東的話，就和趙雪明商量結婚的事。不久，他們就向組織上遞交了結婚申請報告。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全文如下：
一、中國共產黨經過20年的革命鍛煉，現在已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決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們面前的仍然是偉大而艱難的革命事業。這樣就要求我們的黨更進一步的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黨，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沒有這樣堅強統一的、集中的黨，便不能應付革命過程中長期殘酷復雜的斗爭，便不能實現我們所擔負的偉大歷史任務。因此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二、我們的黨，雖然已有20年英勇奮斗的歷史，雖然已經是和廣大群眾密切聯系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但必須指出：我們的環境，是廣大農村的環境，是長期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小生產者及知識分子的成份占據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產生某些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等違反黨性的傾向。干部中特別是高級干部和軍隊干部中的這些傾向，假如聽其發展，便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可能發展到小組織活動與派別斗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與革命受到極大損害。而有這些傾向的個人如不改正，亦會身敗名裂。叛徒張國燾的結局與項英反抗中央的機會主義所引起的皖南失敗，便是明顯的歷史教訓。這些缺乏黨性的傾向，今天在黨內雖然還不是一個普遍的不可終日的危險，可在某些個別部分中，確實是存在著的嚴重危險。上述的這些傾向具體地表現在下列各方面：
（1）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隨便發言，標新立異，以感想代替政策，獨斷獨行，或借故推脫，兩面態度，陽奉陰違，對黨隱瞞。
（2）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調不動人，目無組織，只有個人，實行家長統制，只要下面服從紀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去解決問題，多數決議可以不服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干部政策上毫無原則，隨便提拔，隨便打擊，感情拉攏，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別活動。
（3）在思想意識上，是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都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地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地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干，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系。
三、為了糾正上述違反黨性的傾向，必須采取以下辦法：
（1）應當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不允許任何黨員與任何地方黨部，有標新立異，自成系統，及對全國性問題任意對外發表主張的現象。要求各個獨立工作區域領導人員，特別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時候更需要相信與服從中央的領導。應當在黨內開展反對“分散主義”、“獨立主義”、“個人主義”的斗爭。
（2）更嚴格地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
（3）即時發現，即時糾正，不縱容錯誤繼續發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損失。反對當面客氣，背后指斥，一切批評應當是正面坦白誠懇的提出，目的是為了挽救，而不是為了打擊。應當強調黨內外團結互助，愛護干部，幫助干部在政治上的進步，對于屢說不改者，必須及時預防，加以紀律制裁。
（4）要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因為統一紀律，是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要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無論是普通黨員和干部黨員，都必須如此。
（5）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于黨與革命的需要。要求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負責領導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點，把黨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應有自滿自足，自私自利的觀念。要提倡大公無私，忠實樸素，埋頭苦干，眼睛向下，實事求是，力戒驕傲，力戒膚淺的作風。要改造那些把理論與實踐、學習與工作完全脫節的現象，這樣來更加堅定自己的階級立場、黨的立場與黨性。
（6）最后，決定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一定的黨的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于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7月間，17歲的毛雪華在邊中畢業了，到楊家嶺看望叔叔毛澤東。他對毛澤東說：
“叔叔，我畢業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當教員，您看到哪里去適合？”
毛澤東說：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齡還小呢，那些學員的年齡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邊中怎么樣？”
“到邊中有困難，你普通話還講不好啊！”
毛雪華啞然了，毛澤東看著他的樣子，說：
“你到自然科學院去吧，繼續學習，多學些自然科學知識，將來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國，需要大批建設人才，你要好好學習，學好本領，為祖國出力。”
毛雪華臨別時，說邊中校長董純才為制作學員證書，委托他請毛澤東為證書題詞。毛澤東欣然命筆，題寫了“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奮斗！”
后來，毛雪華在自然科學院學習期間，又應教務長魏之想委托，請毛澤東題寫校名。毛澤東拿出一張舊《解放日報》，鋪在辦公桌上，揮筆寫下了“自然科學院”5個大字，他端詳了一下，又重寫了一幅，放下筆說：
“這兩份隨你選吧。”
7月8日，蕭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并向毛澤東借閱《毛澤東抗戰言論集》一書，同時要求見面談一談。
蕭軍是繼1938年之后在1940年6月間第2次來到了延安，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為7個主席之一，還擔任了《文藝月報》編輯，“魯迅研究會”主任干事，《魯迅研究叢刊》的主編等等。在從事大量的文化社會工作的同時，仍然繼續撰寫他的長篇巨制《第三代》，還不時地在《文藝月報》、《解放日報》等報刊上發表雜文和評論。生性豪放的他，論人論事從不注意方式方法，坦率直言，因此在人際關系上很快就出現了矛盾。他曾在《文藝月報〉上發表文章批評何其芳的詩《革命，向舊世界進軍》和周立波的小說《牛》。說何其芳那首詩“我感覺不到情緒、形象、音節、意境……只是一條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東西。”蕭軍甚至說“這不是詩，何其芳不適宜寫詩。”如此尖刻的批評，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當時劉雪葦曾出來為何其芳辯護，蕭軍又在報上同劉雪葦展開激烈的爭論。加上革命文藝隊伍從上海左聯時期就開始出現的宗派主義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蕭軍感到苦惱、煩躁。就在這時候，周揚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文學與生活漫談》。煩躁的蕭軍看了這篇文章就更煩躁了。周揚這篇文章在論及延安文藝界情況時，指責了一些作家，說他們寫不出東西卻把原因歸之為沒有肉吃……周揚的指責激怒了蕭軍。他便與艾青、羅烽、白朗、舒群等開了一個座談會。由蕭軍執筆，把大家意見歸納為一篇文章，題目是《〈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后漫談集錄并商榷于周揚同志》。這篇文章針鋒相對地說：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飯、睡覺、結婚一樣都是正常的。只有3種人不想吃肉：一是發下了宏愿決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揚同志那樣有自己的小廚房可以經常吃到肉……此外，還講到凡是到延安來的，都不是為了吃肉，是為了來革命；正如周揚到延安來不僅僅是為了當院長、吃小廚房和出門有馬騎……一樣。
文章寄給《解放日報》后被退了回來，艾青、羅烽等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但爭強好勝的蕭軍卻認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蕭軍看來，既然周揚可以寫文章批評別人，為什么反批評的文章得不到發表呢？他對這種“宗派主義和行幫作風”十分反感。這期間，蕭軍還碰到一些其它不愉快的事，懊惱之余，便想索性離開延安回重慶去，直接和反動派進行短兵相接的斗爭，省得在這里生閑氣。他還想在走前見一見一年來一直沒有深交的毛澤東，就寫出了那一封借書并求見的信。
7月15日，蕭軍等了一個星期未見到毛澤東的回信，便不耐煩了，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澤東同志：
本月8日曾有一函奉達，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見回示。我推測原因或許不外以下3種：一信未收到，二近來工作忙，三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級”等嫌疑。如屬第一、第二兩項，我還愿再等一星期，如屬第三項，我也就決定不再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談話的原因，除開施政綱領之中引起我一點不能決定的疑惑外，附帶還有把一年來在邊區的觀感，盡情說出，雖言一得之愚，對于黨的本身，或有小用。因為我到邊區一年有余，近來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會晤算作“告別禮”也可。余無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條。
蕭軍
7月20日，毛澤東和蕭軍進行了一次長談。蕭軍在日記里記下了這次談話的情形：
“在談到魯迅先生的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戰斗的故事，他（主席）的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性充足的人！接著我就談起了我預備談的題目：①根據施政綱領，組織的紀律與政府的法令抵觸時，應該誰服從誰？②關于黨內的一些事，黨外人士可否批評？他先是問我：‘你對于施政綱領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呢？’他翻著我帶去的一本中國文化方面的施政綱領。‘對于這施政綱領在原則上我是全部贊成的，只是為了其中的個別條款與我所經歷的事實不合，所以引起了我的疑惑……’他接著把我在條文上所用紅筆劃好的地方匆忙地解說著，他指著‘把持包辦’說：‘為什么要規定施政綱領呢？就因為黨和群眾中間有了矛盾。這幾乎成了普遍現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規定……你要知道，過去國民黨和共產黨全是一黨專政，一時是改不過來的……起碼要等3年，5年，或20年。如果抵觸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觸了組織紀律……黨外人士當然可以批評黨……你可以批評，而且應該到處批評，拿著施政綱領批評他們……’。”
“談到作家在延安寫不出東西的原因，我把黨內外作家各作了一番分析。黨內：個性被消磨，文章被機械批評，自動不寫了，投機分子以文章做工具。黨外：生活瑣碎，精神受壓抑。他很為這些事所焦急！他說：‘為什么一個作家不給他們一個很好的工作環境呢？’
我知道他是對一切隔閡著，從文協負責人不知是誰，丁玲的調動工作不知道，不曉得艾青，羅烽等來……就是一個證明。”
7月30日，毛澤東、朱德、葉劍英聯名給各兵團發出指示，要求各兵團盡可能吸收大后方與廣大淪陷區技術水平高深的醫務人才，并給予他們特殊優待。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決定》說：
“20年來，我黨對于中國歷史、中國社會與國際情況的研究，雖然是逐漸進步的，逐漸增加其知識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葉、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仍然在黨內嚴重地存在著。抗戰以來，我黨在了解日本、了解國民黨、了解社會情況諸方面是大進一步了，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也減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屬粗枝大葉的、漫畫式的，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作風并未徹底消滅。對于20年來由于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于幼稚無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徹底認識。到延安來報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數，對于他們自己從事工作區域的內外環境，不論在社會階級關系方面，在敵偽方面，在友黨友軍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統的周密的了解。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調查研究，是如何的無微不至，就是國民黨對于國內外情況，亦比我黨所了解的豐富得多。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方能有效地組織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為此目的，特決定辦法如下：
一、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之高級機關，各根據地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有關該地敵友我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為各該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時供給中央以材料。
三、關于收集材料的方法，舉例如下：第一，收集敵、友、我3方關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加以采錄、編輯與研究。第二，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鎮、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游民問題、會門問題）的典型。從研究典型著手是最切實的辦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農村中，應著重對于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雇農、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著重對于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民群眾、游民群眾及無產階級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系的詳細調查。第四，利用各種干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凡地主、資本家財產五萬元以上者，敵軍、偽軍、友軍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友區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新聞記者在一縣內外聞名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人寫一數百字到數千字的傳記。此種傳記，要責成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須切合本人實際。同時注意收集各種人員的照片。第六，個別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調人來問，問干部、問工人、問農民、問文化人、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俘虜、問同情者，均屬之。第七，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調查研究機關外，必須動員全黨、全軍及政府之各級機關及全體同志，著重對于敵友我各方情況的調查研究，并供給上級調查研究機關以材料。
五、向各級在職干部與訓練干部的學校，進行關于了解客觀情況（敵、友、我3方）的教育。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這種了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系起來。在學習中反對不管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反對將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原則與了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要提倡干部與學生看報，指導看報方法，指導他們分析時局的每一變動。要供給干部與學生關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各種情況的實際材料，把講授與研究這些材料及其結論當作正式課程，給予必要時間，并實行考績。
六、責成各級黨部將本決定與中央7月1日所發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聯系起來，向黨的委員會及干部會議作報告，并討論實施辦法。”
應該說，毛澤東起草的這一個決定不僅是方法論的經典著作，同時也是政論寫作的經典范文之一，值得后人認真研讀。
8月2日，毛澤東經過一番慎思，拿起鉛筆給蕭軍寫了一封信，一霎時，一個個大而粗重力透紙背的鉛筆字灑滿了3張信箋。
蕭軍同志：
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付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談一回。敬問近好!
毛澤東
毛澤東這封信寫得既誠懇坦率又嚴肅認真，既有批評也有自我批評，指出了蕭軍的優點又指出了他的缺點，可謂推心置腹之言，表現了最親切的同志之誼。蕭軍看了深受感動，便去信表示，“誠懇地指出我的病根，這是值得尊重感謝的！”承認“缺乏信心”，“走極端”、“不善于調理人我關系”是在社會上碰釘子的主要原因。蕭軍又十分苦惱地說，“一個人和自己格斗所費的力氣，那是十倍于敵人的啊！”同時蕭軍又心悅誠服的表示，“我是很羨慕你那樣從容寬闊的，但這一時是不容易學習的。”蕭軍向毛主席提出請求：“如果可能，將來可以隨時尋你去談談。”并隨信寄去了3張報紙和一篇文章。
8月4日，日軍轟炸機共27架次，分3批空襲延安，投彈100多枚，目標是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其中一顆炸彈落在林育英的窯洞門口，爆炸聲和沖擊波使本來就有病的林育英的大腦、心臟受到強烈刺激。他的病急劇惡化，身體出現水腫，秘書、警衛員及其妻子涂俊明連忙將他送往延安中央醫院搶救。
毛澤東獲悉后，指示中央醫院一定要全力搶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醫的悉心治療下，林育英的病才得以穩定下來。
8月6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來示、文章及報紙均收到，文章已讀過，茲璧還。近日頗忙碌，過幾天再奉約略敘。敬祝健康！
毛澤東
蕭軍所寄“報紙”是延安《解放日報》6月17日、18日、19日3張報紙，上面有前邊已經提到的周揚的那一篇《文學與生活漫談》。“文章”就是由他執筆的與艾青、羅烽、白朗、舒群合寫的《〈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后漫談集錄并商榷于周揚同志》。
8月10日傍晚，蕭軍又收到了毛澤東寫給他的一封信，只見上邊寫著：
蕭軍同志：
我現在有時間，假如你也有暇，請惠臨一敘。
此致敬禮！
毛澤東8月10日下午8時半
蕭軍看了信，當即來到楊家嶺，在昏暗的燈光下與毛澤東就文藝界各方面的情況促膝長談。蕭軍重提他與其他一些文藝界人士對某些觀點的不同意見，不能在黨報《解放日報》上發表，這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毛澤東爽朗一笑，點撥他說：
“你不是編了一份《文藝月報》嗎？《解放日報》不給你登，你不會登在《文藝月報》上嗎？”
經毛澤東一點撥，蕭軍心中多日來的不愉快一掃而空。他問道：
“黨有文藝政策嗎？”
“哪有什么文藝政策。”毛澤東說：“現在正忙著打仗，種小米，還顧不上呢！”
蕭軍建議說：
“黨應當制定一個文藝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據，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加強團結才有利于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
毛澤東贊賞地說：
“你這個建議很好。你甭走了，幫我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和情況，好嗎？”
毛澤東如此真誠坦率的態度，深深地打動了蕭軍，他答應繼續留下來，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夜已經很深了，蕭軍起身告辭，他向毛澤東建議說：
“在‘文抗’住的艾青、羅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許多作家，到延安來投奔革命，都想見見您，您是不是抽個時間和他們見見面呢？”
“群賢畢至，有失遠迎啊！”毛澤東親切風趣而又深表歉意地說：“你代我向大家問好，過幾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傍晚，毛澤東由一名警衛員陪著，從楊家嶺漫步來到了“文抗”的所在地楊家溝的半山腰蘭家坪。蕭軍見毛澤東不期而至，又驚又喜，忙招呼他先到自己的窯洞里坐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找舒群和艾青、羅烽、白朗及其他作家。他雖然已經告訴了眾人毛澤東最近可能要來造訪，但不曾想毛澤東這么快就來了。由于事先沒有約定，蕭軍跑了幾個窯洞，也沒有找到一個人，等了大約半個小時，才遠遠望見艾青一個人姍姍而歸。蕭軍搶上去一把抓住艾青，告訴他說毛澤東已經來了。艾青急忙脫掉身上的舊軍裝，換上一套筆挺的西裝，系上領帶，隨著蕭軍快步來見毛澤東。
夜已經很深了，警衛員提著馬燈在前邊引路，蕭軍和艾青陪著毛澤東沿著山間的羊腸小道，一直走到山下，這才握手作別，望著毛澤東高一腳低一腳地慢慢離去。
毛澤東回到楊家嶺窯洞，見重慶發來一紙電文，說是國民黨要員張沖已于8月11日病逝，年僅39歲。
張沖，又名淮南，字以行，1904年出生于浙江樂清，1919年考入溫州省立第十中學，參加新文化運動，組織“醒華會”；1923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組部代理副部長。他是國民黨中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真心主張抗戰的少數人之一，長時間代表國民黨方面與周恩來等人談判。毛澤東一直敬重張沖的為人，稍加思索，便提筆為其寫下了一幅挽聯：
大計賴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
斯人獨憔悴，始病熱，繼病瘧，深沉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
8月12日清晨，蕭軍剛剛起床，見毛澤東的一個警衛員匆匆趕來，遞給他一封信，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
蕭軍同志：
昨晚未晤羅、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們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話，敬請于早飯后惠臨一敘。我們談通一些問題，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禮！
毛澤東8月12日早
蕭軍忙把這一消息告訴給他的夫人王德芬，又跑去通知艾青、羅烽、舒群等人。艾青的夫人韋嫈昨晚在蘭家坪的山路上散步，錯過了見毛澤東的機會，聽說毛澤東要見她們，高興得像個孩子一樣，拍手叫好。
吃罷早飯，蕭軍在前邊領路，王德芬抱著剛滿月的兒子蕭鳴和舒群夫婦、艾青夫婦、羅烽夫婦一起隨后跟著，一路下山，來到了毛澤東的窯洞前，早有江青抱著女兒李訥在門口迎候。毛澤東聞聲走出窯洞，迎上前去，與他們一一握手，招呼他們進屋。眾人進入窯洞，見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和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凱豐也來了，便相互之間分別握手問好，落座敘話。大家暢談了有關文藝和文藝界的許多問題，談得十分盡興，不知不覺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毛澤東讓工作人員端上來飯菜，招呼眾人圍坐在一起進餐。他和大家邊吃邊談，他還說，中央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以便集思廣益，制定一項黨的文藝政策。
這時候，毛澤東住處的棗樹上已經結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風吹拂著樹葉，整潔的庭院里飄逸著淡淡的清香。
有一天，毛華初高高興興地跨進了院門。葉子龍見他來了，就說：
“啊，你來了。有客人剛過去，要見主席你快進去，過一會兒要開會，就沒有時間了。”
毛華初三步并作兩步跑到窯洞門口，見毛澤東正和王若飛、彭真握手，問好。
王若飛和彭真上身穿著白色粗布襯衫，下邊穿著藍色土布褲，坐下后，各自用草帽扇著冒汗的身子。毛澤東見毛華初來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華初進了屋，走到毛澤東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軍禮，問候道：
“伯伯和叔叔們好！”
毛澤東向王若飛、彭真介紹說：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個孤兒。過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澤民的愛人王淑蘭帶著。”
彭真笑嘻嘻地說：
“帶的和親生的也是一樣。”
“別看他這么小，就做過長工，討過米，還坐過牢。”
毛澤東看著眼前的侄兒，自然想到了陪著媽媽坐過監的毛岸英，想到了自己那些流浪的兒女們，想到了更多的孤兒，他越說越激動：
“蔣介石是一個封建法西斯獨裁者。他既世襲了封建主義的殘酷無情的那一套，殺人如麻，白色恐怖，又比封建帝王、法西斯還厲害！一人‘犯法’，要株連親族，連小孩也不放過。在中國革命的戰爭中，我們犧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為革命獻出了生命，留下多少這樣的孤兒啊！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了子孫后代的幸福，我們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統治，蔣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華初聽著伯伯的話，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敵人殺害了他的生母羅醒，還把母親的頭割下來，掛在永和鎮示眾7天，她的身軀被丟在沙洲上，不許收尸，讓狗吃，讓河水沖走。毛華初的眼里溢滿了淚水。
8月19日，日軍飛機35架次空襲延安，投彈35枚，死傷10人。延長縣也遭到7架敵機空襲，死傷多人。
據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報》報道，從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10月，在近3年里，日軍飛機不定期來延安空襲，先后共17次，投彈約1690枚。軍民死亡214人，傷184人，毀公房1176間，過街樓10座，石牌樓10座，石洞5座，毀民房14452間，死牲畜197頭，毀糧34.4萬斤。另外還炸毀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間，天主教堂房屋75間。與此同時，日軍飛機還對邊區境內的富縣、甘泉、延長、延川、清澗等縣城進行了轟炸。
且說8月26日，高克林撰寫的《魯忠才長征記》發表在《解放日報》上。這是高克林在1941年初對魯忠才運鹽隊的3個人做了調查研究后，所寫的一個調查報告。毛澤東看后，當日為高克林的《魯忠才長征記》作序。他寫道：
“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3個人的調查會之后寫出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
8月29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議定成立思想方法學習小組，以毛澤東為組長，準備編輯馬、恩、列、斯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言論。
1941年9月1日，毛澤東與國民黨聯絡參謀談話，提出了恢復和改善國共兩黨關系的方案，他說：
“1、國民黨釋放葉挺，中國共產黨派董必武出席參政會議，否則仍不出席。2、中國共產黨決不推翻國民黨政府，決不越過現疆界，國民黨承認我方在敵后有發展權力，承認現有防地，承認邊區，在敵后的國共兩軍，雙方下令，停止攻擊。3、恢復新四軍，發給欠餉，停止逮捕。4、何應欽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重新來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欲知國共關系后來如何發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十分清晰地為王明一類政治騙子畫了像。那些辛辣、尖銳、深刻的語言，至今讀起來，依然讓人覺得痛快淋漓！想當年，王明一伙人崽賣爺田，是何等的頤指氣使。到如今，他們卻俯首帖耳，如坐針氈。我們后人也實在有必要把‘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副對子貼在自家墻上，經常用這面鏡子照照自己。這對每一個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