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著重地指出：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破裂的。這種破裂，表現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表現于馮玉祥、蔡廷鍇、馬占山等風頭一時的抗日人物。這種情況，基本地說來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國政治經濟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增大了這種破裂的可能性。——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我們說，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這是事實，這是一方面的事實。現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這也是事實，這是又一方面的事實。這兩種特點，這兩種事實，都一齊跑來教訓我們，要求我們適應情況，改變策略，改變我們調動隊伍進行戰斗的方式。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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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廣泛的隊伍，我們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產黨和紅軍一樣程度的鞏固。在他們的活動過程中，有些壞分子因為受了敵人的影響退出統一戰線的事情，是會發生的。但是我們不怕這些人退出去。一些壞人受敵人的影響退出去，一些好人卻會受我們的影響加進來。只要共產黨和紅軍本身是存在的，發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然也會是存在的，發展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夠善處自己，又能夠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他們能夠拉了我們隊伍中的壞分子跑出去，我們當然也能夠拉了他們隊伍中的“壞分子”（對于我們是好分子）跑過來。假如我們能夠從他們隊伍中多拉一些人出來，那敵人的隊伍就減少了，我們的隊伍就擴大了。總之，現在是兩個基本勢力相斗爭，一切中間勢力，不附屬于那一方面，就附屬于這一方面，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滅亡中國和出賣中國的政策，不能不驅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們方面來，或者徑直加入共產黨和紅軍的隊伍，或者同共產黨和紅軍結成聯合戰線。只要我們的策略不是關門主義，這個目的是能夠達到的。——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在敵后，只有根據國民黨已經許可的東西（例如《抗戰建國綱領》），獨立自主地去做，無法“一切經過”。或者估計國民黨可能許可的，先斬后奏。例如設置行政專員，派兵去山東之類，先“經過”則行不通。聽說法國共產黨曾經提出過這個口號，那大概是因為法國有了各黨的共同委員會，而對于共同決定的綱領，社會黨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們自己的，故共產黨有提此口號以限制社會黨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號以束縛自己。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在現時，有些應該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做先奏后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發展二十余萬軍隊，這叫做先斬后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它現時不會同意，例如召集邊區議會之類。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毛澤東《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斗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為黨內同志們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還多，他們或者認為斗爭會破裂統一戰線，或者認為斗爭可以無限制地使用，或者對于中間勢力采取不正確的策略，或者對頑固勢力有錯誤的認識，這些都是必須糾正的。——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人民中間去。只有一步一步地發展進步勢力，才能阻止時局逆轉，阻止投降和分裂，而為抗日勝利樹立堅固不拔的基礎。但是發展進步勢力，是一個嚴重的斗爭過程，不但須同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作殘酷的斗爭，而且須同頑固派作殘酷的斗爭。因為對于發展進步勢力，頑固派是反對的，中間派是懷疑的。如不同頑固派作堅決的斗爭，并收到確實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頑固派的壓迫，也不能消釋中間派的懷疑，進步勢力就無從發展。——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時局中的中間派。中等資產階級就是除了買辦階級即大資產階級以外的民族資產階級。他們雖然同工人有階級矛盾，不贊成工人階級的獨立性；但他們在淪陷區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在國民黨統治下則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限制，因此他們還要抗日，并要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力。在抗日問題上，他們贊成團結抗戰；在爭取政治權力問題上，他們贊成憲政運動，并企圖利用進步派和頑固派之間的矛盾以達其目的。這一階級，我們是必須爭取的。開明紳士是地主階級的左翼，即一部分帶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地主，他們的政治態度同中等資產階級大略相同。他們雖然同農民有階級矛盾，但他們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亦有矛盾。他們不贊成頑固派，他們也想利用我們同頑固派的矛盾以達其政治上的目的。這一部分人，我們也決不可忽視，必須采取爭取政策。地方實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實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兩種力量在內。他們雖然同進步勢力有矛盾，但他們同現在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損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們同頑固派的矛盾以達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實力派的領導成分也多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因此他們在抗日戰爭中雖然有時表現進步，不久仍然反動起來；但又因為他們同國民黨中央勢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他們是可能在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采取中立態度的。上述三部分中間勢力，我們的政策都是爭取他們。但這種爭取政策，不但同爭取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有區別，而且對于各部分中間勢力也有區別。對于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是當作基本同盟者去爭取的；對于中間勢力，則是當作反帝國主義的同盟者去爭取的。中間勢力中的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可以同我們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們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但他們害怕土地革命。在對頑固派的斗爭中，其中有些人還可以在一定限度內參加，有些則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則可以表示勉強的中立。地方實力派，則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對頑固派斗爭時采取暫時的中立立場；他們是不愿同我們一道建立民主政權的，因為他們也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間派的態度是容易動搖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分化；我們應當針對著他們的動搖態度，向他們進行適當的說服和批評。——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但是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這些條件是：（1）我們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們的利益；（3）我們對頑固派作堅決的斗爭，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沒有這些條件，中間勢力就會動搖起來，或竟變為頑固派向我進攻的同盟軍；因為頑固派也正在極力爭取中間派，以便使我們陷于孤立。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斗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對他們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頑固勢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勢力。這些階級，現在分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還要逐漸分化。目前的大資產階級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區別的。他們采取兩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張團結抗日，一面又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極端反動政策，作為準備將來投降的步驟。因為他們還愿團結抗日，所以我們還有可能爭取他們留在抗日統一戰線里面，這種時間越長久越好。忽視這種爭取政策，忽視同他們合作的政策，認為他們已經是事實上的投降派，已經就要舉行反共戰爭了，這種意見是錯誤的。但又因為他們在全國普遍地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反動政策，不實行革命三民主義這個共同綱領，還堅決反對我們實行這個綱領，堅決反對我們超越他們所許可的范圍，即只讓我們同他們一樣實行消極抗戰，并且企圖同化我們，否則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壓迫，所以我們又必須采取反抗他們這種反動政策的斗爭策略，同他們作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堅決斗爭。這就是我們對付頑固派兩面政策的革命的兩面政策，這就是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夠在思想上提出正確的革命理論，對于他們的反革命理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在政治上采取適合時宜的策略步驟，對于他們的反共反進步政策給以堅決的打擊；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軍事步驟，對于他們的軍事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們實施反動政策的范圍，就有可能逼迫他們承認進步勢力的地位，就有可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而使他們陷于孤立。同時，也就有可能爭取還愿抗日的頑固派，延長其留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時間，就有可能避免如同過去那樣的大內戰。所以，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同頑固派的斗爭，不但是為了防御他們的進攻，以便保護進步勢力不受損失，并使進步勢力繼續發展；同時，還為了延長他們抗日的時間，并保持我們同他們的合作，避免大內戰的發生。如果沒有斗爭，進步勢力就會被頑固勢力消滅，統一戰線就不能存在，頑固派對敵投降就會沒有阻力，內戰也就會發生了。所以，同頑固派斗爭，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爭取時局好轉、避免大規模內戰的不可缺少的手段，這一真理，已被一切經驗證明了。——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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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同頑固派斗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就是說，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斗爭的防御性。對于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斗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這就是斗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后，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斗爭告一段落。在接著的一個時期中，雙方實行休戰。這時，我們應該主動地又同頑固派講團結，在對方同意之下，和他們訂立和平協定。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斗爭的暫時性。在他們舉行新的進攻之時，我們才又用新的斗爭對待之。這三個原則，換一句話來講，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并使頑固派爾后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同敵人妥協，不敢輕易舉行大內戰。這樣，就有爭取時局走向好轉的可能。——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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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又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政策。具體地說，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聯合起來（或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既須統一，又須獨立。
（三）在軍事戰略方面，是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四）在和反共頑固派斗爭時，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是有理，有利，有節。
（五）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政策，是一方面盡量地發展統一戰線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蔭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組織方式和斗爭方式上采取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
（六）對于國內各階級相互關系的基本政策，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
（七）對于反共頑固派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即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堅決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面性，我們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結日寇和不積極反汪反漢奸等）是進行斗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頑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兩面性，因此我們的政策也有兩面性，即在他們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國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在他們對我黨和對人民的高壓政策和軍事進攻的方面，是進行斗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將這種兩面派分子，和漢奸親日派加以區別。
（八）即在漢奸親日派中間也有兩面分子，我們也應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待之。即對其親日的方面，是加以打擊和孤立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是加以拉攏和爭取的政策。將這種兩面分子，和堅決的漢奸如汪精衛、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區別。
（九）既須對于反對抗日的親日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主張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又須對于主張抗日但又動搖、主張團結但又反共的兩面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兩面性較少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開明紳士，加以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上述各項不同的政策，都是從這些階級關系的區別而來的。
（十）對待帝國主義亦然。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于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采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我們的根本方針和國民黨相反，是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放棄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去依賴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國主義的集團。
——毛澤東《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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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軍事政策。應盡量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因為這是中國人民堅持民族抗戰的最可靠的武裝力量。對于國民黨軍隊，應繼續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盡量地發展交朋友的工作。應盡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們的國民黨軍官和無黨派軍官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加強我軍的軍事建設。在我軍中共產黨員在數量上壟斷一切的情況，現在也應有所改變。當然不應該在我主力軍中實行“三三制”，但是只要軍隊的領導權掌握在我黨手里（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動搖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來參加軍事部門和技術部門的建設。在我黨我軍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已經鞏固地建設成功的現在時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當然決不是破壞分子），不但沒有危險，而且非此不能爭取全國同情和擴大革命勢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毛澤東《論政策》
我黨在這次反共高潮開始時采取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讓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電報），取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變后轉入猛烈的反攻（兩個十二條，拒絕出席參政會和全國的抗議運動），也為全國人民所贊助。我們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對于打退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國共間各項主要爭點未得合理解決之前，我們對國民黨內親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變和各種政治的軍事的壓迫，仍應繼續嚴正的抗議運動，擴大第一個十二條的宣傳，不要松懈。——毛澤東《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
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域內對我黨和進步派的壓迫政策和反共宣傳，決不會放松，我黨必須提高警惕性。國民黨對淮北、皖東、鄂中的進攻還會繼續，我軍必須堅決地將它打退。各根據地必須堅決地執行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指示，加強黨內的策略教育，糾正過左思想，以便長期地不動搖地堅持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全國和各根據地上，要反對對時局認為國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錯誤估計以及由此發生的許多不正確的意見。——毛澤東《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
在這種情況之下，指導著國民黨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依然是兩面性的階級，它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兩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變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種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這些事實，也在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證明了。極端地復雜的中國政治，要求我們的同志深刻地給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既然還在抗日，其對我黨既然還在一打一拉，則我黨的方針便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我們的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毛澤東《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戰，需要一整套的戰術，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殘忍，不但為過去十年的反共戰爭所證明，更由抗日戰爭中的兩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變所完全地證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并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斗爭，便無他路可循。這次反共高潮中項英同志的機會主義的失敗，全黨應該引為深戒。但是斗爭必須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三者缺一，就要吃虧。——毛澤東《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將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沒有或較少買辦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將最反動的大地主和開明紳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區別，這是我黨爭取中間派和實行“三三制”政權的理論根據，這是去年三月以來中央就屢次指出了的。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證實了它的正確性。我們在皖南事變前所取《佳電》的立場，對于事變后我們轉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爭取中間派。因為如果不經過反復多次的經驗，中間派對于我黨為什么必須向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的斗爭，為什么只能以斗爭求團結，放棄斗爭則沒有任何的團結，就不能了解。地方實力派的領導成分雖然也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但是因為他們和統制中央政權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須以中間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閻錫山，這一次就站在中間立場；而上次居于中間立場的桂系，這一次雖然轉到了反共方面，卻和蔣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視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實力派更不待論。我們同志中卻有許多人至今還把各派地主階級各派資產階級混為一談，似乎在皖南事變之后整個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叛變了，這是把復雜的中國政治簡單化。如果我們采取了這種看法，將一切地主資產階級都看成和國民黨頑固派一樣，其結果將使我們自陷于孤立。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并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毛澤東《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有些同志由于對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這一點發生動搖，并因此對國內階級關系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對黨的政策也有時發生動搖。這些同志在皖南事變后，從其“四一二”和馬日事變的估計出發，似乎感覺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則指示，已不適用，或不大適用了。他們認為現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張抗日和民主的人們的政權，而只是所謂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權了；已不是抗日時期的統一戰線的政策，而是像過去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黨的正確的政策，在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暫時地模糊起來了。——毛澤東《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這些同志，當著我黨中央令其準備對付國民黨的可能的破裂，對付時局發展的最壞的一種可能性的時候，他們就把別的可能性丟掉了。他們不了解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這次我們充分地準備著對付國民黨的破裂，就使國民黨不敢輕于破裂了。——毛澤東《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從前不去是對的，這次去也是對的，都是針鋒相對。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他們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我們，我們去了，可是他們毫無準備，一切提案都要由我們提出。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成立了《雙十協定》以后，我們的任務就是堅持這個協定，要國民黨兌現，繼續爭取和平。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事情就是這樣，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中國的問題是復雜的，我們的腦子也要復雜一點。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不給敢于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毛澤東《關于重慶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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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志問，為什么要讓出八個解放區？讓出這八塊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讓出為好。為什么可惜？因為這是人民用血汗創造出來的、艱苦地建設起來的解放區。所以在讓出的地方，必須和當地的人民解釋清楚，要作妥善的處置。為什么要讓出呢？因為國民黨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區，在他的床旁邊，或者在他的過道上，我們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覺，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爭。在這一點上我們采取讓步，就有利于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間分子的同情。現在全國所有的宣傳機關，除了新華社，都控制在國民黨手里。它們都是謠言制造廠。這一次談判，它們造謠說：共產黨就是要地盤，不肯讓步。我們的方針是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損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則下，容許作一些讓步，用這些讓步去換得全國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們過去和蔣介石辦交涉，也作過讓步，并且比現在的還大。在一九三七年，為了實現全國抗戰，我們自動取消了工農革命政府的名稱，紅軍也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還把沒收地主土地改為減租減息。這一次，我們在南方讓出若干地區，就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國民黨的謠言完全破產。軍隊的問題也是這樣。國民黨宣傳說，共產黨就是爭槍桿子。我們說，準備讓步。我們先提出把我們的軍隊由現在的數目縮編成四十八個師。國民黨的軍隊是二百六十三個師，我們占六分之一。后來我們又提出縮編到四十三個師，占七分之一。國民黨說，他們的軍隊要縮編到一百二十個師。我們說，照比例減下來，我們的軍隊可以縮編到二十四個師，還可以少到二十個師，還是占七分之一。國民黨軍隊官多兵少，一個師不到六千人。照他們的編法，我們一百二十萬人的軍隊，就可以編二百個師。但是我們不這樣做。這樣一來，他們無話可說，一切謠言都破產了。是不是要把我們的槍交給他們呢？那也不是。交給他們，他們豈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澤東《關于重慶談判》
全黨同志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并且表現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所謂經驗，就是實行政策的過程和歸宿。政策必須在人民實踐中，也就是經驗中，才能證明其正確與否，才能確定其正確和錯誤的程度。但是，人們的實踐，特別是革命政黨和革命群眾的實踐，沒有不同這種或那種政策相聯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動之前，必須向黨員和群眾講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否則，黨員和群眾就會脫離我們政策的領導而盲目行動，執行錯誤的政策。——毛澤東《關于工商業政策》
最近幾個月，中央集中全力解決在新形勢下面關于土地改革方面、關于工商業方面、關于統一戰線方面、關于整黨方面、關于新區工作方面的各項具體的政策和策略的問題，反對黨內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現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農，侵犯民族資產階級，職工運動中片面強調工人眼前福利，對待地主和對待富農沒有區別，對待地主的大中小、惡霸非惡霸沒有區別，不按平分原則給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鎮壓反革命斗爭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黨派，不要開明紳士，在新解放區忽視縮小打擊面（即忽視中立富農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驟上的急性病等。這些“左”的偏向，在過去大約兩年的時間內，各解放區都或多或少地發生過，有時成了嚴重的冒險主義傾向。好在糾正這類偏向并不甚困難，幾個月內已經大體上糾正過來了，或者正在糾正著。但須各級領導者著重用力才能徹底糾正此類偏向。右的偏向主要是過高地估計敵人的力量，懼怕美國大量援蔣，對長期戰爭有些厭倦，對國際民主力量的強大的程度有些懷疑，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消滅封建制度，對黨內成分不純和作風不純熟視無睹等。但這類偏向現在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難。最近幾個月，我黨在戰爭、土地改革、整黨整軍、發展新區和爭取民主黨派等方面均有成績，在這些工作中所發生的偏向有了著重的糾正，或正在糾正中，這樣就可以使整個中國革命運動走上健全發展的軌道。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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