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風流人物
第1章
“我們要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要做團結的模
范，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
話說1935年11月2日，毛澤東等到達陜甘晉省委和蘇維埃駐地陜西甘泉縣下寺灣，與彭德懷聯名致電林彪、聶榮臻、彭雪楓、李富春、葉劍英并轉楊尚昆說：
“沿途群眾熱烈歡迎，須準備回答的口號，并注意與紅15軍團見面時應說的話；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補充糧食，力求部隊清潔、整齊，有禮貌。”
此時，紅15軍團政委程子華和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從富縣稻左堡趕回下寺灣。他們先碰見了賈拓夫，又見到了李維漢，被李維漢引領到毛澤東和張聞天處。毛澤東告訴程子華，他準備下午到紅15軍團部會見徐海東。程子華立刻派人到前線富縣張村驛，要徐海東馬上返回甘泉道佐鋪的軍團部。
徐海東自從讀了陜甘支隊《告紅二十五、二十六軍全體指戰員書》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靜，迫切希望見到毛澤東和中央領導。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紅15軍團決定打個勝仗，慶祝兩軍大會師。此時張村驛戰斗剛剛打響，徐海東立即命令停止進攻。他騎上馬向軍團部疾馳，由于心急，把警衛員和通訊員都遠遠甩在了后面。
從張村驛到軍團部駐地道佐鋪有65公里，徐海東只用了3個多小時就趕到了。當他跳下馬時，大白馬如從水中撈出來一樣，他自己的衣衫也濕透了。他走進窯洞，剛洗過臉，毛澤東就到了。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聶榮臻一行人是在程子華、郭洪濤陪同下，從下寺灣越梢山來到道佐鋪紅15軍團部的，和毛澤東等人同來的還有賈拓夫、李一氓。毛澤東不等別人介紹就緊緊握住徐海東的手，親切地問道：
“你是海東同志嗎？”
徐海東激動地說：
“報告毛主席，我是徐海東。”
毛澤東說：
“海東同志，你們辛苦了。謝謝你不辭勞苦地來接我們。”
徐海東連聲說：
“還是毛主席你們辛苦啊！”
毛澤東很喜歡徐海東那樸實、爽朗的性格。他一直面帶微笑親切地看著徐海東，贊揚紅15軍團在勞山和榆林橋的戰斗打得好。徐海東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談話轉入正題，毛澤東主持召開雙方聯席會議。徐海東首先向毛澤東等匯報了陜北的敵情。毛澤東要看地圖，張池明馬上送來一張軍用地圖。
張池明，1917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新縣一戶貧苦農民家庭，學名張家相，后改名張赤民，抗戰后期才更名為張池明。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非常激動。
毛澤東和眾人認真研究了直羅鎮一帶的地形：直羅鎮位于葫蘆河中段，兩邊是高山，中間是隘道，東距富縣西離合水各約50公里，形同鎖鑰。如果張學良的東北軍占據該地，就可以以此為據點，東西互相溝通，完成其構筑葫蘆河封鎖線的計劃，因此這一帶是其必爭之地。但是，直羅鎮距東北軍后方比較遠，它如果深入此地，又勢必疲勞孤立，補給增援也會發生困難。據此，紅軍可乘其立足未穩，有把握將其殲滅。所以直羅鎮也是有利于紅軍圍殲東北軍的一個好戰場。
毛澤東擬定了一個大的殲滅戰計劃，決定在直羅鎮布下口袋陣，殲滅東北軍。其作戰原則是：將東北軍先頭部隊誘入直羅鎮，乘其立足未穩，集中紅軍主力，采取包圍側擊戰術，殲滅之，得手后，繼續圍殲其后續部隊。同時派出兵力牽制東北軍，阻擊其西援，以保證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毛澤東說：
“為了粉碎敵人對陜甘的第3次圍剿，現在要消滅富縣直羅鎮方面的敵人。在直羅鎮戰役前，必須先拿下張村驛一帶的反動據點，創造戰場，打開我軍向西出擊的通道。”
他又引用王勃《滕王閣序》中的話說：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我們軍隊打到哪里，根據地就發展到哪里。現在到了陜北，根據地就建立在陜北。”
徐海東表示，一定要粉碎國民黨軍對陜北的第3次“圍剿”。
毛澤東臨別時，送給徐海東一部電臺。他對徐海東說：
“先照你們的部署，把張村驛打下來，我們再考慮下一步的行動。”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縣的下寺灣聽取了程子華和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于西北蘇區的政治、軍事及“肅反”運動的情況匯報。
這西北蘇區的情況說起來還挺復雜的，牽涉到一些領導人之間數十年的恩恩怨怨，筆者不得不在這里交代清楚。
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西北地區曾先后出現了兩塊根據地，一是謝子長開辟的“陜北”，一是劉志丹開辟的“陜甘邊”。由于這兩塊根據地的自然條件、隊伍來源不同，領導者的出身也不同，因此他們在工作方針、斗爭策略方面也就有所不同，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兩個派系。盡管他們的斗爭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兩個派系之間還是產生了不少矛盾，而且長期得不到解決，由此而積怨甚深。
謝子長，原名世元，曾改名為德元，號浩如，化名冬陽，1897年出生于陜西省安定縣棗樹坪一個比較富裕的農民家庭。1919年他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學，翌年轉入陜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1922年考入閻錫山在太原辦的軍事干部培訓學校——學兵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劉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后改為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陜西省保安縣金丁鎮一個書香世家，祖父和父親劉培基（前清秀才）都是私塾先生。1921年劉志丹考入陜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1924年冬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年秋考入黃埔軍校，1926年初入黃埔軍校4期步兵科第1團2連，后轉入炮兵科，1926年畢業并隨軍東征。
1927年10月12日，共產黨員謝子長與白明善、唐澍、李象九、閻紅彥等人以黨組織掌握的陜北軍閥井岳秀部第11旅第3營為主力，聯絡其他幾個連的千余官兵發動了西北地區第一次武裝暴動——清澗起義，在西北打響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閻紅彥率一隊人馬活捉了縣長張反之。
閻紅彥，原名閻候雁，曾用名周濟、陳一川，1909年出生于陜西省安定縣瓦窯堡一個貧農家庭，9歲時曾上過半年私塾，后因無力支付學費而輟學。1925年4月，他經李象九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清澗起義后，部隊改編為旅，李象九任旅長，孟澄齋任參謀長，下轄3個營，謝子長、韓起勝、李瑞成分別擔任營長，全旅近千人，一千多支槍。清澗起義使井岳秀萬分驚恐，急令高雙成率部圍攻。由于起義部隊行動方向不夠明確，戰術應變不夠靈活主動，不得不倉促突圍，除謝子長營和韓起勝營沖出外，其他人員沖散，輜重全部丟失。11月，曾去省委匯報的唐澍和省委派遣的閻揆要來到韓城，與謝子長、白明善、史唯然組成軍委，并決定將部隊開往清澗、安定一帶開展游擊戰爭。經過短期準備，以謝子長營為基礎180余人在韓城舉行二次起義，成立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支隊，總指揮唐澍、副總指揮謝子長、參謀長閻揆要。革命軍北上途中進攻宜川受挫，繼續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帶，沿途屢遭國民黨軍隊襲擊，損失慘重，遂分散隱蔽，等待時機。唐澍、謝子長、閻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匯報。
1928年5月1日，在中共陜西省委和陜東特委領導下，渭（南）華（縣）地區農民在渭華原上分片召開群眾大會，宣布舉行起義。謝子長參與領導了渭華起義，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革命軍第3大隊大隊長。
5月10日，由中共陜西省委掌握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八路新編第3旅，在唐澍、劉志丹等人率領下由潼關開往渭華地區，在華縣瓜坡鎮宣布參加渭華地區農民起義。爾后，起義部隊在華縣高塘鎮改編為西北工農革命軍，唐澍為總司令，劉志丹為軍委主席，劉繼曾為政治委員，王泰吉為參謀長，吳浩然為軍黨委書記，原第3旅旅長許權中為總顧問。全軍千余人，設4個大隊和一個騎兵隊。
渭華起義失敗后，劉志丹回到陜北，任中共陜北特委軍委書記。在榆林紅石峽會議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過白色、灰色、紅色3種形式開展武裝斗爭的策略。
1929年7月，劉志丹任陜西省委候補常委，后到陜甘邊界從事兵運工作，創建了南梁游擊隊。
1930年8月，謝子長任中共陜北行動委員會軍事指揮部總指揮。
1931年2月，閻紅彥奉命東渡黃河到山西組織紅軍游擊隊，后入呂梁山區組建游擊隊，4月下旬，他與吳岱峰、拓克寬、楊重遠一起在孝義縣婁底村創建了西北地區第一支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大隊，拓克寬任大隊長，閻紅彥任副大隊長、兼第一中隊中隊長。9月，拓克寬犧牲后，閻紅彥被公推為大隊長，率晉西游擊大隊突破黃河天險進入陜甘。10月初，閻紅彥與吳岱峰等率部突襲玉家灣，進攻瓦窯堡，后轉移到延川永平鎮休整。閻紅彥成為當地傳奇式英雄。
1931年10月間，謝子長按照陜甘省委指示，和劉志丹、閻紅彥、吳岱峰等將陜北游擊隊、南梁游擊隊及晉西游擊大隊合編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共800余人，由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謝子長的陜北游擊隊與閻紅彥的晉西游擊大隊合為第1支隊，閻紅彥任第1支隊第1大隊大隊長；劉志丹的南梁游擊隊為第2支隊。11月下旬，謝子長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黨委書記，劉志丹、閻紅彥、榮子卿為黨委委員。
1931年底，“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來到甘肅正寧縣，在三嘉塬一帶駐扎。眼看農歷新年就要到了，部隊里還缺衣少糧。為了弄些年貨，劉志丹的部下2支隊的趙連璧（被民間稱為神槍趙二娃）帶了一部分人去打土豪，沒收土豪白洋1000多元，還有幾匹騾子，幾頭肥豬。他們給2支隊每人發了幾十元白洋。
大年初一這一天，謝子長為貫徹省委關于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清洗內部不純分子的指示，開始對部隊進行整訓。在整訓中，他和劉志丹發生了嚴重分歧。他主張干革命必須打出紅旗，而劉志丹卻要堅持“通過白色、灰色、紅色3種形式開展武裝斗爭的策略”。爾后，謝子長在一個打糧食的場上開會，他站在轆軸上剛說了一句“有些人掛羊頭賣狗肉”，馬上就有人上前把劉志丹的槍給下了，接著又去抓趙連璧。這趙連璧是雙手使槍，他將兩把盒子槍一擺，意思是你們要干什么？旁邊有人“啪”的一槍就把趙連璧給打死了。
這次流血事件是西北3支游擊隊在大聯合后的首次沖突，此后兩個派系之間的矛盾繼續發展，在一年之內竟輪番換了4任總指揮。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在三嘉塬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有史料稱為陜甘游擊總隊），下轄兩個支隊和一個警衛隊，由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指揮兼第2支隊支隊長，李杰夫任政委。閻紅彥任第1支隊支隊長。
3月下旬，劉志丹到西安找陜西省委申訴，詳細匯報了謝子長、閻紅彥繳他的槍、殺死趙連璧的“三嘉塬事件”。不久，陜西省委來信批評了謝子長和閻紅彥。
5月，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在新任總指揮劉志丹指揮下進軍陜北。
6月，閻紅彥任陜甘游擊隊第3任總指揮，參與創建陜甘工農紅軍和開辟以甘肅正寧為中心的陜甘蘇區。
8月，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政委李艮進行“左”傾整訓。閻紅彥因對“左”傾冒險主義給部隊作戰帶來的損失提出意見，被中共陜西省委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有反革命嫌疑”，被撤銷了總指揮職務。
8月30日，謝子長出任陜甘游擊隊第4任總指揮。
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陜甘游擊隊改編為紅26軍。12月24日，陜甘省委書記杜衡來到陜甘游擊隊，部隊開到陜西省旬邑縣馬欄鎮轉角村進行整訓。杜衡指責謝子長和閻紅彥犯了“右傾機會主義”、“土匪路線”、“梢山（西北地區人民對山區的稱呼）主義”等錯誤，撤銷了二人的領導職務，并決定給他們以留黨察看的處分，強令二人離開部隊，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訓。
閻紅彥自此離開了陜北。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七大”；10月間他到了莫斯科，先后進入國際列寧學院和紅軍陸軍大學附設的共產國際研究班學習軍事，直到共產國際“七大”結束后，他才被派回到陜北，本傳后邊另有敘述。
再說杜衡將陜甘游擊隊改編為紅26軍第2團，由他任軍政委兼團政委，并指定選舉原陜甘游擊隊班長王世泰為團長；劉志丹任第2團政治處長、參謀長。
不久，劉志丹創建了以陜西耀縣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
1933年5月，杜衡（后不久叛變）再次來到紅26軍，按照“左”傾教條主義方針，強令紅26軍第2團南下渭華創建蘇區。紅26軍2團從陜甘邊根據地南下關中平原，在渭南、華縣地區被國民黨軍擊敗，損失慘重，只剩下劉志丹、王世泰等數十人，輾轉回到了照金根據地。9月，劉志丹任陜甘邊紅軍臨時指揮部副總指揮兼參謀長。11月，中共陜西省委指示恢復紅26軍。劉志丹先后任紅26軍42師參謀長、師長。
就在這11月間，謝子長在上海受訓結束，回到了陜北，被中共北方代表委派為駐西北軍事特派員。他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恢復了陜北紅軍游擊隊第1支隊，壯大了第2、第3支隊，并和陜北特委組織部長郭洪濤一起組建了第4、第5支隊，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據地。
郭洪濤，1909年11月16日出生在陜西省米脂縣東區姬岔鄉黑圪塔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考入榆林中學，先后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1926年9月，郭洪濤任中共榆林特支書記，后又任榆林地委組織部長。
1934年4月，劉志丹建立了陜甘邊工農民主政府。5月，劉志丹任陜甘邊軍事委員會主席，后兼任軍政干部學校校長。
7月8日，根據中共陜北特委的決定，中國工農紅軍陜北游擊隊總指揮部在安定縣楊道峁成立，由謝子長任總指揮，郭洪濤任政委。不久，謝子長率部南下，在甘肅華池南梁堡附近的閻家洼子與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志丹率領的紅26軍42師會合。這是陜北兩個派系的第2次合作。
7月28日，中共陜甘邊特委、紅26軍42師黨委和陜北特委在閻家洼子召開了連以上干部聯席會議，西北軍事特派員謝子長傳達北方代表指示，宣讀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給紅26軍的兩封信。信中對26軍1933年5月南下失敗的指責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梢山主義’、‘槍桿子萬能’，并說部隊組成帶有‘濃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濤在發言中也嚴厲批評了紅26軍和陜甘邊特委。
紅26軍一些領導人的不滿情緒使會議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劉志丹說，現在大敵當前，關于這個黨內認識問題，稍后再說。這樣，會議就沒有再爭論下去。會議作出了《關于陜甘邊區黨的任務的決定》，提出陜甘邊黨政軍今后的主要任務是開辟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
閻家洼子會議是陜北和陜甘邊兩個派系之間矛盾的延續。
8月下旬，謝子長兼任紅26軍42師政治委員，率紅42師第3團及陜北游擊隊第1、第2、第5支隊，連續取得清澗河口、橫山董家寺、安定縣城等戰斗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北、陜甘邊蘇區的第1次“圍剿”。
1935年1月下旬，劉志丹曾去探望在清澗河口戰斗中身負重傷的謝子長。據謝子長的兒子謝紹明回憶，劉志丹和謝子長見面時的情景是這樣的：“劉志丹坐在謝子長旁邊，拉著他的手，說你得好好養傷，怎么樣怎么樣，他就說這個事，一個是研究怎么粉碎第2次圍剿，他們兩個人都是不謀而合的，很多事情都講在一起了。兩個人討論到聯合作戰的問題，并準備成立西北軍委。對于軍委主席由誰來擔任，劉志丹和謝子長各執己見。兩個人爭來爭去，謝就說這個主席要劉志丹當，現在這個傷勢情況，他也不能活動，也不能工作，這個主席由劉來負責，統一由劉來指揮就行。劉志丹就不贊成，說不行，還是謝做這個主席。兩個人為這個事吵了不少。最后謝子長以軍事特派員的身份，指定劉志丹做軍委主席。劉志丹臨走時，摸著謝子長蓋的薄被子，關切地說：‘你的被子太破了，應當給你換塊好的。’謝子長笑了笑說：‘只要能把傷養好，被子破點沒關系。’劉志丹走后，謝子長對身邊的同志說：‘老劉來了就好了。’”
2月，在劉志丹、謝子長二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陜北和陜甘邊兩塊根據地實現了黨政軍統一領導。
由此看來，謝子長和劉志丹之間的矛盾基本化解了。但在謝子長身后，兩個派系之間又出現了更為嚴重的危機。事情的發展過程是這樣的：
1935年2月21日，謝子長因傷勢惡化在安定縣燈盞灣逝世，年僅38歲。
后來在1939年，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和政府將謝子長的遺骸移葬于他的家鄉棗樹坪，并修建了謝子長烈士墓。毛澤東親筆為謝子長墓題詞：“民族英雄”、“雖死猶生”，并為謝子長墓撰寫了277字的碑文。1942年，邊區政府為紀念謝子長將安定縣改為子長縣。
1935年5月，紅26軍與由陜北獨立師改編的紅27軍84師會合，組成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由劉志丹擔任總指揮。8月，劉志丹指揮紅軍主力殲滅國民黨晉軍1個團，迫使晉軍主力撤回到黃河東岸，粉碎了國民黨軍第2次“圍剿”，陜北、陜甘邊兩塊蘇區連成一片，成為紅25軍和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到陜北的落腳點。
此時的劉志丹再也想不到，一股暗流正在向西北蘇區涌來。朱理治、聶洪鈞分別受中共駐北方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委派，帶著“改造”、“整肅”紅26軍和陜甘邊根據地的任務，先后來到了西北蘇區。
朱理治、聶洪鈞受命來陜北的起因有二：一是早在1934年9月5日，謝子長在病榻上給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寫信說：“42師一貫是軍事亂竄，不能在艱苦的群眾工作中完成西北蘇區的任務。渭北與照金的失敗，紅26軍不能擴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線的緣故。雖然聯席會議暫時要我代理42師政委，但是我在軍事上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難。聯席會議一致地要求中央派軍政同志領導42師，把老右傾同志另外調換工作，才是根本轉變26軍的辦法。”“聯席會一致地認為，領導關中、陜甘邊、陜北、甘寧等的實際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組織西北代表團，或組織西北工作委員會，領導西北全部工作。”第二個起因是陜北特委組織部長郭洪濤在1934年10月26日也向北方代表孔原并上海中央局寫了《紅26軍長期斗爭的主要教訓》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責紅26軍是機會主義、梢山主義、逃跑主義等，要求“中央派代表駐西北，統一領導西北工作”。
郭洪濤后來曾回憶說：“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來到陜北后，我向他講過我誤信別人反映的陜甘邊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實的情況和錯誤意見……造成了對紅26軍老干部的不信任。”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延川縣文安驛干部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批評紅26軍和陜甘邊特委主要領導在政治上是‘右傾機會主義’，在軍事上是‘槍桿子萬能’等等。在講到陜甘蘇區當前進行的第3次反‘圍剿’斗爭時，提出要‘全線出擊’，‘不讓敵人蹂躪蘇區的一寸土地’，要紅軍配合‘地方暴動，消滅在蘇區內敵人的支撐點’，要紅軍‘去打延安、清澗和瓦窯堡’等城市，‘開展敵人側翼及后方的廣大革命戰爭的戰線’，‘運用基本的運動戰的策略，配合著陣地戰’，粉碎敵人的新‘圍剿’。還提出，‘爭取神府和吳、綏、川南蘇區打成一片，鞏固宜川一帶的蘇區向韓城發展，恢復失去的米東、慶北、華池蘇區，開展洛川工作，消滅甘、陜等地的白區，以洛川為中心，積極向定邊、隴東發展，以馬欄為中心向潼關、富平、涇陽發展，堅決鞏固向南發展的路線’。”
朱理治提出的“左”傾戰略方案，遭到了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等人的反對，這使朱理治、聶洪鈞等“很下不來臺”。“會后，劉志丹等同志沒有執行打延安、瓦窯堡、清澗的攻堅計劃，仍按西北軍委原定的作戰計劃，向北線敵人出擊。”其后，由朱理治主持召開的“西北工委擴大會議”就沒有讓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成員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楊森、張達志等人參加。會議秘密通過了在陜甘進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肅反”的決議。但此時的紅26軍和紅27軍都由劉志丹統領，朱理治、聶洪鈞、郭洪濤等還沒有在西北根據地內廣泛展開肅反的實力，而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25軍的到來，就使朱理治等開展“肅反”有了強有力的軍事支持。
此時的紅25軍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情況是這樣的：這支部隊被迫從鄂豫皖根據地撤出后，一路轉戰，一路“肅反”，在1935年4月到了陜南后，還誤殺了楊虎城17路軍警備3旅旅長張漢民等一批共產黨員，并由此對與張漢民有密切聯系的陜甘邊根據地的黨組織和軍隊有了猜疑。
1935年9月15日，紅25軍抵達西北根據地黨政軍駐地延川縣永坪，和劉志丹率領的紅26軍、紅27軍會師。
9月17日，朱理治在紅25軍主要領導者和郭洪濤的支持下，主持召開聯席會議，宣布由朱理治、程子華、聶洪鈞3人為“中央代表”，奪取了西北工委和西北軍事委員會的領導權；并成立了中共陜甘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聶洪鈞任軍委主席。聯席會議還決定成立紅15軍團。
9月18日，紅25軍、紅26軍、紅27軍合編為紅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治委員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崗，副主任郭述申。下轄由紅25軍改編的第75師，師長張紹東，政治委員趙凌波；由紅26軍改編的第78師，師長楊森，政治委員張明先（后崔田民代）；由紅27軍改編的第81師，師長賀晉年，政治委員張達志，參謀長李宗貴，政治部主任張樹才。全軍團共7000余人。
此后，朱理治、程子華、聶洪鈞采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局局長戴季英從鄂豫皖帶來的極左思想和“肅反經驗”，以紅25軍為后盾，打著“中央代表”的旗幟和“反右傾”的幌子，進行“肅反”。
10月6日，戴季英將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劉景范、馬文瑞、楊森、張仲良等一大批領導干部逮捕入獄，宣布他們的罪名是：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是右派是反革命。郭洪濤對這種過火的做法曾表示反對。當時朱理治征求郭洪濤的意見，郭洪濤說：“殺了我的頭，我也不相信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是反革命。”可后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原紅26軍和陜甘邊被殺干部就多達200余人。
這便是西北蘇區兩個派系之間，又聯合又斗爭，直至紅25軍來到西北后，又發生了“肅反”擴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來龍去脈。毛澤東聽了匯報，當即指示說：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我們剛剛到陜北，僅了解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陜北紅軍的戰斗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立這塊根據地的同志們是黨的好干部，請大家放心，中央會處理好這個問題的。”
他馬上派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去陜北工農民主政府所在地安定縣瓦窯堡，接管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局，首先把事態控制下來，避免進一步惡化。他還囑咐王首道：
“要慎重，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不能馬虎從事。”
匯報會結束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周恩來鑒于西北“左”傾主義亂抓亂殺的嚴重局面，提議召開一次大型會議，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把遵義會議未解決的總的方針問題詳細討論一下。毛澤東說：
“國民黨軍隊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的第3次“圍剿”尚未被粉碎，最迫切的事情是采取新的軍事行動。我們馬上就要上前線去，中央機關也要向瓦窯堡轉移。政治問題以后再說。”
周恩來的提議被擱置下來。會議接著討論了中央對外名義和部隊的建制問題。毛澤東說：
“對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的名義比較適當，公開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義可在打破圍剿之后再定。作戰方針，應在這個月解決第3次圍剿問題。同15軍團會合后，15軍團編制應保存，26、27軍因歷史關系也不要合并。陜甘支隊可編成1軍團，成立1方面軍。”
眾人表示同意毛澤東的建議。會議決定成立西北軍事革命委員會：
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周恩來 彭德懷
成員有：王稼祥 聶鴻鈞 林彪 徐海東 程子華 郭洪濤
會議確定：大的戰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戰斗指揮問題，由軍委全權決定。
根據陜北根據地內外的政治、軍事形勢，會議決定中央分兩路行動：一路由張聞天、博古、鄧發、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劉少奇、李維漢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去安定縣瓦窯堡；另一路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領作戰部隊南下和紅15軍團會合，準備粉碎國民黨軍對陜北蘇區的第3次圍剿。
政治局會議結束后，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的名義發布布告說：決定在陜甘晉蘇區設立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以博古為主席，由林伯渠、鄧發、王觀瀾、崔田民、徐特立、蔡樹藩、李振詢分別擔任財政、糧食、土地、國民經濟、教育、司法內務、勞動部部長，由羅梓銘擔任工農檢查局局長。
毛澤東又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發布通令說：
“奉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茲委任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王稼祥、聶鴻鈞、林彪、徐海東、程子華、郭洪濤9同志為西北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接著，毛澤東在下寺灣召集陜甘支隊戰斗部隊和紅15軍團團以上干部會議，布置直羅鎮戰役。他詳細分析了東北軍的情況，說明了整個戰役的部署和戰法，給各部下達了作戰任務。他還援引《水滸傳》中林沖在柴進家中拳打洪教頭的故事說：
“林沖對洪教頭．不是先沖過去。而是先后退兩步，這就是為了避其鋒芒，攥緊拳頭，發現弱點，一下子擊中對方的要害。直羅鎮戰役的部署，就是這個道理。我們利用有利于我們的地形，集中優勢兵力，打擊和消滅敵人的主力。”
毛澤東這番深入淺出的話，使大家充滿勝利的信心。
11月4日，毛澤東率陜甘支隊南下到達甘泉縣橋鎮，他和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葉劍英、彭雪楓、李富春并轉周恩來，通報董英斌第57軍向直羅鎮前進的動向，要求各縱隊為消滅該敵繼續前進。
11月5日，毛澤東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發布第1號命令：宣布恢復紅1方面軍番號，任命彭德懷為中國工農紅軍第1方面軍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葉劍英為參謀長，王稼祥為政治部主任，張云逸為副參謀長，楊尚昆為政治部副主任。
將陜甘支隊第1、第2縱隊合編為紅1軍團，共7200余人，由林彪為軍團長，聶榮臻為政委，左權為參謀長，朱瑞為政治部主任。
紅15軍團歸入紅1方面軍建制。軍團長徐海東，政治委員程子華，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馮文彬；調中央紅軍的周士第為參謀長。轄第75師、第78師、第81師和1個騎兵團。
命令任命蕭勁光為陜甘軍區司令員，李富春為政委。還任命了各師、軍分區、騎兵團、獨立團負責干部22人。
全軍共5個師又4個團，約1萬多人。
徐海東從紅15軍團每個連隊中抽出3挺機槍和一部分其它槍支彈藥，又從經理部、衛生部抽出部分衣物、藥品，支援紅1軍團；并將在勞山、榆林橋戰斗中入伍的解放戰士（指被俘后經過教育加入革命隊伍的士兵，后同），全部補充給紅1軍團。徐海東還強調說，紅15軍團要學習中央紅軍的好作風，要搞好團結，不要搞宗派、拉山頭。
在11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到達甘泉南邊的象鼻子灣，他向隨行部隊發表講話說：
“從江西瑞金算起，我們走了一年多時間。我們每人開動兩只腳，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從來未有過的真正的長征。我們紅軍的人數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來的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都是經過嚴峻鍛煉與考驗的。留下來的同志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當千。今后，我們要和陜北紅軍、陜北人民團結一致，要做團結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
毛澤東致電徐海東，要求紅15軍團盡快消滅張村驛團匪，派游擊隊兩個連進駐直羅鎮，并對黑水寺方向游擊，調查直羅鎮以北地區和以南地區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蘆河能否徒涉的情況。
11月6日，毛澤東率紅1軍團到達富縣西北的老人倉、秋井子地區。毛澤東同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彭雪楓等，要求部隊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緊教育戰術及政治鼓動；還要林彪對直羅鎮以北和以南地區的地形、道路詳加調查。
是日晚，毛澤東收到林彪關于調查情況的電報。
11月7日，徐海東指揮紅15軍團攻下了張村驛、東村等據點，并以一部兵力加強圍攻甘泉，以調動東北軍東進。徐海東用電臺向毛澤東報告了勝利消息及軍事行動。
11月7日，張聞天、博古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到達陜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
11月8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林彪、徐海東，要他們迅速肅清國民黨坐探，并要紅15軍團在消滅張村驛團匪后，繼續消滅附近久原、套通、金村一帶團匪。
是日晚上，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徐海東，詢問在張村驛地域打土匪的情況；并電示徐海東、程子華，要他們注意發動群眾，分配土地，建立政權，以利將來作戰。
11月13日，毛澤東就舉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問題，致電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并彭德懷、周恩來說：
“擬于18日在張村驛開軍委會，請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來參加。軍委會議擬總結并討論下列問題：1、方面軍及游擊隊的部署；2、軍事政治教育；3、軍區、軍分區組織與工作；4、地方工作計劃；5、籌糧計劃；6、籌款計劃。”
11月13日這一天，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愿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11月16日，張國燾率領的南下大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們以15個團與川軍十幾個旅開始爭奪名山縣百丈關。到22日，經過7晝夜血戰，斃傷川軍15000人，紅軍也傷亡了近萬人。百丈關之戰，成為南下紅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的轉折點，他們在國民黨軍隊的跟蹤追擊、重兵壓迫、堡壘封鎖之下，南下或東進都已經不可能了。
11月18日，毛澤東在富縣直羅鎮以東的東村主持召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程子華、徐海東、李富春、聶榮臻、楊尚昆、張云逸、蕭勁光、郭述申、朱理治、朱瑞、張純清。毛澤東在工作報告中說：
“大量消滅敵人，猛烈擴大根據地，擴大紅軍，是三位一體的任務；戰略方針是攻勢防御，將紅軍集中于南線，出中部洛川，切斷西安與延安的交通，相機奪取中部縣城，爭取奪取甘泉、延安。”
11月19日，毛澤東指示彭德懷組織紅1、紅15軍團團以上干部到直羅鎮查看地形，研究戰役的具體部署。彭德懷與林彪、徐海東、聶榮臻、程子華、賀晉年、周士第等在張村驛以西會合后，帶領眾人策馬驅馳約15公里，到了直羅鎮西南面的一座山前，下馬登上山頭，俯瞰山腳下的直羅鎮。
這直羅鎮是一個不過百十戶人家的小鎮，三面環山，鎮子的北半面，有一條小河。一條大道從西往東穿過鎮子中央，鎮子東頭，是一座古老的小寨子。寨子里面的房屋雖然倒塌了，可那一圈用石頭砌起來的寨墻卻大部分完好。
指揮員們幾十架望遠鏡對著山下從左到右，從東往西，仔細觀察著道路、山頭、鎮子及河流，一個小山包，一條小溝，一家孤立房屋，都是他們觀察研究的對象。他們一面觀察，一面小聲交談：“這一帶的地形，對我們太有利了！”“敵人進了直羅鎮，就如同鉆進了口袋一樣。”大家還一致認為，為防止敵軍利用鎮東頭倒塌的寨墻做固守的據點，最好趕緊把它徹底拆除掉。
這天晚上，紅15軍團奉命派出1個營去拆除鎮東頭那個寨子，爾后留下一個排在直羅鎮警戒。
紅15軍團主力已經集結在張村驛一帶，積極投入戰前準備工作。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打勝仗慶祝會師！”，“以戰斗的勝利歡迎毛主席！”“在戰斗中向中央紅軍學習！”
就在11月19日這一天，中國工農紅軍的另一支大部隊紅2、紅6軍團也開始了大的戰略行動，這便是賀龍、任弼時根據毛澤東的電令，與關向應、蕭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人率領紅2、紅6軍團近2萬人突圍北上。
就在這紅2、紅6軍團突圍開始前后，有兩個故事不得不說：一個是李貞和甘泗淇兩位將軍的美滿姻緣；另一個是歷史上絕無僅有驚心動魄而又非常巧合的賀炳炎、余秋里兩位斷臂將軍的故事。
在突圍前的一天，賀龍將一個個子不高、留著短發的女干部叫到跟前談話。這名女干部就是紅2軍團的組織部長李貞。賀龍對李貞說：
“中央紅軍長征已經走了很久了，我們也要開始長征了。長征很遠很苦，我給你介紹個伴吧。他叫甘泗淇，是紅18師的政委，是留蘇的學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
李貞說：
“長征路上這么多人，還要找什么伴嘛？他文化那么高，我卻大字識不了幾個。再說，現在是行軍打仗，子彈又不認得人，要是我死了，他就得擔心，他死了，我也要擔心。我看還是等長征以后再說吧！”
李貞，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瀏陽縣，6歲時就當了童養媳，名字一直叫“旦娃子”，直到18歲參加革命，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李貞。肅反擴大化時，她的丈夫張啟龍被扣押審查，一封要求離婚的信交到了她手里。李貞哭得很傷心，不同意離婚。可是組織上批準了他們離婚，李貞只得服從組織的決定。
賀龍見李貞不答應，就又找到甘泗淇說：
“紅2軍團有個女同志叫李貞，她作戰勇敢，又會做飯，女同志不多，不能錯過了這個機會呀！”
甘泗淇，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寧鄉縣，原名姜鳳威，別名姜炳坤。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黨組織派他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更名為甘泗淇。甘泗淇回國后，受黨中央派遣到湘贛蘇區，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獨立師黨代表。
賀龍為了撮合甘泗淇與李貞，不久便將李貞調到了紅6軍團，與甘泗淇在一起工作。甘泗淇與李貞接觸的機會多了，相互了解也多了。甘泗淇幾次主動找李貞長談，談工作，談理想，一直談到了愛情。他還幫助李貞寫了一篇總結工作情況的報道。李貞見知識淵博的甘泗淇平易近人，又關心她的工作，就特意做了一雙布鞋送給他。兩顆心靠得越來越近了。在突圍開始前，甘泗淇和李貞愉快地接受了賀龍的安排，在一個老鄉家里，由賀龍主婚，甘泗淇與李貞結成了一對情深意篤的革命伴侶。1955年授銜，甘泗淇為上將，李貞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第一位女少將。
這才是：月老熱心牽線，將軍夫婦千古彪炳；
戰友情深結緣，革命史冊佳話流芳。
再說在紅2、紅6軍團突圍開始后，紅2軍團紅5師師長賀炳炎率部擔任前衛。他領著第18團在翻越瓦屋塘東山時，遭到國民黨軍隊的阻擊，他本人第6次負傷。
賀炳炎過去負傷，包好繃帶，照樣沖鋒殺敵，而且傷口也好得快，戰友們開玩笑說他是血性好。可是這一次就不一樣了，他的右臂被炸成了肉泥，骨頭全碎了，只有一點皮肉連著肩膀。醫生說：
“師長的右臂完全斷了，看來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搶救，就有生命危險。”
此時醫療器械已經馱運走在了前邊，手術鋸一時無法取回。醫生無奈，就從老鄉家里借來了一把鋸木頭的鋸子做手術。眼看就要動手了，醫務人員將藥箱子翻了個遍，也沒有找到麻醉藥。有人提出用嗎啡，賀炳炎對身邊的賀龍笑著說：
“老總，你放心，那嗎啡我是絕不吃。關云長還能刮骨療毒，何況我是共產黨員。”
醫生找來4個力氣大的戰士，要他們按住賀炳炎。賀炳炎對醫生說：
“不用他們，我挺得住。”
說著，他就把一條毛巾塞進了自己的嘴里。醫生開始用鋸子鋸賀炳炎的殘肢了，可他那只握木鋸的手禁不住微微發抖。賀炳炎說：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鋸吧！”
賀炳炎忍著劇痛，嘴里緊緊地咬著毛巾，用左手死命地摳著床邊。周圍的人們咬著牙看著他，忍不住掉下淚來。醫生將賀炳炎的殘臂鋸下后，又用鋼銼銼平了骨面，最后縫合了皮肉。手術終于做完了，賀炳炎的汗水像水澆一樣，濕透了全身。因為戰況緊急，他躺在擔架上繼續前進了。手術后不久，他又見到了賀龍，眼含熱淚問道：
“總指揮，我以后還能打仗嗎？”
后來，賀炳炎傷口未愈就堅持在擔架上指揮部隊行軍作戰了。
無獨有偶，賀炳炎是由第18團政委升任紅5師師長的，接任他團政委一職的是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縣的余秋里。賀炳炎在離開第18團3個月后失去了右臂，而余秋里卻是在賀炳炎斷臂3個月后的1936年3月失去了左臂。這可真是歷史的巧合。
那還是在黔西北烏蒙山的戰斗中，余秋里的左臂被一排子機槍子彈擊中，噴涌而出的鮮血染紅了他的衣衫，傷勢非常嚴重，他的左手腕關節、尺骨、臂骨之間已經被擊碎。可是他不顧傷痛，咬牙繼續指揮戰斗，直到戰士們把他硬捆在擔架上，才送下山去。
這天晚上宿營時，余秋里的左臂腫得明晃晃的，疼得他無法入睡，就叫勤務兵打來一桶冷水，將負傷的左臂放到冷水中鎮痛。因連續行軍作戰，得不到及時治療，他的傷口開始潰爛化膿，竟生出了蛆。每一次換藥，都疼得他咬緊牙關，大汗淋漓。可真是禍不單行，在搶渡金沙江時，他又從擔架上掉入水中，引起高燒不止。
余秋里的左臂日漸干枯發黑，神經已經壞死。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左臂已經徹底不行了。如同賀炳炎一樣，醫生在為余秋里做截肢手術時，也沒有麻醉藥和專用的截肢器械。于是醫生又一次使用了木工鋸，劇烈的疼痛使余秋里幾次昏了過去。他醒來之后，對守候在身邊的賀龍說：
“老總，敵人打斷我的左臂，我還有右臂。只要有一口氣，我就革命到底！”
更巧的是，到了抗日戰爭時期，賀炳炎和余秋里這兩位大難不死的獨臂將軍，再次并肩戰斗，他們在八路軍獨立第3支隊分別擔任司令員和政委。冀中大地的人們對這兩位獨臂將軍指揮的第3支隊稱之為“一把手”的隊伍，日偽軍只要一聽說對手是“一把手”的隊伍，便聞風喪膽。1955年授銜時，賀炳炎被授予上將軍銜，余秋里被授予中將軍銜。
這正是：一對難兄弟，兩個鐵將軍。
人稱一把手，麾下驚鬼神。
欲知紅2、紅6軍團突圍結果如何，請看后邊詳述。
東方翁曰：筆者在本章中將西北蘇區兩個派系之間又聯合又斗爭，直至紅25軍到了西北后又發生了“肅反”擴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來龍去脈，如此不惜筆墨詳細敘述一番，并不是多余的。因為時至今日，還有一些人想在這一段歷史上攪渾水，甚至利用小說《劉志丹》和批判小說《劉志丹》事件，往毛澤東身上潑臟水，其用心是極其惡毒的。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筆者還要在本傳后邊的部分章節中，將西北蘇區兩個派系之間的后續糾葛，進一步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望讀者諸君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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