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呻吟語》，明代末期語錄體清言小品的優秀代表作品。“呻吟語”涉獵廣泛，縱談古今天下、身心家國、人情物理，體悟性強，反映出作者對社會、政治、世情的體驗以及對真理的不懈求索，開啟了明清之際救世啟蒙先導。《呻吟語》作為一部明達體用之書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先后被翻譯成20多個國家的文字出版發行。
（一）
《呻吟語》的作者呂坤（1536—1618年），明代進步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字叔簡，號新吾，自稱抱獨居士，人稱“沙隨夫子”，河南商丘寧陵人，一生歷經嘉靖、隆慶、萬歷三朝。明萬歷二年（1574年）進士，歷官山西襄垣知縣、山東參政、右僉都御史、山西巡撫等。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病逝，明天啟元年（1621年）被朝廷追封為刑部尚書。呂坤為官剛正清廉，崇真尚實，體恤百姓疾苦，深受百姓愛戴。因不滿明朝政治中的各種弊端，稱疾乞休，居家20載，以著述講學為務。《明史·呂坤傳》評價其“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后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與沈鯉、郭正域被時人稱為萬歷年間“三大賢”。他講求“實用”“事功”，推動社會改革，躬行地方實踐，其批判封建專制弊端、倡導學校議政、維護婦女權益等新思想，在歷史上產生了積極進步影響，是明清救世啟蒙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其唯物主義思想被載入《中國思想史》。呂坤一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呻吟語》《去偽齋集》《實政錄》《交泰韻》《四禮疑》《四禮翼》《閨范》《憂危疏》等。
（二）
《呻吟語》完成于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呂坤所處的時代，政治危機日趨嚴重，賦稅沉重，民不聊生，社會矛盾尖銳，明朝的統治病入膏肓。呂坤痛感當時社會種種弊端，主張興利除弊，致力于勵精圖治、教化民風，積30年心血完成了濟世良方《呻吟語》。他在序中寫道：“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故以“呻吟語”命名。《呻吟語》分內篇、外篇共6卷，涵蓋了禮、樂、射、御、書、數6個方面，論述了性命、存心、倫理、談道、修身、問學、應務、養生、天地、世運、圣賢、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廣喻、詞章等諸多話題。呂坤在學術上“以自得為宗”，不拘門戶，出入百家。他在《呻吟語》中表明自己的學術立場，稱自己的學說既不是道學、仙學，也不是釋學、老莊申韓之學，“我只是我”，自成一家。該書有四大特點：一是文風貼近口語，不虛談高遠，雅俗共賞，深入淺出，益人智慧。如“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做不怕千萬難”。二是以篤實為本，務求規矩，有感而發，含蓄蘊藉。如“心要虛，無一點渣；心要實，無一毫欠缺”。三是言簡意賅，概括精當，有的三言兩語，卻洞徹精微，灼見新意。如“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四是語言生動明快，真切傳神，善于運用比喻、對偶、排比、擬人、夸張、反問等多種修辭格，富有韻味和力量。如“無所樂有所苦，即父子不相保也，而況民乎？有所樂無所苦，即戎狄且相親也，而況民乎？”句式長短錯落有致、和諧優美，充分契合了“言語以簡重真切為第一”的觀點。
（三）
《呻吟語》具有顯著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思想因素與傾向。呂坤的思想核心為“氣本論”，蘊含諸多唯物主義思想成分。書中認為“氣無終盡之時，形無不毀之理”。氣是萬古長存的，形是暫時的、要毀滅的，但這種毀滅只是“氣”從一種物質形態轉向了另一種物質形態。書中還提出了“氣化無一息之停”“運動守恒”的觀點，有“運動是物質的根本屬性”的思想傾向。“天地萬物所賴以常存者‘恒’故耳”，運動的守恒是物質所具有的普遍規律，“氣”守恒運行的規律和天地萬物守恒的運行規律是統一的。其宇宙生成說，堅持用“道本自然”的氣化學說來解釋天地、人和萬物的形成，把三者的生成看作是物質實體按其客觀規律運動發展的過程，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種卓越的哲學見解，十分可貴。此外，書中還具有許多辯證的思想范疇，這也是一筆寶貴的理論遺產，主要反映在自然、當然和偶然說中。“自然”又稱必然，書中用它來表示客觀事物或自然現象在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必然趨勢，也就是事物的普遍規律。如“陽亢必旱，久旱必陰，久陰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謂自然”。“當然”表示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道德規范的實踐，是“性分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為”。“偶然”則表示不合常規的少數例外的反常現象，如“小役大，弱役強，貧役富，賤役貴，此之謂不得不然”。作者認為自然、當然、偶然都是宇宙的具體內涵，都具有客觀存在的意義，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中，必然性和現實性得到了統一。
《呻吟語》中的民本思想開啟了中國早期民主啟蒙思潮的先河。書中明確提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和歷史發展變化的決定力量。“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書中還提出了人民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的觀點，“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為命，曰：農夫、織婦。卻又沒有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倡導“民主君仆、民體國用”。這種重視勞動人民在社會生產中地位與作用的思想在理論上更為深刻。與此同時，呂坤對自己所屬階級的剝削本質也有著深刻的反思，“我亦軒冕徒，久股民膏脂”。他對于民間的種種疾苦，有著深刻的洞徹，有著深厚的同情，更有著拯救的實政措施。首先，他奮起抨擊和揭露了君主專制自私、貪婪的真面目，矛頭直指封建君主，在政治思想上倡導“以理抗勢”，具有限制君主過度極權專制的進步意義。書中認為，封建君主雖掌握著天下最高的權勢，但也應該有所約束和畏懼，天下所有權勢必須接受天下公理的制約。呂坤也正是因“以理抗勢”，觸怒萬歷皇帝和權臣，不得不托病辭官，隱居林下20余年，再也不被起用。其次，書中提出要緩解社會矛盾，必須首先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讓人民能夠生活下去。呂坤認為“此富民為王道之首務也”，而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就在于“足民”，“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萬政舉；百姓不足，萬政廢”。在唯物史觀誕生之前，尤其在明中晚期封建專制日趨強化、政治危機嚴重的情況下，作者對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決定性作用有著如此深刻的認識，實屬難能可貴。該思想開啟了黃宗羲、唐甄等人的中國早期民主啟蒙思潮的先河，對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影響。當然，其民本思想畢竟是封建時代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有其歷史和階級局限性，總體上沒能擺脫君主政體認識的桎梏。
《呻吟語》浸潤了呂坤對立身、處世各種充滿哲思的思考。比如，書中主張在與人相處時，不要針對人的弱點、敏感點而與其相爭，要遵循“五不爭”的處世原則：“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盛氣人爭是非。”書中還談了如何待人的問題：“責善要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做事情，應對事務，就涉及跟人打交道，要因人制宜，注重方式方法。書中指出人際交往一定要遵循人的“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為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就是說，不管是治國理政，還是人與人相處，只有保持著人的自然之情，世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認可你、接受你、信任你，乃至喜歡你、尊敬你。在《養生》篇中，呂坤提出“養德”乃“養生”第一要務，并詼諧地告訴人們，“二陳”“四君子”等草藥湯羹雖對于調養身體確有功效，但以清心寡欲食淡之方為最佳。書中開出的養生之方超出了物的境界，認為“養德”“養心”方是“無價之藥”。
《呻吟語》是一部極具思想深度的力著，對后世的儒學發展和文化傳播有重要貢獻。它既繼承了儒家的傳統精神，又開拓了儒家的新境界，映照出呂坤這樣一位有著多種思想側面、自詡為“新吾”“抱獨”的學者征服自然、自我完善和積極進取的時代光芒。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想家顏元，讀罷《呻吟語》后嘆服曰：“近世大儒也。”在呂坤去世逾200年之后，1826年（清道光六年），朝廷應禮部呈請，準許呂坤入祀孔廟西廡，成為受到奉祀的先賢先儒之一，是清代官方認定的一代“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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