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大家都覺得我這個菩薩又有用了，把我抬出來，承蒙大家捧
場，選我進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認為還是有
一點本事。慚愧，慚愧！進入中央領導層，濫竽充數而已。”
話說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上提出了奪取遵義、進軍黔北、開創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革命根據地的方針，特別是猴場會議提出的“打到遵義去，創造新蘇區”的口號，使廣大紅軍指戰員人心振奮，斗志倍增。
中革軍委在猴場會議后立即命令紅1、紅3軍團分別向烏江南岸的指定渡口前進，并偵察對岸敵情，準備架橋渡江。早已整裝待發的紅1軍團紅1師在回龍場渡口、紅2師在江界河渡口、紅3軍團在茶山關渡口，分3路強渡烏江。
烏江是貴州境內的一條大江，它從西南到東北貫穿于貴州省境內而流入四川。中央紅軍要強渡的這一段江面寬約200米，流速每秒1.8米。
1935年1月1日，陳光師長率領紅2師首先抵達甕安縣江界河渡口。以耿飚為團長、楊成武為政委的先頭團紅4團，立即在渡口用搜集來的竹子、門板扎成竹筏，以佯渡迷惑對岸守軍。另有連長毛正華帶領8名水性好的戰士，在上游拉著1根準備架浮橋用的粗繩索，進行泅渡。當他們快要游到對岸時，被守軍發現了，繩索也被打斷了。他們只好重新游回來，有1名戰士犧牲了。
夜晚，紅4團又組織18名戰士分乘3只竹筏實施偷渡，結果只有連長毛正華等5人成功，他們便在對岸潛伏了下來。
1月2日凌晨，中革軍委副總參謀長張云逸率領干部團工兵連趕到江界河渡口，組織了60個竹筏實施強渡。強渡部隊在南岸炮火和北岸潛伏的毛正華等人的配合下，終于奪取了渡口陣地，搭好了浮橋。
不久，位于下游余慶縣回龍場渡口的紅1師，在先頭團團長楊得志、政委黎林指揮下，也強渡成功。
1月3日，紅3軍團也從上游的遵義縣茶山關渡口開始渡河。
1月6日，中央紅軍全部突破了國民黨軍吹噓的“重疊而堅，官兵勤勞不懈，扼險固守，可保無虞”的烏江防線，江防司令林秀生逃往遵義地區。
中央紅軍一過烏江，離遵義城就不遠了。王稼祥向毛澤東提議：
“前面快到遵義城了，這樣下去不行，該把博古、李德轟下臺了，開個會總結經驗。”
毛澤東說：
“好！應該開個會。還要多做一些會前的活動工作。”
于是，王稼祥馬上去找張聞天談話，談了毛澤東的主張和自己的看法。他說，應該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來領導。
張聞天一直是政治局委員、常委兼書記處書記，在中共中央內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此時他也正在考慮這些問題，當王稼祥說應該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來領導時，當即表示贊同。
王稼祥又利用各種機會找到了其他一些負責人，一一交換了意見，并取得了他們的支持。他還和因腿傷化膿坐在擔架上的聶榮臻交換了意見，他說：
“事實證明，博古、李德不行，必須改組領導，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第1、2、3次反‘圍剿’，取得那樣大的勝利，完全是毛澤東同志采取誘敵深入、隱蔽部隊、突然襲擊、先打弱敵、后打強敵、各個擊破等一系列戰略戰術指揮的結果。因此，應當由毛澤東出來統帥部隊。到時候要開會，我們要把他們轟下來。”
聶榮臻也早已感覺到只有毛澤東的主張得勢，革命才會大發展，博古、李德等人不行，應該改組領導。聽了王稼祥的意見，他便高興地說：
“我完全贊成，我也有這個想法。”
就這樣，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在大量的工作中，說服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的許多負責人，一場關系到中國革命和紅軍命運的政治大決戰的條件終于成熟了。
1月6日下午，中央紅軍紅1軍團的先頭部隊開向遵義城。駐守遵義的是王家烈部侯之擔指揮的第3團；此時，王家烈又派柏輝章部前來增援。
奉命攻打遵義的是紅2師紅6團，他們是在渡過烏江之后就接受了任務?？倕⒅\長劉伯承對紅6團團長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說：
“現在，我們的日子是比較艱難的。這就既要求我們仗要打得好，又要傷亡少，還要節省子彈。這就需要多用點智慧啰！”
紅6團離遵義尚有半日路程，偵察員來報：
“離遵義30里地的地方有個小鎮叫深溪水，駐有敵人1個營，是敵人的一個外圍據點。”
劉伯承指示朱水秋、王集成說：
“你們要先殲滅這股敵人，還不要讓敵人知道。要秘密，要全殲，要保證不準有一個漏網。否則，給遵義的守敵通了消息，就會增加我們打遵義的困難。”
下午3時，紅6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冒雨對遵義外圍據點深溪水進行了奇襲，全殲了1個營的守軍，果然做到了無一漏網。紅6團指戰員立即對俘虜開展爭取工作，決定借助俘虜乘夜智取遵義城。
晚上9點左右，紅6團1營長曾玉堂帶著第3連和偵察排以及全團的20多個司號員，還帶著經過教育的十幾個俘虜，冒著大雨出發了。這支隊伍是清一色的國民黨軍打扮，在他們后面，緊緊跟著其他部隊。作戰計劃是如果智取不行，便強行攻城。
曾玉堂率部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急行軍，來到了遵義城下。指戰員們愈發裝出敗軍的慌亂模樣。
“干什么的？”
城頭上的哨兵突然問道。一個被教育好的俘虜連長用貴州話答道：
“自己人。”
“哪一部分？”
“我們是外圍營的，今天叫共匪包圍了，莊子丟了，營長也被打死了，我是一連連長，領著一部分弟兄好歹跑了出來。”
“你們營長叫什么名字？”
俘虜連長如實回答了。其他俘虜兵也用貴州話亂糟糟地喊著：
“快開門哪！”“救救我們吧！”“共匪馬上就追來啦！”
“吵吵什么！”
城頭上的哨兵氣沖沖地大喝一聲，城下頓時安靜下來。城上幾只手電光束在他們身上照來照去，好一會兒，說了一聲：
“等著，這就給你們開門。”
厚重的城門打開了，哨兵問道：
“怎么共匪已經過烏江啦？來得好快呀！”
“是的，現在已經進遵義城了！”偵察排的幾名戰士用槍口對著他們：“告訴你們，我們就是共軍！”
司號員一齊吹起了沖鋒號，紅軍大隊人馬一下子擁進城去，后續部隊也跟了進來，沖上街頭。侯之擔的不少守軍來不及穿上衣服就當了紅軍的俘虜，柏輝章部有兩個團的官兵狼狽不堪地從北門逃走了。
1月7日早晨，紅2師占領全城，智取遵義大功告成了。
聶榮臻和劉伯承步入遵義城，看到紅2師的部隊已經準備宿營了。他們和紅2師的領導商定，改由紅4團為先頭部隊，追擊逃敵。聶榮臻對紅4團政委楊成武說：
“楊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們說清楚：任務緊急，不能在遵義停留。早飯也不能在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糧，完成任務后，再爭取時間好好休息。”
楊成武說：堅決完成任務。帶起隊伍就出發了。
由于中央紅軍突然轉向遵義，國民黨十幾萬追剿軍一下子被甩在了烏江以東。追剿軍總司令何鍵也已經率20個團到常德地區與紅2、紅6軍團作戰去了。擺在長江沿線的四川軍閥劉湘的部隊，由于摸不清中央紅軍的虛實，也不敢輕易冒進。貴州的國民黨軍不是紅軍的對手，一觸即潰。因中央紅軍動向不明，蔣介石也已經批準了追剿軍總指揮薛岳的請求：令第1縱隊吳奇偉部集結在貴陽、清鎮一帶整訓待命；令第2縱隊周渾元部在烏江南岸對在遵義的紅軍警戒。這樣就使中央紅軍在長征以來有了一個難得的休整機會。
1月8日，中革軍委發布《關于我軍9日行動的部署》，部署中通知各軍團說：軍委縱隊明日進駐遵義，縱隊司令員劉伯承任警備司令，陳云任政委，由干部團擔任警衛工作。
部署中命令紅1軍團紅2師前出遵義北面桐梓、松坎一線；軍團主力駐守遵義東面老蒲場、青神橋、蝦子場地域。命令紅3軍團在遵義南面的刀靶水、尚稽場，控制遵義通貴陽的公路，扼守烏江北岸。命令紅5軍團駐守遵義的湄潭；紅9軍團駐守遵義東南的豬場。
1月8日這一天，中央紅軍總政治部還頒發了《關于進遵義城的口號八項注意通令》。
1月9日上午，天氣晴朗，軍委縱隊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儀式，部隊在居民歡呼聲與爆竹聲中進駐突圍以來奪取的第一座繁華的中等城市。
遵義是貴州的第二大名城，是黔北的首府。這里是漢、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種土產的集散地，市面繁華，物產豐富。
毛澤東頭戴軍帽，身穿軍裝，和朱德、周恩來等人在南門外的豐樂橋邊下了馬，他們不斷地向群眾揮手致意。毛澤東走到舊城的府街口，還向群眾講了話，對歡迎的群眾表示感謝，向群眾宣傳了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和主張。
此時的遵義城內有男女中學校56所，盡管各校均未上課，但紅軍一律不在學校駐兵，以示維護教育。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住進了位于新城古寺巷桃源山東麓的易宅。易宅是“川南邊防軍”第2旅旅長易懷芝又名易少荃的私邸，坐北朝南，是一棟磚木結構的舊式洋房，建筑面積約580平方米。夜深了，毛澤東在樓上一間雅致的臥室里那明亮的電燈下讀了很長時間的書，還是無法入睡。
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很晚才起床。
1月12日，中央紅軍總部在縣立第3中學的操場上，召開了有工農學商各界人士參加的萬人大會。
毛澤東、朱德參加了萬人大會。朱德在大會上講了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說紅軍愿意聯合國內各界人民、各方軍隊一致抗日。毛澤東著重講紅色政權不收苛捐雜稅、實行全民選舉和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大會宣布成立革命委員會，當選的幾十個工農學商及教育界代表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講。
一連幾天，紅軍各部一面宣傳，一面招募新兵，約有5000余人參加了紅軍。他們多系川黔滇籍的貧民或退伍軍人，這些新戰士后來在紅軍轉戰黔北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央紅軍安頓已定，毛澤東等人商議，按照黎平會議的決定，在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李克農負責擴大會議的安全。此后，李克農指揮警衛人員，自始至終都守護在會場的外邊。
李克農，又名漫梓，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巢湖縣，因他前半生從事特殊的工作，所用曾用名和化名很多。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錢壯飛從南京向李克農告警。李克農協助中共中央迅速轉移。他后來擔任江西省保衛局執行部長，在瑞金時期和在長征中負責中央的保衛工作。
且說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城內位于琵琶橋邊一個大宅院里召開了擴大會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
會議所在的這座宅院，原是黔軍第25軍第102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宅院大門臨街，門西側是8間鋪面，是柏家經營醬和紙張的商店。進入大門，穿越過大廳，迎面是一座磚砌牌坊，前后各用彩瓷嵌字，前為“慰廬”，后為“慎篤”?？邕^牌坊是一個青石鋪砌的小天井，南側有小門通往四合院，那是柏家的住宅。天井北側即為主樓。這座主樓坐北朝南，為中西合璧建筑，占地面積582平方米。遵義會議就在這座主樓2樓的一個不大的廳子里召開。這個會場是一間長方形的屋子，中間放著一張桌子，周圍有20多張形狀各異、大小不一的椅子，還有一個小火盆。
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人員有政治局常委3人，他們是：博古 張聞天 周恩來
政治局委員2人，他們是：毛澤東 陳云
政治局候補委員5人，他們是：王稼祥 朱德 鄧發 劉少奇 凱豐
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多數負責人及代表，他們是：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紅1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紅3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紅5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紅9軍團黨委委員尹自勇（紅5軍團長董振堂在黨內未擔任職務，沒有參加會議，時在前線；紅9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因部隊在烏江，沒有出席會議）。
另外，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翻譯伍修權，也參加了會議。
為會議作記錄的是陳云（有會議記錄傳世）和伍修權。
中央政治局成員和軍委成員白天都要處理日常事務和戰事，所以每天的會議一般都是在晚飯后才開始，一直開到深夜。會議開始前，毛澤東在吃晚飯時當著洋顧問李德的面說：
“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很能呷辣椒的。誰不能呷紅辣椒，誰就不能戰斗。”
他的話引起眾人一陣大笑，惹得李德一臉的不高興。
彭德懷是第一次參加中央會議，毛澤東把劉少奇介紹給彭德懷：
“這是劉少奇同志，很早加入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前面已經說過，劉少奇于1930年夏再赴莫斯科，1931年秋回國，在王明的臨時中央任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2年冬，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1934年春任福建省委書記。同年10月，參加長征。
再說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黎平會議提出的兩個內容：（1）檢討在第5次反“圍剿”中與突圍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2）審查黎平會議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會議目的是要集中全力解決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
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主持。博古首先作了第5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雖然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定的檢討，但對他們所推行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及嚴重危害，及對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缺乏認識。所以他強調了許多客觀原因，說失敗的原因是敵人太強大以及白區和其它蘇區的工作配合不夠，極力為他和周恩來、李德“三人團”的嚴重錯誤辯護。
接著，周恩來作了關于第5次反“圍剿”軍事問題的副報告。他在報告中詳細分析了第5次反“圍剿”失敗、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原因，指出了主觀因素上的錯誤，對博古、李德進行了不點名批評。周恩來也對他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一些責任。
張聞天開始講話了。他手里拿著和毛澤東、王稼祥共同草擬的一個提綱，侃侃而談，旗幟鮮明而又系統地批評了在第5次反“圍剿”中和在突圍路上的錯誤的軍事領導，徹底否定了單純軍事防御路線。
伍修權曾經回憶說：“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張聞天首先發言，正是出于毛澤東的計劃安排。會前他就和張聞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發言的內容，最初的發言提綱實際是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主要的觀點論據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卻執意不首先發言，再三推舉張聞天在會上放第一炮。因為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雖然略低于博古，其學識影響實際卻超過了博古，他與博古同樣受到共產國際的器重，由他來帶頭批評博古，就顯得更公正和有力量，別人聽來也更有說服力。張聞天發言以后，毛澤東才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看來是對張聞天發言的補充和發揮，實際上卻是作了歸納概括和結論定性。”
毛澤東的發言大約講了一小時。他在發言中系統地批判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及其表現，說他們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轉移中的逃跑主義。
毛澤東還批評了李德的錯誤指揮，說他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他說：
“路是要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
他還批評李德說：也不問走的是山地是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
毛澤東又用1、2、3、4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5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觀點。他說，正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才導致了第5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了紅軍在長征中的重大犧牲，而不是其它原因。因此，博古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毛澤東特別系統地分析了“左”傾教條主義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他說“左”傾教條主義在戰略戰術上的第一個錯誤，就是堡壘對堡壘，使敵人的堡壘主義持久戰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在戰爭指揮上，不依靠正確的戰略指導戰役，并正確運用戰術，而是靠戰術制勝。這是軍事領導軍事理論上的絕大錯誤。第二個錯誤是分散兵力。搞什么6路分兵，全線出擊。第三個錯誤，在軍事上不知利用19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粉碎圍剿。第四個錯誤，在戰略轉移和突圍行動方面，正因為驚慌失措，戰略大轉移這樣重大的行動，既未在政治局討論，又未做政治動員，也未能在轉移前給紅軍以必要的休整而倉促行動。
毛澤東說李德、博古的領導方法“極端惡劣”，批評李德“包辦了軍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在軍事問題上，對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被抹殺了”，軍委內部及各軍團首長“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地爭論”，但這對于博古、李德卻是“徒然的”。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在博古和周恩來講話之后，毛發表了長篇講話，事實上這是主要報告。他一反往日的習慣，作報告時，手里拿著一份顯然是經過詳細擬定的講稿。”
第一個發言支持毛澤東正確意見的是王稼祥。他嚴厲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軍事指揮和軍事理論上的錯誤，旗幟鮮明地擁護由毛澤東出來領導和指揮紅軍。由于王稼祥是從教條宗派主義集團中轉變到正確路線方面來的第一人，是提議召開遵義會議的第一人，是在遵義會議上繼毛澤東之后緊接著發言支持毛澤東主張的第一人，所以，后來毛澤東多次贊揚王稼祥這一功績，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張聞天也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對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的錯誤作了深刻的批判。他還說，現在必須由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他推舉毛澤東擔任政治局常委。
凱豐馬上表示反對。他狂妄地對毛澤東嚷道：
“你懂得什么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
毛澤東反問道：
“請問凱豐同志，你讀過《孫子兵法》沒有？你既然說我是按《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讀的了。那么請問：你知道《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第一章開頭講的是什么？”
其實，毛澤東只是在學生時代看過《孫子兵法》，后來也并沒有深入研究過。凱豐被毛澤東這么一激，竟被弄得啞口無言。毛澤東又轉對大家說：
“凱豐同志說得好。馬列主義，我確實是門外漢，種田作物，倒算是行家里手，不及你出國留學，我是個土包子。不過，《孫子兵法》我確實認真研究過，這有什么害處哩？戰爭規律，古今中外皆然?，F在的不過比古代的內容豐富一些罷了。我們祖宗好的東西，又為什么不可以借鑒呢？一定要弄些教條來束縛住我們的手腳，鄙人真有點大惑不解。”
朱德在發言中說：
“如果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我從井岡山開始，就是跟著毛澤東同志革命的。今后，我永遠跟著毛澤東同志革命到底。”
周恩來再次發言，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并且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今后紅軍的行動。他說：
“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聶榮臻因為腳傷，是躺在擔架上發言的。他很氣憤地說：
“李德對每門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設在哪里，都要做指示，而這些細節，是連軍團指揮員也無須過問的。”
林彪是在湘江戰役之后就公開批評博古和李德了。他在這次會議上講了很多意見，表示支持毛澤東，主張解除博古和李德的職務。
劉伯承、李富春發言也對李德提出批評，表態支持毛澤東。
彭德懷發言嚴厲批評博古和李德，提議徹底清算博古等人執行的“左”傾路線的政治錯誤。因為此時在遵義以南的刀靶水沿烏江警戒的紅3軍團紅6師，遭到了國民黨軍吳奇偉部的進攻，彭德懷必須馬上趕往前線指揮，所以他在會議剛開了一半，就走了。
紅5軍團政委李卓然從桐梓趕到遵義時，會議已經開始了。他在毛澤東臥室見到了正在感冒發燒的毛澤東。毛澤東頭上裹著一條毛巾，仍然認真地聽著李卓然的匯報。李卓然說：
“5軍團在湘江戰役中，折損了整整1個師的兵力，指戰員們浴血奮戰，卻連連失利，大家怨聲載道，責怪中央領導不力。”
毛澤東說：
“那你明天在會上講一講，好不好？”
1月16日晚，李卓然在會議上就部隊情況作了發言，對博古、李德進行了批評。
由于遵義會議前的準備工作沒有讓李德參與，所以會議一開始，李德就處于沒有發言權的被批判地位。他坐在屋里靠門口的地方，神情沮喪，只是一個勁地抽煙。
翻譯伍修權緊挨著李德坐著，他處于這樣的地位也不舒服，心煩意亂，顯然不樂意再給李德當翻譯。所以他翻譯的內容也就不完全了，有時就完全停了下來。李德在得到會議記錄或者是尚待作出決議的文字材料之前，沒有表明態度。當他明白過來之后，馬上為自己及博古在軍事上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辯護，不承認自己的錯誤。李德說：我本來只是作為顧問提提意見，“這些建議是否被采納就是你們的問題了”，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他“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
應該說，李德的辯解不是沒有道理的，“我本來只是作為顧問提提意見，‘這些建議是否被采納就是你們的問題了’，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可他哪里懂得，中國人行事為人之法的奧妙哦！
至此，“左”傾教條主義的營壘已經徹底坍塌了。接下來，毛澤東提出的下一步行動方針被會議所接受，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聶榮臻和劉伯承都表示，支持毛澤東目前提出的方針。他們還建議說：中央紅軍還可以北渡長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他們說，四川省比貴州好得多：一是比較富裕而交通極不便利，這就使靠兩條腿走路的紅軍在行動上占了優勢；二是四川的軍閥一般來說對蔣介石懷有敵意；三是四川省人口多，可以補充兵源。
會議采納了聶榮臻、劉伯承的建議。
周恩來也建議說，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組成的“三人團”的工作。
1月17日，遵義會議作出決定：1、毛澤東同志補選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黨支部討論。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請注意，遵義會議決議中說得明白：“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從歷史上看，周恩來從南昌起義開始，一直到紅軍戰略大轉移，在黨內分工中始終就是最高軍事指揮者（本傳在前邊各個時期黨內分工都有標明）。但在諸多歷史資料中，對周恩來在“三人團”的職責均有諱言，或者語焉不詳。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出于革命策略，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只清算其軍事錯誤，而不涉及政治問題及其它；對于軍事錯誤，也是只批李德，盡可能地不涉及他人。于是，與會者便隨聲附和，眾口一詞，矛頭直指李德。翻譯伍修權也不愿意多翻譯了，弄得李德這個老外一頭霧水。盡管他作了實事求是的解釋，也無人理會了。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周恩來才奇跡般地保住了他原有的地位，再一次地被確定為“軍事指揮者”。
再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作出決定后，發言說：
“大家都覺得我這個菩薩又有用了，把我抬出來，承蒙大家捧場，選我進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認為還是有一點本事。慚愧，慚愧！進入中央領導層，濫竽充數而已。”
劉少奇因擁護毛澤東的路線，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凱豐反對撤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對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不理解，因此，他對會議決定提出保留意見。會議結束后，凱豐還對博古說：
“對路線錯誤的批判，我還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這樣交出去！”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進行分工時，周恩來等人要毛澤東接替博古的職務。毛澤東正色說：
“不！這個時候，還是洛甫合適。”
這個問題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博古仍然保留了總書記職務，領導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作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結束后，政治局分派毛澤東、張聞天、陳云到各軍團傳達會議精神；同時，還采取各種方式向部隊指戰員傳達會議精神。毛澤東在紅軍總政治部駐地楊柳街天主堂紅軍干部大會說：
“我們再也不能像長征開始那樣‘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了’。”
那些在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時期就跟著毛澤東的干部們，高興得熱淚盈眶。大家都說：“黨和紅軍得救了！”
參加突圍的徐特立、謝覺哉得知遵義會議又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也異常興奮。徐特立說：
“從此中國革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謝覺哉高興地說：
“毛澤東同志回到中央領導崗位，事情就好辦了。”
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把被“左”傾領導者撤職、審查、關押在保衛局招待所的干部召集起來，向他們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第二天，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來和他們進行了談話。隨后，原紅22師政委方強被分配到軍委干部團任總支書記；其他干部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開除黨籍的干部，經過審查，也都恢復了黨籍。
在北線松坎的紅4團，收到了紅1軍團發來的一份電文，電文中說：“中央勝利地召開了遵義會議，毛澤東同志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來副主席、朱總司令一起指揮紅軍。”楊成武將這一消息傳遍了全團，指戰員們興奮異常。
聶榮臻在仁懷縣一個鎮子上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此時天上正下著小雨，譚政幫他撐著傘，他用了幾個小時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其間竟沒有一個人走開避雨。
中央代表劉少奇和紅5軍團長董振堂，在烏江邊一個村子里召開紅5軍團紅37團排以上干部會議，劉少奇說：“報告大家一個最大的好消息，黨中央最近在遵義召開的會議已經勝利結束，毛主席又回來領導我們了。”會場上頓時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在歡欣鼓舞的干部中，當然也有不少人對遵義會議猶感不足，他們對這次會議只談軍事路線而不談政治路線不理解，尤其是對沒有明確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而深感不安。后來還有人曾私下里問毛澤東：
“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錯誤的，也早就反對他，為什么當時不豎起旗幟同他們干，反而讓王明的‘左’傾錯誤統治了4年之久呢？”
毛澤東解釋說：
“那時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使人一時不易識破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過早發動斗爭，就會造成黨和軍隊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對敵斗爭。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能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欲知毛澤東如何領導中央紅軍走出困境，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從1931年1月項英進入中央蘇區，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黨內、軍內遭受批判和排擠長達4年之久。在這整整4年里，他從不頹廢，不讓步，堅持黨性原則和組織紀律，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智慧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不間斷地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代表人物進行頑強斗爭，直至取得勝利。此種毅力、堅韌和苦斗精神，在歷史上實屬罕見。
在遵義會議前后，沒有多少人能夠看出和理解毛澤東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深、奧妙的政治策略。他團結王稼祥、張聞天等人，引導遵義會議集中解決最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是為了減少阻力，保證會議的成功。試想，如果連政治路線問題也一塊兒清算，那就必然會涉及到許多人。那樣的話，遵義會議的結果又會如何呢？政治路線的賬不是不算，只是時機不到，毛澤東是有足夠的忍耐力的。這個謎底到了延安整風之時才算揭開了。
另：關于參加遵義會議的人員問題，有一個史料說，1958年11月18日，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陪同下，參觀了遵義會議紀念館。“穿過陳列室，踏上窄小的樓梯，走進開會的房間里，鄧小平看到房間依舊是當年擺設的樣子，使他立刻想起了當年開會時的情景，他肯定地說：‘會議就在這里開的’，他指著靠里邊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由此，鄧小平說他參加了遵義會議的話是真是假，成了人們數十年來爭論的焦點之一。
1959年，遵義會議紀念館為了進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參加了遵義會議，曾再次致函中央辦公廳，請示幫助查找有關檔案資料。中央檔案館于1959年5月28日回復：“關于參加遵義會議都是哪些人的問題，我們在中央檔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寫道：‘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1、3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5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這材料只能供參考之用”。（后來陳云證明，中央檔案館在復函中所說的“一件未署名的材料”，是他根據遵義會議上的記錄所作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請參看《陳云文選》第一卷。原件曾保存在莫斯科。）
以上兩個材料都涉及到了中央辦公廳及其主任楊尚昆，那么，參加遵義會議的主要成員之一的楊尚昆是怎么說的呢？他在1984年10月26日答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問時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義，遵義的同志問都是哪些人參加了遵義會議，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們又問鄧小平同志是否參加了？我說好像不記得他參加了?；氐奖本覇栔芸偫?，總理說小平同志參加了，當時擔任會議記錄，他是黨中央秘書長。”
由此可以看出兩個問題，第一，楊尚昆陪同鄧小平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一說，純屬子虛烏有；第二，楊尚昆的答記者問與陳云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相互印證，鄧小平沒有參加遵義會議！除此之外，再看看下列事實：在反“羅明路線”時，鄧小平在蘇區的最高職務是一個中心縣委書記，作為“鄧毛謝古”集團的首要分子受到打壓后，被一降再降，到一個區里當了一名巡視員，后來隨軍參加了長征，但并沒有被平反。在遵義會議召開期間，王明路線的受害者都還沒有得到平反，而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鄧毛謝古”集團首要分子鄧小平怎么就以“黨中央秘書長”身份參加了遵義會議呢？再看看《鄧小平年譜》記載，到1935年6月，鄧小平才被調任為紅1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其地位與“黨中央秘書長”相差甚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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