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
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即取得
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
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
話說從1934年2月起,蔣介石重新部署了對中央蘇區發動第5次“圍剿”的兵力,分東、西、南、北4路,向中央蘇區繼續進行碉堡推進。此次東路軍是由入閩鎮壓福建事變的部隊組成的,以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
在國民黨軍新的進攻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突然來了一個大轉變,由原來的軍事冒險主義一變而為軍事保守主義,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處處設防,節節抵御。他們不敢實行向敵人后方無堡壘地區作戰的方針,也不采取以往幾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戰略,而是要求紅軍進行陣地防御,在重要城鎮、大居民點、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構筑碉堡,以陣地防御頂住敵人;而且他們還經常輕率地要求紅軍主力,對敵軍堡壘陣地或有堡壘作依托的敵軍發動進攻,想以此來“遲滯敵人的進攻,削弱其力量,以達到制止敵人5次‘圍剿’的最終目的。”
中央紅軍在博古、李德等人“御敵于國門之外,不放棄蘇區一寸土地”的思想指導下,開始了以堡壘對堡壘的作戰。
中央紅軍如此戰法,毛澤東不能不為此而扼腕擔憂。
2月9日,國民黨北路軍第94師在樟村以西大雞公山與紅1軍團發生戰事;第14師在小雞公山及熊家寨與紅9軍團發生戰事。紅1、紅9軍團均失利。
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禮堂開庭公審左祥云及有關人員貪污一案。
早在1933年8月間,中央蘇區決定在瑞金沙州壩村興建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在葉坪村紅軍廣場興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臺、紅軍烈士紀念亭,為紀念英勇犧牲的紅5軍團參謀長趙博生和紅3軍軍長黃公略興建博生堡、公略亭。為此,專門設立了一個“工程處”,由多才多藝的中革軍委政治保衛局局長錢壯飛任建筑設計師,由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員梁柏臺任工程總指揮。具體的建筑施工由臨時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趙寶成負責。趙寶成接到任務后,委任左祥云具體負責6大工程的基建施工。11月間,有人舉報趙寶成及其下屬的管理處處長徐毅,疏于管理和監督,導致6大工程在建筑施工中嚴重浪費,還揭發左祥云與總務廳事務股股長管永才利用職務之便,聯手貪污巨額工程款之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即令中央工農檢察部會同中央政府辦公廳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左祥云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0元。左祥云還盜竊機密,私蓋公章,企圖叛逃,犯下了嚴重罪行。
左祥云惡跡敗露后,毛澤東親自下令趙寶成扣押左祥云聽候處理。趙寶成竟違抗毛澤東的命令,不但不予扣留,反而聽任總務廳管理處長徐毅放走左祥云。毛澤東獲悉后,極為震怒,當即指示有關部門發出通緝令。不久,保衛部門將逃至贛縣江口鎮的左祥云緝拿歸案。中央工農檢察部在迅速查清了左祥云的罪行的同時,也查清了趙寶成、徐毅的嚴重問題。徐毅除放走左祥云外,還放走其他2名案犯,從中索賄金戒指2枚,且官僚主義習氣嚴重,生活腐化,浪費公款數千元。趙寶成身居要職,卻與腐敗分子同流合污,包庇他們的罪行,平時在工作中脫離群眾,有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還揮霍浪費公款上萬元。
毛澤東、項英、張聞天親自聽取了中央工農檢察部查處3犯情況的匯報,并及時在《紅色中華》報上進行公布。為擴大社會宣傳和影響,警示教育蘇區廣大干部,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庭長董必武,經請示毛澤東同意,決定在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對相關案件進行公開審判。
2月13日這一天,審判大會召開,主審法官由董必武親自擔任。觀眾席上,人頭攢動,參加旁聽的人員達數百人。旁聽群眾義憤填膺,紛紛要求法庭對犯罪分子給予嚴厲裁判。經過長達四五個小時的審理,臨時最高法庭根據臨時中央政府《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對人犯所犯的罪行判決如下:“左祥云處以槍決;徐毅處以6年監禁,剝奪公民權利6年”;趙寶成浪費公款1萬元,違抗中央政府扣押左祥云的命令,縱其出逃,被判處苦役1年。同時,法庭對總務廳事務股股長管永才、中央政府運輸司務長劉兆明等貪污腐化案也進行了審判,管永才、劉兆明被判處監禁各半年。
后來在2月18日,左祥云被執行槍決,成為中共歷史上因貪污腐敗問題而被處決的第一個縣處級干部。
再說2月15日,國民黨北路軍第8師、第70師在鳳翔峰與紅1軍團發生戰事;第67師在司令巖與紅3、紅9軍團各一部發生戰事;第94師在蘆坑與紅5軍團發生戰事。中央紅軍各部均失利。
2月24日,國民黨東路軍第10縱隊湯恩伯部攻占福建沙縣。駐沙縣的紅7軍團傷亡400余人,國民黨軍傷亡200余人。
2月25日至27日,紅1軍團為保衛建寧,在黎川西南的三岬嶂同國民黨北路軍數個師激戰3天,將國民黨軍1個師擊潰。
1934年3月7日,國民黨東路軍孫元良師襲取福建將樂。
3月14日,國民黨北路軍第8縱隊周渾元部第96師、第5師和第6縱隊劉紹先部第43、第97師,會同第3縱隊樊崧甫部主力,與紅1、紅3、紅9軍團戰于寺前、東華山、白舍地區;隨后再戰于馬鞍寨、元頭寨、畢樂寨、石下寨和金家寨地區。
中央紅軍彭德懷等部,在南豐西南三溪圩、三坑等地反擊國民黨北路軍的作戰中,遭受重創,其中紅3軍團傷亡多達2000余人。
就這樣,中央紅軍各部在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揮下,節節失利。紅5軍團、紅9軍團和紅1軍團一部,在抵御失敗后,被迫向南邊的廣昌方向撤退。
在這3月中旬,國民黨北路軍已經完成了北起南城,西至樂安、宜黃,南至南豐的白舍,東達黎川的邱家隘的堡壘封鎖線,并開始了向廣昌進行攻擊的準備。
3月19日,國民黨東路軍王仲廉師攻占泰寧。此戰,紅5軍團第34師和紅3軍團一部傷亡600余人,王仲廉師傷亡70余人。
3月23日,國民黨東路軍李默庵師攻占歸化,紅7軍團傷亡500余人。
沙縣、將樂、泰寧、歸化失守后,紅7軍團和第34師等部被迫退守建寧、寧化一線。國民黨東路軍步步筑壘推進,向中央蘇區東北部的戰略要地建寧進逼,并在閩贛邊的德勝關與其北路軍一部會合。至此,國民黨東、北兩路軍對中央根據地形成了合圍之勢。
3月下旬,蔣介石為攻占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命令以羅卓英部為河西縱隊,以樊崧甫部為河東縱隊,集中了11個師的兵力,夾盱江兩岸南下,準備大舉進攻廣昌。
1934年4月3日,林彪鑒于此時的不利局面,以《關于5次反圍剿之戰術問題》為題,給中革軍委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有些主要的負責同志,以為敵數次圍剿中所用的堡壘政策是完全步步為營(三四百米一推或三五里一挺進)的,我們已失去了求得運動戰的機會。已失掉了一個戰役中消滅幾個師的機會,因而主張我軍主力分開去分路阻敵,去打堡壘戰,去天天與敵保持接觸與敵對峙,去專門尋求小的戰斗勝利以削弱敵人,想去憑在長期無數小的勝利中(每團消滅敵人1個連或1個營),就此把敵人的圍剿完全粉碎,這種意見我是不同意的。”“我覺得我們主力通常應隱蔽集結于機動地點,于運動戰中的以我主力軍大量消滅敵人,每次消滅它數個師,只有這樣的仗,才能轉變戰略形勢,才能粉碎敵人的圍剿,而徹底解決問題,如果零敲碎打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林彪這封信中的觀點,正是毛澤東一貫戰法的簡要表述。與林彪正相反,李德以華夫為名,4月間在軍事雜志《革命與戰爭》上發表了《革命戰爭的迫切問題》一文,對他的“短促突擊”的戰術理論,再次作了說明,他寫道:“應在重要的戰略地點建立分散的堡壘或牢固的陣地堡壘群,來抵抗敵機的轟炸和炮兵的射擊。”
毛澤東立即對李德的堡壘戰理論提出了反駁意見。他說:
“由于這種戰術,我們失去了主動性,自己放棄了在有利條件下,即在敵人占領區或蘇區內部給敵人以殲滅性打擊的可能性。”
后來,毛澤東又針對怕喪失土地而拒絕“誘敵深入”的觀念,作了更深刻的批評。他生動地說:
“將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即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
毛澤東的反駁與斗爭,使他不斷地遭受到排擠和打擊。后來中革軍委召開會議,讓他參加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
毛澤東還不知道,在此一時期博古等人為了排擠他,曾準備將他送到蘇聯莫斯科去。
那還是在1934年3月27日,在上海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成員李竹聲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委員,負責處理中國問題的皮亞特尼茨基的電報中說:“中央報告說,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認為可以派他去作為出席代表大會(共產國際七大——筆者注)上的代表?您的代表(指下文中的埃韋特——筆者注)和上海中央局認為,他的旅行安全難以保證。此外,應該考慮政治后果。”
為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在1934年4月3日召開會議,聽取“中共中央關于毛澤東因病是否適宜去蘇聯的電報。”并作出決定說:“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這樣,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便在4月9日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駐上海遠東局書記埃韋特的電報中說:“我們堅決反對毛澤東出行,因為我們不認為能夠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險。即使需要大筆開支,也絕對需要在蘇區組織對他的治療。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當地醫治和有病死危險的情況下,我們才同意他來莫斯科。”
據吳亮平回憶說:“后來一次中央會議討論蘇區財經問題,我參加了,毛澤東同志也沒有參加。在會議討論完畢時,博古同志讀了一份共產國際的來電,說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由此可知,博古在會議上宣讀的就是4月9日的這份電報。
那么在共產國際里究竟是什么人“堅決反對毛澤東出行”呢?
后來在5、6月之交,博古派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長高自立到莫斯科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高自立到了莫斯科以后,向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報告了國內情況。他還傳達博古的口信說: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毛澤東想到蘇聯養病”。王明說:毛澤東“能抓得大事”;“這么大的人物來,誰敢保險?”
由此看來,博古傳達的共產國際來電,實際還是王明搞的鬼。王明的聰明之處在于:一是毛澤東在國內可以利用,可以控制;二是毛澤東萬一到了蘇聯,與斯大林等上層人物一接觸,國內的情況就要穿幫,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可能就要變更了。這就是王明所說的一語雙關:“誰敢保險?”
這正是:王明一語破天機,豎子還算小聰明。
毛公赴蘇利與弊,海歸識見各不同。
4月11日,國民黨圍剿軍以羅卓英部、樊崧甫部共11個師的兵力,開始進攻廣昌。
博古、李德等人為死守廣昌,調集了紅1、紅3、紅9軍團共9個師的兵力,采取以集中對集中,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爭”,在廣昌及其以北地區同敵人進行“決戰”。他們荒謬地提出了“為著保衛廣昌而戰,這就是為著保衛中國革命而戰”、“勝利或者死亡”等等死拼硬打的口號。
博古、李德等人還決定,將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外組建臨時司令部,由朱德任總司令,由博古任總政委,李德也親赴前線,指揮堅守廣昌的戰斗。
國民黨圍剿軍每天用三四十架飛機,在廣昌一線狂轟濫炸,中央紅軍傷亡很大。李德指令1個營在工事里守備,結果全部壯烈犧牲。
4月14日,國民黨圍剿軍突破中央紅軍防御陣地,占領廣昌甘竹。
4月19日,國民黨圍剿軍占領大羅山、延福嶂,繼續向南推進。
4月28日,國民黨圍剿軍從盱江西岸向廣昌發動會攻,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迅速摧毀了廣昌城外中央紅軍構筑的堡壘工事,并逐次攻占了各制高點和戰略要地。堅守廣昌的紅3軍團雖然大量殺傷了敵人,但他們自身也傷亡了近千人。
就在4月28日這一天,博古、李德等人發布《5次戰役第二步的決戰關頭和我們的任務》,命令中央紅軍繼續同優勢國民黨軍拼死決戰。由于中央紅軍損失慘重,博古、李德等人不得不同意中央紅軍9個師放棄廣昌,在撤出戰斗后向廣昌以西以南轉移。
廣昌保衛戰歷時18天,中央紅軍英勇奮戰,雖然給敵人以重大殺傷,共擊斃、擊傷、俘虜敵人2600多人,但自身也傷亡了5500余人,約占參戰總兵力的五分之一。其中紅3軍團就傷亡了2700多人,約占全軍團的四分之一。
中央紅軍每況愈下,中央蘇區越縮越小了。
4月28日晚,也就是在廣昌失利的這天晚上,中革軍委開會討論廣昌戰役。王稼祥在會議上說:
“像李德這樣指揮紅軍,哪能不打敗仗!”
以前支持博古等人錯誤主張的張聞天,也開始認識到了冒險主義軍事方針的嚴重危害,他不同意博古、李德等人的這種消耗戰術,在會議上公開批評廣昌戰役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使紅軍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張聞天對李德的翻譯伍修權說:
“這樣打下去,我們能有勝利的前途嗎?”
博古對張聞天的批評極為不滿,說他是機會主義思想。張聞天和博古爭論得面紅耳赤。李德說:
“你們之間不要鬧摩擦,這里的事情還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
彭德懷沖著李德說:
“你們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就是錯誤的,如果不是紅軍高度自覺,1、3軍團早就被你送掉了。”“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
彭德懷還指斥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疼!”
李德聽了,罵彭德懷是“封建”,彭德懷則罵李德是“下流無恥”。
自此,張聞天開始受到排斥,被博古派到閩贛省巡視工作。實際上是被博古放逐在了決策層之外。
這正是:海歸老外,沆瀣作怪。紙上談兵,屢戰屢敗。
中山狼子,爺田崽賣。老彭破口,張生貶外。
毛澤東在后方聽到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和憤慨,他說:
“廣昌戰役對紅軍來說,是個災難,毫無戰績!”
此時,也有令毛澤東興奮的消息。紅5軍團的主力部隊紅13師,在24歲的師長陳伯鈞率領下,在新橋等地接連打了10余個勝仗,新橋一戰,擊斃敵團長2人、營長5人,取得了殲敵800余人的大勝利。毛澤東聞之,興奮得大手一揮,情不自禁地喊道:
“13師萬歲!”
后來,紅13師榮獲了“堅師”的稱號,陳伯鈞也榮獲了二等紅星獎章。
4月底,毛澤東經留在后方瑞金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同意,只帶著身邊的幾個隨員,離開了瑞金,到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工作,也算作是休養。他終于在遭到冷遇后又得到了一次工作的機會。
前邊已經說過,國民黨軍第5次圍剿軍中以陳濟棠為總司令的南路軍,布防在中央蘇區南方外部地區,其任務是配合東、北兩路主攻部隊作戰,并防止中央紅軍主力的突圍轉移。
此時紅軍與陳濟棠部相對陣的,是駐守在南方戰線的紅22師。
紅22師是在1931年第2次反“圍剿”后,由會昌、安遠、尋烏、信豐等縣的赤衛隊和模范營等地方武裝合編而成的部隊,只有65團和66團兩個團的建制。后來,獨立紅3師8團改編為第64團,加入紅22師建制,全師增加到了4000余人。師部設在會昌清溪。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警戒安遠方向的敵人。
第5次反“圍剿”開始后,在博古、李德等人“左”傾冒險主義的軍事戰略指導下,以紅22師64團駐守信豐,66團駐守南康、65團駐守尋烏的吉潭和澄江一帶,在東西幾百里的防線上,分兵把守,打“陣地戰”、“正規戰”,抵御安遠方向和福建方向敵人的進犯,被弄得窮于應付,手忙腳亂,不得不一再后撤。
4月間,陳濟棠部以3個師的兵力,由參謀長黃幼民指揮,向紅65團駐守的會昌筠門嶺撲來。紅軍指戰員們被迫守在碉堡里,在“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的命令下,同粵軍硬拼消耗。他們拼完了彈藥,就用刺刀和石頭同粵軍搏斗,給粵軍以嚴重殺傷。4月21日,粵軍對筠門嶺發動了更大規模的進攻:先是飛機轟炸、掃射,繼而又以大炮轟擊。碉堡一個個被炸塌了,紅軍官兵們整連整連隨著碉堡的倒塌而英勇犧牲。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紅軍戰士用刺刀、石頭同敵人拼了整整一天,最后被迫撤出筠門嶺,南線大門筠門嶺終于失守了!
筠門嶺失守以后,紅22師的指戰員們,懷著沮喪的心情退到會昌站塘李官山,進行整休。師長周子昆、政委黃開湘、參謀長孫毅、政治部主任劉道生在李官山的祠堂里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總結筠門嶺戰斗。在總結會上,他們從戰時政治工作、戰役的組織部署、陣地設置、兵力使用、戰斗指揮等各個方面認真地嚴格檢查了自己。然而,“左”傾冒險主義的推行者們卻拼命推卸責任,不僅不承認其消極防御的軍事路線是造成戰斗連連失利的根本原因,反而把筠門嶺失守的罪過,強加到紅22師全體指戰員身上,說什么“紅22師的干部,執行中央指示不堅決。戰士們打仗不勇敢”等等。這種批評,使戰斗失利的紅22師指戰員心情更加沉重,部隊氣氛沉悶。
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從瑞金來到粵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會昌縣東北部3公里處的文武壩。這是一個有百十戶人家的村莊,村前有一口大池塘,池塘邊有一棟磚瓦房。粵贛省委就在這里辦公。
毛澤東會見了省委書記劉曉、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何長工。這天晚上,毛澤東與何長工一起到戰地前沿去視察。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紅22師的政委黃開湘,詢問前邊敵情怎樣?敵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現在有些什么動向?筠門嶺的仗是怎樣打的?部隊傷亡多少?戰士的情緒怎樣?現在是怎樣部署的?聽完匯報后,他鼓勵黃開湘說:
“你們打得很好。你們是新編部隊,敵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敵人才前進了那么點,這就是勝利。”
他又說:
“根據前線實際情況,可以把筠門嶺一帶的主力部隊抽下來進行整訓,用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和赤衛隊打游擊,襲擾牽制敵人。這樣既可緩和前線形勢,又可積蓄我軍力量,休養生息,以備不虞。在整訓中要總結經驗教訓,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擋不住敵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滅敵人?你們要采取游擊戰和游擊性運動戰的打法,要嚴密偵察和研究敵情、地形,在會昌與筠門嶺之間布置戰場;要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造成有利條件,首先殲滅敵人1個營1個團,繼而打更大的勝仗。要考慮幾個戰斗方案,例如,敵人從一路來,我們不打他的頭,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敵人從幾路來,就打他側面的一路。總之,要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擊敵人的弱點,消滅敵人一部。”
最后,他還特別強調說:
“對‘反水’的群眾絕不要打槍。但是,要放‘紙槍’,向他們散布傳單、標語。要幫助地方黨和政府多做群眾工作,爭取群眾,教育群眾,孤立和打擊反革命分子。”
紅22師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立即召開全師連以上干部參加的軍政委員會會議,作了具體部署:正面放兩個營,加固陣地,頂住敵人。以小部隊協同地方武裝到敵人側后去開展游擊戰,牽制敵人。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戰士幫助地方黨和政府做群眾工作。將主力部隊都集中到李官山進行整訓。
整訓以后,紅22師士氣重振。他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主動出擊,有計劃地分別在會昌周田、新圩、半岡、赤埠一帶打了五六個小仗,連戰皆捷,消滅了贛軍一些前伸的小部隊,使贛軍駐守在筠門嶺,不敢前進一步,遏制了贛軍向北推進的企圖,穩定了南線的局勢。
1934年5月初,毛澤東出席了粵贛省委召集的各級干部會議,他指導劉曉、何長工制定了南線的工作計劃。他說:
“目前斗爭形勢很緊張,蘇區越來越小。你們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深入開展查田運動;擴大白軍工作,消除赤白對立;恢復鎢砂生產與輸出,保護商人的正當利益;組織余糧大半出口,向白區購買布匹、食鹽;整頓地方武裝組織,清洗混入隊伍的不純分子,準備保衛勝利果實;做好擴紅工作,完成擴紅任務。”
毛澤東還說:
“農村是海洋,我們紅軍好比魚,廣大農村是我們休養生息的地方。要愛護民力,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兵民一心是我們勝利的本錢。”“希望大家邁開雙腳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聽取群眾的意見,加強調查研究,克服盲動傾向。”
欲知毛澤東在南線戰場還有什么活動?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博古等人在福建事變中的措施,豈止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之舉,簡直是天生的癡兒!共產黨內出現這樣的領袖,真乃天下民眾之大不幸也!
共產黨內斗多年,有些人還不知道“形左實右”為何物?那就請看一看以王明為首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理論與實踐吧!相比之下,盡管立三路線也有嚴重危害,但它那時也只是遠距離發發命令而已。正如毛澤東所做的那樣,你說你的,我打我的。而王明路線則不同,其代表人物深入根據地,直接控制了根據地的黨政軍大權,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最終葬送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如果說,王明一伙是蔣介石最喜歡、最得力的同盟者,恐怕也不為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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