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5次反‘圍剿’時，全不知初戰關系之大，震驚于黎川一城之
失，從挽救的企圖出發，北上就敵，于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之后，
卻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不看此戰所必然引起的變化，而貿然進攻
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腳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話說在1933年9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形勢又驟然緊張起來，蔣介石發動的第5次“圍剿”開始了。
原來早在6月8日，蔣介石就在南昌召開了“剿共”軍事會議。7月23日，蔣介石決定：國民黨華北駐軍除留下一部分外，大部分南調江西，參加“圍剿”紅軍。
蔣介石此次“圍剿”的戰略是，實行“碉堡政策”，即在戰略上取攻勢，在戰術上取守勢，步步為營，穩扎穩打。他將50余萬人分為東西南北4路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合圍：
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前敵總指揮蔣鼎文，轄第1、2、3路，共33個師又3個旅，擔任主攻；第1路總指揮由顧祝同兼任，在吉水、新淦、永豐、樂安、宜黃地區構筑碉堡封鎖線；第2路總指揮由蔣鼎文兼任，在金溪、藤橋、崇仁地區構筑碉堡封鎖線；第3路是北路軍中的主力，總指揮陳誠，集結于南城、南豐地區，沿撫河兩岸構筑碉堡封鎖線。同時，北路軍還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
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轄11個師又1個旅，在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構筑碉堡封鎖線，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
東路軍總司令蔡廷鍇，指揮第19路軍的7個師又兩個旅，扼守閩西、閩西北地區，阻止紅軍向北發展。
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指揮湘軍和浙贛閩邊區警備司令趙觀濤部，分別在“圍剿”湘贛、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同時，擔任阻擊中央紅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
蔣介石同時又配置空軍5個隊105架飛機于南昌、撫州、南城，掩護和支援地面作戰。
9月25日，蔣介石乘紅1方面軍的東方軍和中央軍分離作戰之際，首先命令“圍剿”蘇區的北路軍3個師，由南城、硝石向黎川發動進攻，揭開了對中央蘇區第5次“圍剿”的序幕。
此時駐守黎川的是閩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蕭勁光，他手下只有閩贛軍區司令部1個70來人的警衛連。因城內作戰兵力寥寥，敵我力量實在懸殊，蕭勁光就向中央建議說，紅軍主力應從側面殲滅進犯之敵。
9月28日，蕭勁光鑒于國民黨軍3個師來勢兇猛，紅軍主力又來不及趕到，手下幾十號人根本無法死守，眼看著后路即將被敵軍全部切斷，只好帶隊撤出了黎川城。
黎川被國民黨軍占領后，博古等人震驚于此一城之失，不問青紅皂白，就說蕭勁光是退卻逃跑。博古急于收復黎川城，就以中革軍委名義命令彭德懷率領東方軍收復黎川。
彭德懷率東方軍開始由東向西移動，行至硝石洵口，與國民黨軍第6師3個團不期而遇。東方軍一戰勝之，俘敵1200余人，活捉其第18旅旅長葛鐘山。此戰驚動了黎川、南豐、南城等地的國民黨軍，他們蜂擁而至，向東方軍夾攻。
此時黎川駐軍有3個師，南城、南豐各約4個師，硝石正處在這3點之間，相隔只有一二十公里。東方軍一開始就暴露在國民黨軍堡壘群中，從此喪失了戰爭的主動權。
后來毛澤東說：
“第5次反‘圍剿’時，全不知初戰關系之大，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從挽救的企圖出發，北上就敵，于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消滅敵1個師）之后，卻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不看此戰所必然引起的變化，而貿然進攻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腳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這一時期，毛澤東心情十分郁悶。他常常來到住所元太屋前的大樟樹下，一坐就是半天，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有時幾天不說一句話。他凝視著天空、原野，不禁心潮難平。
是啊，在瑞金時，家里經常是高朋滿座，充滿歡聲笑語。而如今卻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不但沒有人敢來了，也更沒有人愿意聽他的了。只有妻子賀子珍始終寸步不離地默默地陪伴在身旁，有時陪他到河邊散步，有時干脆就默默無語地陪著他坐著。毛澤東時而對天長嘆，時而吹吹洞簫，排解一腔的煩惱和憂愁。
賀子珍看著日漸瘦弱的丈夫，擔心他會在哪一天跨下去，便想盡一切辦法，盡量照顧好他。她與警衛、勤務人員商量著如何改善一下毛澤東的生活。買吧，沒有錢，他們只好下地里捉田雞，到河里撈魚摸蝦。賀子珍甚至還暗地里求人幫助弄些新鮮的東西給丈夫改善一下生活，補養補養身子。
數十年后陳士榘在賀子珍逝世后曾談到了毛澤東這一段的生活。他還說：“從這個意義上講，賀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巨大功勞。至今，我仍然懷著崇敬之情，深深地懷念這位中國革命史上的杰出女戰士。”
毛澤東自己也曾說過，在這段時間里，盡管艱難困苦，他依然堅持看馬列主義的書，搞農村建設工作，對黨的決議是服從的。他堅持3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他心里還始終牽掛著戰場。“左”傾路線領導者在第5次反“圍剿”中越來越盲目蠻干，戰爭形勢也越來越糟糕，他的心也越來越緊了。雖然在軍事上已經沒有什么發言權了，但憂心如焚的他仍然在尋找機會力陳自己的主張。
就在1933年10月初，共產國際9月間派駐中革軍委的軍事顧問李德，自上海來到了中央蘇區首府瑞金。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中文名字李德，又名華夫，1900年出生在德國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鎮；1918年加入德國共產黨，參加過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武裝斗爭和德國中部的工人武裝起義；1926年被捕入獄，1928年越獄后逃到蘇聯，被派往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1932年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共產國際東方部（駐上海）工作。
博古根據王明的指令，成立了由他和周恩來、李德組成的“三人團”。“三人團”的分工是，博古負責全面領導工作，周恩來（長期擔任黨內最高軍事領導職務）負責軍事指揮，李德的職責自然是“中革軍委”的軍事顧問。自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的中革軍委，實際上已經沒有了對重大政治、軍事問題的決策權。一直到遵義會議前夕，黨內外一切軍政事務均由“三人團”說了算。
李德到瑞金幾天后，中共中央局在他的住處召開了一個見面會。博古、張聞天、毛澤東、項英、劉伯承等人出席了會議。博古把李德介紹給大家。“毛澤東以生硬的形式”向李德“表示歡迎”。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李德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 李德說他對毛澤東“最初的印象”：“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的40來歲的中年人。”“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家和詩人。”
博古在見面會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局的決定：李德可以直接“參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討論軍事問題的會議”。
為此，中共中央局為李德專門配備了俄語軍事翻譯伍修權、王智濤。
不久，中革軍委在李德的住處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毛澤東參加了這次會議。
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早已被“左”傾中央剝奪了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權，但他還是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還是六屆四中全會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總想在自己的崗位上盡最大努力為戰爭作出貢獻。現在，他知道自己對制定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沒有決策權，可面對目前紅軍不利的戰局，不能不提出自己的建議與戰略設想。于是，他就在這次會議上對敵我形勢作了冷靜的分析。他說：
在敵人氣勢洶洶地大規模進攻面前，紅軍既不能和敵人打陣地戰、正規戰，也不能死守中央蘇區，和敵人拼消耗。在敵人的突擊方向進行主力抗擊，徒然損耗自己的有生力量。
毛澤東提出了兩個作戰方案：
一個是“誘敵深入”，和以前幾次反“圍剿”一樣，實行有計劃地后退，以小部、次要兵力吸引和牽制敵人，將敵人誘至蘇區腹地，使其“盲人摸象”。而主力紅軍則隱蔽集結，待機破敵。敵人要尋找紅軍主力決戰，必使其疲憊；紅軍的退卻，必使敵驕傲而懈怠，這就必然會給我以相機殲敵的有利機會。換句話說，“誘敵深入”，造成敵人在戰略上對我實行大“圍剿”，我則在戰役戰斗上對敵人實行小“圍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從前幾次反“圍剿”的結果看，這樣做是有勝利把握的。
另一個方案是，突破敵人的重兵圍困，跳到敵人身后去作戰，和敵人實行大“換防”，迫使敵人走出碉堡回防，置敵人碉堡于無用，而紅軍則可以發揮機動靈活的特長，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以打破敵人的大“圍剿”。
這兩個作戰方案遭到了李德的全盤否定，他說：
實行“誘敵深入”，“就會把我們的領土不戰而棄，而且不能為我們阻止敵人并打擊敵人提供保證”，是軍事上的保守與膽怯。而跳出包圍圈一途，“由于敵人的堡壘構筑堅固，并且層層向縱深發展，所以想在這里突圍，到敵人的外側或背后作戰，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后來，李德對毛澤東的印象進一步加深了。他說：“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面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他喜歡引用民間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國歷史上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
李德還說：“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是很膚淺的。”他說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實行的軍事方針是“槍桿子政策”，是“一味退讓，毫不抵抗”，是“向山區潰逃”的“游擊主義”及“軍事上的機會主義”。因此，他對寧都會議撤銷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權表示贊賞。
且說在10月10日，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央政府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經蘇維埃中央政府通過，與《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起，成為兩個正式文件，作為劃分階級和糾正查田運動中的錯誤的標準和依據。蘇維埃中央政府在頒布這兩個文件的第49號令中宣布說：
“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處置之階級成份有不合本決定者，應該依據本決定予以變更。”
毛澤東在《中央政府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中，重新提出了給富農以經濟出路，給地主以生活出路的政策。這就否定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政策。兩個文件下達后，各省、縣、區、鄉蘇維埃先后召開會議，學習文件，學會分析階級成份，掌握黨的政策。
據統計，勝利縣在查田運動前劃的地主、富農共有1580家，查田運動中又查出536家。依據中央政府兩個文件復查后，有1800多家地主、富農改為中農和貧農，真正屬于地主、富農的不到280家。實踐證明，凡是按照上述兩個文件提出的科學標準進行劃分階級的地方，就能劃清地主與富農、富農與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與富農的界限，既能把隱藏在中農、貧農階級中的地主、富農挖出來，也能把在“左”傾土地政策影響下錯劃的階級成份改正過來，因而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
再說從1933年10月9日起，東方軍在國民黨軍的堡壘群中連攻南城縣硝石5天未下，彭德懷這才發現已經鉆入了敵軍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了機動余地。
此時，毛澤東將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寄給前線的彭德懷，他還在書本上用鉛筆批了一句話：
“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
不久，毛澤東又給彭德懷寄去一本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他照樣在書上批了一句話：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這兩本書都是在打漳州后從中學里得到的，毛澤東非常珍惜。
10月20日，博古、李德命令紅1、紅3、紅5軍團集中主力，攻打另一個由國民黨軍重兵把守的堡壘陣地資溪橋，并且警告說：
“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斗。”
3個軍團連攻4天，既未能攻下資溪橋，也未能牽動敵人，反而遭到國民黨軍飛機的轟炸和地面部隊的打擊，再一次被動失利了。
與中革軍委在軍事上的失利正相反，蘇維埃中央政府在統戰工作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0月26日，國民黨福建省政府派第19路軍秘書長徐名鴻為全權代表，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全權代表潘漢年，在瑞金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10月28日，中革軍委決定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7、第9軍團。紅7軍團以原紅3軍團5師師長尋淮洲為軍團長，蕭勁光為政委，轄第19、第20師；粟裕為第20師師長。紅9軍團以羅炳輝為軍團長，蔡樹藩為政委，轄第3、第14團和獨立第1、第4團。
蔡樹藩，字子煥，1905出生于湖北省漢陽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2年9月參加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曾任工人代表；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8年7月，他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爾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學院學習，1930年回國，1931年初進入中央蘇區，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宣傳部部長，后任組織部部長。他在第2次反“圍剿”中負傷9處；在第3次反“圍剿”中，左臂受傷，部隊正在行動，沒有醫術很高的醫生跟隨，加上藥品奇缺，天氣炎熱，幾天后傷口感染化膿，被送到后方醫院治療。由于傷勢過重，難以愈合，他決心鋸掉傷臂。醫院領導和醫生們對蔡樹藩的請求感到驚訝。蔡樹藩斷然地說：“治不好了，還不如及早截肢，早痊愈，早上前線！”截肢手術是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進行的，沒有麻藥，沒有手術刀，連手術臺也是臨時搭成的，一把普通的鋸子還是鋸木頭用的。由于鋸子太鈍了，拉鋸就換了3位醫生，手術時間長達兩個多小時，蔡樹藩完全昏迷了過去。截肢手術后，他的身體逐漸得以恢復，自此被稱為獨臂將軍。
10月31日，毛澤東、朱德在瑞金會見第19路軍談判代表徐名鴻及陪同他的共產黨秘密情報人員陳公培。毛澤東對他們表示歡迎，還說：非常贊同與19路軍在抗日反蔣上合作。
就在這10月底，毛澤東與賀子珍的第3個孩子出生了，傅連暲接生下來，是個男孩，可惜一生下來就夭折了。
1933年11月11日，中革軍委得知國民黨軍1個主力師趕往黎川西北部的滸灣，就急令紅7軍團前往阻止，要紅7軍團等紅3軍團趕到后，一同向該敵發起進攻。
尋淮洲、蕭勁光、粟裕等人立即率紅7軍團趕往滸灣，與敵交戰了一天一夜。
11月12日傍晚，彭德懷才率部到了滸灣。此時，彭德懷身患瘧疾，改由彭雪楓指揮紅3軍團。兩個軍團合兵一處，向該敵發起進攻。結果進攻不但未奏效，反而傷亡了700余人。
11月13日，國民黨軍在十幾架飛機掩護下，出動裝甲車沖破了紅7、紅3軍團的長蛇陣，打通了去滸灣的道路。
滸灣之戰失利，紅7、紅3軍團受到重大損失，傷亡了1100多人，不得不放棄陣地，向蘇區內地轉移。
據彭德懷后來說，他曾經主動向方面軍總部和中革軍委說明，主要是紅3軍團沒有打好，“責任不在蕭勁光”。然而，方面軍總部和中革軍委卻把譴責的拳頭砸在蕭勁光頭上，將蕭勁光抓起來，“撤了他的職，調往建寧總部審查”。以曾經留學蘇聯、對軍事一竅不通且以正統布爾什維克自居的樂少華代替蕭勁光為紅7軍團政委，由粟裕任參謀長。紅軍接連3戰，未取一地，反而遭到重大損失。李德和博古等人原本應該檢討其軍事冒險主義方針的錯誤，可他們不但不認識自身的錯誤，反而搞起了一個審判蕭勁光的事件，要將蕭勁光送交瑞金最高臨時軍事裁判法庭，召開公審大會進行公審。他們還在全軍上下用報紙、漫畫、演戲的形式，開展對蕭勁光的批判，借此推脫自己責任，然后再進一步攻擊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戰略主張。
再說11月中旬，毛澤東率領有毛澤覃參加的中央政府檢查團來到了長岡鄉。
長岡鄉屬于江西省興國縣的上社區。毛澤東到這里來多半原因是“慕名”。早在第4次反“圍剿”勝利后不久，毛澤東就曾找長岡鄉黨支部書記謝昌寶和一個村主任代表、一個貧農團代表到瑞金匯報工作。在聽取匯報中，他已經初步了解了長岡鄉的機構、人口、管轄范圍等基本情況和鄉蘇維埃的工作。
毛澤東一行人來到村口，謝昌寶領著幾個鄉干部大步流星地來迎接，他握著毛澤東的手說：
“我們剛剛接到縣里通知，說中央檢查團要到我們長岡巡視檢查工作，沒想到毛主席你來了。”
毛澤東說：
“長岡鄉蘇維埃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我想親自下來看看，所以趕了幾天路程，到興國來了。”
毛澤東在謝昌寶引導下，來到鄉蘇維埃政府大廳，剛一落座，就對大家說明了來意：
“我們檢查團這次來長岡，任務是總結長岡鄉動員群眾、反對敵人的好經驗，全面推廣出去。因為，目前有些省縣蘇維埃政府的干部官僚主義嚴重，在機關里發號施令，對基層區鄉的實際情況不去了解。這樣下去，只會削弱政府同群眾的血肉聯系，影響蘇維埃政權建設。敵人的第5次圍剿已經拉開了戰幕，他們氣焰囂張，殺氣騰騰，妄圖摧毀我們的紅色革命政權。所以，我們各級領導應當團結千千萬萬個群眾在蘇維埃政府的周圍，形成銅墻鐵壁，我們才能戰勝敵人。”
謝昌寶聽毛澤東這樣說自然十分高興，但他還是謙虛地說：
“毛主席，我們長岡的工作做得不夠，還希望你們多加指導哩。”
毛澤東說：
“缺點誰也不能免嘛。但長岡鄉創造了許多動員群眾的好辦法、建設蘇維埃的好經驗，應該發揚成績克服缺點嘛。你們通知一下，我們今天晚上開一個各村的干部會議。”
這天晚上，毛澤東在鄉列寧小學的一間教室里召集了有鄉黨支部委員、鄉蘇維埃政府干部、村主任、赤衛隊長、婦女主任和檢查團人員參加的會議。他開門見山地對大家說：
“我們這次到長岡鄉來，是了解工作情況的。今天請大家來，開個座談會，我們有許多問題要向大家請教。請同志們協助。”
他把事先寫好的調查提綱攤在桌上，掏出鉛筆，接著說：
“我們按提綱來談，我提出問題，大家可以隨便談，知道多少就講多少；做了什么就講什么，不要拘束。”
說罷，他按照提綱逐一發問。調查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政權建設、戶口、代表會議、選舉、地方部隊、擴紅、擔架、偵察、優撫、慰勞、勞動力的調劑與耕牛問題、合作化運動、社會救濟、衛生、文教、婦女、兒童、工人、貧農團、宣傳隊、革命競賽等20多個方面，還有蘇維埃的各種組織和社會各階層的狀況，從政治到經濟，從推銷公債到群眾生活，從風俗習慣到長岡鄉的山林、河流、物產等等。
他問一陣，記一陣，有時還以商量的口氣和大家展開討論。就這樣，座談會接連開了好幾個晚上。
這幾天，毛澤東是晚上開會，白天帶領檢查團人員分赴長岡、塘背、新圩、泗網4個村，深入群眾中訪問，邊勞動邊調查。
他還專門到鄉消費合作社設在大祠堂里的銷售部，向社長李奎應了解辦消費合作社和銷售部經營的情況，邊提問邊做記錄，臨走時又說：
“長岡鄉消費合作社辦得很好，解決了群眾生活問題，又密切團結了群眾。只要我們的消費合作社一發展起來，蔣介石的經濟封鎖也就一點不怕了。”
通過一個星期的調查，毛澤東了解了長岡鄉召開代表會議的情況，其議事日程是：1、開會，2、報告，3、討論，4、其他，5散會；會議內容主要是軍事動員、經濟動員、修整河堤道路等。他說：
“長岡鄉代表會議有許多好的創造，如常委會、值日代表、代表領導居民檢查制度等，都是別地可學習的。但常委會應改為主席團，大鄉7人，小鄉5人；值日代表應改為代表主任，擇最好的代表1個月或兩個月一任，10天一換，太頻繁了。會議討論的問題也很實際，但那個空洞的5條議事日程應取消。”“長岡鄉的檢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執行與爭取速度，要依靠這種辦法。”“最壞的代表應早些撤換。”
長岡鄉曾在11月4日進行了選舉。毛澤東調查了原來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宣傳、工作報告、代表的政治表現等情況。他向被調查者指出了那一次選舉的缺點，他說：
“1、宣傳沒有指出蘇維埃是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權，選舉蘇維埃代表是群眾最重要的權利。2、候選名單人數恰如應選人數，沒有比應選人數增加一倍，因此，群眾對于候選名單沒有批評。選舉委員會在組織候選名單問題上沒有起什么作用，只有黨的活動。3、工作報告沒有盡力發動群眾對鄉蘇維埃工作的批評。”
毛澤東還說：除了這些缺點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長岡鄉蘇維埃之下有很多委員會，即群眾團體。被調查者向毛澤東一一道來，有擴大紅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土地登記委員會、山林委員會、建設委員會、水利委員會、橋梁委員會、財產委員會、倉庫保管委員會、查田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衛生委員會、防空防毒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等，整整15個。每個委員會的成員多則19人，少則3人。
毛澤東聽后禁不住笑了。盡管有這么多委員會，他還仍覺不夠。他認為還應該增加“糧食”、“戶口”、“工農檢察”、“赤色戒嚴”等幾個委員會。他在后來的調查總結中這樣寫道：
“長岡鄉的許多村委員會，使蘇維埃聯結了更廣大的群眾，這是蘇維埃工作發展到高度時的很好的創造。因為村有了5人的委員會，鄉的委員會許多也只要5個人就行了，而鄉的每個委員會的5個人，其中4個就是4個村委員會的主任，這樣把工作組成了網，對于鄉代表會議的工作的幫助是極大的。但長岡鄉同志把這些委員會看作成如同工會、貧農團等一樣的群眾團體，而不知其是蘇維埃組織的一部分，這是不妥當的。其中建設委員會可取消。土地委員會在興國這樣土地斗爭深入了的地方，應改為農事試驗場委員會。”
毛澤東詢問了地方部隊的訓練、編制、勤務等情況，對大家說：
“一切青年壯年的勞動群眾，都應組織到赤衛軍或少先隊中去，并且加以好的軍事訓練與政治訓練，一方面保衛地方，一方面準備上前線，這是蘇維埃在國內戰爭中的重要任務。”
他高興地贊揚說：
“長岡鄉在這一個方面也是成功的。”
毛澤東特別注意調查了群眾生活情況，對比了一些主要農產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在暴動前與現在的價格變化，了解了群眾吃肉、吃油等生活細節。他在后來的調查總結中深有感觸地寫道：
“蘇維埃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只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于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為粉碎敵人的‘圍剿’而斗爭。應該明白：長岡鄉在戰爭動員上的偉大成績，是與他們改良群眾生活的成績不可分離的。”
公債的發行，是根據地經濟建設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長岡鄉5000余元公債的推銷，全是在會場認購，而不是按戶去推銷，全是宣傳鼓動，全不強迫攤派，經過4次個別宣傳，4次全村大會，從開始到推銷完，僅用了15天。之所以如此，在于長岡鄉“能用全力去動員群眾，用極大的耐心去說服群眾”。而有的鄉不但強行攤派，而且搞了兩三個月還不能完成任務，對此，毛澤東在調查總結中寫道：
“拿了這些鄉同長岡鄉對照，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許多地方的蘇維埃，不注意社會救濟工作；許多地方的互濟會只知收月費，不知救濟群眾困難。長岡鄉蘇維埃與互濟會的社會救濟工作都搞得有聲有色：慰勞紅軍；募捐救濟難民、援助反帝；鄉里失火燒了房子的，失業工人生病無藥的，募捐救濟；救濟饑荒；救濟紅軍家屬。長岡鄉有一個貧苦農民被火燒掉了一間半房子，鄉政府就發動群眾捐錢幫助他；有3個人沒有飯吃，鄉政府和互濟會馬上捐米救濟他們；去年夏天，鄉政府從200多里的附近縣辦來了米救濟群眾。毛澤東邊記下這些寶貴的經驗與事跡，一邊不住地夸獎：
“長岡鄉是在最具體最實際地解決群眾中的每一個困難問題。”
毛澤覃在調查中了解到這樣一件事：在一次會議上，有干部提出，由于80%的青壯年參軍，勞力不足，應該想個辦法。女共產黨員李玉英立即站起來說：“可以把婦女組織起來學犁田，我來帶頭。”結果，在李玉英的帶動下，全鄉4個村130多名婦女，僅用20多天就學會了犁田。毛澤覃把這一情況告訴了三哥毛澤東。
毛澤東非常贊賞。解放婦女，發揮婦女的力量，是他尤其注意的問題，在調查了長岡鄉的情況后，他加以總結概括，興奮地推薦給根據地的廣大人民：
“婦女在革命戰爭中的偉大力量，在蘇區是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在經濟戰線上，長岡鄉是主要依靠她們；在文化戰線上有許多女子主持鄉村教育；在軍事動員上，主要是她們擴大紅軍與慰勞紅軍；在蘇維埃的組織和查田運動等各種群眾斗爭中，都表現她們的英雄姿態與偉大成績。這里工農婦女代表會的領導與推動，是緊要的關節。工農婦女代表會，首先應該抓緊婦女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跟著這些問題的動員，聯系到一切政治的動員。在這一點上，許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夠的，就是長岡鄉也還缺乏充分注意。每個鄉蘇維埃都應該把領導工農婦女代表會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后來，毛澤東曾在瑞金的一次會議上以中央臨時政府的名義，獎給長岡鄉兩頭牛，獎給李玉英一條藍色圍裙。
毛澤東在長岡鄉進行了一個多星期的調查后，就要離開長岡回瑞金了。他在臨行前親自召集全鄉4個村20多位干部和代表們在鄉蘇維埃政府院子里開會，讓檢查團的一位干部將調查到的內容，一段一段地念給大家聽，征求大家的補充意見、核對事實。
欲知毛澤東回到瑞金后如何開展工作，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由博古、周恩來和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在1933年10月初組成“三人團”以后，中央革命根據地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挫敗，甚至可以說是陷入了滅頂之災。一個由毛澤東開創的大好革命局面完全喪失了，一支強大的紅軍隊伍即將毀滅殆盡。下一段歷史讀來，簡直令人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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