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都不應有的，經濟建設
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
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
話說1933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局召開江西省會昌、尋烏、安遠3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開始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
鄧小平是于1931年8月在上海匯報紅7軍的工作后來到中央蘇區的，先是擔任瑞金縣委書記，1932年調任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毛澤覃此時任中央局秘書長。原任江西省政府委員和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謝唯俊，現任樂安中心縣委書記。古柏曾任總前委秘書長。
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都是堅決擁護毛澤東提出的正確路線和方針，反對和抵制王明路線的。中共中央局說他們執行了毛澤東的“純粹的防御路線”，還給他們扣上“反對中央局活動”的帽子，加上反黨派別小組織的罪名，要求將對他們的斗爭開展到全體黨員中去。
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4人在他們的“申明”中，批駁了“左”傾冒險主義者對他們的污蔑；他們在“申明”中還說：“大城市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卻全是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等人被送到紅1方面軍總政治部接受批判。鄧小平寫了兩三份檢查，承認低估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進攻路線”。批判他的人還是不滿意，鄧小平只好說：“我再也沒有別的可說了。”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離開葉坪，遷到瑞金西郊沙洲壩附近的烏石垅。博古看中了下蕭村一幢楊姓私宅，土木結構，紅漆描金，古畫裝飾，就將楊宅作為中共中央局的機關所在地。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駐所在沙洲壩村的元太屋，這里距離瑞金縣城五六公里。此后，毛澤東在這里居住了1年零3個月。
毛澤東住的正屋前面有一道土筑的圍墻，大門前邊有兩株連根的百年大樟樹，樟樹的綠蔭下有一口水塘。有一天，毛澤東發現老表在水塘里挑飲用水，那水又渾濁又有蟲子，就問是怎么回事。老表回答說：
“主席，不瞞你說，我們沙洲壩就是缺水。人吃、洗菜，全都是靠這水。”
毛澤東問：
“還有沒有別的地方有干凈水？”
老表說：
“那邊烏雞嶺下有一股山泉，就是路遠水少，半天才挑上兩擔。中央機關來了后，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難了。”
毛澤東聽了老表的話，便思索著怎樣解決吃水難的問題。
第二天，他帶著工作人員到附近進行實地考察，見烏雞嶺確實有一股山泉，就立即組織身邊的干部、戰士用粗竹子做水管，把烏雞嶺下的泉水引進村里來，暫時解了燃眉之急。但因路途太遠，沿途竹管子漏水又多，用水還是個大問題。毛澤東決定在村邊打口井，徹底解決用水困難。老表們聽說毛澤東要打井，都表示懷疑，他們說：
“沙洲壩自古以來都沒有打過井，再說也沒有人會打井啊。”
不久，毛澤東便帶領戰士們打好了一口水井，可這井附近有墳場，群眾都不愿意吃井里的水。毛澤東又帶領戰士們另選一個地方打了一口井，村民們興高采烈地喝上了清甜的井水，結束了食用臟水的歷史。沙洲壩人在井臺邊豎起了一塊紀念碑，上刻兩行醒目的大字：
“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
193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局在寧都召開了有工農、紅軍、學校黨團活動分子參加的關于“江西省黨3個月工作總結會議”。會議作出了《關于江西羅明路線的決議》，決議決定，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4人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并給予他們組織上的處分。
5月5日，中共中央局批準了《江西省委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書的決議》，全部或部分地撤銷了鄧小平、毛澤覃等人在紅軍、地方和黨內機關的領導職務。鄧小平被撤銷了會昌中心縣委書記職務，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
“左”傾路線執行者在宣布決議的會上，當眾繳了鄧小平、毛澤覃等人的槍，責成他們到基層去改造，進一步檢討自己的錯誤，作出新的檢查，“再不容許有任何的掩藏”。
不久，鄧小平又被撤銷了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受到黨內“最后嚴重警告”處分，被派到樂安縣南村區委當巡視員。
5月中旬，鄧小平被主持總政治部工作的總政治部副主任賀昌要到總政治部任代理秘書長。不久，他向王稼祥提出，想做一些實際工作，于是在8月間被調到總政宣傳部當干事，負責主編中革軍委機關報《紅星》報。在第5次反“圍剿”中，他主編的《紅星》報大力宣傳了“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提名下，鄧小平重新回到部隊任職，擔任紅1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據統計，在反“羅明路線”中，由于“左”傾冒險主義者要用“布爾什維克的鐵拳頭將他粉碎”，所以在中央及省各級領導干部中，有187人受到點名批判，有33人被撤銷職務。除了前邊已經提到的那些人以外，還有瞿秋白、鄧子恢、何叔衡、蕭勁光、劉曉、譚震林、陸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堅貞、方志純、郭滴人、賀敏學等等。
賀敏學的罪名是：在軍區當參謀長時支持過“鄧毛謝古”。他被撤銷了紅24師代理師長的職務，調到紅軍大學學習。
毛澤覃的妻子、瑞金組織部副部長賀怡也受到了牽連，“左”傾冒險主義者逼著她揭發毛澤覃，并要求她與毛澤覃劃清界限。生性豪爽的賀怡堅決地說：
“毛澤覃是個好同志，我沒有看到他搞過什么反黨活動。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們沒有什么界限要劃清。”
于是她就被撤銷了職務，送進黨校學習。中央黨校校長博古要開除她的黨籍，副校長董必武出面說情，才保住了她的黨籍，但仍受到了黨內警告處分。后來又把她下放到瑞金一個區去做群眾工作。
“左”傾路線的執行者連與賀怡在一塊生活的父母也不放過，他們說賀家成份不好，因此，賀煥文夫婦在組織內刻鋼板、印文件、抄抄寫寫的工作也不讓干了。賀怡的老爹老娘只好又去教書掙錢，維持生活。賀怡想不通，就跑到姐姐賀子珍家里去訴苦。此時，賀子珍也不能幸免，被撤銷了領導職務，改為收發員了。毛澤東心情沉重地說：
“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
就這樣，博古還不罷休，他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唯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里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此話傳開后，許多人有了顧忌，再也不敢接近毛澤東了。毛澤東為了不連累別人，也很少再同別人談話了。
還有一個人的下落借此機會交代一下，他就是賀子珍的弟弟賀敏仁。賀敏仁起初在黃公略部3縱當戰士，3縱擴編為紅6軍9師后，他成為一名小司號員。后來9師又改編為紅3軍，長征前改編為紅1軍團1師。長征期間1師師長是李聚奎；政委是黃甦。賀敏仁所在的團先于軍委到達毛兒蓋。有人報告師政委黃甦說：賀敏仁違反紀律，擅自進入喇嘛廟，拿走了1000多個花邊（即銀元）。黃甦立即派人將賀敏仁五花大綁捆起來，要槍斃他。賀敏仁的團長、政委主張給毛澤東發個電報，待批復后再執行。由于當時條件所限，發報還要先充電，黃甦等不及了，便下令將年僅17歲的賀敏仁給槍斃了。
毛澤東始終沒有收到處決賀敏仁的電報，也沒有接到任何其它形式有關處決賀敏仁的報告，他對賀敏仁被殺一事毫無所知。一個多月后，消息傳到了賀子珍那里，她很震驚，很傷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場，強抑內心的悲痛，沒有告訴毛澤東，怕分了毛澤東的心。
后經查證落實，賀敏仁只拿了100多個銅板，折合銀元還不到1元錢，是那些對他有意見的人故意夸大了。賀子珍回憶說：“我們一家革命，小妹仙圓被敵人殺害了，沒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平時，當然可以爭個是非曲直，但當時是戰爭時期，是紅軍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不能干擾毛澤東對軍隊指揮工作的進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紅軍的紀律約束自己，用紅軍的紀律嚴格要求自己的親人。”
數十年后，電視劇《長征大會師》的那些頗具特色的編導們，竟然說賀敏仁違反紀律是由毛澤東下令槍斃的。如此不負責的胡編亂造，沒有任何歷史依據的隨心杜撰，把毛澤東塑造成一個冷酷無情不食人間煙火的人物形象呈獻給觀眾，這是對偉大領袖的嚴重褻瀆！
再說在5月8日，“左”傾冒險主義者為了直接控制紅1方面軍，操縱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召開了第41次常委會議，決定將中革軍委從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正副總政委；在朱德留前方期間，由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
人民委員會第41次常委會議還決定：在前方另外組織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第1方面軍司令部，任命朱德為工農紅軍總司令兼1方面軍司令員，周恩來為工農紅軍總政委兼1方面軍政委；劉伯承為總參謀長，王稼祥為總政治部主任。
此后，博古、項英便在瑞金主持了中革軍委工作。
5月間，任弼時被免去中共中央局組織部長職務，派往湘贛邊區擔任省委書記。自此，任弼時離開了“左”傾中共中央局領導核心。
羅榮桓被調離紅1軍團，任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又被調到中革軍委總政治部當巡視員。
就在這5月份，謝覺哉幾經周折來到了中央蘇區。他到瑞金后立即趕往毛澤東住處，要求分配工作。毛澤東一見他便深情地說：
“你可來了，一路上辛苦了，身體好嗎？”
為了招待遠道而來的老戰友，毛澤東讓弟媳錢希鈞到老鄉家買了3個雞蛋，算是加了一個菜。毛澤東說：
“我這里現在缺人，我們繼續合作吧！”
此后，謝覺哉便成了毛澤東的秘書。
5月23日，毛澤東到瑞金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作了題為《中國蘇維埃革命史》的講演。
5月26日，張聞天發表《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斗爭》一文，文中提出，開展鄉村中的階級斗爭是我們黨的中心任務。該文還說，必須要開展查田運動，把分得了土地的地主和分得了好田的富農統統查出來。
5月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局會議上作了關于查田運動的報告。
5月31日，在蔣介石授意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的全權代表陸軍中將熊斌，在塘沽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武滕信義的全權代表少將岡村寧次簽訂了“九一八事變”后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塘沽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臺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非武裝區。《塘沽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1933年6月1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蘇維埃政府發布了《關于查田運動的訓令》。訓令強調要“堅決執行階級路線”，“依靠貧農，堅決聯合中農”，要注意“傾聽中農群眾的呼聲”。
訓令中還宣布，將毛澤東撰寫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作為在查田運動中分析農村階級的指導性文件，發到基層去。
6月2日，中共中央局根據毛澤東、胡海的報告，通過了《關于查田運動的決議》，決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內“進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運動”。決議錯誤認為：在中央蘇區差不多占80%的面積，群眾在200萬以上的地方，沒有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群眾也沒有最廣泛地發動起來；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執行了一條“不正確的路線”。決議再一次點名批判了毛澤東提出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方法。決議強調說：這是一場劇烈的階級斗爭，要“檢舉每一個隱藏著的地主與分得好田的富農”，要沒收富農好的田地，“分給他們以壞的‘勞動份地’”。
毛澤東根據人民委員會的決定，讓王觀瀾籌備8縣區查田運動大會；讓謝覺哉擬一個召開會議的通知。謝覺哉將通知草稿擬好后，送給毛澤東審閱。誰知這個不足1000字的通知草稿，竟被毛澤東刪改得只剩“通知”二字了。謝覺哉望著毛澤東新改的通知，吃驚地問：
“為什么我這樣不會寫東西了？”
毛澤東沉思了片刻，和顏悅色地只說了兩個字：
“您學！”
謝覺哉回到辦公室，反復學習毛澤東修改的通知，這才意識到自己寫的稿子是言之無物，文不對題。謝覺哉并不因為自己年過50被毛澤東稱為“謝老”而護短，他以小學生的態度，老老實實地向毛澤東學習。
6月上旬，博古在江西軍區所在地寧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局會議，史稱“第2次寧都會議”。毛澤東出席了會議，李富春、陳毅、楊尚昆列席會議。
毛澤東在會議上堅持自己的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對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提出申訴。他說：
“上次寧都會議確定的軍事方針并未實現，相反，紅軍第4次反‘圍剿’采取的仍然是‘誘敵深入’的辦法，也恰恰是在1932年9月26日我和朱德同志發布的《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中提出的預定戰場上，取得勝利的。”
毛澤東的申訴不但再次被會議否決，反而還招致了許多人對他的攻擊和指責。博古在結論中重申說：前次寧都會議是正確的，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4次反“圍剿”的勝利。
此時在江西省軍區任參謀長的宋時輪后來曾回憶說：“第2次寧都會議的具體地點就在軍區的作戰室，他們的發言我都能聽得到。他們把毛澤東同志批評得簡直不像話。陳毅同志列席這次會議，他發了一個言，表揚了毛澤東同志，指出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起義、建立紅軍、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功勞，以后又取得第1次、第2次、第3次戰役的勝利。”
且說陳毅在發言中還說：
“我希望上海來的同志和蘇區的同志，都要團結在一個中央委員會內，把中國革命搞好。南昌暴動后的殘部與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會合，經過千辛萬苦才打出這樣。現在有人認為蘇區干部只有打仗一點才可取，其它都不行，這是不正確的，蘇區主要是政治方面正確。我再提一個促進團結的方案，讓毛澤東到前方指揮作戰。現在，前方戰士干部們都在問，毛澤東到哪里去了？為什么不來領導我們打仗？這就是統帥和部隊的聯系。”
在會議期間的一天，陳毅正在寫毛筆字，項英看見了，就說：
“你這個人不僅政治上、軍事上迷信毛澤東，為他吹噓，而且連寫字都學他，還挺像的。”
陳毅反唇相譏，他說：
“你說我迷信毛澤東，那你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們就是排斥毛澤東，動輒就說不服你們就是反國際。”
毛澤東在和陳毅聊天的時候說：
“幾次想到前方去，也去不成。只好到長汀去休養一下。”
陳毅建議說：
“反正你現在不管事了，前方能去更好，不能去也要和群眾經常聯系。有機會你也要公開發表一些意見，使群眾能聽到你的聲音。這次我先安排一下。”
后來在1971年老干部座談會上，陳毅曾對李富春說：“散會（指第2次寧都會議——筆者注）以后，富春你還記得嗎？我們兩個就說：要請中央的同志，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在省一級的會上做一個報告，講講話。我們的意思是想請毛澤東講話。結果博古那個人你們是知道的了，他是隔起眼鏡看人，蠻厲害就是了。他說：‘我跟洛甫講，其他人不要講了。’所以第二天在江西軍區大會上，由博古、洛甫兩個人講了一通就算了，我們沒有搞成功。我們就是要組織一個講話，讓毛澤東發言嘛！”
第2次寧都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心情特別沉重，他又一次病倒了。這是一場大是大非的爭論，是關系到革命和紅軍勝敗的爭論，他怎能不焦慮呢？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確定了“分離作戰”的方針，把紅1方面軍主力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撫河、贛江之間作戰，一部分入閩作戰，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而后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隊會攻撫州和南昌。
就在6月13日這一天，中革軍委對紅1方面軍進行了重新整編，保留了軍團建制，取消了軍一級，番號也有很大改動，其序列是：
紅1軍團轄紅1、紅2、紅3師。
紅3軍團轄紅4、紅5、紅6師。
紅5軍團轄紅13、紅14師。福建軍區紅19軍改編為紅34師，歸入紅5軍團建制。
其它地方部隊：紅12軍改編為獨立第1團。贛南地區的紅23軍改編為紅22師。
6月17日，經過王觀瀾等人認真籌備后，毛澤東在葉坪主持召開了瑞金、會昌、博生、于都、勝利、石城、寧化、長汀8縣區以上蘇維埃政府主要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與會人員400多人。由毛澤東、梁柏臺、鄧發等11人，組成主席團。
毛澤東先后在會上發表了演說、報告和總結。
少共中央局代表凱豐在會議上發表了演說。
凱豐，原名何克全，江西萍鄉人，1906年出生。大革命失敗后，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1932年進入中央蘇區。
6月21日，查田運動大會通過了《八縣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員查田運動大會所通過的結論》。
大會宣布：毛澤東為查田運動委員會主任；王觀瀾為查田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
6月22日，8縣區查田運動大會結束。
6月25日，毛澤東在葉坪召開了8縣區貧農團代表大會，與會者600多人。
此前，查田運動風聲一起，群眾中就產生了一些恐慌，查田運動的目的是什么？這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他們以為是再分田，重新打亂土地關系。
此時，毛澤東的工作是十分艱難的，他既不能公開反對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但又要力圖糾正“左”傾錯誤，闡明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他在大會上重述了《在八縣區查田運動大會上的報告》，又作了《查田運動是廣大區域內的中心重大任務》的報告。他特別強調：
“查田運動是查階級，不是按畝查田。按畝查田，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查階級是查地主富農階級，查剝削者，查他們隱藏在農民中間而實際不是農民的人，查這些少數人，決不是查中農貧農工人的階級。因此，不得挨家挨戶去查，挨家挨戶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
毛澤東還說，在查階級之前，要進行一段宣傳工作，“要把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農，什么是中農，什么是貧農，什么是工人說清楚。”“不經過公開地普遍地講階級就動手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在查階級中，要發動工會貧農團和廣大群眾去查，不應該少數人去查，“少數人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查階級也要查明白。不論是一個地主，一個富農，要把他們的剝削情形查明白，真正使本人服罪，群眾滿意。“如只查個大概就下斷語，那就容易弄錯。”不能把中農弄成富農，富農弄成地主。查階級的材料，要登記，搞個“階級成份調查表”，“使大家好評論，日后好根究。”在確定階級成份的時候，要通過一定的程序，首先是貧農團，第二是鄉查田委員會，第三是區土地部，第四是村子群眾會。“4個步驟必不可少”，討論的時候，要大多數人舉手才行。因為“決定階級成份，是對這個人決定生死的時候，故要十分謹慎。”
他還強調說：
“反對查田運動中侵犯中農消滅富農的‘左’傾機會主義，反對包庇地主富農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與工作方法，是正確開展查田運動的必要條件。”“聯合中農，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系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復向群眾說明這個策略，說明侵犯中農利益是絕對不許可的。”
1933年7月1日，貧農團代表大會最后通過了《八縣貧農團代表查田運動大會的決議》。
就在大會結束的這一天，中革軍委根據中共中央局“分離作戰”的方針，發布命令：以紅3軍團和第19師組成東方軍，由彭德懷兼任司令員，滕代遠兼任政委，并就近指揮閩贛軍區、福建軍區的地方部隊；以活動在撫河、贛江之間的紅1軍團及江西的4個獨立團組成中央軍，由林彪兼任司令員，聶榮臻兼任政委。
7月1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45次常委會，決定中央蘇區在8月份以內召開兩個經濟建設大會，一個是北部11縣的大會，會議地點在博生縣；一個是南部17縣的大會，會議地點在瑞金。兩個大會到會人員相同，有省縣區國民經濟部長，財政部副部長，3級政府的副主席。
7月21日到24日，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中央蘇區召開了興國、于都、永豐、公略、萬安、泰和、宜黃、南豐、廣昌9縣區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查田運動大會。
7月25日到28日，江西省蘇維埃又召開了以上9縣區貧農團代表大會。
這兩次大會，毛澤東均到會進行指導。他在9縣區貧農團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和領導制定的文件，對查田運動的必要性、查田運動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方法，作了精辟的闡述和明確的規定。
大會結束后，毛澤東在回瑞金的路上重游了大柏地，看到殘垣斷壁上當年留下的累累彈痕，他感慨萬分。回想當年，指揮紅4軍如手使指，揮灑自如；而今卻屢遭“左”傾冒險主義者的排斥，軍權旁落。眼看著自己剛剛打出來的一片天地就要傾覆，禁不住心潮澎湃，詩思泉涌，吟誦出了一首著名的懷舊之作《菩薩蠻·大柏地》，詞云：
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雨后復斜陽，關山陣陣蒼。
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1933年8月12日至15日，毛澤東在博生縣召開了蘇區北部11縣經濟建設大會。
8月14日，毛澤東以“子任”的筆名在《紅星》報第2期上發表了2000余字的《吉安的占領》一文。他以輕松活潑的筆調，繪聲繪色地回顧了紅1方面軍紅1軍團和數萬工農武裝在1930年10月4日攻占江西吉安的全過程，贊揚了紅軍指戰員勇猛作戰的精神。在總結吉安戰斗的經驗時，文章通篇貫穿了“集中兵力殲滅弱敵”等運動戰、游擊戰的軍事思想，與此時“左”傾領導人硬拼蠻打的錯誤軍事指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毛澤東特別提到這次作戰之所以成功，第一條就是反對了立三路線的主張。立三路線統治下的中央是要紅1方面軍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九江的。如果照他們的話去做，就不會有攻占吉安的勝利。
身處逆境的毛澤東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對“左”傾中央極力推行進攻路線、與敵人硬拼的不滿。文章一發表，立刻在紅1方面軍的1、3、5、7軍團指戰員中引起了巨大反響，受夠了打所謂“正規戰”苦頭的廣大紅軍指戰員，紛紛懷念起“游擊專家”毛澤東，尤其是那些從井岡山上走下來的老戰士，更加懷念在毛澤東指揮下屢戰屢勝的歲月，他們都盼望著毛澤東能夠早日回到黨和紅軍隊伍的領導崗位上來。
8月1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第48次常委會決定，由毛澤東任蘇維埃大學校長，沙可夫為副校長。
是日，毛澤東在蘇維埃大學給學員們演講了《鄉蘇維埃怎樣進行工作》。
8月20日至23日，毛澤東在瑞金召開了蘇區南部17縣經濟建設大會，到會代表400多人。
大會由林伯渠主持，毛澤東作了《關于粉碎敵人5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毛澤東選集》中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就是這個報告的一部分。
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著重指出經濟建設工作對革命戰爭的重大意義，批評了在根據地經濟建設問題上的錯誤思想觀點。他說：
“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里還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后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同志們，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抱著這些意見的同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你們看，敵人在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和反動派在破壞我們的金融和商業，我們紅色區域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妨礙。我們如果不把這些困難克服，革命戰爭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響嗎？鹽很貴，有時買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貴得厲害。這些情形，立即影響到工農的生活，使工農生活不能改良。這不是要影響到工農聯盟這一個基本路線嗎？工農群眾如果對于他們的生活發生不滿意，這不是要影響到我們擴大紅軍、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工作嗎？所以，這種以為革命戰爭的環境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在報告的最后部分說：
“沒有正確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是不可能的。”“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
毛澤東列舉了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地怠工現象”，“另一種是命令主義”。他說：
“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的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工作。”
毛澤東并沒有滿足于這些會議上的東西。他在會議結束之后，就開始走村串戶，和群眾一起挖井、修路，借此了解民情。他有時又騎上馬，到各縣鄉了解各級蘇維埃政權建設，統計糧食數字。
毛澤東一到群眾中，心情就舒展開來，情緒又活躍起來，似乎忘掉了“左”傾路線的打擊。按照調查研究的情況，按照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路，他的工作總是十分得心應手。但是，畢竟是中央的整個路線錯了，無論毛澤東如何辛苦，如何盡量減少“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危害，也不可能挽救整個全局的糟糕局面。
7、8、9三個月是查田運動高漲的3個月，也是“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的3個月。一位查田運動的親歷者說：
“開始并不那么‘左’，最初糾正分假田，分田不徹底，這是需要的，正確的。但中央路線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毛澤東許多正確的主張并沒有得到貫徹，相反，在“左”傾錯誤的壓力下，8縣查田運動大會制定的查田運動競賽條約，竟演變成了查地主、查富農數字的競賽，哪個地方查出的地主、富農越多，哪個地方就被稱贊為階級斗爭的“模范”。因此，各地都唯恐落后，也不顧《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文件的規定了，各搞一套，自定章程，地主、富農越查越多。“有些僅僅是放幾百毫子債，請過年把長工，或收幾擔的谷而極大部分是靠自己勞動過活的中農，當富農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沒有剝削別人僅僅是多有幾十擔田山、生活比較富裕的中農，也當成富農打了。”有的貧農“查成份查了他7代，結果劃成了地主”，也有“工人被打成土豪的”。有的地方查出富農，“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捐款，即捆起來施以肉刑。”所有這些，直接造成了侵犯中農利益和消滅富農經濟兩種傾向的嚴重發展，引起了根據地廣大干部的不滿與抵制。
毛澤東對查田運動中的“左”傾主義錯誤，一直予以密切的關注。他在8月間寫出了《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一文，對“左”傾主義錯誤進行了堅決的揭露和批評。他寫道：
“‘左’的機會主義傾向在7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發生了，這里應著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農的傾向。”“瑞金城區查田，一起始就按家按畝去查，查得中農恐慌，竟有中農跑到蘇維埃來請求改變自己成份，他們請求改為貧農。他們說：‘中農危險得很，捱上就是富農，改為貧農啰，隔富農就遠了一點。’這樣沉痛的呼聲，還不值得我們傾聽嗎？黃柏區洋古鄉的同志向群眾說：‘查階級不查別的，只查中農富農地主階級。’踏徑區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農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縣的某些鄉中，同樣在插牌子遍查，同樣發生了中農恐慌的事。這種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縣都有發生。”“這是異常嚴重的情形，他們把查田與分田混同了。”
“關于階級異己分子的問題，普遍地只講成份，不講工作，只要是出身壞，不管他有怎樣長久的斗爭歷史，過去與現在怎樣正確執行黨與蘇維埃的路線政策，一律叫作階級異己分子開除出去了事。”“把戀愛問題當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東西當作貪污，對于這樣的分子進行檢舉甚至公審，有些地方把犯了輕微錯誤的開除職務。不去有系統的發動自我批評，開展思想斗爭，把這種艱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簡單的懲辦主義。”
“各地有許多區的查田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甚至縣查田委員會亦還有幾個縣沒有去抓緊全縣的查田工作（會昌、于都、石城、寧化）。”“在許多別的地方，又發生了少數人蠻干的惡劣現象。”“在瑞金，許多區鄉中，沒有向群眾講過一次階級。”“在踏徑區的幾個鄉中，除了不做宣傳之外，查階級只是查田委員會幾個人去查，通過階級不但不經過群眾大會，連貧農團也不通過。”他們的理由是“群眾靠不住，群眾不會分析階級。”“這個踏徑區同志的理論，真算是天下奇聞。”還有個地方開群眾大會，3個干部輪流從上午演說到下午，不讓群眾休息，也不讓群眾喝水吃飯，說是怕群眾跑掉了，“這種蠢干的辦法，又算奇聞的一種。”
毛澤東再次提出要“開展兩條戰線斗爭克服自己錯誤”，“要把侵犯中農的危險喚起全體黨員的注意，要嚴厲打擊任何侵犯中農利益的企圖。”因為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經明顯表現出來了的十分嚴重的危險。對富農的不正確觀念，也無疑要影響到中農上去，一切命令主義的蠻干，對于聯合中農是最大的危害。”
“要在黨內團內開展思想斗爭，反對任何黨員團員侵犯中農利益，違反聯合中農策略的思想與行為。已經做了錯誤，如已經沒收了中農的土地財產的地方，蘇維埃人員要向當地中農群眾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把土地財產賠還他。去年興國曾賠還許多中農的土地，取得了中農群眾的滿意，是一個寶貴的教訓。”
1933年9月8日，中共中央局在《關于查田運動的第二次決議》中，終于承認查田運動中“侵犯中農的事實到處發生，把中農或富裕中農當富農打，把富農當地主打的事實也發現”；要求中央政府“糾正查田運動中的錯誤”。
毛澤東為了進一步糾正查田運動中發生的偏差，正確地解決土地問題，深入實際，在總結群眾斗爭經驗的基礎上，指導王觀瀾、謝覺哉共同起草了《中央政府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對農村中的階級作了量化分析，對一些容易產生混亂的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從而使得政策界限十分明確。
欲知毛澤東如何繼續同“左”傾冒險主義者做斗爭，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1933年5月4日，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局在寧都召開的關于“江西省黨3個月工作總結會議”，作出了《關于江西羅明路線的決議》，決定對支持毛澤東的有關人員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自此以后，在反“羅明路線”中，“左”傾冒險主義者提出了要用“布爾什維克的鐵拳頭將他粉碎”的口號，在中央及省各級領導干部中點名批判了187人，瞿秋白、鄧子恢、何叔衡、蕭勁光、劉曉、譚震林、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陸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堅貞、方志純、郭滴人、賀敏學等33人被撤銷職務。身處逆境的毛澤東在如此惡劣的情況下，一方面遵守黨的紀律，堅持做好蘇維埃的工作，一方面持續不斷地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進行了頑強的斗爭，表現出了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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