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極其重要的兩部著作。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就提到過關于哲學要為革命政治服務、為階級斗爭服務的思想。《實踐論》和《矛盾論》，本質上是為中國革命政治實踐服務，為的是根本上糾正主觀主義錯誤在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特別是根本上結束中國革命中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統治，從而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正確路線、為開辟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確立我黨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正確路線、形成我黨實事求是的精神掃清障礙的重要革命政治的哲學實踐著作。毛主席是投入革命實踐的大革命家、精謀善斷的大政治家和大戰略家，他的雄文、理論，都是緊密聯系中國革命政治實踐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我們學習《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出發，密切聯系毛主席的革命政治實踐，學習毛主席如何使經過他創造性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正確革命政治路線確立的武器，學習毛主席如何從哲學高度實現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的根本否定，以及如何從哲學高度實現“一切從實際出發”、“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正確路線的確立。
關鍵詞：革命，實踐，政治，路線，矛盾特殊性，實踐。
??一、“兩論”誕生的背景
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堅決以實現共產主義為自己的長遠目標，也以結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腐朽統治、實現無產階級在中國奪取政權為己任。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探索實踐。但是，早期的中國共產黨由于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認識不夠深刻、全面，還沒有探索出完全符合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全新的革命道路，對共產國際的指示還有很大的依賴。受共產國際錯誤指導影響，陳獨秀為代表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瞿秋白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李立三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王明和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都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性損失。特別是王明和博古的那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盲目的、教條的執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意見，使中國革命力量幾乎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他們的可怕之處在于，他們能在哲學上教條、片面的引用馬恩列斯的只言片語，用來嚇唬革命同志、打擊毛主席的正確革命路線、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正確道路。
由于當時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農民階級是當時中國主要人口，農民由于生產力不發達的小生產限制和封建社會腐朽思想影響，有嚴重狹隘的階級局限性，存在極端民主化、狹隘經驗主義（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自由主義、絕對平均主義等嚴重小生產者錯誤思想。徹底的從哲學角度全面批判小生產者的主觀主義重要表現之一——狹隘經驗主義，也是極其必要的。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之中，毛主席也對這種錯誤思想進行了相應的詳細批判。
二、“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從特殊到普遍，從普遍到特殊”的唯物辯證認識論
教條主義者給中國革命實踐帶來嚴重災難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脫離中國革命實際，脫離中國國情，主觀的、教條的照搬共產國際的錯誤意見，片面而斷章取義的引用馬恩列斯的只言片語指導中國革命。
毛主席通過深刻論述他創造性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論述“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道理，說明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合理性、正確性，確立正確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革命路線。于是，在《實踐論》，毛主席說：“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于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
毛主席為了徹底結束教條主義路線的政治統治，從哲學角度根本上批評了教條主義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錯誤思想。王明、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在革命實踐過程中，急于求勝，脫離實際，嚴重忽視了敵人的強大，忽視了中國社會具體的實際階級結構和經濟狀況，實行冒險主義的政治、軍事、經濟路線，政治上四面出擊，不團結可以團結的民族資產階級左派；經濟上，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嚴重阻礙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軍事上，實行進攻的冒險主義、防御是保守主義、撤退的逃跑主義，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損失。為了根本上批判王明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錯誤路線，毛主席寫到：“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
解決中國的特殊問題，需要從中國特殊實際情況出發，在具體的特殊的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中總結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革命路線。為了確立一切從中國特殊實際情況出發的正確路線，毛主席在《矛盾論》說：“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
在《矛盾論》和《實踐論》，毛主席都深刻論述了經過他創造性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為他根本上糾正脫離中國實際的“左”傾教條主義、根本上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的路線、根本上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正確路線提供哲學高度的依據。從具體的中國革命實踐出發、從特殊的中國革命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國革命實踐中來到中國革命實踐中去、從中國特殊實際中來到中國特殊實際中去，是毛主席為了正確的革命政治路線確立所論述的重要哲學論述。通過對革命歷史的具體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重要的革命政治實踐意義。
毛主席在《實踐論》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主席在《矛盾論》提到：“?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后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后，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
毛主席創造性的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思想到毛澤東哲學思想境界的光輝著作，離不開中國革命政治實踐，離不開具體的中國當時的歷史環境，離不開大革命家、大政治家毛主席根本結束教條主義錯誤路線、根本上確立正確革命路線、從哲學角度實現一切從實際出發路線的戰略目標。毛主席的哲學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產生，也在和中國革命陣營內部的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斗爭中產生。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重要特點。
三、細致的“矛盾分類”理論
王明之流往往教條的搬運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來“指導”中國革命，忽視中國不同于俄國實際情況，忽視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情況的特殊性，忽視中國在一個過程的一定階段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具體的分析中國特殊的具體矛盾，給中國革命帶來災難性損失。
毛主席的矛盾特殊性理論，緊密聯系著中國革命政治實踐的目標，完整的論述了指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革命的特殊實踐的真理性認識。
第一，不同物質運動形式之間有不同的、特殊的矛盾。
中國和俄國實際情況不同，革命政治實踐也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毛主席說：“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
第二，同一物質運動形式不同過程有矛盾特殊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根本矛盾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所以，毛主席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當然還有別的矛盾，例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這些矛盾的斗爭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
所以，毛主席提出，無產階級要團結一切反帝反封革命階級進行反帝反封的革命戰爭，而不是像堅持王明“左”傾路線的干部那樣四面出擊、搞關門主義。為了根本上結束王明“左”傾路線，毛主席說：“?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
第三，同一過程不同階段不同主次矛盾。
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同階段不同的矛盾，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實現民族解放和最主要人口階級解放是當時最根本任務，但是不同時期主要矛盾不同，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矛盾，解放戰爭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按矛盾。毛主席細致的矛盾特殊性分析理論，為革命政治實踐中根據不同階主次矛盾的不同提出不同應對戰略、策略，提供了哲學高度的依據。毛主席對哲學的運用和發展，緊密聯系著他的革命政治實踐。
于是，毛主席在《矛盾論》說：“?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采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第四，同一物質運動形式內部主次矛盾、同一矛盾的主次方面，要具體分析。
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忽視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何集中解決主要矛盾——反帝反封的問題、如何具體分析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妥協性兩面性等等問題，于是有了對革命陣營內部同志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有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錯誤路線，有了對“福建事變”這一寶貴戰略時機的放棄……
為了根本結束“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政治實踐，為具體區分好主次矛盾、矛盾主次方面，毛主席提到：“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四、反對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教條主義路線堅持者們給革命帶來嚴重災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犯了主觀性、片面性、表面性的錯誤。
主觀性在于，這一路線堅持者們脫離了中國社會實際情況。
片面性在于，這一路線堅持者們對民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中的富農和中農做了片面的判斷。
表面性在于，這一路線堅持者們不重視對中國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不重視深刻的理解中國社會實際情況本質。
在《實踐論》，毛主席重點論述了反對主觀性；在《矛盾論》，毛主席重點論述了反對片面性、表面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本身，也是脫離特殊具體實際的主觀性。
在《實踐論》，毛主席說：“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為什么沒有把握呢？因為他對于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后，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這項工作。”
片面性，也就是只看樹木，不看森林。
表面性，則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忽視根本矛盾規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通過在哲學高度對教條主義全面、深刻的批判，毛主席為一切從實際出發、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正確的革命政治路線的確立提供了極大的理論基礎。
毛主席引用列寧名言，說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科學論斷的重要性。
認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全局狀況，就要對這些不同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方面各自特殊的狀況進行分析并具體的分析，對各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等等各階，也就是這些構成各個矛盾的各個特殊方面在各個矛盾中的具體的特殊的情況根據不同階級（矛盾方面）和不同的矛盾的特殊情況以及在不同時期這些矛盾和構成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時期地位的變化，綜合判斷“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判斷“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
在《實踐論》，毛主席提到了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的重要性；在《矛盾論》，毛主席說：“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
可見，毛主席的哲學思想，是緊密聯系革命政治實踐的，為為正確的革命政治路線確立提供了重要的哲學角度的依據。
五、以馬列毛主義哲學為尖銳的武器，和錯誤思想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哲學在階級斗爭中，可以用來作為一個階級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一個階級內部樹立正確的路線的重要理論工具。
親蘇教條主義知識分子的教條主義由于脫離中國實際情況，在政治、軍事、思想全方位實行“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災難性損失。針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親蘇派問題，毛主席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側重于改變世界的、創造性的、全面的突出論述了唯物辯證認識論的“兩個飛躍”，為開辟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為確立我黨的實事求是的工作方針、形成我黨理論聯系實際作風，根本上清除親蘇教條主義提供了哲學依據。
教條主義路線把蘇聯理論捧為圣經，對蘇聯理論搞神化，反對從中國特殊實際情況出發，導致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錯誤路線長期在黨內成為統治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災難性損失。針對教條主義片面神化蘇聯教條反對中國自身理論創新的問題，毛主席堅持從中國特殊實際出發，全面詳細論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尤其是詳細的矛盾特殊性理論，為形成我黨在不同時期和地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路線提供了哲學依據。
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服務于中國革命政治軍事實踐的光輝哲學著作，為毛主席確立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線、結束教條主義路線、否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一切主觀主義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哲學依據，也給我們根據當下實際情況，創造性的發展馬恩列斯毛的光輝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哲學依據。
我們要充分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等偉大導師的光輝思想，充分理解學習導師們的光輝著作，以真正的馬列毛主義，和一切錯誤思想進行堅決斗爭，捍衛馬列毛主義、發展馬列毛主義。今天，我們堅持毛主席在《實踐論》、《矛盾論》的光輝思想，發展馬恩列斯毛導師的光輝思想，是必須的，也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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