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韶山情”的推薦和對毛主席的熱愛，今年4月我滿懷期待購買了《毛澤東最后十年》一書，讀后卻大失所望。
一、老調重彈
讀完該書，感覺很多是“老掉牙”的內容，既沒有新角度、新高度，又沒有新細節、新說法，缺乏可讀性和吸引力，如第十七章《夜幕彌漫的廬山》、第二十一章《驚心動魄的“九一三”之夜》、第二十二章《破例出席陳毅追悼會》、第二十六章《采納鄧小平意見對調八大軍區司令》、第三十三章《派代表出席周恩來追悼會》等章節，與現有文章或書籍情節雷同，了無新意。另外，第十四章《“住在毛澤東身邊”的客人們》，絮絮叨叨、缺乏重點，沒有可讀內容。
二、偏離主題
作為反映毛主席晚年的書籍，應將重大事件及毛主席晚年思想作為重點，但陳長江卻匪夷所思地在第十六章《上廬山開九屆二中全會》、第二十九章《衰老的毛澤東在游泳中獲得新生》、第三十章《與游泳最后訣別》等章節中，圍繞毛主席“游泳”大書特書，感覺偏離主題，類似現象在其他章節也有體現。
三、否定主席
根據“韶山情”的推薦，《毛澤東最后十年》是歌頌毛主席、破解“文革”疑案的力作。遺憾的是，該書雖然有歌頌主席的內容，但也有一些否定影射毛主席的內容。
如“在毛澤東身邊的最后十年，也正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犯錯誤’的那些歲月”（P5）
“他們（指紅衛兵）以‘黨不變修、國不變色’的崇高信念為己任，到處煽動，四處沖殺，有的甚至失去理智，瘋狂破壞” （P25）“想當初，如果能夠料及造成這么嚴重的惡果，毛主席會那么熱情地在天安門城樓上那樣不辭辛苦地鼓勵青年人去做蠢事嗎？！”（P25）
“許多無知的青年上當受騙，做出樁樁件件駭人聽聞的打砸搶事件來，有的甚至成為歷史罪人” （P27）
說毛主席“犯錯誤”、“不辭辛苦地鼓勵青年人去做蠢事”，試問，這是在歌頌毛主席嗎？
“許多無知的青年上當受騙”，試問，無知青年到底上了誰的當受了誰的騙，陳長江是不是在說毛主席欺騙“紅衛兵”“無知青年”？
此外，陳長江還通過一些隱晦方式影射毛主席。如“我還認為，黨內無論有什么問題，應該在黨內召開會議解決，為什么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抖落到外面去呢？”（P10）。
這句話顯得陳長江很虛偽，因為毛主席為何發動“文革”，為何鼓勵群眾寫“大字報”，當時經過生動透徹的思想教育，大家對此都心知肚明。如今50多年過去了，正反兩方面的實踐再次印證了主席的判斷和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陳長江卻故作不知，顯得非常荒唐。而且，如果僅憑黨內開會就能解決問題，毛主席還用發動“文革”嗎？如此淺顯的道理，陳長江為何不說呢？他顯然是想否定毛主席。
四、胡說八道
書中有些內容純屬胡說八道，第三十六章《在毛澤東遺體邊的最后守護》表現得尤其明顯。書中說：
“毛澤東病重彌留之際，江青去工廠胡吹” （P232）
“作為主席夫人的江青，對毛主席的病情毫不關心，甚至也沒有任何憐憫與同情” （P233）
9月5日，毛主席病重，中央值班室領導請江青返京，陳長江是這樣敘述的：“（江青）不情愿第起來收拾梳妝，在等候火車時，還與人打撲克牌，閑聊天，嘻嘻哈哈，毫無悲痛之色” （P233）
“（9月8日）江青則像沒事人似的，她又到別處闖蕩去了”
江青作為毛主席夫人，一直深愛主席，與他生活近40年，怎么可能對主席的病情毫不關心？而且，毛主席快要去世了，江青有心情到工廠“胡吹”嗎？將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視察說成“胡吹”，豈不荒唐至極？
關于江青返京時與工作人員打撲克、聊天，陳永貴說得很清楚，因為主席病情屬絕密信息，決定了江青在聽說主席病情惡化后，不能驚慌失措、痛哭流涕，她必然裝作沒事人一樣，而打牌聊天僅是掩飾方式而已。不過，盡管江青努力掩飾，但據陳永貴回憶，她在打牌時“心不在焉”“出錯牌”，這充分說明江青很在意毛主席的健康。
關于王洪文，陳長江說：“他經常去中南海海邊釣魚，用小口徑步槍到海邊的樹上打斑鳩……找年輕的女同志瞎聊，一扯就是幾個小時” （P233）；關于張春橋，陳長江說：“他對毛主席的健康、醫療護理等不管不問” （P233）
王洪文、張春橋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病重期間，他們可能對主席健康和醫療護理不管不問，并在中南海釣魚、打斑鳩嗎？不論他們工作是否需要日理萬機，即便真有閑暇時間，也絕不可能做出“在中南海釣魚打鳥”等授人以柄的蠢事。
關于江青，陳長江說：“她（江青）對送錢的人說：‘這些錢對我來說是不夠的。我跟你們不一樣，將來我是準備殺頭、坐牢的，這個我不怕，也不可能不死不活地活著’”、“壞事做絕的江青，已預感到自己是不會逃脫歷史懲罰的”（P139）
陳長江可能不懂歷史，江青、張春橋在“文革”初期就坦言“準備殺頭、坐牢”，毛主席也說過堅持正確路線,要有“五不怕精神”。可見，江青說自己準備殺頭、坐牢，絕不是因為所謂“壞事做絕”，而是因為她預料到他們推動文革侵犯了許多領導干部的切身利益，難度很大，很可能被殺頭坐牢。
五、不夠嚴謹
書中有些說法很不嚴謹，需繼續商榷。
如“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這次全會批準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用偽證寫成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P85），這種說法需要澄清，因為周總理是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有關他的審查報告必然由周總理把關，不知陳長江為何遺漏周總理這個關鍵人物？
再如“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就企圖揪斗朱德”（P86），這種說法同樣不夠嚴謹，因為據許多文章和回憶錄，文革初期組織批斗朱德的是少奇同志，林彪雖然“奉旨”參加，但僅說點場面話，對朱德的批判并不過分，這是因為朱德曾是林彪伯樂，出于個人感情和公眾形象考慮，林彪不愿意批斗朱德，給眾人留下落井下石、寡情薄意的形象。另外，對江青而言，朱德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當時雖然在職，但屬“二線”性質，江青連一線的“走資派”都對付不了，怎么可能拿朱德開刀，這不是敵友不分、四面樹敵嗎？
總之，陳長江的《毛澤東最后十年》雖然客觀公正地還原了某些史實，如毛主席不喜歡紀念章和“紅海洋”、經常派身邊戰士回鄉調研，并強調“你們回家的路費，由我負責”，將兩個女兒下放農村勞動等，但存在很多問題，而且整本書讀完，感覺絮絮叨叨、主題不清，很難看到毛主席的偉大和毛澤東思想的威力，“韶山情”的推薦有點言過其實。因此，該書可作史料存閱，但無需認真閱讀。（202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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