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批判了蒲魯東在《貧困的哲學》中對辯證法泛神秘化的解讀和應用，指出蒲魯東把經濟范疇視為一種超驗的永恒概念的做法，忽視了現實社會的發展維度和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哲學的貧困》彰顯出馬克思在西方思想史的邏輯鏈條中，對“進步”的重新思考，強調了社會進步呈現出的矛盾性和實踐性品格。在當今的時代語境中，重審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不但具有學理層面的重要意義，在現實層面也有著必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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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1847年撰寫的論戰性作品《哲學的貧困》，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蒲魯東一年前發表的《貧困的哲學》。《貧困的哲學》并非探討哲學語境本身的不完善性，而是關于“貧困”的哲學。在這部作品中，蒲魯東提出了與上帝等質的“無人身理性”，即通過科學確證神性，并借由神性來闡釋現實。馬克思并不認同蒲魯東這種對辯證法泛神秘化的解讀和應用。此外，經濟范疇在蒲魯東那里也被視為一種先驗的、永恒的概念，而非與社會歷史發展和物質生產相關聯、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體現。馬克思戲仿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將書名定為《哲學的貧困》，并在開篇盡揶揄批判之能事，把蒲魯東說成法國人眼里熟諳德國哲學的思想家、德國人眼中洞悉法國現狀的經濟學家。作為德國人又是經濟學家的馬克思，他看到了蒲魯東的“不幸”，因此“要反對這一雙重錯誤”。由此可見，《哲學的貧困》這一書名與現今“哲學的貧困”的概念大相徑庭，馬克思所言的哲學指的是蒲魯東筆下的通過某種先驗建構出的辯證幻境（dialectical phantasmagoria)，通過指出蒲魯東這種形而上學的弊端和不足，馬克思把唯物史觀與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第一次比較明確地論述了無產階級的產生、發展及其作用，并形成了他自己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雛形。
國內學界研究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業已形成一定的規模，研究視角也比較多樣，如對比分析，即將《哲學的貧困》與其他馬克思重要的作品關聯在一起，開展平行或影響式的研究；有聚焦作品中的主旨要義或關鍵詞進行的有針對性的研究；還有借《哲學的貧困》梳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脈絡和關鍵環節，從中挖掘尚未被發現的理論訴求或現實意義等。《哲學的貧困》業已發表170多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也多次提到“進步”一詞，因此當我們思考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若干基本問題時，“進步觀”無疑是其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探究《哲學的貧困》這一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經典之作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馬克思的“進步觀”，為當今的社會建設，特別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借鑒。
國內學界從“進步觀”角度研究《哲學的貧困》不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同宗教問題一樣，馬克思并沒有系統地對這個問題進行過闡釋，似乎進步這一概念在馬克思那里是不證自明的。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馬克思打破了現代社會對進步的界定模式，這種模式將進步與訴諸社會的理性和科學相關聯。馬克思借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把抽象的哲學思辨運用到具體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語境中審視進步，這與蒲魯東忽視歷史，誤用辯證法，依靠人類主體意志的做法完全不同。對馬克思進步觀的討論需要放置到更大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從對“進步”本身的思考過渡到馬克思的進步觀在這一邏輯鏈條中的位置，并最終探究這種進步觀在《哲學的貧困》中的彰顯。
一、西方思想史中“進步觀”的流變
在人類思想史中，“進步”一詞往往被溯源到啟蒙運動，并與啟蒙理性關聯在一起。這種做法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對其批判的頂點當屬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將啟蒙界定為人類社會對理性至上的推崇，啟蒙伴隨著現代社會的整個過程，成為審視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維度，而啟蒙精神并沒有兌現促使人類社會進步的諾言，啟蒙發展到一定程度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產生自我毀滅，即啟蒙倒退為神話，成為阻礙人類進步的力量。從這一視角反思“進步”，“進步”似乎成為一個本體無法界定與標識、但又充斥人類生活的術語，人們不能離開它去表征自身的存在與發展，但對這一游離的概念卻又無可奈何。這從“進步”一詞的詞源就可見一斑。“進步”一詞原指舞臺上的前進動作，該詞蘊含的一個先驗性特征便是向前行進。那么問題是何為前行、何為后退？這里需要界定一個起點。有多少種對起點的界定便有多少種對進步的理解。
古希臘哲學無須借助進步的概念，便可以敘述和分析當時的社會生活，“幸福”“良善”“善行”這些概念本身便可以完美勾勒人類生活的愿景，如果說那時的哲學家維系著一種進步的情結，那么這種進步便是與古時的黃金時代關聯在一起的。在中世紀時期，由于神學無可辯駁的話語權，人們開始關注宇宙和世界的概念，以奧古斯丁為代表的神學家將歷史的演進指向天國世界中少數信眾福祉的實現，它的實現需借由末世的來臨。這種線性時間發展觀的表象蘊含著來自上帝的意旨，同時，人類在上帝預定的開端與末世之間，借由人類內在性的力量可以不斷地完善自我，實現其本質訴求。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將目光轉向古希臘與古羅馬，這種古代經典的“重生”思潮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方式是循環或回溯式的，進步所需的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即對未來的關注與外在世界的強調，在這個時期并沒有實現的條件，當時的神秘主義思潮凸顯了人們對內心世界的關注與未來的漠視，這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進步觀的發展。
對進步觀的再次關注發生在啟蒙時期古典與現代的大討論中，第一個把進步置入社會發展語境的是法國的圣·皮埃爾神父，雖然這一時期的思想家專門探討進步思想的不多，且觀點大相徑庭，但有一個相似點可以把他們關聯在一起，那就是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而這三個詞發展成為主導后世的兩種意識形態：源于自由與博愛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源于自由與平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19世紀對進步概念最深入的討論和系統的彰顯亦發生在法國，英國與之相比更看重實現進步的手段和方式，而非進步這一本體論的概念。在法國，戰爭帶來的社會變革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這一時代主旋律體現在戰爭后期現代社會物質文明的極大發展，與此同時，人們也不無擔心精神與道德的墮落與社會物質進步之間的不平衡。盡管如此，當時大部分的思想家對這種社會進步還是懷抱樂觀態度的，他們認為道德的墮落只是暫時的，而革命帶來的平等、階級差異的消失才是真正的社會進步，這種觀點的代表性人物是亞歷西斯·托克維爾。托克維爾的觀點深刻地影響了同為法國人的蒲魯東。
二、矛盾性與實踐性：蒲魯東與馬克思“進步觀”的分野
蒲魯東曾撰寫專著《進步的哲學》討論社會進步的問題。在他眼中，進步最純粹的形式便是觀念的運動，這種運動是自發且牢不可破的。任何社會都有新舊兩種觀點，陳舊的觀點往往占據統治地位，新觀點彰顯未來社會的發展，因此社會的發展就是新舊觀點的更替。在這個意義上，世界處于一種永恒的變化和運動中，真理永遠是短暫和相對的。任何絕對的、靜止的、完整的、不變的觀念都是有問題的。人類作為被造物也是如此，當進步成為人類靈魂的規律，人類并非會接近全然的公義和理想，而是會把公義與美的觀點不斷拓展和改變。新舊觀點轉變的過程并非新觀點對舊觀點的顛覆與革命，而是一種對舊觀點的歸化與重建。可以說，蒲魯東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他認為人類的未來取決于人類的個體，個體的自由是其發展的條件，而個體發展的最終結果便是平等。蒲魯東經常被冠以“無政府主義者”的標簽，他認為人類未來的發展應遠離權威的統轄，每個人都有能力依據道德和智慧行為做事，但這種社會變革是長期和緩慢的過程。蒲魯東曾把進步比作“自由的鐵軌”，“占據我所有研究的，塑型我研究的起點與終點、頂峰與基礎……的是我堅定不移地確認進步無處不在，并否認絕對事物。我所寫的所有作品，我所確認的或否認的……都是借由一個獨一的概念之名，即進步。而我的對手全部都是絕對事物的黨羽。”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蒲魯東的這番言論對人類社會發展和歷史還是有一定認識的，但在馬克思看來，這種觀點流于表面，因為內中欠缺科學的革命品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批判蒲魯東的哲學是“貧困”的。
馬克思的歷史進步觀是建基在矛盾性與實踐性上的。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隱含地表示矛盾性或對抗性是歷史的前進動力，換言之，歷史能向前發展的原因在于階級斗爭的物質性和辯證過程，因此“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后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于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蒲魯東雖然承認這種對抗的存在，但他堅信現代經濟中各種形式的對抗都是可以通過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協商得以解決的。如交換中矛盾解決的第一步是消費者和生產者一起決定產品使用價值的大小，然后通過互惠的原則確定銷售價格。在馬克思看來，蒲魯東的問題是抽空了交換價值中的歷史性內涵，并把它視為一個既成事實，用來解釋一切。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努力調和各種矛盾，希望以此實現社會進步與和諧。對此，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蒲魯東在調和矛盾的同時完全避開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是否要“把這些矛盾的基礎本身推翻呢？”蒲魯東沒有批判的視野，他將現實中的一切都視為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并對之加以解釋與調和。受到自身小資產階級視野的限制，他無法認識到打破現實中被視為理所應當的平衡，開展一種對抗才是推翻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和前提。蒲魯東這種改革式的社會進步觀與馬克思通過革命帶來社會進步的觀點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承認我們生活在階級社會，就不用對“建筑在階級對立上面的社會最終將導致劇烈的矛盾、人們的肉搏”感到奇怪，只有在沒有階級對抗的狀態里，社會進步才不會采用革命的形式，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最后援引喬治·桑的名言：“不是戰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戰，就是毀滅。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
馬克思進步觀中的矛盾性（或言對抗性）維度在實踐層面體現為社會革命，換言之，馬克思將實踐視為社會革命得以實現的理論基礎，追求哲學理論對實踐的闡釋與指導意義是馬克思畢生的目標，正如他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綱中所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將實踐的地位提高到“生存論的本體論層次”加以審視，可見其重要性。馬克思的實踐觀與前文所述的對抗性關聯在一起形成了他的革命觀，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統攝下的革命觀。馬克思之所以對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作出回應，除了蒲魯東的個人建議外，最重要的恐怕是蒲魯東在當時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重要影響，正因為如此，馬克思需要說明自己對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的定位，以澄清他與蒲魯東在這些重要問題上的分歧。可以試想這位一直以革命者自居、馬克思最初本想邀請擔任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駐巴黎通訊員的蒲魯東，最終把經濟改革視為高于政治革命的目標，把同化資產階級、緩和階級矛盾視為社會發展的首要任務，他的這一思想如果沒有及時理清，其消極影響不可想象。馬克思認識到階級對抗成為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實踐意義上，“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必然意味著新社會的建立”，實踐中最強大的武器，或言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生產力就是“革命階級本身”，這與蒲魯東割裂現實聯系，把社會關系視為非現實的人類靈魂的某種訴求是完全不同的。
仔細考察馬克思與蒲魯東對進步的不同理解，不難發現，時代語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時期”（1845-1848）的重要作品。當時的歐洲正面臨著深刻的社會變革，經濟、政治領域的動蕩波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個角落（包括核心地帶與邊緣區域），馬克思與蒲魯東都意識到了這種社會變革所產生的新矛盾，這種深層次的矛盾總的來說就是社會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并沒有進一步消除貧困，而加劇了貧困，形成了一種資本主義發展無法擺脫的歷史性悖論。時代語境與社會局勢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同時帶來了觀點的多樣性。《哲學的貧困》一書所展現出來的進步觀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特別是歐洲的資本主義發生劇烈的時代變革時，馬克思與蒲魯東之間基本立場的完全決裂。對馬克思而言，他在這一時期形成的進步觀標志著“現代歷史的終結與當代歷史的開端”。在1846年5月4日，馬克思寫給蒲魯東的信中，他提到了面對這一新的社會局勢，打破國家邊界，開展統一的工人行動的重要性。蒲魯東并不認同這一做法，他拒絕參加任何暴力革命活動，也不愿意在新成立的工人組織中擔任任何職務。蒲魯東認為，共產主義是他所極力保留的傳統的敵人，他心中的理想社會是通過互助主義（mutalism）重新塑型的和諧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不同的社會層面相互合作，達成一致。
當時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進一步發展呈現出的進步有著不同的體會。他見證了布魯塞爾城市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兩極分化，當時布魯塞爾的上層社會生活極度奢華，而由于英國棉布的大量進口破壞了國家底層支柱產業的結構，大量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村工人涌入城市尋求更多的工作機會，形成城市中最貧窮的階層。1846-1847年連續兩年農業歉收加劇了1847年春的社會暴動。在1848-1949年間，即馬克思撰寫《共產黨宣言》之際，布魯塞爾人口的貧富分化更加嚴重，當時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靠各種形式的救濟度日，在很多貧民區，每70戶居民共用一間洗手間和一口水井。基于對當時社會的切身體會和入微觀察，馬克思得出的結論是社會的進步總是以犧牲大眾的利益為代價的，少數人的幸福永遠是建立在犧牲多數人幸福的基礎上的。也正如此，他在1846年12月寫給安年科夫的信中直截了當地說：“蒲魯東先生一心想調和矛盾，因為完全避開了一個問題：是不是必須把這些矛盾的基礎本身推翻呢？”面對當時歷史語境，蒲魯東基于個人自由意志進行社會改良的做法與馬克思通過社會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綱領之間很明顯是涇渭分明的，二人觀點的不同主要建基在他們對進步的矛盾性與實踐性的不同理解。馬克思讓社會進步的概念擺脫了傳統的哲學建構或觀念建構，摒除了其中唯理性的品格，讓它變成一種觀察和分析社會與歷史進步的尺度概念。進步在馬克思看來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變革的產物，審視進步應在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范疇內進行，因為進步的本質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時期在政治層面的回應，換言之，它是1840年代的時代產物，體現了當時歐洲工人階級政治覺醒的開始。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在論辯中將理論與實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之成為進步觀念的基石，雖然馬克思沒有明確討論“進步”這一概念本身，但在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這一主題的反思。
“進步”對馬克思而言并非呈現為一種連續的線性歷史發展觀。如果說歷史發展遵循某種演進的模式，那么這種模式更像馬克思父輩所沿襲的猶太傳統中的時間觀，即螺旋式下降。歷史的發展過程并不是一味地由進步所主導，馬克思去世后在世界范圍內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便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細讀《共產黨宣言》我們會發現，馬克思并沒有濃墨重彩地描繪人類社會進步所取得的豐功偉績，而是僅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討論進步的動態屬性。資本主義社會憑靠自身的進步取得了反封建的巨大勝利，但這種進步最后又陷入了自身的危機，進步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暗含了資本主義的滅亡，成了資本主義自己的掘墓人。馬克思把進步這個概念放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審視，這樣就擺脫了這個概念中絕對、抽象和單一的弊端。如果說寫作《哲學的貧困》時期的馬克思在涉及“進步”概念的時候，已經開始嘗試通過社會現實和歷史發展的角度思考，并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人的維度，那么晚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構型了一種社會進步或社會發展演進的思想。恩格斯在其晚年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將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概括為“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這一論斷也是馬克思的集大成之作《資本論》的精髓。本文所討論的《哲學的貧困》通常被視為《資本論》理論形成的起點，而兩者就進步觀的問題亦是前后沿襲，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只有當人類的全面發展得到實現，社會的進步才最終得以完成。如前文所述，通常意義上的進步與理性關聯，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主要標注，而馬克思的社會進步觀著眼點不再是工具理性角度的進步，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實踐，換言之，實踐成為馬克思進步觀的核心概念。過度依賴理性，從理性的角度審視社會的發展，會陷入一種脫離人類生存需要的神秘主義；通過引入實踐這一主客結合的因素，實則聚焦了人的需求問題，也就是在回答“通過生產來解決生存”的問題，實踐成為一種連接過去、現代和未來的載體。《資本論》表達了這一意義上的進步觀，即作為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其實質是“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標準關照人類全部的歷史活動和整個的歷史進程”，《資本論》反映和表達了“時代精神的‘精華’……是塑造和引導新的時代精神的‘活的靈魂’”。
三、《哲學的貧困》中“進步觀”的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在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贏得了世界范圍的矚目和認可，建國七十多年來，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表述恐怕不會有太多異議。通過閱讀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特別是其中關于“進步觀”的論述，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審視當今社會的進步，反思進步背后潛在的隱性因素，使之轉化為有利于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
首先，我們不能忽視社會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現實中存在的矛盾性或對峙性，對這些矛盾我們不能視而不見或談虎色變，正如馬克思所言：“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的實質。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任務，就是立即使辯證運動終結。”在肯定社會矛盾辯證地存在的同時，我們不能壓制這些對抗性力量，而是要發揮它們在社會進步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并正確地認識這些矛盾哪些是人民內部矛盾，哪些是階級矛盾，區別對待，區別管理。
其次，社會進步的實踐性并非對經濟發展的單一強調，而是一種囊括社會各個方面的綜合實踐，和諧發展。這一點在文化領域表現得非常突出，也愈發艱難，即在文化層面上，特別是文史哲領域的研究如何體現實踐性，以促進社會進步。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一著作將一個經濟學的問題置入哲學的視野中，其中援引當時不同國家的大量例證，是人文社科領域跨學科研究、實踐性研究的極佳范本。作為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我們需要從中學習這種研究視野和理論胸懷，讓自己的研究在不喪失其根基的前提下，立足現實、服務現實。
第三，對馬克思或蒲魯東，抑或其他思想家而言，進步的概念勢必是一個被賦予人類價值的范疇，換言之，進步觀是一種精神訴求，它彰顯了某一社會精神文明發展的景觀。因此，當整個社會的大環境讓人們不假思考地把進步與經濟發展等同起來的時候，我們需要保持一種建設性的批判態度。此外，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文中所揭示的進步的矛盾性或悖論性所展示的那樣，進步觀點本身具有巨大的接受批判的空間，在這一點上，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已經作出了完美的論述。也就是說，我們在認清進步內涵的同時，不能盲目崇拜技術理性所帶來的單維度進步，馬克思的進步觀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經由不同的思想家亦得到了發展。繼承馬克思思想的遺產，不能忽視馬克思主義在西方世界的發展與實踐。
最后，雖然馬克思撰寫《哲學的貧困》的時代語境與當今有很大的區別，但馬克思對社會進步的思考與關注，值得后世認真學習和反思。我們需要厘清馬克思進步觀發展到今日的新動向：一個是將社會進步簡單地等同于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傾向實則是一種倒退，因為在馬克思以前的法國，這種唯物質論思潮便已經存在了；另一個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悲觀論，他們認為人類進步的歷史實則是一場噩夢，他們竭力將辯證法從肯定性的特征中解放出來，這種悲觀論的頂點便是本雅明的《歷史哲學綱要》。這兩種進步觀的發展都沒有很好地體現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提出的觀點。170多年過去了，重新閱讀馬克思的經典之作《哲學的貧困》仍然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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