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長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農村去，下
鄉組織農民。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
槍桿子與敵人作斗爭，武裝保衛革命。”
話說1927年5月13日，駐守在湖北宜昌的武漢國民政府革命軍第14獨立師師長夏斗寅，在南京方面蔣介石的策動下，勾結四川軍閥楊森，發表《討共通電》，發動了反革命叛亂。
5月17日，夏斗寅率部偷襲武漢，進逼距武昌城南30公里的紙坊車站。
此時武漢國民政府所屬主力部隊，大多已開赴河南前線，與奉軍激戰，無法回援。形勢萬分危急！國民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商議對策。惲代英建議說，組織“農工及學生兩千人，編為義勇隊”，開赴前線討伐夏斗寅。
會議經過討論，決定以武漢警衛團和武漢軍事政治學校的學員為骨干，整編為中央獨立師，由武漢衛戍司令葉挺和黨代表惲代英率領，開赴前線平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到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找到毛澤東，要他組織農講所學員協助獨立師防御。毛澤東欣然應允，說：
“如果能較好較快地鎮壓夏斗寅，湖北大致不會出什么岔子。”
他迅即在農講所學員中選出400余人槍，編入葉挺中央獨立師第2團第3營。
中央獨立師在葉挺和惲代英率領下，很快就平定了夏斗寅的武裝叛亂。
哪知這一波剛過一波又起，按住葫蘆起來瓢。
5月21日晚，駐守在湖南長沙的武漢國民政府革命軍第35軍獨立第33團團長許克祥，在35軍軍長何鍵策劃下，率部下1300多人向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突然發起進攻，收繳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槍支，釋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紳，捕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人士和革命群眾100多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反革命叛亂。
湖南各地反動武裝得知許克祥在長沙已經動手，便紛紛向工農武裝發起進攻。在短短的十幾天時間里，全省被屠殺的工農群眾就有1萬多人。因“21日”在電報中的代日韻目是“馬”字，故而歷史上把從“21日”開始的這一場反革命事變稱為“馬日事變”。
“馬日事變”發生后，陳獨秀主張以武力解決許克祥等反革命武裝。汪精衛卻說這一場反革命叛亂只是一次“軍民沖突”。他還幸災樂禍地譏諷陳獨秀說：
“你們在湖南的10萬大軍還打不過許克祥1個團。”
汪精衛一面聲稱要查辦許克祥，一面又下令查辦工農運動的過火行動。
陳獨秀馬上改變了態度，向黨內發出指示說：目前從政治上考慮，不宜用武力討伐，“百事應由政府解決，不得自由行動。”“農軍不得進攻長沙，湖南問題靜候武漢國民政府解決。”
5月下旬的一天，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委員、國民黨湖北省政府農工廳廳長董必武來向毛澤東緊急求援，請求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增援湖北麻城農民協會。
原來在不久前，從湖北麻城逃往河南光山的一些土豪劣紳和當地地主武裝相勾結，結成反革命同盟，對麻城農民協會進行瘋狂的階級報復，制造了反革命慘案。他們還糾集當地的紅槍會2000余人，圍攻麻城縣城，企圖一舉消滅城里的農民協會和共產黨組織。麻城縣委特別支部派農民自衛軍隊長王樹聲到武昌向董必武匯報。董必武立即召開會議，組織了一個查辦麻城慘案委員會，由王樹聲做向導，趕赴麻城。委員會到達麻城后，組織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和革命群眾，堅守麻城；經過六七天激戰，暫時擊退了敵人。紅槍會眾撤回其北鄉的巢穴，伺機反撲。查案委員會成員回到武昌向董必武作了匯報。董必武感覺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為徹底消滅這一股反革命武裝，便來找毛澤東，向他求援。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黃安縣城南街一個書香世家，1903年考中秀才；1914年赴日留學，加入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上，他作為武漢小組代表與毛澤東初次相識。
毛澤東和董必武緊急磋商后，立即調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中以湖北籍為主的學員300余人，組成學生軍，與湖北省政府警衛團3營一起，前往麻城增援，追剿紅槍會。
5月30日，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以常務委員譚延闿、譚平山、鄧演達、毛澤東、陸沉的名義，發出《全國農協對湘鄂贛三省農協重要訓令》。《訓令》肯定了農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紳的必要性，揭露了蔣介石、許克祥和土豪劣紳反攻倒算的罪行。《訓令》中說：蔣介石、夏斗寅、許克祥等叛變，均反對工農運動，并非工農運動果真有“過火”問題。
《訓令》同時也承認在農運中“上級機關之指導能力，不能與需要相適應，確為不可否認之事實。”《訓令》還分析了湘鄂贛農民運動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數農民有侵犯軍人利益的行為，而這些行為也給土豪劣紳、蔣介石等反動派以制造造謠、挑撥離間的借口。
《訓令》號召各地農民協會，為不使反動派借名滋事，捏詞誣陷，要“嚴密農民協會組織，整肅農民運動的步驟”，注意改良鄉村舊習慣之步驟；開始鄉村建設事業；加緊宣傳工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造成整個的打倒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勢力之森嚴的革命堡壘，以保障已得的革命勝利，力求耕地農有之實現，而達到解放全中國民眾的目的。”
5月31日，全國農協及湖北省農協在漢口普海春飯店宴請太平洋勞動會議代表。毛澤東主持宴會并致歡迎詞，他說：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在過去“只能有空洞之口號，然在今天歡迎會上，已充實了此口號的內在性。”
毛澤東還強調說，中國農民“是革命進程中主要之力量”，無產階級是農民的領導者，中國農民運動“深賴工人運動之影響與指導，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實在無可限量”。
1927年6月1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羅易收到了5月30日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發來的“五月緊急電令”，其主要內容是：1、中國共產黨人要堅決實行土地革命。2、動員2萬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5萬革命群眾，編成幾個新軍，組織一支可靠的軍隊。3、鑒于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些領導正在動搖妥協，應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里去，把國民黨改造成工農專政的政黨。4、組織革命法庭，懲辦與蔣介石保持聯系或唆使士兵殘害工農的軍官。
這個“緊急電令”是否可行呢？據1927年6月武漢國民政府農民部調查，此時湖南有農民協會會員600余萬人，湖北有250萬人，河南有24萬人，陜西有70萬人，廣東有70萬人，江西有38萬人。此外，在四川、福建、山西、廣西、安徽、熱河等省，農協會員也日益增多。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各省特別是兩湖，尚擁有雄厚的群眾基礎，“緊急電令”還是可行的。但一直唯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陳獨秀，在接到“緊急電令”后，卻一反常態，說莫斯科是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拒絕向全黨傳達。鮑羅廷和維經斯基也認為，“緊急電令”一時無法執行。鮑羅廷要陳獨秀立即復電給共產國際，羅易卻以未和政治局商量為由，表示反對，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
6月3日，鄧演達、譚延闿、譚平山、毛澤東、陸沉等人以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委員會的名義，致電國民政府，強烈要求對許克祥的反革命行為必須“命令討伐，肅清亂源”。否則，反革命將“日益兇橫，愈難制止”，革命的前途就要遭受嚴重之打擊。
6月5日，對汪精衛尚抱有幻想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未和任何人商量，竟擅自將國際電報向汪精衛出示，并給了汪精衛一個副本。他認為汪精衛是國民黨領導人中唯一設法與共產黨保持友好關系的人。
汪精衛看到電報，大吃一驚，立即召集心腹，商量對策。接著，汪精衛以反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緊急電令”為借口，在武漢中央政治會議上作出決定：解除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的全部職務，驅逐回國。
后來在6月22日，共產國際以羅易將這份“絕對不能給任何其他人看的電報”的副本交給了汪精衛看而“犯了一個組織性錯誤”為由，決定將其召回莫斯科。
就在6月5日這一天，國民革命軍第5路軍總指揮、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轉向了反動，在江西公開叛變革命。他宣布南昌戒嚴，禁止工農運動，以“禮送”方式，驅逐142名共產黨員和政工干部及國民黨左派人士出江西；同時，搗毀了工會、農會。
6月5日晚，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軍從湖北麻城返回到武漢。
此前，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軍300余人和警衛3營在麻城工農武裝配合下，大舉向反革命武裝和紅槍會反攻，一直打到河南光山縣新集附近，取得了平叛斗爭的重大勝利。
6月6日，學生軍照常上課，同時在毛澤東指導下，和其他學員一起開始了一場捕捉從外省外縣逃來武漢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活動。攜帶巨款潛逃到武漢的湖北松滋縣代理知事、貪官污吏劉樹勛，當了兩個月的知事就搜刮人民血汗幾十萬元。他被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松滋籍學員捕獲后，報經有關部門批準，游街示眾，爾后送給湖北省農民協會處理。
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答復共產國際5月30日“緊急電令”，在漢口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蔡和森、任弼時、譚平山和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等人。
陳獨秀在宣讀國際電令之后說：“電報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共產國際可能不知道，沒有過火行為，反動派的統一戰線不會這么容易形成。”關于吸收新的工農領袖加強國民黨的領導問題，他說：“國民黨的領導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現在我們怎么能改變它呢？”關于由工農組成新的軍隊，陳獨秀也認為有一些困難，他說：“現在我們應當進行談判，同軍閥進行接觸。我們不能同這些將領斷絕往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關于建立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他說：“組建革命法庭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陳獨秀最后表示：“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
譚平山也發言說：“我們不應過高估計莫斯科的電報。”他還說：“本部沒有自己的政策，它服從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他表示：“解決土地問題，這是一項重大任務，完成這一任務需要做充分準備，僅有響亮的口號是不行的。”“如果我們在局勢惡化的情況下還主張解決土地問題，那就更糟糕了。”他還認為：“建議向國民黨輸送新的領導人是對的。現在的國民黨是中央執委會沒有進行革命的膽量。改組國民黨是必要的。”“建立武裝力量非常重要。湖南有30萬起義農民，困難在于如何獲得武器。”
陳獨秀最后“建議在收到莫斯科對中共電報的答復前不采取任何措施。”
6月11日，陳獨秀發表《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一文。他在文章中寫道：
“我們一年余的忍耐遷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殺共產黨的代價！”
陳獨秀對“四一二”大屠殺的悔恨盡管已經遲了，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可惜的是，在“馬日事變”發生后的嚴峻形勢下，另一場更大規模的反革命大屠殺已經悄悄臨近，他卻尚在迷途中，毫無察覺，沒有任何防范措施，大革命豈有不敗之理？
此時，湘鄂贛3省已處于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一大批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人士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而那些幸存下來的從事工運、農運、統一戰線工作的干部，已經無法立足，便逃來武漢或在原地隱蔽起來轉入地下活動。
毛澤東和蔡和森、李立三、郭亮一起，多次接見從湖南逃來的工農干部們，向他們詳細了解“馬日事變”前后的情況。
原來，國民革命軍中的軍官，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湖南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早已激起了他們強烈的反共情緒。早在5月17日，何鍵的心腹余湘三就召集一批反動軍官在小吳門外許克祥的團部開會，決定以武力摧毀工農武裝，由許克祥為指揮，在5月21日晚發動叛亂。不久，湖南省委就接到一些反映，說是長沙駐軍已經在街上堆沙包，顯然是準備巷戰，一定會有突然事變。省委接到情報后，書記夏曦只留下一張紙條，說“我到中央匯報去了”，便不辭而別。省委其他領導人坐在一起開會又開會，討論又討論，拿不出辦法。5月21日白天，他們看到沒有出事，又樂觀起來，照常舉行黨的活動分子大會，說形勢已經好轉了，不過仍然需要應變。可他們又沒有具體措施。當天晚上，中共湖南省委又秘密開會，商量了工農武裝準備就地自衛，散會時已是11點鐘，外面突然槍聲大作，除了領導人轉移之外，各種應變措施都來不及采取。許克祥率領1300名叛軍向湖南省黨部、省市總工會、農民自衛軍總部、省黨校、特別法庭和工人糾察隊發起了全面進攻；黃埔軍校三分校內的反動師生也對革命師生開火，實行血腥的清洗。在長沙市內雖然有一千多名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但他們是白天上班，晚上把槍集中鎖起來回家，結果在突然襲擊面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只有幾十個值班人員進行了零星抵抗。一夜之間，許克祥一個團竟然封閉了革命機關70多處，長沙城全部被反動武裝控制。
毛澤東聽了大家的匯報，這才明白，反革命勢力之所以能夠輕易得手，問題就出在黨內，根子在中央，表現在省委。但他不好對這些基層干部明說。就在這時候，他的“上山”思想開始萌發了。據袁任遠回憶說：
“6月中旬，毛澤東在漢口日租界一家旅社里，召集湖南工會、農協干部會議。干部們匯報了革命者被殘害的慘狀，請示未來的行動。毛澤東要求大家說：‘回到原來的崗位，要發動群眾，恢復工作。長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農村去，下鄉組織農民。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槍桿子與敵人作斗爭，武裝保衛革命。’”
在從湖南來的干部當中，有一位名叫何坤，就是本傳第一卷中已經提到的赴法勤工儉學成員何長工，其他的還有蔡協民、程學敏、歐陽健等人。
何坤，湖南華容人，1900年出生，1918年畢業于湖南長沙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去比利時做工；1924年回國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5年在南縣、華容從事學生運動，1926年秋任華容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中共南縣、華容地委常委兼軍事部部長。
蔡協民，又名蔡杰，1901年7月出生于湖南華容一戶農家，幼年讀了11年私塾，1921年考入武昌中華大學預科，后因病輟學回鄉任小學教員；1924年考入長沙湘江中學農村師范部，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0月赴廣州入第5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12月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南縣、華容、安鄉，沅江4縣農民運動特派員，不久任中共華容縣支部書記并兼國民黨華容縣黨部農民部部長。1926年秋組織3000余人農民義勇隊配合北伐軍作戰。
毛澤東對何坤、蔡協民等人說：
“現在革命雖然處于低潮，但是，總會有高潮的到來。實踐證明，高潮時，需要武裝力量；低潮時，更需要武裝力量，而且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你們已經暴露，要改名字，尤其是何坤，反動派已經將你列為‘大暴徒’之一。”
蔡協民笑著說：
“我不改，協民就是農民協會的意思。何坤的‘坤’字，本來就不雅，要改就往‘公’字上改。”
毛澤東一聽就笑了，他想了想說：
“那好嘛，何坤1918年在長辛店做過工，就叫何長工吧！你們兩個人來一個工農聯盟！”
何坤接受了毛澤東的提議，從此就改名叫何長工了。毛澤東安排他去武昌警衛團工作。蔡協民則去了國民革命軍第2方面軍。
6月13日，毛澤東出席由汪精衛主持召開的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會議，譚延闿、孫科等人及從鄭州趕回來的唐生智參加了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馬日事變”后的湖南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以大量的事實駁斥反動派散布的“軍民沖突”的讕言，澄清事實真相。他說：
馬日事變，完全是潛伏在北伐軍隊伍里的反動軍閥策動的叛亂，是許克祥的部隊向湖南省農協進攻，向省農工會襲擊，繳工農的槍，屠殺工農群眾。
毛澤東、蔡和森等人主張以強硬手段對付反革命派，但會議最后仍決定以和平方法解決馬日事變，“不用武力解決湖南問題”。毛澤東對此非常氣憤。
6月13日晚，毛澤東和譚平山、鄧演達等人議決，以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由毛澤東執筆起草一份《全國農協臨字第四號訓令》，號召各級農民協會，一致請求武漢國民政府，明令保護工農組織及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懲辦一切屠殺工農、擾亂北伐后方的反動派；明令懲辦許克祥等叛軍，解散其“救黨委員會”，恢復湖南省農協、省總工會、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驅逐共產黨員及工農領袖；肅清湖北各縣土豪劣紳、逆軍、土匪，鎮壓蔣介石的奸細。“訓令”還號召各省農協，“尤應更加努力，團結農民，嚴密組織，武裝自衛，以反抗土豪劣紳武裝襲擊，而鎮壓一切反動封建勢力之挑撥離間。”
6月15日、17日，《全國農協臨字第四號訓令》刊載于漢口的《國民日報》上。
6月18日，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了畢業典禮。
此時，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們經過3個多月的學習、戰斗，已經鍛煉成為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了。鄧演達在典禮上勉勵他們到農村去，發動群眾，開展農村革命斗爭。毛澤東等人向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全體學員頒發了刻有“農民革命”4個字的銅質五星證章。
這一天，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全國農民協會舉行了“歡送農講所學生畢業會”，爾后，學員們大部分被委任為農民協會特派員，奔赴各地農村。
后來在大革命失敗后，一部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隨同賀龍、葉挺部隊，參加了南昌起義；一部分江西籍的學員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后面將要講到的學員陳慕平回到家鄉井岡山后，擔任了袁文才的秘書，為毛澤東率領的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與袁文才部匯合，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學員戴克敏、劉文蔚、汪奠川等領導湖北黃安、麻城農民起義，對開辟鄂豫皖根據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學員程伯謙協助方志敏開創了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學員李駿領導了江西于都（原雩都，因其北有雩山而得名。1957年因“雩”字生僻，改為于都）暴動，為毛澤東率領紅軍挺進贛南，建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學員劉蘋非在開創湘鄂西根據地的斗爭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再說6月19日，馮玉祥到達徐州與蔣介石會晤，在第一次會談中拒絕了蔣介石要他向武漢進兵消滅“反動勢力”的請求。他認為，寧漢雙方應消除隔閡，集中勢力繼續北伐。
6月21日，馮玉祥與蔣介石第二次會晤，欣然接受了蔣介石要他在軍隊及其管轄的區域內“清黨”的建議，決定與南京政府聯合反共，“禮送”蘇聯顧問和中共黨員出境。革命形勢進一步惡化。
6月下旬，毛澤東送走完了奔赴各地的畢業生，結束了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便立即主動向中共中央提出，鑒于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湖南省委領導成員遭通緝追捕，黨組織陷于癱瘓狀態，應該重新組織湖南省委。他同時也提出請求，自己回湖南去工作。
6月24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重新組織湖南省委，由毛澤東等19人組成新省委，以毛澤東、賀資深、夏明翰、李植、林蔚5人為常委，毛澤東任湖南省委書記。
毛澤東接到命令，立即離開武漢，趕回湖南。
6月25日，蔡和森告假住在毛澤東家里養病，給中共中央常委寫了一封信。他根據湖南的局勢的變化，在信中建議說：
“唐生智回湘后，反動態度既然如此明白，我們坐此靜待人家來處置，直無異于魚游釜底！”“中央機關應移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即應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
此前，原本曾經主張討伐許克祥的唐生智，已經受命回到了湖南，調查解決“馬日事變”以來的湖南問題。可他到長沙后不幾日，就在余湘三等豪紳政客的慫恿下轉變了立場，悍然反對工農運動。
6月26日，唐生智致電武漢國民政府說：
“工農運動領導失人，橫流潰決，迭呈恐怖，到處抽捐罰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殺害，日言工農商學兵大聯合，則日事拆散聯合戰線，提倡階級斗爭，務使各不相容。”
唐生智明令取消工農團體，停辦中等以上學校，取締“二五減租”，公開反對共產黨，默認長沙市公安局逮捕共產黨員數十名，殺害5人；并企圖加害毛澤東。
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湖南新省委毅然舉起了反對唐生智的旗幟。毛澤東親自主持制訂了一份《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計劃》，提出了一系列挽救革命的方針和行動綱領：
第一，恢復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系，恢復各地黨的組織，加強支部建設，洗刷動搖分子。第二，恢復省總工會和各級工會，酌情進行一些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第三，恢復省農協及各級農協，宣傳土地革命的意義，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毛澤東在《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計劃》中著重提出了保存工農武裝的形式：
1、工農武裝已不能公開存在，要設法在下面3個形式之下保存武裝。第一編成合法的挨戶團；次之則上山；再次之則將槍支分散埋于土中。2、工農要用種種方法取得武器（如奪取潰軍、團防的槍支或集資購買槍支），秘密從事武裝訓練。3、設法打入團防局，有組織地投入軍隊。4、利用各派軍閥的沖突，做分化工作，特別要用種種方法破壞唐生智的軍隊。5、有計劃地從事紅槍會運動。從他們“劫富濟貧”的口號與我們“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來看，說明將來他們可作為幫助土地革命的一種力量。他們中間已輸入“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現在要輸入“反帝”、“反軍閥”、“反唐擁農”的口號及通俗的革命學說、革命紀律到他們里面，使之走上真正革命的軌道，而贊助土地革命。6、健全省的軍事部。
欲知毛澤東制訂的工作計劃如何實施，請看下一章便知。
東方翁曰：從夏斗寅叛亂到許克祥“馬日事變”，再到朱培德公然反水，反革命事件接二連三，革命陣營中的禍亂就像瘟疫一樣在蔓延。反革命分子紛紛投入到蔣介石的南京陣營里，武漢國民政府已經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了。此時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發來的“五月緊急電令”，仍不失為一劑去疾之方，如果照此辦理，尚可一搏。奈何陳獨秀抵制在先，羅易泄密在后，他們將階級異己汪精衛當作良友，豈不是蠢之又蠢！如果說“緊急電令”是汪精衛發動反革命叛變的借口，倒不如說它是“七一五”大屠殺的催化劑更確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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