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是何新先生的忠實粉絲，但他最近的文章，讓我好好見識了什么叫做“屁股決定腦袋”。何新先生認為，“重彈“階級斗爭”、“專政”老調將撕裂社會，會葬送改革開放”，他絕口不提，就是因為“不爭論”——更不提階級斗爭，才葬送了無產階級專政。
專政二字，總讓人聯想起軍隊、警察、監獄等等國家暴力機構，何新先生也總愛把專政二字往這塊扯。但是，何新先生博古通今，豈不知西方資產階級專政，就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軍隊、警察、監獄，而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選舉和代議體制、媒體和輿論工具、文化生產工業（教育、宗教、廣告等等），是所有這一切組成的體系在維持著該體制的合法性？
同樣地，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僅僅意味著血腥的暴力工具，而主要是利益代表機制、內部矛盾解決機制和文化思想再生產機制。沒有人民內部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集會結社、游行、罷工的權利等等，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名不符實，而只能算是一種幼小的、有待成熟的無產階級“攝政”。而這種不成熟、不穩定的“攝政”，隨時都可能被篡位、被顛覆，變成專人民的政，而同時蒙蔽人民于黑暗之中。
何新先生所念念不忘的文革的黑暗，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文革后傷痕文學盛行，不但知識精英，就連官僚精英也把自己描述成造反運動的受害者，何先生是邏輯學大師，您覺得這符合邏輯嗎？即使在文革高潮期間，造反派的組織資源和政治經驗、政治決心都遠遜官僚精英，唯一所持者，無非是毛的支持這一政治資源。所以前期，在毛接見紅衛兵以示支持之后，官僚精英確實吃了點小虧。當權派先是措手不及，爾后以放棄領導的手段威脅之，這種消極的對抗自然不會難倒左派群眾。群眾證明自己沒有了精英也能夠當好家。但是，官僚精英畢竟積累了兩千年的管治經驗，他們以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轉移斗爭方向，把“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形式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證明自己最左、最忠于毛，從而爭奪到話語權，最終令造反派的唯一的政治資源也喪失殆盡。當然，這并不會妨礙他們在文革后把左的帽子扣到左派頭上。很多思維流于表象的后人，往往驚訝于當時的瘋狂，卻看不到瘋狂背后冰冷冷的計算。
到了文革后期，左派即受到清算（如追查“五一六”）。加上在后來的查“三種人”，在當權派與造反派的較量中，造反派的損失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為什么會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根本原因是沒有充分的人民民主。凡是在大多數地方人民沒有組織起來的地方，群眾受到的鎮壓就多一些。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無產階級被架空了，只有專政是真格的。毛批“水滸”，說宋江架空晃蓋，真意即在于此。
對毛來說，在人民內部實行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廣泛民主，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之外的東西，而應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關鍵組成部分。毛說過，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專政是群眾的專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辦法。政府只能根據群眾的要求和協助，捉極少數的人。
據《王力反思錄》，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的1967年8月4日毛給江青的信中說：“現在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就是群眾專政”。這里，他主要強調的是和走資派的斗爭，“如果不實行群眾專政的話，就是走資派來專了群眾的政”。不管毛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但他的原則很明確：專政是群眾的專政，而不是專群眾的政。
廣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清理不能解決問題，甚至會走向反面。隋文帝、朱元璋嚴厲打擊貪官污吏不但受到了許多人罵，也沒有真正解決問題，隋朝還走向反面而滅亡。朱元璋對貪官剝皮實草，結果有明貪腐之風史上最烈。毛搞“整風”、“四清”，結果沒觸動走資派，反而被走資派整倒了一批左派。很簡單，黨內的無產階級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走資派，既然作為當權派自然有權，就會打著你的四清旗號整無產階級，整好的干部和廣大的工農群眾。要解決問題還是要靠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大民主，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發社會的黑暗面。這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真義。何新先生實際上只痛心于改革開放被“葬送”（即使還沒有成為現實），對底層受到赤裸裸的專政倒是無動于衷的，那么他的貌似不偏不倚，也只不過是拉偏架而已。（百韜網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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