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
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
話說在1920年10月間，毛澤東接到了陳獨秀、李達從上海寄給他的一封信和若干份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以及陳獨秀和李漢俊創辦的《勞動界》，還有在上海正式出版的《共產黨宣言》。陳獨秀、李達在信中通報了他們在上海建立共產主義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情況，要求毛澤東在湖南也建立同樣的共產主義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
原來早在1920年8月間，陳獨秀在上海與李達、李漢俊、俞秀松、陳望道、沈定一、楊明齋、施存統等人共同發起建立了一個共產主義組織。不久，邵力子、沈雁冰（即茅盾）、李啟漢、沈澤民（沈雁冰的弟弟）、林伯渠、李中、袁振英等人也加入了這個共產主義組織。它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
林伯渠，原名祖涵，字邃園，號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臨澧縣。1904年春，他被師范學校選送留學到日本東京弘文學校；1905年8月在東京加入同盟會。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他憤而歸國，1906年在長沙振楚學堂教學并在西路公學任職約1年，1907年被派往東三省聯絡綠林，從事秘密反清活動，黃花崗起義失敗后，回湘參加反袁獨立活動，后被袁世凱通緝，1913年5月逃亡日本，加入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回國后曾任湖南省署秘書兼總務科長、政務廳長等職。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林伯渠參加了護法戰爭，擔任湖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參議，1920年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
在10月份，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指導下，又建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據李達回憶說，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建立后，“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系，”邀約各地共產主義者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們決定：“在湖南由毛澤東同志負責”。
就在這10月間，北京的李大釗和張申府、張國燾等人在他北大的辦公室里建立了共產主義組織。后來在11月間，高君宇、鄧中夏等人在李大釗的指導下，也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再說毛澤東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委托和影響下，與何叔衡等人立即著手籌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們首先在湖南第一師范、商業專門學校、第一中學的進步學生中尋找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的對象。毛澤東還將周世釗邀至文化書社，拿出陳獨秀、李達的來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給周世釗看，并要他也積極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就在這個時候，湖南教育會舉辦了一個“學術講演會”，邀請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張東蓀等人及英國資產階級哲學家羅素來長沙講演。長沙《大公報》為了報道這次講演活動，特邀毛澤東到場作了記錄。
據《大公報》記載：毛澤東記錄的蔡元培的講演稿共有兩篇，一篇是《對于學生的希望》，一篇是在周南女校講的《美術的價值》。毛澤東還為《美術的價值》寫了一段“記者按”，他寫道：
“蔡先生的話，有好些聽不清楚。此篇所記，只其大略。開首兩段，是周世釗先生記出交我的。”
羅素在演說中儼然以社會主義者自居，可他又公然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俄國革命。他說，為了避免引起階級之間不必要的沖突，我們應當放棄階級斗爭。他主張用教育手段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羅素的言論在新民學會會員間引起了強烈反響，到底是按照列寧黨的榜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還是按照羅素的主張建立一個改良黨？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還是走改良主義的道路？這兩個問題成了大家討論的重要話題。
10月22日，文化書社召開第一次議事會議，所有投資人全部應邀到會。
會議首先通報了書社開辦以來的營業狀況：因為資金嚴重不足，致使營業范圍一直很小，經營的書目只有164種，雜志45種，日報3種，都是隨進隨銷，遠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會議推舉已從商業專門學校畢業的易禮容為書社經理，推舉毛澤東為“特別交涉員”。
后來在1920年11月6日至11日，《湖南通俗報》刊登了毛澤東起草的《文化書社第一次營業報告》，《報告》中寫道：
“依照《文化書社組織大綱》第七條：‘本社營業公開，每月將營業情形宣告一次’。今將籌備及臨時營業期內關于本社經過一切情形，擇要報告于次：（一）發起及籌備之情形 本社發起于本年7月內，發起人鑒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須研究，而研究必須有良好材料，則新出版物之介紹機關，必不可少，遂相與共謀書社之發起。8月2日，假楚怡學校開成立會，議決組織大綱8條，推定易禮容君、彭璜君、毛澤東君3人為籌備員，其職務為籌備書社成立，起草議事會細則及營業細則。關于‘籌備成立’一節，可分下列3項：
１、房屋 初擬在長治路及省教育會等適中地點覓定，倉卒不就，始從湘雅醫學校賃定潮宗街門牌第56號湘雅舊址房屋之一部，于8月20日由發起人趙運文君介紹，訂定租約。
２、資本 本社既為公共組織，出資作為公產，亦無利息，則股本收入，事勢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互相了解之人為限。從8月2號成立會起到10月22號第一次議事會止，投資者有姜濟寰、左學謙、朱矯、楊績蓀、方維夏、易培基、王邦模、毛澤東、朱劍凡、匡日休、熊夢非、何叔衡、吳毓珍、易禮容、林韻源、周世釗、陶毅（陶斯詠名毅——筆者注）、陳書農、郭開第、彭璜、鄒蘊真、趙運文、潘實岑、熊楚雄、劉馭皆等27人，共收銀519元。
３、與外埠交涉 除各雜志社外，正式約定與本社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東圖書局，亞東圖書館，中華書局，群益書社，時事新報館，新青年社，北京大學出版部，新潮社，學術講演會，晨報社，武昌利群書社等11處。因經李石岑、左舜生、陳獨秀、趙南公、李大釗、惲代英諸君為信用介紹，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時交易，多須現款，本社為穩固信用起見，亦不愿向人賒欠，因此本錢太少，周轉頗難。往返商訂，經時一月之久。至9月9號，書報雜志陸續到社，即于是日開始營業。三籌備員中推易禮容君為臨時經理，進行一切，并約定羅宗翰君為本社駐京總代表，毛飛君為本社駐滬總代表。”
此后，毛澤東為擴大營業范圍，千方百計籌集資金。楊開慧為支持毛澤東創辦書社，也動員母親慨然獻出了父親去世后北大師生們的捐贈。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文化書社的資金由500多元，到1921年春季已經擴充到了1000多元。
在這期間，陳獨秀大力支持毛澤東的工作，他在上海亞東圖書局為文化書社作了300元的營業額往來擔保。毛澤東曾親自拿著陳獨秀的保單到亞東圖書局聯系購書。
文化書社與省外發生業務往來的單位已經發展到了六七十處，其中與利群書社的聯系最為密切。利群書社在惲代英安排下，供應文化書社許多書報。惲代英還應文化書社邀請，與利群書社成員廖煥星先后來到湖南長沙和衡陽，與毛澤東等人交流開辦書社的經驗。
文化書社一方面出售進步書刊，一方面為那些無錢購買書報的人提供閱讀機會。盡管書社的房屋不是很大，毛澤東還是想方設法擠出一個地方設立了書報閱覽處，陳列著各種書籍報刊，供人們閱覽。
他為了擴大文化書社書報銷售量，聘任了一批推銷員，在長沙市內的第一師范、第一師范附小、湘雅、楚怡、修業等學校設立了販賣部，還在平江、瀏西、寶慶、衡陽、寧鄉、武岡、溆浦7個地方設立了文化書社分社。
瀏西分社就是毛澤東在1920年11月10日派陳昌去設立的。陳昌把分社設在瀏陽西鄉金江高等小學內，他不僅推銷總社發行的各種進步書刊，還自刻自印書刊上的好文章，廣泛散發。毛澤東為支持他的工作，特意送了他一副梨木刻板。
毛澤東在宣傳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在各類報紙上刊登“介紹新著”、“通告好學諸君”之類的廣告，二是印制宣傳單，夾在書刊里讓讀者閱讀和傳播。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就夾有毛澤東執筆起草的以“文化書社同人”落款的《文化書社敬告買這本書的先生》和《讀書會的商榷》兩個傳單。
他在《文化書社敬告買這本書的先生》中寫道：
“先生買了這一本書去，于先生的思想進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響，這是我們要向先生道賀的。倘若先生看完了這本書之后，因著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買幾本書看——到這時候，就請先生再到我們社里來買，或者通信來買，我們預備著歡迎先生哩！”
他在《讀書會的商榷》中寫道：
“近來有許多人提倡‘讀書會’，我們覺得這個辦法實在很好，其好處有三：
1、一個人買書看，出1元錢只看得1元錢的書。若合5個人乃至10個人組織一個讀書會買書看，每人出1元錢便可以看得10元錢的書，經濟上的支出很少，學問上的收入很多。
2、中國人的‘關門研究法’，各人關上各人的大門躲著研究，絕不交換，絕不批評，絕不糾正，實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來的朋友組織一個小小讀書會，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這本書，一定有很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問，或好多的新發明，兀自想要發表出來，或辨明起來，有了一個小小的讀書會，就有了發表和辨明的機會了。
3、報是人人要看的東西，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現在學校里的學生諸君，也有好多不看報的，是因為學校不能買很多報，報的份數太少的緣故。最好是每班組織一個讀書會，每月每人隨便出幾角錢，合攏起來錢就不少。除開買書之外便可多訂幾份報，至少也可以訂一種。這樣，便立刻變成不出門知天下的‘秀才’了，豈不很好。
上列的好處，如你先生覺得還不錯，‘讀書會’這東西，何妨就從你先生組織起呢？若要辦新出版新思想的書、報、雜志，則敝社應有盡有，倘承采索，不勝歡迎。”
毛澤東在經營上也與傳統的經營理念、經營方法不同，他為文化書社制訂了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實行會務民主，經濟公開；賬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每半年印制一份《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發給全體社員，公開營業情況；并將《社務報告》刊登在報刊上，昭示于世人，擴大社會影響。
他在1921年4月的《社務報告》（第二期）中寫道：
“中國人營業，總是秘密主義，除開他窩子里的人以外，誰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這種秘密主義，實在是一種罪過。一個人光明正大做事，為什么不能將底子宣傳出來呢？文化書社是一個社會公有的機關，并不是私人營利，我們為避免這種罪過，乃反秘密而采徹底的公開，將社里一切情形，徹底宣傳于社員以外。”
毛澤東獨特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方法，使文化書社在社會上贏得了很高的聲譽。書社作為重點推銷的全國各地出版的新書報刊尤其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主編的刊物以及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很快便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尤其是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主編的向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讀物《勞動界》，更是深受工人群體的歡迎。
據《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第二期）記載，僅僅在7個月內，《杜威五大講演》、《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現代教育之趨勢》、《社會與教育》、《新俄國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實驗主義》、《蔡元培言行錄》、《新潮》、《勞動界》、《新青年》、《新生活》、《少年中國》這一類書刊，就銷售了少則100本，多至5000本左右。
這時候，毛澤東鑒于文化書社只是經銷書刊報紙而沒有自己的出版物，又在《社務報告》（第二期）中提出了一個進一步擴展文化書社的計劃：組織一個“編譯社”和一個“印刷局”，使編譯、印刷與“發行”連為一貫。他在計劃中說：“這樣非多邀同志和多籌款不可，因此，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們一筆大一點的款子。”
毛澤東為了籌足這筆款子，在武昌利群書社成功地辦起了半工半讀的利群毛巾廠后，也在文化書社辦起了一個織布廠。他請惲代英派利群毛巾廠的人來幫助他們。惲代英很快便讓林育英來到了長沙，協助文化書社辦廠。毛澤東由此結識了林育英。
毛澤東在大力擴展文化書社業務的同時，還把文化書社當做長沙新民學會會員活動的場所以及同國內外會員通信、同省外的馬克思主義者進行聯絡的聯絡點，這里也是他進行建黨建團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后來隨著建黨建團活動日益頻繁，他逐漸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對文化書社的管理就越來越少了。筆者不得不在此交代清楚。
文化書社從1920年9月開始營業，到1927年馬日事變以后被許克祥查封，歷時近7年之久。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文化書社成了黨的秘密聯絡機關，為湖南黨組織周轉革命活動經費，為黨培養了一大批革命干部。由于社務日益發展的需要，1922年社址遷到了貢院西街，1926年又遷到了水風井。7年間，文化書社大力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宣傳馬克思主義，使湖南成為當時銷售新書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報十周年紀念特刊》中曾有這樣的記載：文化書社“專以介紹新文化書籍為務”；“全國新文化書籍銷行多者，首推湖南和四川”；“銷行新出版物最力者為文化書社”。
再說在1920年11月初，毛澤東與何叔衡、蕭錚、彭璜、陳子博、賀民范共6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秘密創建了湖南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毛澤東一直注重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開展工人運動。如上所述，他與何叔衡等人除了利用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擴大宣傳新思想、宣傳馬克思主義外，并開始注意將馬克思主義灌輸到工人群眾中去。
1920年秋，毛澤東利用擔任第一師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條件，開辦了一所工人夜校，除了教學員們學習文化，重點是向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對工人群眾實行啟蒙教育。他還親自給工人們上課，教學方法既簡明又形象。他先在黑板上寫一個“工”字，然后解釋道：
“上邊的一條橫線是‘天’，下邊一條橫線是‘地’，中間的豎線是代表我們工人階級自己，工人站在地上，頂天立地，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
接著，他在“工”字下面寫一個“人”字，與“工”字連接起來，成了一個“天”字。他說：
“大家不是講‘天’最大嗎？你們看，‘工’、‘人’兩個字連到一起，不就是一個‘天’字嗎？工人不是沒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只要我們大家團結起來，力量就會像天一樣大！”
毛澤東還利用和《大公報》主筆龍兼公、張平子的關系，經常向《大公報》推薦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稿。《大公報》先后刊登了李大釗的《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中俄通訊社發的《布爾什維克略史》、《共產黨》月刊第一號《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及《勞農制度研究》等重要文章。
11月7日，毛澤東等人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和長沙的工人群眾、各類學校學生舉行了一次游行活動，熱烈慶祝俄國十月革命3周年。
此后，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一項重要工作。毛澤東為此花費了不少精力，做了大量工作。
11月17日，張文亮接到了毛澤東給他的一封信和10份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毛澤東在信中約張文亮于星期日上午去見他，并在信中委托張文亮在一師同學中“尋覓真同志”。
11月21日，毛澤東在通俗報館會見了張文亮。他告訴張文亮說，他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囑咐張文亮在發展青年團員時，宜注意尋找“真同志”，寧可從緩，不宜急進。
11月23日，黃愛、龐人銓在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人的支持和幫助下，在長沙成立了一個勞工團體——湖南勞工會。
黃愛，字正品，1897年出生于湖南常德，1913年入湖南甲種工業學校學習機械專業，畢業后曾到工廠工作過，對工人群眾的疾苦極為了解。1918年他又考入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成績優良。1919年，他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擔任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編輯，還參加了天津學聯執行部的工作，曾先后兩次代表天津學聯到北京請愿，同封建軍閥政府作了堅決斗爭，為此兩次被捕入獄；1919年9月，周恩來在天津組織“覺悟社”，黃愛成為“覺悟社”的社友；1920年他被學校開除學籍，隨后便回到湖南從事工人運動。
龐人銓，字受淳，湖南湘潭人。他是黃愛的同學，1917年畢業于湖南甲種工業學校染織科，后來在“湘潭織布廠”工作。五四運動時期，他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驅張”斗爭。
黃愛、龐人銓對軍閥統治下的工人群眾極為同情；他們認為把工人組織起來，提高工人覺悟，是改善工人生存現狀的唯一方法。為此，黃愛、龐人銓為湖南勞工會規定了三大任務：一是維護勞工的利益；二是促成祖國的統一；三是維護民族的尊嚴。但由于黃愛、龐人銓受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甚深，他們主張的是極端的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紀律，不要領袖。他們提出要廢除一切帶有強制性的制度，平均財富，一切平等。為此，毛澤東多次找黃愛、龐人銓談心，首先熱情贊揚了他們反抗資本家和軍閥的勇敢斗爭精神，同時又對他們沒有嚴密的組織，只作經濟斗爭，沒有遠大的政治目標，進行了批評。
就在這11月間，湖南政壇又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樣出身于湖南的軍閥趙恒惕，借故驅逐了譚延闿，被廣東軍政府任命為湘軍總司令，掌握了湖南省軍政大權。
本傳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等人在湖南自治運動中向譚延闿提交的《請愿書》，目的是要在斯時斯地“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是對付‘目前環境’最經濟最有效的一種手段”，實際上是一種權宜之計，然而還是被譚延闿斷然拒絕了。如今軍閥依然是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在這樣的政局下，毛澤東不得不一方面主持共產主義小組工作，積極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方面在思想上痛苦的“省察自己”。
11月25、26日，他在兩天時間里接連給向警予、歐陽澤、羅章龍、李思安、張國基、羅學瓚等人寫了7封信，總結湖南自治運動失敗的教訓。他在11月25日給向警予的信中寫道：
警予姊：
來信久到，未能即復，幸諒！湘事去冬在滬，姊曾慷慨論之。一年以來，弟和蔭柏（指彭璜——筆者注）等也曾間接為力，但無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啟，多數之湘人，猶在睡夢。號稱有知識之人，又絕無理想計劃。弟和蔭柏等主張湖南自立為國，務與不進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勢不同之南方各省離異，打破空洞無組織的大中國，直接與世界有覺悟之民族攜手，而知者絕少。自治問題發生，空氣至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說出，聲勢稍振。而多數人莫名其妙，甚或大驚小怪，詫為奇離。湖南人腦筋不清晰，無理想，無遠計，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教育系我職業，頓湘兩年，業已決計。惟辦事則不能求學，于自身犧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絕少進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頌進步！
健豪伯母及咸熙姊同此問好。
弟 澤東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民國紀年——筆者注）
毛澤東在11月25日致歐陽澤的信中說：
采取潛在的態度，“這是新民學會一個好現象，可大可久的事業，其基礎即筑在這種‘潛在的態度’之上。”
毛澤東反對那種招搖過市徒務虛名的做法，他說如果那樣就“像沒有經驗的商店，貨還沒有辦好，招牌早已高掛了，廣告早已四出了，結果離不開失敗，離不開一個‘倒’字。”
他還說：
“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聯絡砥礪，以道義為中心，互相勸勉諒解，使人人如親生的兄弟姊妹一樣。然后進而聯絡全中國的同志，進而聯絡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謀解決人類各種問題。”
毛澤東在11月25日寫給北京的羅章龍的信中說：
“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所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學會，不可陡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他在給李思安的信中寫道：
欽文姊：
你這信我8月里就接到了。后來還接到你在星加坡（即新加坡——筆者注）寄來的一封長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沒有即答，想能原諒我罷。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須有一些志士從事實際的改造，你莫以為是幾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偉人雖沒有十分鞏固，小偉人（政客）卻很鞏固了。我想對付他們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們，由我們另想辦法，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劃。實力養成了，效果自然會見，倒不必和他們爭一日的長短。你以為然么？你事務諒是忙的，我勸你總要有時間看一點新書報。并且希望你能夠繼續省察自己，能夠知道自己的短處。你前信囑轉集虛（即蔣竹如），已轉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狀。
弟 澤東 11月25日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精密的計劃”是什么呢？他在這個月編寫《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二集時，在易禮容寫給他和彭璜的信的后面，批上了一段文字，他認為新民學會今后進行的方法，應分這樣幾種：
“一是專門從事學術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學者。”“一是從事于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定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無論從事何種工作，“惟千萬不要沾染舊社會習氣，尤其不要忘記我們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計劃。”
毛澤東在11月26日給羅學瓚的回信中寫道：
“兄7月14日的信，所論各節，透徹之至。”
原來羅學瓚在從法國寄給毛澤東的信中說，“你們前回寫給子升和我的信，都收到了。你說要在長沙預備兩年，要把古今中外學術弄個大綱出來，做出洋求學的準備，我很贊成。我現在覺得太無科學基礎的人出洋，沒有多少好益處；求不到學術，常自覺抱愧，你可努力去做。”羅學瓚還在信中說：中國人普遍存在著四種錯誤：“感情用事。”“無普遍地觀察，總是拿一部分推斷全體。”“無因果的觀察，總是拿一時現象，推斷全局。”“不觀察對象的事實，每以主觀所有去籠罩一切。”
毛澤東對羅學瓚所說的中國人的四種錯誤，認為是“說得最透徹”的。他在回信中不無幽默地寫道：
“安得將你的話印刷四萬萬張，遍中國每人給一張就好。”
回信中還提到了在浦口曾經借給他10元錢的李中，他寫道：
“我現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聲澥勸我入工廠，我頗心動。李君以一師范學生在江南造船廠打鐵，居然一兩月后，打鐵的工作樣樣如意。由沒有工錢以漸得到每月12元。他現寓上海法租界漁陽里2號，幫助陳仲甫先生組織機器工會。”
毛澤東在信中提及婚姻，他說“以資本主義做基礎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絕對要不得的事。”他還說，凡在這種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個“強奸團”。
最后，毛澤東誠摯地寫道：
“你如不贊成我的意見，便將你的反對意見寫出。”
他在給新民學會會員的信中也說到了教育界，他說：“希望至今現存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盡。”
毛澤東還說過：“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他需要休息一下。于是他出游到了外地。在江西萍鄉，毛澤東初步調查了解到安源工人的生活狀況，第一次注意到安源路礦是一塊兒進行革命活動的“未開墾的處女地”。
也就在此時，毛澤東陸續收到了蔡和森和蕭子升從法國寄來的兩封長信。他們在信中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引起了毛澤東高度重視。
原來早在1919年底，蔡和森到法國后為補習法文，收集了約百余種小冊子，夜以繼日地“猛看猛譯”，精心研究馬克思主義，經過大半年的時間，就將世界大勢、各派社會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情況基本弄清楚了。1920年7月6日至10日，留法新民學會會員在蒙達尼公學的教室里集會，蔡和森、向警予、陳紹休、蕭子暲、張昆弟、羅學瓚、蔡暢、李維漢、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歐陽澤、蕭子升13人全部到會。他們提出并確定了新民學會的宗旨：“改造中國與世界”。
在討論如何進行“改造中國與世界”時，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主張在中國組織共產黨，走俄國式的革命道路，采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改造中國社會。蔡和森指著墻上由向警予抄寫的《共產黨宣言》，一句一句地向大家解釋，并對中國國情進行了分析，說明了他們的觀點。而蕭子升等人在發言中則主張用“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以工會合作社為實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于無政府——無強權——蒲魯東式之新式革命。”
這樣，以蔡和森為首的一些人和以蕭子升為首的一些人，形成了兩種不同意見。蔡和森再次發言，詳細講述世界大勢，闡述其主張激烈革命的必要性。蕭子升和與會的其他會員們又紛紛發表意見，一時間爭執不下。最后，大家相約，將自己的觀點再行研究，并把這個問題寫信報告給毛澤東，以征求國內會員們的意見。于是蔡和森和蕭子升就分別給毛澤東寫了信，各自陳述各自的觀點。
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先后給毛澤東寫了兩封長信。他在8月13日的信中寫道：
“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的“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制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以政權來改建社會經濟制度。故階級戰爭質言之就是政治戰爭，就是把中產階級那架機器打破，而建設無產階級那架機器——蘇維埃。”
蔡和森還說，無產階級革命后不得不專政的理由有二，一是“無政權不能集產不能使產業社會有。換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經濟制度。”二是“無政權不能保護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階級倒而復起，革命將等于零。”因此，他得出結論說：
“我以為現世界不能行無政府主義，因為現世界顯然有兩個對抗的階級存在，打倒有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專政），非以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專政）壓不住反動，俄國就是個證明。所以，我對于中國未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
蔡和森認為，要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首先要建立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他說：
黨、工團、合作社和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四種利器。”“我以為要先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它，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但是，宜急宜緩呢？我以為現在就要準備。”“我意中國于兩年內須成立一主義明確、方法得當和俄一致的黨。”“我愿你準備做俄國的十月革命。”
由于路途遙遠，蔡和森和蕭子升的信沒有及時送到毛澤東手里。毛澤東大約是在11月底才看到兩位好友的來信的。他十分高興，仔細地研究了蔡和森和蕭子升等人的意見。
本傳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早已從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中意識到了建立一個列寧式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重要性，所以他認為赴法會員們爭論的問題，很有必要在新民學會會員中間進行廣泛討論。
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在給蔡和森、蕭子升及其他新民學會會員的復信中寫道：
和森兄、子升兄并轉在法諸會友：
弟于學會前途，抱有極大的希望。因之也略有一點計劃，久想草具計劃書提出于會友之前，以資商榷……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正與我平日的主張相合，并且，我料到是與多數會友的主張相合的。
毛澤東在信中還說，他認為這個方針是世界主義的，“這種四海同胞主義，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
關于這一點，他特別提到了正在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朝鮮人民，他說：
“幫助朝鮮獨立……都是很要緊。”
關于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他對蔡和森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而不同意蕭子升等人所主張的實行“溫和的革命”及以教育為工具的方法。他寫道：
“羅素在長沙演說，意與子升及和笙（李維漢，字和笙——筆者注）同。主張共產主義，但反對勞農專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可不至妨礙自由，興起戰爭，革命流血。”
毛澤東說，羅素講演后，他和長沙的學會會員有極詳細的辯論，他認為羅素的主張“事實上做不到。”因為，“教育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三要有機關。現在世界錢盡在資本家的手里，主持教育的人盡是一些資本家或資本家的奴隸，現在世界的學校及報館兩種最重要的教育機關，又盡在資本家的掌握中。總而言之，現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教育。”“資本家久握教育權，大鼓吹其資本主義。”
“章太炎在長沙演說，勸大家讀歷史，謂袁段失敗均系不讀歷史之故。我謂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沖動的事，智慧指導沖動，只能于相當范圍有效力，一出范圍，沖動便將智慧壓倒勇猛前進，必要到遇了比沖動前進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將它打回。有幾句俗話：‘人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山望見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均可以證明這個道理。以上從心理上及歷史上看，可見資本主義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層理由。”
“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論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用，單要采取這個恐怖的方法。”
“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達共產目的”是不行的。
“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民主）主義，依我現在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我以為我們七十幾個會員，要以至誠懇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隨時聯絡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攜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農工商，只要他心意誠懇，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勉之益，無不可與之聯絡，結為同心。”
“我覺得創造特別環境，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大業，斷不是少數人可以包辦的，希望我們七十幾個人，人人注意及此。”
這正是：毛蔡傳書剖雄心，朋友論道是非分。
它山之石辨良莠，借來薪火化昆侖。
欲知毛澤東下一步如何處理新民學會內部的爭論，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創辦文化書社時撰寫的兩則“廣告”：《文化書社敬告買這本書的先生》和《讀書會的商榷》，是何等的好啊！現代的求知青年和學寫文章的人不可不讀。而他在《社務報告》里所說的另一段話也非常精彩：“中國人營業，總是秘密主義，除開他窩子里的人以外，誰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這種秘密主義，實在是一種罪過。一個人光明正大做事，為什么不能將底子宣傳出來呢？文化書社是一個社會公有的機關，并不是私人營利，我們為避免這種罪過，乃反秘密而采徹底的公開，將社里一切情形，徹底宣傳于社員以外。”以上這些話，清晰而又深刻地勾畫出了投機商人那奸詐的嘴臉，同時又提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經營理念。現代的經商者，不可不讀。人們常說“無商不奸”，的確是在爾虞我詐的社會中出現的一種丑陋現象，而時至今日人們還在崇尚、保護所謂的“商業秘密”，并把它寫在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律法規里，又足見其根深蒂固，死性不改。可以說，毛澤東作為一位杰出的企業家，成功地開創文化書社的商業實踐，早已證明，以誠信示人未必不是一種大商業的成功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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