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反動派的自我宣傳中，“新聞自由”是他們最常賣的一張膏藥。譬如新近發表的對華白皮書，艾奇遜在序言里便說：“我們制度的固有力量，是政府對于有識見又如批評的輿論之感應性”。拆開膏藥皮，細看這“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的內幕，假如納粹新聞統治者哥培爾之流復活，也定會自愧不如。因為納粹當年的控制輿論是用一只政治鐵手，遮住人的嘴巴。而今天的美國資本家反動集團，卻是藏在幕后，用一條不易看見的經濟細線，拴住輿論界的咽喉，效果更大，而手法是高明多了。
本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真正的屬于人民大眾的新聞自由，先天上已經決定，不可能存在。這里所談的，是原有的一點有限的自由，在美國統治者逐漸法西斯化的今天，也迅速地被縮減消滅。在美國，討論或吹噓“新聞自由”的小冊子及厚書本，數目很多。綜合要義，不外三點：第一是說在他們的“民主制度”下，任何人要出版報紙刊物，不必要得到政府、任何政黨或集團的允許；第二是說一切報刊，有收集、傳遞及發表任何消息言論的自由，事前不受限制檢查；第三是說一切消息言論發表之后，除違反某些普遍法律者外（如毀謗法、郵政法規等），政府不能對發表者加以制裁。真正的屬于人民大眾的新聞自由，并不能用這三點來作定義。這只是美國統治者對他們那一套“新聞自由”的解釋。就依他們的說法逐條來評斷罷，這一張“新聞自由”膏藥，還是假的。
首先，是否滿街的約翰或瑪莉，都可以出版報紙刊物，說自己心里想說的話？舉例來說，美國銷路最大的報，是一張小型的“紐約每日新聞”，平日發行約二百五十萬份，禮拜天約四百七十五萬份。這報在紐約的社址，建筑費便花了一千萬美元。采訪部備有飛機五架，發行部有汽車一百多輛，單攝影記者，就有五十多人。其他在大城市的報紙，也都是很龐大的企業。試想每周掙三四十元的小民，那能夢想辦報紙！就是每月賺幾萬的小資本家，也別侈談出刊物。于是“不需要得到政府，任何政黨或集團允許”的新聞出版自由，便成了資本家們無限制的出版自由，小民們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了。
當然，辦規模較小的報刊，可以到小城或村鎮去。無如許多小地方的報紙，早已被“霍華德系”一類的新聞托辣斯買下，很難與之競爭。就算是辦出來，電稿來源只有聯合社、合眾社、國際新聞社等數家；照片只有愛克米、聯合社等幾個；連特寫副刊，都被金士文聯一類的組織包辦。而這些來源，又都是大企業，大獨占，當然是資本家的喉舌。留給小報本身的活動余地，只有瑪莉生孩子，湯姆討老婆一類的本地新聞了。所以說人人都有新聞出版自由，是賣假膏藥。
其次，是消息言論發表以前，真的不受任何檢查嗎？去年夏天，華盛頓郵報一個年輕的跑教育消息的記者，是一個共產黨員，工作表現很好。那時候，共和民主二黨的競選消息，常占頭條。這位年輕人多寫了幾段華萊士派學生活動的消息。不錯，事前不要送給任何人檢查，但是編輯先生卻沒有登。過幾天，老板找這位記者去問話，首先盛贊他工作起勁，然后說：“你相信共產主義，我相信資本主義，請你走路”。接著，資方把持的新聞從業員工會，通過一個決議，大罵這年輕記者一通，取消他的會籍。這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今天的美國，新聞事業本身，一般都已發展為大企業，老板們多數是反動資本家集團的要角。譬如剛才提到的紐約每日新聞，是由約瑟·伯德遜創辦的。他的堂兄羅勃·麥考密便是中西部規模最大的支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一直是最反動的孤立派領導人物。同時，美京華盛頓最大的報紙時代前鋒報，又是他們一家的伊利娜·伯德遜的產業（注：最近已轉手）。再如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幫兇亨利·魯斯，一手便掌握了銷行極廣的“時代”、“生活”兩大雜志，另外還有一個“幸福”。在這種新聞事業完全為大資本家主有的情形下，一般記者作家，為了飯碗，在寫一字一句之前，得自己好好檢查；編輯先生們，在發一題一文之先，也得謹慎檢查。從這一個意義上推論，說美國新聞事業不受檢查，也是假膏藥。
最后，也是最要緊的一點，就是消息言論發表后的制裁。不錯，攻擊了政府，政府不會來貼封條，得罪了集團，集團不會來打報館。但若開罪了資本家，他們卻能讓你很快關門大吉。此話怎講？譬如紐約時報，算是美國最有權威的報紙，每天出版五六十頁不等，禮拜天更是幾百頁，厚厚一大束。只白報紙，每份批發價便合美金一角，而在報攤上，時報卻只賣三分。錢從那里賺呢？靠廣告。誰登得起廣告呢？大托拉斯及其所直屬或控制的各種小企業。假想時報支持華萊士，大資本家們當然光火，托辣斯的董事會下一紙命令，不在時報登廣告。那末這“權威報紙”，很快便會破產，法庭自然來貼封條。在美國一般報紙的總收入中，廣告費平均占三分之二，發行三分之一。在一九三○后幾年，廣告高達四分之三。資本家集團對新聞事業的控制力量，由這數字中便可概見。
另一個例：猶太籍資本家馬歇爾·費爾德，因為不滿美國的排猶暗潮，在紐約辦了一個“下午報”。這報基本上是反動的，間或說幾句不滿現狀的話。廣告少，一直賠本。若不是費氏有錢貼，老早已經關門。到了去夏，終于撐持不住而出頂，改做紐約星報。資本家們未忘前嫌，依然不光顧，過不了幾個月，也關了門。因此說美國新聞事業不受任何法律以外的制裁，更是假膏藥。
至于廣播及正在發展中的電視事業，被控制的情形，基本上和報紙完全相同。四大公司（哥倫比亞——ＣＢＳ，國家公司——ＮＢＣ，美國公司—ＡＢＣ，相互公司—ＭＢＳ），是一切節目的主要來源。四家本身都是極龐大的企業，為華爾街的一些要角所私有。非資本家辦不起電臺，就算辦起來也得用他們的節目。多數的評論家都是由大公司豢養。如象每年支薪五十余萬美元的溫歇爾，正替凱塞汽車公司做廣告；聽眾極廣的皮爾遜，是受雇于李氏制帽公司。
上面談的，是反動資本家集團對新聞事業積極方面的控制。消極方面，他們正利用新聞事業，對人民大眾的思想，加以麻醉。新聞紙充滿了黃色消息，運動新聞及毫無意義的連環圖畫；廣播里最多的是偵探故事，買彩票式的給獎節目。
蘇聯名記者愛倫堡氏，曾被邀請到美國考察。報社及廣播事業的老板們，滿以為印刷精良，傳遞迅速等技術優點，可以唬人；那一套表面的“新聞自由”，可以騙人。愛氏對美國新聞事業，曾有很詳盡的批評。沒有看到原稿，不能引證。據“時代”雜志說，愛氏認為美國報紙，多是“廢料”。果然愛倫堡說過這話，也不算過火。因為假膏藥對得雖好，覺醒了的人民大眾，是不會相信的。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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