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吳重慶教授新作《超越空心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自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農村，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空心化現象。許多人幾乎已經習慣地將“空心化”與中國農村畫等號，進而認為空心化不可逆，而農村的唯一出路在于城鎮化。在這樣的判斷與輿論之下，擁抱城鎮化與唱衰農村大有相輔相成之勢。
當然，中國農村的發展自有其軌跡，絕非任由輿論牽引。近年來，隨著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相繼推進，農村空心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轉。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與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部分遠離大城市的縣域常住人口不減反增，即為明證。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農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歷史人類學的“華南學派”倡導“在歷史中尋找中國”，我想，做農村研究，也需要抱有“在具體的區域中尋找中國農村”的信念。“具體的區域”不是指同樣免不了有些抽象的“南方” “北方”或者“東部”“中部” “西部”，而是能夠尋找到地脈、人脈、文脈的地方社會及人群。我們要了解其地理環境、資源稟賦、社會構造、生計方式、外部約束等。試圖在“具體的區域”中尋找中國農村，其實也是試圖理解其內在的發展邏輯，追尋其內生的力量。
由于個人在時間及精力上的限制，加上田野調查的因緣際會，本書僅舉三類農村區域調研作為“在具體的區域中尋找中國農村”的嘗試。為了形象及方便起見，我權且將此三類區域稱為“隙地”“狹地”“邊地”（簡稱“三地”），并以位于魯蘇豫皖四省交界的菏澤市鄆城縣和東明縣作為“隙地”的例子，以人均耕地面積不足三分的福建沿海莆田市孫村作為“狹地”的例子，以西南邊陲云南臨滄市鳳慶縣和四川涼山州昭覺縣作為“邊地”的例子。
一、“隙地”的縣域城鄉流動
細察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繪制的2010年至2020年全國區縣常住人口變動地圖（在地圖上，綠色代表常住人口減少，紅色代表常住人口增加）發現，雖然中國的人口分布大體上依然符合“胡煥庸線”所揭示的情形，但也有新的變化，即東北的常住人口明顯減少，常住人口進一步往東南沿海省份集中。還有，在有關大型城市的周邊，除了出現紅色（新設立的區），往往緊挨著紅色的就是深綠色（緊挨著新區的縣），這說明大型城市對周邊人口的虹吸效應是客觀存在的。而出乎意料的是，我們在這份地圖上發現了另外一些紅色區域，那是一批遠離大城市的縣域，并且往往在數省交界地帶。
我們知道，今天依然保持縣這一行政建制的，一定是個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區域。按理說，這樣的地方應該是人口外流最為嚴重的空心化地區，但為什么其常住人口十年來不降反升？這不由得讓人想起毛澤東于1928年寫就的名篇《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毛澤東說：“一國之內，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 “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地方的農業經濟可以自給自足，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可以形成“隙地”，二者結合使得紅色政權存在下來。這也是米格代爾所說的“革命的政治地理學”，即發生革命的地方“似乎總是那些市場結構不完善的地區”。（上文對毛澤東和米格代爾文獻的引用，是從地理意義而不是政治意義上說明今天的“隙地”常住人口不降反升的原因。）
借用“隙地”的概念，今天位于數省交界處的、遠離大型城市的、十年來常住人口增加的縣，可以說是在一定程度上避開大型城市虹吸效應的“隙地”。隨著在縣城實現第三產業就業機會的增加，原外出務工者部分回流，他們兼顧在家的農業生產，形成了新鮮農副產品的地方性市場，出現了縣域內城鄉流動的新局面。如果我們能夠對全國范圍內十年來常住人口增加的縣進行深入的調研，相信將有助于我們理解城市輻射農村與城市虹吸農村之間的本質差別，有助于我們理解鄉村振興的內生力量。
二、“狹地”的空心化反向運動
我們往往習慣于說“地廣人稀”，但其實還有“地狹人稠”。浙江和福建兩省的一大批農業縣，是比較典型的“地狹人稠”。根據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全國耕地面積為19179億畝；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全國人口數量為141 178萬人。全國人地比例為全國人口數量除以全國耕地面積，得出的平均數為每公頃1104人。而在“地狹人稠”區域，其人地比例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二至四倍。按理說，這種既是農業縣又是地少人多的地方，應該是鐵板釘釘的空心化重災區了。但對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進行比較發現，這一大批“地狹人稠”的農業縣，恰恰是十年來常住人口普遍增加的區域。
從浙東到閩南，“狹地”的農業縣不僅缺耕地，還缺水。如果完全依靠農業，根本不可能養活在地的人群。所以，習慣上被稱為農民的人群，雖然世代生息于“狹地”，但在他們的生計方式上，其實一直是兼業的形態。農忙時從事農業，農閑時非農就業，主要是從事游走式手工業經營，農業并非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據我有限的觀察，“狹地”的傳統家庭規模似乎比其他地方大，其大家庭的比例也比其他地方高。也就是說，起碼在改革開放前，其核心家庭的比例相對較少。如果要探究原因，大概可以從其生計方式即游走式手工業經營中尋找。
游走式手工業經營者離家在外的時間可長可短，這取決于其需要回家照顧家庭的迫切程度。如果離家而無后顧之憂，則盡可以在外遠距離游走經營。一般情況下，游走式手工業經營者的活動半徑越大，離家時間越長，經營效益就越好。而大家庭的分工協作、共居同爨正好可以有力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游走式手工業經營的生計方式與大家庭結構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相互適應的結果。而大家庭結構無疑也降低了人口繁育的成本，促進了人丁興旺。
游走式手工業經營還造就了“狹地”社會的開放性。“狹地”村莊的地理邊界從來就不是其社會邊界。更重要的是，不僅游走式手工業經營廣結外向型社會網絡，而且“狹地”的這批游走式手工業經營者本身就是一群可以隨時開展外向型經濟活動的穩定隊伍（人力資源），這奠定了“狹地”的鄉土韌性，即可以捕捉各種轉瞬即逝的外部創業機遇。
“狹地”人群善用鄉土社會網絡創業，最終形成“同鄉同業”的業態。我們如果檢視浙、閩“狹地”十年來常住人口增加的農業縣，幾乎都可以發現諸種“同鄉同業”。“同鄉同業”的特點是不同程度的離土不離鄉，是對城鄉關系中“邊緣—中心”格局的再構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這是“狹地”農業縣常住人口不降反升的奧秘。當然，由于資本開始介入部分資本密集型的“同鄉同業”，“同鄉同業”也在發生變化。
三、“邊地”的內發型發展
陶淵明詩曰“心遠地自偏”，這是強調心態的作用。駱賓王《秋日山行簡梁大官》還有“地偏心易遠”之嘆，這是環境使然。由于地理、交通所限，以及存在語言、技能、經驗、習俗等與經濟發達地區的融合問題， “邊地”人群對加入外出務工熱潮比較謹慎。因此，在“邊地”，還有不少小農戶在認真從事農業。本書關于小農戶的研究，是基于在云南鳳慶縣和四川昭覺縣的調研。
內發型發展是指當地人群在小地區范圍內基于傳統開拓出發展的途徑，注重發展過程中的自主性、協調性以及可持續性。在“邊地”調研，能夠強烈感受到小農戶的勤勞。小農戶大多選擇小規模多品種種植的農業經營方式，如茶樹與核桃、魔芋套種。我們知道不同農作物的農時不一，單一種植導致農閑時間過長，多種種植可以充分利用勞動力。除了多種種植，小農戶還種養結合，飼養牛、羊、豬、雞，這有助于他們將勞動時間從白天的田間延長到夜晚的畜欄，也可以將家庭的半勞力、弱勞力善加利用。在昭覺縣龍溝鄉龍溝村，我們還看到村民協作放養生豬的場景，往往是七八戶人家將豬集中起來，每天由其中一戶人家出一個半勞力輪流放養。
“邊地”人民充分利用勞力小規模多品種種植及種養結合的生計方式，其實也是基于地方的經濟邏輯和社會文化邏輯：小規模多品種種植利于地產地銷，通過在地的周期性集市及小農戶個人借助微信建立的社會網絡就可以大體解決流通銷問題；種養結合使小農戶在一些特殊日子和場合可以用自養牛、羊、豬宴請親友或者走禮，以維持及促進互助互惠的社會關系網絡。在此意義上，對小農戶來說，之所以不愿意選擇農業龍頭企業組織的單一種植，是因為那樣的話不僅無自主性，市場風險大，而且還得花費大筆現金購買牛、羊、豬等，最后得不償失。
“邊地”小農戶的內發型發展使得農業活動較深地嵌入地方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脈絡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農村空心化。事實上，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昭覺縣的常住人口也是不減反增，從2010年的240 040人增長到2020年的252 435人；鳳慶縣的常住人口仍然減少，從2010年的458 330人下降到2020年的385 420人。
以上“三地”之說只是為了強調“在具體的區域中尋找中國農村”的重要性，本書在編排上并沒有以“三地”為框架。本書主要由以下內容構成：一是立足于“大國小農”的國情農情，研究小農戶為何被“去能”以及如何“賦能”，關注內發型發展及縣域城鄉流動；二是聚焦“同鄉同業”現象，剖析經濟活動與鄉土社會網絡如何互嵌以及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三是闡述鄉村空心化、階層分化背景下鄉村社會治理的本土化策略以及鄉村社會的生機。這三類內容盡管有一定跨度，但都與空心化或反空心化相關。可以說，小農戶賦能、“同鄉同業”經濟活動、縣域城鄉流動、內發型發展以及鄉土重建，共同構成了超越空心化的力量與途徑。
本書也是我思考反空心化、去空心化、破空心化的心路歷程的記錄。本書名為《超越空心化》，既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新動向的揭示，也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未來的期待。中國農村的空心化是重大社會制度變遷的產物，我期待并且相信，隨著新時代進步性社會制度的深入實施，中國農村的空心化并非不可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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