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社會主義”強調以自然為中心，把人降格為動物一樣的存在，抽象地看待自然、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其研究范式決定了其理論從產生之日起就存在理論和實踐“邏輯自洽的矛盾”,從而無法指導人類的實踐活動以致陷于空泛的形式，表現為本體論上的客觀自然主義、人學觀上的人本學唯物主義和歷史觀上的“泛愛”的唯心主義，其結果就必然導致方法論上的“生態極權主義”。人與自然的統一絕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主張的直接的、超歷史的統一，因此，人與自然統一的理論進路就是要在自然觀上消解客觀自然主義，人學觀上消解人本學唯物主義，方法論上消解“生態極權主義”,歷史觀上消解“泛愛”宗教。
一、自然觀上消解客觀自然主義
“真正的社會主義”認為自然是自在的、原生態的荒野，自然被理解為“與人無關”的自然，人與自然的關系被理解為自然同自身的關系。殊不知，這種自然觀具有客觀自然主義的自然本體論實質。格奧爾格·庫爾曼先生在《“霍爾施坦的格奧爾格·庫爾曼博士”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預言》一文中以“散文詩”的形式贊美自然的自在和荒野本性，以擬人的手法描繪春天，蓓蕾被春天溫暖的手“撫摸”而盛開，鳥雀和夜鶯被春天“呼喚”,青草中沉睡的蚱蜢都被春天“喚醒”了。在此，格奧爾格·庫爾曼先生從客觀自然主義的視野把自然看作自在的、原生態的荒野，在他的認知中，除了自在的、荒野的自然具有真實性外，其余的都是“可疑”的，因此，他主張回歸自在的、原生態的荒野來逃離悲哀，走向歡樂。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一文中，海爾曼·澤米希也明確指出：“只有自然的東西才是真正的東西，而真正的東西才是道德的東西。”在此認識下，“真正的社會主義”向往荒野的美麗，艷羨生活于荒野之中的天人合一圖景，以“臆想”的“散文詩”形式來謳歌田園風光，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理解為自然同自身的關系，把自然理解為“與人無關”的自然。可見，“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客觀自然主義來理解自然，在他們視野中的自然是自在的、原生態荒野的自然。
“真正的社會主義”以自然的“自在性”特征遮蔽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特征，這樣的唯物主義與古代素樸唯物主義相比并沒有多大實質性的進步，充其量不過是摻雜進了一點“科學”的成分而已。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從現實的自然出發，而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的角度去理解自然，因而其論證的自然不可能是現實的人所認識和改造的現實的、活生生的自然，而是抽象的、僵死的自然。這樣的自然由于缺乏人的參與，不是為人而存在的自然。故而，在自然觀上要消解客觀自然主義，具體表現為：既要看到自然的異在性特征，又要看到自然的屬人性特征。自然界固然可以分為人類誕生前的自然和人類誕生后的自然，也可以這樣說，自然界可以脫離人的實踐活動而存在，但這種缺失人的向度的自然，不是為人而存在的自然，失去了對人的意義。正如再美的景色在衣不蔽體與食不果腹的窮人眼中都是“無”的存在一樣，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欣賞自然的美麗和壯觀的需求永遠排在生理需求之后，這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已清楚呈現。尤為重要的是，時光不會逆轉，歷史的車輪也只會滾滾前進。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類社會產生后，在人對象化自然界的活動中，當人的本質力量在自然界中得到表現和確證時，它通過對象化自然，消解自然的自在性和異在性，變“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賦予了自然屬人的本性，在實踐基礎上屬人的自然才是我們現實生活的自然。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可能置身于人類誕生前的荒野自然中，只能置身于人類誕生后、經過實踐活動改造過的自然界中。在實踐活動中，人以人的方式對自然界進行改造，并在改造的過程中付諸人的目的，使自然界朝著人的方向生成。
可見，馬克思恩格斯視野中自然界絕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視野中的“與人無關”的自然界，而是現實的自然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以人的直觀來看待自然，得出自在的、荒野自然的謬論，但現實的問題是，“與人無關”的自然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能置身其中嗎?以人的方式來看待自然真的與“人”無關嗎?事實上，關于這些問題的回答，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費爾巴哈的時候就明確指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這又舊話重提，因此，等待它們的必然是被批判的結局，因為如果沒有人的連續不斷的感性的對象性勞動，“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將會看到，他們“直觀”自然的能力以及他們自身都將不復存在。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中指出，就連“大多數被看作自然產物的東西……是經過許多世代……借助人的勞動……的結果”。在此，馬克思要表達的思想是：只有被人類的實踐中介過的自然物才能進入人們現實的生產過程。因此，在人與自然的交往中，人應該以人的眼光與方式與之交往，并將人的內在尺度運用于自然，這也就決定了自然絕不是孤立的、自在的存在，而是屬人的存在；自然絕不是無中介的、未納入人的生產實踐活動、未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的自在的、原生態的荒野，而是被人的實踐活動中介的、納入到人的生產實踐活動之中的、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的屬人的自然。馬克思所主張的自然是人的感性實踐活動對象化的自然，這樣的自然是自在自然和屬人自然的統一。因此，馬克思將“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抽象的非歷史的自然與人“消溶在主體和客體的辯證法之中”,即溶于實踐活動中，認為“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類學的自然界”。
二、人學觀上消解人本學唯物主義
在《社會主義的建筑基石》一文中，魯道夫·馬特伊指出，“難道人不是像其他一切實體一樣……來自太古世界……是自然界的創造物嗎?”在此，魯道夫·馬特伊從發生學意義上來說明自然是人的“母親”,人后于自然而生，指出人與非人類具有同質性、同構性以及價值平等性，從而論證人和世界萬物都有共同的普遍的特性：“內聚性、不可入性、體積、重量等等”。因此，他邏輯地得出結論：人和動物一樣，都是普遍的實體。在對人的看法上，“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具有“共同的存在基元”使人、獸、植物、石頭沒有任何區別，統一于物質。
“真正的社會主義”從人本學理解人，認為人具自然性，這個觀點具有一定的正確性和合理性。因為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也認可這個觀點，我們可從馬克思對人的“普遍性”的論述中窺見一斑。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在此，馬克思無非想說明人是自然性的存在物，人以自然界為對象，通過人的勞動來改造自然界，維持人的自然性生存。然而，從馬克思的上述論述中，我們又可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對人的這種人本學理解存在片面性以及不合理性。究其原因在于，人的自然性的維持離不開人的勞動，但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沒有看到這一點，一味地強調人的自然性，殊不知，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他們自身都將不復存在。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談論的“人”必須由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
在馬克思看來，人雖然是自然界的產物，但是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樣也是被實踐所中介的，自然的人的實踐中介性決定了人不僅是他自身的自然，還是他作為人的自然、社會的自然。人的去自然性的過程就是人的社會性的塑造過程，也是實踐“中介”的過程。因此，人是作為能動的實踐的“一種獨立的生產力”,人與自然統一于人類實踐活動本身。隨著現代自然科學和現代工業的結合，人通過人的實踐活動改造自然界，使人從對“自然的原始崇拜”中走了出來，結束了人的動物性存在，人成了真正的人。“真正的社會主義”所理解的人帶有明顯的人本學唯物主義色彩，把人的終極實在看成是由血和肉組成的感性對象，而不是能動的感性的活動；是自然的人而不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是被動的客體而不是實踐的主體；是離群索居的人而不是社會交往的人。對此，恩格斯曾經將這些錯誤觀念命名為費爾巴哈不肯脫去的“舊靴子”。
馬克思恩格斯譏諷“真正的社會主義”不區分人、獸、植物、石頭的區別。馬克思指出，“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動物是無意識地、本能地進行維持生命的活動，而人則是有意識地、自由自覺地進行維持生命的活動；人的意識決定了人不僅能在精神層面上將自己作為對象，而且能在現實層面上將自然界作為對象來認識和改造，由此，人確證了自己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確證了自己生命活動的類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即人“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這個直觀自身的結果就是：人不是一般的存在物，不是抽象的一般性的動物，而且是一個特殊的類存在物——“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在論證了人與動物的區別外，馬克思又指出了動物的活動與人的活動的區別所在：動物只生產自己直接需要的產品，人為了同類生產他間接需要的產品；動物只生產自己的自然性(片面性),人生產人自身的主體性、能動性、社會性和類特性(全面性);動物進行生產是為了維持自己的肉體生存，人進行生產不受限于肉體的需要，甚至在精神或意識的支配下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生產的產品只能滿足自己肉體的需求，人生產的產品除了滿足人的需求外，還可以按照自己的內在尺度，在結合事物的外在尺度的基礎上從事生產，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是真善美的耦合與統一?？梢姡嗽诒举|上區別于動物以及動物與自然界的關系，原因就在于他們是通過自由自覺的活動，即通過自己與自然界的積極的、能動的、肯定的對象性關系而占有對象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是現實的人、活生生的人、有形體的人、特殊的人、非虛構的人、非抽象的人，區別于那種口頭上所說的人、憑借頭腦“思考”出來的人、頭腦中發揮想象生成的人、頭腦憑空設想出來的人。人具有的自然性使自然界不可避免地被作為人的“欲望的”對象，以維持人的生物性的存在，但在自然界中，人不是孤立地、與世隔絕地存在，而且單個的人單獨的活動是沒有能力去維持自己生物性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他們要進行生產就必須采取一定的方式，而一定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人與人之間必然會形成不同的聯系和發生不同關系，從而結合起來共同活動以及互相交換他們的活動。可見，人不是抽象的脫離社會的“人”,而是生活在社會中的現實的人；人不僅以“自然”的方式存在，而且還以“社會”的方式存在。換言之，人要想在社會中維持自己生物性的存在，就不能孤立地進行活動，必須在社會中與他人進行“合作”才能實現。除此之外，人的社會性不僅表現在人的物質生活中，還表現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得出結論：社會人與非社會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三、方法論上消解“生態極權主義”
在《社會主義的建筑基石》一文中，魯道夫·馬特伊以“美文學的詩的形式”為人們描繪了“以天合人”生活的幸福和美好：沐浴在陽光下的花朵因享受天降甘露而自然綻放、爭相斗艷；橡樹因被根旁流淌的溪流滋潤而茁壯生長；小動物們在草坪上快樂地玩耍、林鳥在天空自由地飛翔、活潑的馬群在草原上自由地馳騁，它們所享受的生活及所表現出來的一切都呈現了動植物世界生活和幸福的統一?？梢?，魯道夫·馬特伊以消滅生活和幸福之間的二重性為寫作的出發點，訴求二者在自然的而不是革命的或實踐的基礎上的統一，呼吁人們克服自身的物質此岸性，回歸自然，返璞歸真。他認為：自然物按自然的方式自然地生活就是幸福，呼吁人“走到自由的大自然……呼吸……吹來的晨風，看……天空的晨曦”,丟棄自己的主體性或能動性，將自身視為跟花朵、樹木、林鳥、馬群等無異的自然物，“奔向”自然的懷抱，過原始的天人合一的生活，認為這就是人回歸幸福的路徑。
馬克思批判道：自然物以自然的方式自然地生活，是否就是真正的幸福，這不過是人運用自己的頭腦，結合自身的感情經歷，對自然加以引申或投射的結果罷了，是人自作多情的產物，自然物本身既無所謂生活，也無所謂幸福，更無所謂生活與幸福的二重性或同一性。魯道夫·馬特伊只看到田野里百合花的美麗綻放，沒有看到它被山羊吞食，也沒有看到它被人摘下來裝飾紐扣，更沒有看到它被無情地踐踏；只看到橡樹被溪流滋潤而茁壯生長，沒有看到被橡樹奪走空氣、水和陽光等的小灌木林可悲的生活；只看到“小動物”和“林鳥”之間和諧相處，沒有看到它們之間弱肉強食的競爭；只看到馬群自由地馳騁，沒有看到馳騁馬群踐踏下的青草?？梢?，在如何實現生活與幸福統一的問題上，魯道夫·馬特伊犯了將價值與事實混同的錯誤，其邏輯公式可以這樣歸納：自然物按自然的方式自然地生活(事實)就是幸福(價值)。因此，人只需丟棄自己的主體性或能動性，“奔向自然的懷抱就”可以實現生活與幸福的統一。
如果說古老的神秘主義自然觀和人學觀是“粗糙的”,那么，魯道夫·馬特伊的現代神秘主義自然觀和人學觀則是“精致的”,但其精神實質和理論訴求卻是一樣的，古老的神秘主義是通過人與自然的直接同一來消解生活與幸福的二重性，而魯道夫·馬特伊的現代神秘主義不過是人與自然的間接統一來實現這一點的。對于以人與自然直接的、素樸的統一為本體論或出發點的哲學理論，馬克思認為這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謂的“發展”,而是哲學的倒退。原因在于，魯道夫·馬特伊訴求實現生活和幸福的統一的出發點沒有錯，其錯誤就在于他求助于自然界來證明這一論點，認為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生活和幸福的分裂，生活和幸福在自然界中是統一的。人作為自然界存在中的一員，與自然界其他的存在物具有相同的特性，因此，人也不應當使生活和幸福分裂，而應當使生活和幸福統一，怎么統一呢?那就是回歸自然的懷抱，實現人與自然自然的、本能的統一?？梢?，“真正的社會主義”一味強調自然的自在性和荒野性，主張自然存在物以自然的方式自然地生活，無非是主張回到原始社會，實現人與自然的原始的、無差別且自在的統一。
“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用普通的語言，而是用神圣的哲學語言；不是用恰如其分的詞句，而是用空洞抽象的詞句來說出這種關于人與自然的對立和統一，這種“神秘化了的說法”其實是一種十分“幼稚的”前后充滿邏輯矛盾的思想。生態危機——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已成為人們有目共睹的殘酷事實。但是，為什么人與自然的關系如此惡化呢?因為人讓自己的固有本質(生物性和自然性等)腐化(經濟人)了。為什么人要讓自己的固有本質腐化呢?因為近代工業文明讓人和他的社會腐化了。為什么工業文明會產生呢?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農業文明的衰亡?為什么現實的而不是抽象的生產力概念導致了現實的工業文明的產生呢?請你們去問上帝。殊不知，“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抽象性(抽象的人、抽象的自然、抽象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使其無法找到人與自然統一的“活生生的現實道路”,只能幻想著倒退到小國寡民的原始社會以實現人與自然的統一。這種“以天合人”的手法是敵視人的、反人類的，因而又叫作“環境法西斯主義”或“生態極權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本體論上的“人學空場”和在方法論上的“敵視人”注定了他們倡導的人與自然的統一最終也只能停留在天上，無法落地生根。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自然不是“與人無關的自然”,也不是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的原生態自然，而是在人的感性實踐活動基礎上生成的人類學的自然，是社會的自然和歷史的自然。他們所理解的蕓蕓眾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主張的抽象的“人”,也不是動物般順應自然的人，而是對自然界有所作為的社會性群體——“現實的人”,是“為自身而存在著的存在物”;其所理解的人的活動不是意識“自覺”的活動，也不是動物的活動，而是能動的感性實踐活動；從而他們所理解的人與自然的統一不是原始的“以天合人”,也不是人在動物上或自然物的意義上的被自然自在地統一，而是“以人合天”,人“在對象性活動的基礎上自為的歷史的統一”。
四、歷史觀上消解“泛愛”宗教
“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德國科學”為理論依據，宣揚“愛的宗教”,力圖掩蓋階級斗爭的殘酷性。譬如，“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莫澤斯·赫斯和卡爾·格律恩用費爾巴哈所主張的“貨幣是人的本質外化的觀點”來解釋貨幣關系，貨幣被看作抽象的、超階級的人的本質的外化，貨幣作為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工具的“角色”被抹殺。在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上，彰顯抽象的“人類之愛”,認為宗教、貨幣、雇傭勞動等社會現象都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克服異化的途徑就是實現“人的本質”,即通過“泛愛”來實現?；诖苏J識，在《德國公民手冊》中莫澤斯·赫斯寫道：“彼此相愛……到上帝那里尋找的幸福感……在現實中……團結起來……到金錢之中尋找的力量……但是……你們不努力發展自己的本性……竭力追求的不是人的實質……你們就會一直是超人和非人。”換言之，莫澤斯·赫斯主張人們要通過“愛”來避免相互之間的剝削和壓迫，用社會生活的“愛的規律”來闡釋共產主義思想?？梢?，莫澤斯·赫斯從一種感情的人道主義和道德說教出發，幻想通過“愛”的神奇力量，通過人的自我反省和致良知的復辟，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和階級革命，來解決現實世界的現實矛盾。到了卡爾·格律恩那里，他錯誤地認為德國社會主義比法國社會主義優越的原因在于德國哲學理論的進步性，因此，他自認為“糾正”了法國人的錯誤，指出“只有人道主義的世界觀才可能開辟通向人類未來生活的道路”,主張用超越階級的“人類之愛”去代替階級斗爭，反對暴力革命，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產生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歷史觀上反對甚至否定自由競爭的“粗暴”與“殘酷”,不承認自由競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鼓吹“愛”的宗教，向往原始的天人合一，慫恿人類返璞歸真、則法自然。例如，海爾曼·澤米希就直言不諱地說過：與動物一樣，“活動和享樂”就是人的特性，與人的產品無關；既然動物之間的兩性結合就是活動和享樂，因此，與動物一樣，人的“兩性的結合只是愛的最高階段……自然的東西才是真正的東西……真正的東西才是道德的東西”。按照這種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反駁道：按照“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邏輯，人、獸、植物、石頭因為都是物體，所以不用對它們進行區分；對猿類的“道德核心充滿信賴精神的”“社會主義”同樣也可以宣布，在猿那里看到的那種自然形態的手淫只是對自身的“愛的最高階段”,原理與上相似。“真正的社會主義”以“美文學的詩的形式”使人們沉醉在天人合一的自然、社會之中，幻想用“愛的囈語”來面對殘酷的階級斗爭，用“抽象的人道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宗教觀不是要掩蓋階級矛盾，就是要篡改歷史。為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意志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很遺憾它不過是小資產者的“博愛的意圖”和“善良的愿望”而已。
“真正的社會主義”否認現實的人能動的創造性原則，從抽象的、單純的、自然的人類學立場出發，錯誤地把階級的分裂與對抗理解為抽象的概念或理論的分裂在現實世界中外化的結果，割裂了自然界和社會、人與社會的有機聯系，因而除了呼吁人們退回到“愛的宗教”中去，不可能科學地解釋現實的人在現實的世界中所遭遇到的現實的矛盾，不可能對現實的世界進行現實的批判。它實質上已淪為德國人的“精神太空”或‘心靈太空”的變形。其結果必然是，這種訴諸于德國“人”的“思維著的精神”或“心靈”,而不是訴諸于現實的人或實在的人的社會主義，也就喪失了自身現實的存在的基礎，喪失了理論本應該具有的“改變世界”的功能和熱情，而不得不依靠抽象的“人”的“普遍的愛”來外化或實現自身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文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據在于：“宗教不過是還沒有獲得自身或已經再度喪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在馬克思看來，宗教是“一種顛倒的世界意識”,哲學的批判應該是對現實或塵世的批判。事實上，人類尊重自然、呵護生命，并不是出于“愛的宗教”,而是出于生產或實踐可持續性的需要，出于人類自身再生產的需要。因此，唯有在歷史觀上消解“愛的宗教”,才能用科學的理論對現實的世界進行現實的批判。正如歷史并不是“現代德國哲學”所描述的那樣，只是概念的發展、觀念的連續，歷史的發展也不是唯心主義性質的虛幻的過程，而是現實的人所從事的現實的生產實踐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因而對歷史的認識也不是僅僅依靠思辨、抽象或神秘主義的復辟就可以完成的。理由很簡單：真正的歷史是從“思辨終止的地方”開始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明確指出，正確的歷史觀“不是在每個時代當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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