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要
本書的意圖是在傳統的革命史寫法之外，提供一個對于女工歷史概況的更全面的介紹。
書名所謂的“姐妹們和陌生人”，意在指出兩個同時存在的事實：來自不同地域的女工之間的隔閡（“陌生人”），以及來自同一地域的女工之間的互助（“姐妹們”）。除了象征意義之外，“姐妹們”有兩個實際的指代對象，一是來自同一地區之間的女工有時組織起更加正式的互助形式“姐妹會”，二是通過提供娛樂、教育，尤其是在日本侵華的困難期間提供救濟而吸引了來自不同地域的女工的基督教女青年會。
在四十年代，共產黨學會了利用傳統姐妹會的組織形式來接近女工，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導了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工作。再加上抗日愛國的宣傳教育，共產黨從此才真正深入到基層女工之中，并成功地掀起了解放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高潮，棉紗廠女工是上海1948年罷工運動中的主力和先鋒。
作者指出，傳統革命史敘述中的假設“越窮越革命”、“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幾種因素的作用下并不符合當時的大多數實際情況。這些因素主要包括：1、女工因來源地不同而導致的經濟地位、文化水平、生活習俗（如穿著、飲食、婚俗、方言）上的差異，在這其中，來自蘇北地區（長江以北、淮河以南、大運河以東的江蘇）的女工往往處于工人的最下層，而來自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女工則境遇相對更好些。不同的經濟能力和文化習俗導致來自各個地區的女工在工作和生活中互不來往，甚至產生對于蘇北人的歧視，而工廠的招聘和管理制度則既依賴又加強了這種分化，這就使得甚至在一個廠里的工人都很難團結起來。2、上海本地的黑社會組織“青幫”的勢力在1927年幫助蔣介石鎮壓上海工人運動后空前膨脹，再加上共產黨的暫時失敗和撤退，使女工更傾向于屈服于青幫。3、三十年代的歐美經濟大蕭條和日本侵華戰爭破壞了生產，使得工人數量急劇減少。
二、各章內容
本書包括八章，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到五章采取宏觀、客觀的角度，敘述棉紗廠和女工的概況，著重描述了女工的不同地域來源和棉紗廠的雇傭制度；六到八章采取微觀、主觀的角度，描寫女工的工廠經驗和人生經歷，并敘述女工參加各種社會組織的情況。后一部分的內容對今天的社會調查來說更具有參照價值。
引言和第一章“上海紡織史”提供大的背景知識。
上海是1949年以前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棉紗廠是上海最接近于機械化的現代工業的工廠，其中的機器幾乎全年無休地運轉。包括絲廠和卷煙廠在內，女工幾乎占上海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二。棉紗廠的大多數工人是女性，棉紗廠女工約占上海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一。
第二章“在工廠里”以1925年的華商工廠申新一廠為例，描述了棉紗廠各個生產環節。由于缺少圖片，單純的文字說明對于沒有去過棉紗廠的讀者來說比較難以理解。
作者指出，棉紗廠工人最重要的區分就是男工和女工間的區分：男工從事的是要求體力或技術的工種，女工則從事機器操作。然而，男女比例是逐漸變化的產物。在二十年代之前，工廠里主要是男工和童工，到了二十年代末，大多數機器操作工都換成了女工，原因是女性更容易管理，也更容易解雇，總之就是雇用女工更省錢。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經濟的蕭條，連體力活也越來越多地由女工來做了。抗日戰爭之后留在廠里的男工幾乎都是做技術性工作的（技術工、機器維修工、電工），收入要高于女工。
第三章“工人的來源”介紹了棉紗廠女工的三大地域來源：蘇北，江南，上海。
上海本地的女工分為兩部分：近郊農民和移民后代，后者一般非常貧窮，住在棚戶區的草房或河上的小船里。本地女工在上海有家庭，因此往往只是把工廠工作當做是輔助性的收入來源，廠方認為她們的工作效率較低。
江南（蘇錫常）來的女工在家里就從事家庭手工業，已經掌握了一定的生產技術，而且常常上過幾年學，再加上棉紗廠的老板、管理者和工程師多來自于這一地區，因此，這些女工的境況相對較好，容易被分配到工資較高的崗位。
來自蘇北的女工在家里幫助務農（蘇北地區的家庭手工業很少），而且多數沒上過學。一旦遇到洪水、干旱等自然災害，蘇北人就會舉家離鄉，去城市打工，做的往往是工資最低、最累和最臟的非技術性工作，例如男性主要是建筑工、運輸工或碼頭工。絲綢業和卷煙業的工人待遇較好，但其中蘇北人的比例很小；在繅絲廠中，蘇北女工做的是最累最臟的活，工資也最少；只有在棉紗廠中，大部分工人來自于蘇北農村，而且也是在最艱苦和最臟的車間工作（工資未必最低）。由于華商工廠的中國管理者歧視蘇北人，因此蘇北女工更愿意去日資工廠，有時卻反被指責為不愛國，更加重了歧視心理。蘇北人喜歡穿顏色鮮艷的衣服（這和今天許多年輕農民工喜歡穿奇裝異服是相似的，是一種“亞文化”現象），然而這種行為是被地位更高的人看不起的。補充一句，上海本地人對于蘇北移民的歧視，至少持續到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
即使在妓女這一行業，江南移民也占據高端，蘇北移民只能做底層的“野雞”在街上拉客。可見，在當時社會，出身決定地位的程度是很大的。
第四章“建立關系”和第五章“包身工”介紹了棉紗廠的雇傭制度。
工人大致分為三種：普通雇傭工人，養成工，包身工。
工廠的雇傭權主要掌握在大小工頭（上海方言根據英語number one稱之為“拿摩溫”）的手里，這些人往往是青幫成員。一般情況是，買辦或管理者雇傭工頭，工頭雇傭工人。一個女工回憶道：“（工頭的）工資相對高一些，所以她的房子比我們的好些。不過，她不富有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工頭更偏愛從自己家鄉來的女工。
對于普通雇傭工人來說，當他們來到上海后，同鄉人往往住在同一個街區，因此通過親戚朋友很容易找到工頭；如果不成，就不得不找其他的青幫成員（地痞流氓）。找工作時需要給工頭送禮，通常是實物而不是錢，而且逢年過節要繼續給工頭送禮，甚至要拜工頭為干娘（過房娘）。工頭與車間工人的這種庇護關系也可以為工人帶來一定的方便，例如在管理人員不在時工頭會允許工人休息，允許工人偷偷帶進車間來學習技術的女孩暫時代替休息的工人。
養成工類似于今天一些大公司里的管理培訓生。工廠管理著希望通過考試選拔（通過率只有十分之一）、兩個月的培訓、兩到三年的嚴格管理（工廠宿舍制度、有組織的娛樂活動、每周例會），培養出一批守紀律的工人精英，并且在招募環節擺脫工頭的控制。養成工主要來自于中農家庭里受過教育的15-17歲女孩（否則考試通不過，而且沒錢去找保人）。在兩年的養成工生活期間，工廠除了包食宿之外只提供很少的工資，因此可以節省一定的成本。養成工威脅到了工頭招募來的工人的工作機會，因此遭到后者的反對。
包身工（contract labor，又稱契約勞工）是中國農村的人口販賣傳統的延續。婦女市場在農村早就存在了。包身工的大量出現與青幫在1927年幫助蔣介石鎮壓上海工人起義后的勢力膨脹有關，在這之前包身工的數量很少（工廠管理者在1925年五卅工人運動后為了控制工人就開始與青幫結盟，但在1928年前沒有記錄表明存在包身工制度）。
包身工主要來自蘇北的揚州、泰州、泰興和紹興的嵊縣、新昌，這些地區很窮但并不一定是最窮的，這些地區輸出包身工較多可能是因為這里是下鄉招募者（包工頭）的家鄉。招募者與工廠里的工頭關系密切，通常他們都是青幫成員，有時招募者就是工廠里的工頭。包工頭到農村去找最貧窮的家庭買來女孩并負責給她們在城市工廠找工作，如果找不到棉紗廠的工作，就會去找其他工資更低的季節性工作例如繅絲廠的工作，或者送到餐飲娛樂業，甚至可能送到妓院。在棉紗廠，包身工既可以做普通雇傭工人，也可以做養成工。
常見的包身工的形式是包飯制。包工頭付給女孩父母一小筆錢（分三年支付，總額為30-50元），并立下包三年食宿的契約，但在這三年內包身工的工資全部歸包工頭所有，因此她們的生活處在包工頭的嚴密控制之下。另外還有一種“帶飯”制，就是女工每月付給包工頭7-8元的食宿費，但這個關系不簽署契約，可以隨時取消。
據估算，在包飯制下，一個包工頭在一個女工身上的食宿開支是每月5元，而一個女工至少每月掙12元，扣除付給女孩父母的錢，包工頭3三年在一個女孩身上至少可以賺200元，而一個包工頭通常掌握10-100個包身工，他的收入要高于工廠內一個普通工頭的每年約1000元。通過發放高利貸、曠工后的補工等手段，包工頭可以延長契約時間一到兩年，甚至更長。
由于包工頭拼命節省花在包身工身上的食宿開支，而且包身工的工作機會依賴于包工頭，因此包身工的處境非常悲慘，不僅吃不飽、居住條件差，而且還被要求做家務，甚至可能被強暴。這也損害了包身工的健康和工作效率，從而對工廠不利，但即使工廠設置人事部門也無力阻止包身工制度，因為幫會勢力在上海太強大了，甚至在工廠門口的所有門警都是幫會成員。工廠老板在1925年正是為了壓制工人運動才與青幫結盟的，但后來無力阻止青幫勢力的急速膨脹，可謂自食其果。在包身工制度的鼎盛時期（可能是在三十年代中期），三分之二的棉紗廠女工是包身工。
第六章“工作日”描述了1937年前一個典型的棉紗廠女工（細紗車間接頭工）的工作經驗。
日班的工作一般是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六點。織布間是例外，沒有夜班，但白天要工作12-16小時。
早上四點半起床，到附近的水井或小河打水并生火燒水（或去“老虎灶”買開水）、煮泡飯（稀飯）。五點收糞工到各家門前收糞。早飯是泡飯和，配上腐乳、咸菜或咸魚。早飯后與相鄰的女工結伴步行一小時或坐手推車去工廠。五點四十五分哨子吹響，工廠開門，女工把工牌交給看管員進行考勤，并進入車間、穿上工作圍裙。
六點隨著哨子吹響，接過夜班工人的崗位。車間里嘈雜、炎熱、陰暗，布滿棉塵（日商工廠條件比華商和英商稍好），織布間噪音最大，連大聲喊叫都未必聽得到。接頭工站在機器前，一般要看管二十個左右的木管（每個木管有六個紗錠），她需要在一分鐘內接上六個斷頭（新手只能完成一個）。休息可以采用延長上廁所時間的辦法，但一個車間的同時上廁所人數是有限的，取決于工頭手里發放的竹簽。如果車間的總工頭不在（日商工廠在上午九點安排工頭休息半小時），小工頭有時會允許女工關掉機器休息，或者允許讓她們帶進車間來學習技術的女孩接替她們一會兒。
中午輪流午餐（日商工廠則關掉機器）。午餐是自帶的，用廠里的（不干凈的）熱水把昨晚的剩飯加熱后就著腐乳、咸魚或蔬菜吃。午餐時間為半小時，剛生小孩的女工需要同時給嬰兒喂奶，她們有的在上班時把嬰兒帶在身邊，有的讓家人在中午把嬰兒帶到工廠（有錢雇奶媽的女工需要每年花70元，占每年工資的三分之一）。
晚上六點工作結束，在離開工廠之前女工要挨個被搜身，以防偷帶東西出去，排隊等待檢查使工人在工廠里的時間延長了一個小時。女工們結伴或與家人一起回家，以防男工和地痞流氓的性騷擾或敲詐勒索。七八點鐘到家后吃晚飯，年輕的妻子或童養媳需要燒菜做飯。家里沒有電燈，用的是煤油燈，吃完飯后九十點鐘上床睡覺。
夜班基本與日班相同。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到班，六點開始工作，半夜里會有一刻鐘或半小時的晚餐時間。到了后半夜，工人通常會輪流打盹。多數工廠會發一張大餅和一根油條，華商永安工廠還會發兩塊餅干和一杯咖啡。不少女工喜歡上夜班，因為工頭在晚上不會管得很嚴。白天的睡覺由于女工家里人多而難以保證質量，再加上夜間潮濕的環境，以至于在兩年后，每隔一周上夜班的十個女工中有七個染上結核病。
白班和夜班每兩周輪換一次。但在生意好的時候，工廠常常設法在輪換時延長工作時間，例如讓周六晚班的工人工作到上午九、十點，讓周日晚上的夜班工人從下午（甚至上午）就開始工作。生意不好時也會縮短工作時間，工資也隨之減少。
女工常由于各種原因而曠工，如生病、照顧小孩或生病的家人等。經濟情況較好的女工可能為了和朋友聚會而休假。但她們也學會用一些手段避開考勤，照樣獲得出勤獎金。
吃齋信佛的女工很多，在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她們不吃肉，還要燒香或去寺廟進香。
每兩周發一次工資。在發工資的當天，算命先生和放高利貸的人會來到工廠。
周日休息。女工在這天洗澡和洗衣服，并走親訪友或結伴聊天逛街逛公園，偶爾也會去看戲或聚在劇院門口聽戲。但她們一般只是在生活區域周圍活動，除了在假期之外不會進城。
假期主要包括春節三天、端午和中秋各一天。假期來臨之際，女工經常買食品或白酒送給她的保護人（工頭或包工頭）。再窮的人家也要慶祝春節，但顯然各家的消費水平是不一樣的。春節時女工還會去寺廟，或請算命先生算命。
在許多方面，女工在城市里過著一種類似于農民的生活，養雞、從街販那里買食物，在街區的井邊或小河邊聚在一起洗菜洗衣服。
第七章“工作生活”介紹了一般女工的人生經歷。
棉紗廠女工的經歷通常是豐富的，但未必多彩，因為總的色調是黯淡的。她可能當過農民、家庭手工業者、養蠶人、街頭小販、乞丐、妓女等。在由于經濟蕭條、戰爭而失業時，她可能去郊區撿菜度日、在街上拾荒出售、逃進公共租界里臨時設立的收容所，或返鄉務農（如果農村沒有遭到打擊的話）。
女孩從五、六歲就開始幫家里干活。蘇北女孩下地干農活，江南女孩在家紡紗織布，上海女孩在家幫父母務農或務工。在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之前進廠的女工中，受過教育的很少，她們常常是為了供養兄弟上學而去做工。
多數女工在九、十歲時開始做童工。女孩的工資對于家庭收入來說是重要的，一般歸父母所有。個人獨立意識較強的女孩會藏一些私房錢，用于奢侈消費（如：綢手帕、手表、金耳環、脂粉、擦臉膏、時裝、燙發）。
由于棉紗廠一般雇傭十歲以上的女孩，許多八、九歲的女孩最初在繅絲廠做打繭的工作。這一工作被認為是最艱苦、最不值得做的，童工必須把蠶繭按在滾燙的開水里，讓它們變軟從而方便抽絲，車間里悶熱潮濕。除此之外，年輕女工還會去毛紡廠、卷煙廠、雞蛋廠等工廠，但它們和繅絲廠一樣都是季節性開工的，而棉紗廠則是唯一能為女性提供全年工作機會的行業（雖然卷煙廠和雞蛋廠的工作既輕松、工資又高）。對于棉紗廠女工來說，棉紗廠的工作是她們能在上海得到的等級最高的工作。條件更好的卷煙廠和香水廠是寧波人的天下，商場店員的崗位則由受過更多教育的女性占據。
十幾歲進入棉紗廠后，女工可以在同一個工種內提升技術級別，提升最快的女工可以在一年內從最低的十級工升到一級工，兩者的工資每天相差1.5元（最低工資約為每天0.4元，養成工培訓的兩個月期間工資為0.15元）。
根據工種的不同，在同一個車間工作的女工的工資會相差一倍。最終升到車間工頭（拿摩溫）的女工和工廠的技術人員、管理者一樣，大多來自江南或是上海本地人，她們常常是在受過教育的小工頭中選拔的。處在更高職位的管理者都不是來自工人階層，而是老板的親戚朋友。
不同車間也有等級之分，最明顯的區分是細紗車間工資低于織布車間。織布車間里的男工比例更高，女工的平均年齡也更高，或許來自江南的女工比例也更高，這些都是形成車間等級的可能因素。
不同工廠的相同工作可能有不同的工資和工作環境。日商工廠的工作環境相對更好，還提供茶，管理也較為寬松，工頭不歧視蘇北移民；而且由于采用優質棉花而減少了斷線，接頭工的工作負擔更輕。華商工廠中，申新九廠被認為是全上海最差的工廠，低工資和高壓管理；永安工廠則比較受歡迎。女工頻繁跳槽，其中優先考慮的因素是工資，也可能是跟隨親戚朋友一起換工廠。
上海女工通常在18-24歲結婚，而農村女孩一般在15-16歲時結婚。父母為了更長時間地獲得女兒的工資而拖延她的結婚時間。沒有兒子的父母特別不愿意出嫁女兒，但他們招到的女婿往往是孤兒或地痞流氓。女共產黨員普遍推遲結婚，以至于有時黨組織不得不安排假結婚來避開國民黨的懷疑。
一些女工在兩、三歲時就被父母許配給別家或賣作童養媳。多數女孩在十幾歲時在父母的安排下由媒人介紹對象，媒人常常就是女工的工頭——這有點類似于敲詐，因為女工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所以很難拒絕工頭介紹的對象。夫妻須來自同一地域。婚禮通常回到家鄉舉行。
婚后，女工住到丈夫家里，不僅要幫忙做家務，還要把工資全部交給公婆。婚姻通常意味著接連不斷地生孩子。家里較窮的女工為了保住工作，常常冒著生命危險做人工流產，或者設法瞞著工廠管理者和工頭，而且在分娩后過不了幾天就回廠工作。另一些女工則會暫時回到農村照看孩子，同時可能去做奶媽來掙錢。由于惡劣的懷孕和分娩環境，據一項估算，高達60%-70%的嬰兒死亡。
女工因各種原因而暫時或永久離職：結婚、生小孩、受傷、生病、家庭成員去世、被解雇。四十歲以上的女工很少。多數女工在自己的孩子能夠掙錢時就不工作了，許多人可能從結婚或生小孩后就沒有回工廠工作。
抗戰期間女工頻繁往返農村家鄉和城市工廠。抗戰之后工廠重開，管理者借機招募了許多新工人，她們大多出身于曾經較富裕的家庭，上過幾年學，甚至直到二十歲才進工廠。1949年以后，女工不再是往返于農村和城市之間的農民工了，而且得到了較好的物質待遇。
第八章“變化的視角”敘述了女工參加各種社會組織的情況。
為了抵御男工、警察、地痞流氓的騷擾，在工作上相互幫助，并處理一些急需用錢的情況，女工們以同鄉關系為紐帶互相幫助，有時會進一步成立更加正式的姐妹會。姐妹會的成員通常在同一街區居住、在同一個車間工作，其中也包括幾個男工、工頭或青幫成員，以增強姐妹會的防御能力。
基督教女青年會是有大量女工參加的第一個外部組織，從三十年代開始，它吸引了不少女工的加入，并悄悄培養工人運動的組織者。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民族工業部干事鄧裕志在二十年代從一個美國干事芒德·拉塞爾那里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后來負責組織夜校。通過口頭傳播和在工人生活區演出娛樂節目的方式，基督教女青年會逐漸在女工中間培養了一批追隨者，它開設的學校成了為數不多的讓來自不同地域的女工可以互相交往的場所，罷工的消息和經驗在這里得到傳播。抗日戰爭爆發后，基督教女青年會為失業女工建立了難民收容所，努力為她們找正式工作，并開設文化課程，共產黨員在這個被他們稱為“上海的解放區”的地方進行教學工作并組織地下斗爭。
國民黨似乎并未在棉紗廠女工中產生影響。共產黨則一直試圖接近女工，但在二十年代，由于棉紗廠中黨員太少、宣傳組織的方式不符合女工的特點，所以收效不大，而且在1927年后被迫轉出上海或轉入地下，只是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才重新加強在上海的活動。但是此時共產黨已經修正了活動策略，通過拜干娘的方式使黨員獲得保護，利用已經存在的姐妹會，首先吸收姐妹會的核心成員入黨，然后依靠她們在日常活動中逐漸地影響其余成員。此外，共產黨還在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學校里通過更多的黨員教師來培養積極分子。這一階段的大多數共產黨基層組織者自己就曾是基督教女青年會夜校的學生，抗戰后加入共產黨；一些黨員已經屬于某一姐妹會，所以容易影響她的姐妹們。
隨著共產黨的成功進入，姐妹會和基督教女青年會都改變了原來的性質：姐妹會的規模從二三十人擴大到四五十人，且更加有戰斗性而不僅僅是防御性；基督教女青年會則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培訓所，教女工進行閱讀、演講、辯論和社會分析。共產黨組織女工進行抗日斗爭，主要形式是怠工和偷竊，在這些活動中，女工形成了政治組織和團結精神，并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中成為領導者。
迫于惡性的通貨膨脹，1948年申新九廠6000名女工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同時，周邊工廠也紛紛罷工以響應申新九廠，還有6000名舞女沖進上海工部局辦公室進行示威并發生騷亂（第一章還提到有1000名舞女罷工）。女工和男工一起占領了工廠四天，體現了很強的戰斗性。國民黨政府出動裝甲車和數百名警察鎮壓，3名女工犧牲，500名工人受傷。最后，工人的要求得到了部分的滿足。
三、分析
1、方法
作者主要采取了兩個方法：挖掘檔案與采訪口述。
在檔案部分，除了保存于上海的檔案之外（主要是上海社科院檔案，以及某紡織廠全部約一千名工人的退休卡），還參考了大量保存在瑞士日內瓦的檔案，因為日內瓦是兩家國際性機構的總部所在地：國際勞工組織（ILO）和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后者與三十年代之后的上海女工有著特別緊密的聯系。
在口述部分，作者在1980年前后兩次來到上海，采訪了共約75名的各類工人，包括來自不同地域、做不同工種的男工、女工，以盡量增加材料來源的全面性。然而，在“包身工”一章中，卻沒有曾經做過包身工的女工的現身說法，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包身工制度的殘酷性。
2、敘述
由于作者目的在于敘述這段歷史的概況，因此，個人史的敘述在書中很少。但考慮到作者曾查閱了那么多記錄了工人工作經歷的退休卡，并訪談了許多工人，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個人史的敘述可以使人更深地了解女工的心理活動。
本書敘述中的主要缺陷是缺乏比較的視野（縱向的歷史比較和橫向的地區比較、行業比較）和全球性的視野，簡而言之，就是眼光比較局限。
例如，就本書最想要駁斥的革命史假設而言，雖然作者在書中詳細指出了種種阻止工人團結抗爭的因素，但并沒有給出更一般化的理論解釋。但是，至少在六十年代，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家弗朗茲·法農就已經指出，殖民地的“工人”階級常常是勞動者中的貴族階層，在殖民地，受壓迫最深的是農民而不是工人。這當然也只是一個經驗性的歸納，但已經有了全球性的視野，因此就可以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追問為什么這種情況會普遍發生，而不像本書那樣，僅僅止步于探討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
行業比較的缺乏也讓讀者對于棉紗廠女工的處境不能有更全面的認識。當然，從書中給出的一些事實可以推測，由于棉紗廠是唯一一個大部分女工來自貧窮的蘇北地區的行業，因此，棉紗廠女工的生活境遇很可能是上海工廠工人中比較差的，雖然對于其中的女工來說已經是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全球性視野的缺乏則使讀者看不到影響女工命運的世界政治、世界經濟的局勢。鑒于本書偏重于社會史，因此在這一點上也不能太苛求。
3、理論
缺乏理論是本書的最大缺陷，這導致本書的敘述常常流于瑣碎事實的羅列，并限制了敘述的視野。當然也應該看到，作者是屬于較早接觸到中國大陸檔案的一批海外學者，因此不能過于苛求。在此書之后的另一個美國學者的著作《上海罷工》在掌握了更多的經驗性研究和材料之后，就開始嘗試建立自己的理論了。
例如，在敘述女工通過從農村來到工廠而改善了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時，作者并沒有運用“參照群體”理論，根據這一理論，人們的主觀幸福感或滿足感是在和一個與自己身邊的“參照群體”的比較中獲得的。來自長三角的女工可以與境遇更差的來自蘇北的女工比較而獲得心理滿足，而所有女工都可以與自己之前的農村生活作比較而獲得心理安慰。因此，如果不考察農村生活的情況，就很難理解女工對于城市里的工廠生活的主觀感受，而本書確實沒有很好地做到這一點。
缺少理論指導的情況甚至導致本書提供的經驗性材料在一些地方削弱了作者的主要論點。作者強調“壓迫越深、反抗越大”這一假設在民國時期的大多數時間里并不符合現實，但是卻沒有考察這一假設為什么在有些時候是正確的。例如，書中第八章提到，發起1948年上海大罷工的是申新九廠。但之前的第七章卻提到，在1938年時“申新九廠工人的生活被認為是上海所有工廠中最糟糕的”，作者似乎并沒有意識到這削弱了作者想要強調的論點。由此出發，顯然有必要深入審視壓迫和反抗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條件造成了兩者的相關性或不相關性？
總之，這本經驗性的歷史研究著作，只是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份詳細的指南：從本書中能夠提出的問題要遠遠多于它最初想要回答的問題。
4、價值立場
作者堅決反對傳統革命史敘述中把女工描寫成“被動的受害者”的做法，批評大部分歷史記錄受到五十年代“訴苦”運動的影響而“把最困難時期最貧困的女性（日本占領期的蘇北女性）的特征，作為解放前整個歷史時期所有女性的特征”。這一批評很可能是對的，但全書所列舉的事實似乎卻不太支持作者自己的正面結論（即，女工不是被動的受害者）。如果作者的結論中還有一部分是正確的話，那么，可以從中得出的正確結論是，棉紗廠的大部分女工是主動的受害者。她們就像飛蛾撲火一般，為了勉強維持自己的生存和血脈的延續而走進了工廠這座煉獄。捫心自問一下，有幾個今天的讀者（甚至是今天的工廠工人）愿意去過這些女工的生活呢？甚至是當時的工人也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例如書中第七章提到，女工若生下男孩，一個月后會舉行慶祝，對此，被采訪的女工說：“我們要吃長壽面，希望兒子長大后不再當工人。”許多棉紗廠女工篤信宗教或迷信，也說明她們的生活是難以忍受的，需要通過宗教信仰或迷信來獲得解脫。
女工是被動的受害者還是主動的受害者，或者既是受害者也是獲益者，甚至主要是獲益者，這一判斷從表面上來看取決于參照對象的選擇，但更深層次來看，這是由價值立場甚至是政治立場的不同所導致的。以上三個判斷分別對應的是激進（受害）、改良（既受害也獲益）、保守（獲益）三種政治立場。
此外，作者雖然強烈譴責包身工制度和青幫成員，但同時又支持勞動力自由買賣的制度。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為包身工這種訛詐窮人的制度正是在自由契約的保護下才成為可能的。作者所揭露和譴責的其實并不是包身工制度本身，而是包工頭違反最初契約或利用契約中的漏洞而損人利己的行為。以繞開青幫的“自由”方式被雇傭的棉紗廠女工同樣面臨著惡劣的工作環境，她們的工資相對于技術管理人員或其他一些行業的工人來說依然較少，更何況自由的雇傭并不能保證人性化的管理，因此，對于勞動力自由買賣的支持只是對工廠老板有利，而與工人的利益沒有太大的關系：蘇北籍工人身陷上海社會底層的苦難境遇正是勞動力“自由”買賣的結果。
四、感想
在沒有激進變革的情況下，日常的苦難不會進入大眾表達的領域，因為它們在現有的大環境下顯得似乎是不可改變的，而激進變革所承諾的正是改變這個大環境。于是，日常苦難要么進入到人們的潛意識中，并且通過求神拜佛或享樂主義的方式來保持這種有意識的遺忘，要么就被當做無奈的現實而接受下來。在這種情況下，能夠表達出來的苦難只是一些特別嚴重或特殊的苦難，例如意外死亡、失戀。對于特殊苦難的表達有助于人們淡忘日常苦難，這就是悲劇故事和傷感音樂之所以流行的原因，這也似乎提示我們五十年代的訴苦運動為什么沒有產生長期的效果。為了解決這些特殊的苦難，所需要的是一點一滴的改良。
苦難的來源或是天災，或是人禍。人類在從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天災的影響越來越小，余下的苦難越來越多地來自于人禍：惡制度和壞行為的執行者和旁觀者共同造成了這些苦難，其中，前者正是從別人的這些日常苦難中才獲得了自己的日常利益。揭露大眾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苦難以及少數人從中獲得的利益，是激進變革的倡導者必須要完成的任務。這是因為，日常苦難如果沒有進入大眾表達的領域，激進變革就會因為缺乏推動力而不能發生，畢竟，人對于負面感受（利益受損）的敏感性要遠遠大于積極感受，烏托邦暢想的感召力遠遠比不上對于日常苦難的訴說。這正是文化領域中的“陣地戰”或者說是“漫長的革命”，但這又是一個似乎不可解開的死結，因為這場文化斗爭的前提同時也是它的目標，即激進的變革，我們又回到了開頭的那句話，“在沒有激進變革的情況下，日常的苦難不會進入大眾表達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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