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戰爭與革命”是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作的的演講。在演講中,列寧首先提出了應當通過分析戰爭的階級性質,爆發的原因,歷史經濟條件來看待戰爭。他揭露了資產階級政論家們“為民族利益而戰”的謊言,并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一戰的本質,即兩個資本主義經濟集團在世界范圍內爭奪統治權的帝國主義戰爭。列寧指出了結束戰爭的途徑——“戰爭是統治階級挑起的,要結束它只有靠工人階級革命。”2月24日是俄烏沖突爆發一周年。這一年,戰爭形勢經歷多次震蕩和重大變化。回顧列寧關于“戰爭與革命”的演講,仍對我們有深刻啟迪。特此編發,以饗讀者。
戰爭與革命
弗拉基米爾·列寧(1917年5月14日(27日))演講
最近期間,在一切報刊上,在每次公眾集會上,常常談論戰爭與革命的問題,你們中間很多人,大概對這個問題的許多方面不僅相當熟悉,而且已經感到厭煩了。我一直沒有機會在本區黨的會議或一般的公眾集會上講話,甚至也沒有出席過這些會議,因此,我很可能重復別人說過的話,也可能對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特別感興趣的方面談得不夠詳細。
我覺得,在戰爭問題上,有一個主要的方面,人們常常忘記和注意不夠,還引起很多也許可以說是毫無意義、徒勞無益的爭論,這就是忘記了一個基本問題,即這場戰爭具有什么樣的階級性,爆發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階級進行的,是由什么樣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經濟條件造成的。我在群眾大會和黨的會議上曾經用心觀察過對戰爭問題的提法,因此確信,在這個問題上所以產生許多爭執,正是由于我們在分析戰爭問題的時候,往往說的是完全不同的語言。
從馬克思主義即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在社會主義者討論應該怎樣評價戰爭、應該怎樣對待戰爭的時候,基本問題在于這場戰爭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是由哪些階級準備并操縱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是那種無條件地反對一切戰爭的人。我們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這種社會制度在消除了人類的階級劃分之后,在消除了人剝削人和一個民族剝削其他民族的現象之后,就必然會消除發生戰爭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在爭取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斗爭中,我們必然會遇到一個民族內部的階級斗爭同這種階級斗爭所引起的民族之間的戰爭碰在一起的情況,因此我們不能否認革命戰爭的可能性,即由階級斗爭所產生、由革命階級所進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義的戰爭。我們不能否認這一點,尤其是因為近百年來、近125—135年來,歐洲革命史上除占多半的反動戰爭以外,也還有革命戰爭,例如法國的革命人民群眾反對聯合起來的君主的、落后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歐洲的戰爭。當今在西歐,以及最近在我們俄國,最流行的一種欺騙群眾的手法,就是援引革命戰爭的例子來愚弄群眾。有各種各樣的戰爭。必須弄清楚,這場戰爭是由什么樣的歷史條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階級進行的,是為了什么而進行的。不弄清楚這些,我們關于戰爭的一切議論勢必都是純粹的空話,都是純粹字面上的和沒有結果的爭論。因此,既然你們要我講戰爭和革命的相互關系問題,我就來詳細地談一談這方面的問題。
大家知道,一位非常有名的戰爭哲學和戰爭史的著作家克勞塞維茨說過一句名言:“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句名言出自這樣一位著作家的筆下,他在拿破侖戰爭時期過后不久,考察了戰爭史,從中得出了哲學教訓。現在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無疑已經為一切肯思考的人所接受。大約在80年前,他就反對了這樣一種庸俗無知的偏見,即認為戰爭可以同有關政府、有關階級的政治分開,某個時候可以把戰爭看成是一種破壞和平的單純的進攻,接著又是恢復這種被破壞的和平。相互廝殺,又言歸于好!這是幾十年前就被駁倒的鄙陋無知的觀點,對發生戰爭的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稍作仔細的分析,就可以駁倒這種觀點。
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任何戰爭都是同產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開的。某個國家,這個國家的某個階級在戰前長期推行的政治,這個階級在戰時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會繼續加以推行,只是變換了行動方式而已。
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18世紀末,法國的革命市民和革命農民用革命手段推翻了本國的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在鎮壓了本國的君主之后,又用革命手段鎮壓了本國的地主),革命階級的這種政治不能不徹底動搖歐洲所有其他專制的、皇帝的、國王的、半封建的國家。而戰爭也就成為獲得了勝利的法國革命階級的這種政治的必然繼續,在這種戰爭中,歐洲的所有君主國結成了有名的同盟反對革命的法國,用反革命戰爭對付法國。當時革命的法國人民不但在國內第一次發揮了幾百年內沒有見過的最大的革命勁頭,而且在18世紀末的戰爭中也表現出了同樣的巨大革命創造精神,他們改造了整個戰略體系,沖破了一切舊的戰爭法規和慣例,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軍隊以代替舊軍隊,創立了新的作戰方法。我認為這個例子值得特別注意,因為它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政論家目前經常忘記的東西,看到了他們是在利用完全不覺悟的人民群眾的偏見和庸俗無知,而這些群眾不懂得任何戰爭都與一個國家、一個階級戰前的政治有密切的經濟聯系和歷史聯系。這個階級戰前就在統治,而且用所謂的“和平”手段來保證達到自己的目的。之所以說所謂的,那是因為它為了“和平地”統治殖民地而需要采用的那些鎮壓手段未必能稱得上是和平的。
歐洲曾是一片和平景象。這種和平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為歐洲各民族對殖民地億萬居民的統治完全是靠連綿不斷的戰爭來實現的。我們歐洲人不認為這些戰爭是戰爭,因為它們往往不象什么戰爭,而是對手無寸鐵的民族實行最野蠻的摧殘和屠殺。正因為如此,我們要了解現代的戰爭,首先就必須對歐洲列強的全部政治作一個總的觀察。不應該抓住個別的例子和事實,從社會現象的聯系中抽出個別事例總是很容易的,但毫無價值,因為相反的例子也很容易舉出來。應該從歐洲各國經濟和政治的相互關系中抓住整個歐洲國家體系的全部政治,才能了解這個體系是怎樣不可避免地造成這場戰爭的。
我們經常看到,有些人,特別是資本家的報紙——不管是君主派的報紙還是共和派的報紙都一樣——總是企圖把與這場戰爭毫不相干的歷史內容和這場戰爭湊在一起。例如,在法蘭西共和國最常見的一種手法,就是試圖把法國現在進行的戰爭說成是1792年法國大革命的戰爭的繼續或類似那樣的戰爭。現時最流行的一種欺騙法國人民群眾、欺騙法國工人和全世界工人的手法,就是把當時的“習慣語”、當時的個別口號硬搬到我們這個時代來,企圖把事情說成是,共和制的法國現在也還是在維護本國的自由而反對君主制。他們忘記一個“小小的”情況,就是1792年在法國進行戰爭的是一個革命階級,它實現了空前未有的革命,依靠群眾空前未有的英雄主義徹底摧毀了法國的君主制;它奮起反對聯合起來的君主制的歐洲,也只是為了繼續進行革命斗爭,而不是為了別的什么目的。
當時法國的戰爭是法國革命階級的政治的繼續,這個階級舉行了革命,贏得了共和國,以空前未有的毅力鎮壓了本國的資本家和地主,并且為了這種政治,為了繼續這種政治,進行了革命戰爭來反對聯合起來的君主制的歐洲。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首先是兩個資本主義強國集團聯盟,是世界上幾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強國——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它們幾十年來的全部政治就是不斷地進行經濟競爭,以求統治全世界,扼殺弱小民族,保證勢力范圍已囊括全世界的本國銀行資本獲得三倍和十倍的利潤。這就是英國和德國實際的政治。這就是我要著重指出的。任何時候都必須強調這一點,因為,如果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根本不能理解這場戰爭,那時,我們就會束手無策,被一切以謊言欺騙我們的資產階級政論家牽著鼻子走。
我們必須全面地研究和了解資本主義強國的兩大集團(互相廝打的英國集團和德國集團)在戰前整整幾十年間的實際的政治。不然的話,我們不僅會忘記科學社會主義和一切社會科學的基本要求,而且會根本無法了解這場戰爭,我們會被騙子米留可夫牽著鼻子走。這個騙子現在正用各地都毫無例外地慣用的那種手法來鼓吹沙文主義和煽起民族仇恨;對這種手法,我在前面提到的克勞塞維茨早在80年前就評述過,早在那時他就嘲笑了這樣一種觀點:原來各民族和睦相處,后來互相廝殺起來了!似乎真是這樣!不把戰爭同有關的國家、有關的國家體系、有關的階級在戰前的政治聯系起來,難道能夠說明戰爭嗎?我再說一遍:這個問題是人們所經常忘記的一個基本問題,由于不理解這個問題,十分之九的關于戰爭的談論都成了毫無意義的對罵和無謂的爭吵。我們說,如果你們不研究兩個交戰國集團幾十年來的政治(這種研究是為了避免偶然性,避免只抓個別例子),如果你們不揭示這場戰爭同戰前政治的聯系,你們就根本不能理解這場戰爭。
這種政治一再向我們表明,世界上兩個龐然大物即兩個資本主義經濟集團不斷地進行著經濟競爭。一方面是英國,它控制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財富居世界首位,它創造這些財富不單是靠本國工人的勞動,而主要是靠剝削廣大的殖民地,靠英國銀行擁有極大的力量。英國銀行比其他各國銀行更先形成為數極少的——就那么三五個——大銀行集團,支配著幾千億盧布,而且這種支配,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已經使得地球上沒有一塊土地不處在這個資本的魔掌之中,沒有一塊土地不被英國資本的千百條繩索纏住。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這個資本已大大增長,活動范圍已遠遠超出某些國家的界限,造成了擁有空前巨大財富的大銀行集團。這個資本造成了為數極少的幾家銀行,于是用了幾千億盧布使這個銀行網布滿了全世界。這就是英國和法國在經濟政策方面的基本情況,法國的一些著作家,例如現在由一些前社會黨人(如有名的金融問題著作家利西斯)所主持的《人道報》的撰稿人,早在戰前幾年就針對本國的經濟政策寫道:“法國是一個金融君主國,法國是一個金融寡頭,法國是一個全世界的高利貸者。”
另一方面,同這個以英法為主的集團對立的是另一個資本家集團,這個集團更加兇惡,更加富有掠奪性。這個集團的資本家走近資本主義筵席的時候,席位已被占光了,但是他們采用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新的角斗方法,采用了優良的技術和無比優越的組織,使舊的資本主義即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爾的資本主義。這個集團確立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化的原則,把資本主義的巨大力量和國家的巨大力量聯合成一部機器,使千百萬人處于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組織之中。這就是誰也不能回避的幾十年來的經濟史和外交史,只有它才能給你們指出正確解決戰爭問題的途徑,才能使你們了解到,這場戰爭也是在戰爭中互相廝殺的那些階級的政治的產物,是兩大集團的政治的產物,這兩大集團在戰前很久就已在世界各國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剝削網,在戰前就已經在經濟上把世界瓜分完畢。它們勢必發生沖突,因為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來,重新分配統治權是不可避免的。
舊的瓜分是以英國在幾百年內把先前的許多競爭者打垮為依據的。從前同英國競爭的有稱霸世界的荷蘭,有進行了將近百年的爭霸戰爭的法國。英國仗著自己的經濟力量,仗著自己商業資本的力量,通過長期戰爭,確立了無可爭辯的世界霸權。后來出現了一個新的掠奪者,1871年產生了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強國,它的發展比英國快得多。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沒有一本經濟史方面的書籍不承認這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德國發展得更快。德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就是一個年輕力壯的強盜的發展。它躋身于歐洲的列強,它說:“你們搞垮了荷蘭,擊潰了法國,奪得了半個世界,勞駕也給我們適當的一份吧。”“適當的一份”是什么意思呢?在資本主義世界,在銀行界,怎樣來確定這一份呢?在那里,力量取決于銀行的多少,這正象美國一家億萬富翁的報紙以純粹美國式的直率態度,以純粹美國式的無恥態度所講的那樣:“在歐洲,現在進行著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要想稱霸世界需要兩件東西:美元和銀行。美元我們是有的,銀行我們要建立,我們將稱霸世界。”這是美國一家億萬富翁的指導性報紙的聲明。我必須說,這個傲慢而無恥的美國億萬富翁的這句厚顏無恥的話,要比資產階級撒謊家的千百篇文章實在一千倍;那些撒謊家把這場戰爭說成是由于某種民族利益,由于民族問題而引起的,他們散市諸如此類極其明顯的謊言來推翻全部歷史,并抓住德國強盜襲擊比利時這樣的個別事件作為例子。當然這件事是不假的。這個強盜集團確實空前野蠻地襲擊了比利時,但是它所做的,同另一個強盜集團用其他手段對其他民族在昨天所做的和今天還在繼續做的并沒有任何區別。
在兼并問題(這個問題我原打算把它作為引起當前這場戰爭的經濟關系外交關系史來簡略地敘述一下)上爭論時,我們總是忘記,這個問題通常就是這場戰爭發生的原因問題,就是瓜分侵占的土地問題,或者通俗點說,就是兩伙強盜分贓的問題。我們在兼并問題上爭論時,還經常遇到一些手法,這些手法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是經不起任何批評的,而從社會政論的角度來看,則只能叫作拙劣的欺騙。你們問問俄國的沙文主義者或社會沙文主義者,他們一定會把什么是德國的兼并這個問題解釋得頭頭是道,因為他們對這一點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如果你們請他們給兼并下個總的定義,即既適用于德國也適用于英國和俄國的定義,那他們決不會滿足你們的請求。他們永遠下不出這樣一個定義!《言語報》(為了從理論進到實踐)嘲笑我們的《真理報》說:“這些真理派分子竟把庫爾蘭看作被兼并的土地!同這種人有什么好談的呢?”我們回答道:“好吧,那就請你們給兼并下個定義吧,這個定義要既適用于德國人,也適用于英國人和俄國人。我們再補充一句:要么你們對此采取躲避態度,要么我們立即就把你們揭穿。”于是《言語報》默不作聲了。我們肯定地說,任何一家報紙,無論是干脆說應該保衛祖國的一般沙文主義者的報紙,還是社會沙文主義者的報紙,從來都沒有給兼并下過一個既適用于德國也適用于俄國即適用于任何一方的定義。它們不可能下這樣一個定義,因為整個這場戰爭是兼并政策的繼續,就是說,是交戰雙方的兩個集團的掠奪政策即資本主義搶劫政策的繼續。因此很清楚,這兩個強盜中究竟哪一個先拔出刀來,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請你們看看這兩個集團幾十年來的海軍開支和陸軍開支吧,請你們看看它們在大戰前所進行的那些小的戰爭的歷史吧,——所以說是“小的”,是因為在這些戰爭中歐洲人死得不多,而那些被他們扼殺的、在他們看來甚至不能算是民族(難道那些亞洲人和非洲人是民族嗎?)的民族卻死了好幾十萬:他們對這些民族所進行的是這樣一種戰爭:當地的民族赤手空拳,卻遭到他們機槍的掃射。難道這是戰爭嗎?這實在說不上是戰爭,可以不去管它。看,他們就是這樣一味欺騙人民群眾。
過去德國人和英國人在非洲、英國人和俄國人在波斯都一直在進行掠奪,屠殺整個整個民族,制造空前暴行(我不知道他們誰干得厲害些);這場戰爭就是這種政治的繼續。由于互相爭奪,德國資本家把英國人和俄國人看成自己的敵人。怎么,你們仗著你們有錢就逞強嗎?可是我們比你們更強,因此我們也有這種“神圣的”掠奪權利。這就是戰前幾十年英德金融資本的真正歷史。這就是俄德之間、俄英之間和德英之間的關系史。這就是了解戰爭爆發原因的關鍵。這就是為什么說目前流行的那種關于戰爭爆發原因的說法是招搖撞騙,欺人之談。他們忘記了金融資本的歷史,忘記了這場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是怎樣釀成的歷史,卻把事情說成是:兩個民族原來和睦相處,后來一個進攻,一個就起來自衛。全部科學被置于腦后了,銀行被置于腦后了,人民被征入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的農民被征入伍。需要自衛,這就是一切!要這樣來談論問題,那徹底的辦法應當是取締一切報紙,燒毀一切書籍,禁止在報刊上談論兼并,只有這樣,這種兼并觀點才能站得住腳。他們在兼并問題上不能講實話,因為俄、英、德三國的全部歷史就是為了兼并而進行連年不斷的殘酷的血腥戰爭。自由派在波斯和非洲進行過殘酷的戰爭;他們在印度則鞭撻過政治犯,因為政治犯竟敢提出在我們俄國有人曾經為之奮斗的那些要求。法國的殖民主義軍隊過去也壓迫其他民族。這就是以往的歷史,這就是亙古未有的掠奪的真正歷史!這場戰爭正是這些階級的這種政治的繼續。正因為這樣,他們在兼并問題上不可能作出象我們那樣的答復。我們的答復是:凡是根據皇帝或政府的決定而不是根據本民族大多數人的自愿被并入另一個民族的民族,都是被兼并的民族,被擄掠的民族。放棄兼并就是使每個民族享有單獨成立國家或愿意同哪個民族就同哪個民族結成聯盟的權利。這樣的答復,對于任何一個稍微有點覺悟的工人都是十分明了的。
決議通過了好幾十個,甚至在《土地和自由報》上也刊登過,你們從每一個這樣的決議中可以看到一個表達得很糟糕的答復:我們不想為統治其他民族而打仗,我們在為自己的自由而斗爭,——所有工人和農民都是這樣講的。他們以此來表達工人,勞動者對戰爭的看法。他們以此來說明:如果進行戰爭是為了勞動者的利益,是為了反對剝削者,那我們擁護戰爭;如果是那樣,我們也會擁護戰爭,而且不會有一個革命政黨反對這種戰爭。他們,這許多決議的起草人,講得不對,因為他們把事情說成好象戰爭是由他們進行的。我們士兵,我們工人,我們農民,是在為自己的自由而戰。我永遠不會忘記一位決議起草人在一次群眾大會后向我提出的問題:“干嗎你們老是談論反對資本家?難道我是資本家嗎?我們是工人,我們在捍衛自己的自由。”這話不對,你們作戰是因為聽從了資本家政府的旨意,進行戰爭的不是各國人民,而是各國政府。如果是一個對政治沒有研究、不管有幸與不幸都不了解外交秘密或金融掠奪內幕(例如,俄國和英國對波斯的壓榨)的工人或農民,忘記了這種事情,天真地問,我打仗,同資本家有什么相干呢?那我是不驚奇的。因為他不懂得戰爭同政府的聯系,不懂得進行戰爭的是政府,而他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他可以自稱為革命人民,寫出許多娓娓動聽的決議,——對俄國人來說,這已經是不簡單了,因為這種做法是不久以前才時興起來的。不久以前,臨時政府發表了一篇“革命”宣言。但是情況并沒有因此而改變。其他民族在資本家寫“革命”宣言來欺騙群眾方面比我們更有經驗,他們早就打破了世界紀錄。如果看一看法蘭西共和國成為支持沙皇制度的共和國以來的議會史,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法國幾十年來的議會史上,用滿篇都是最漂亮詞句的宣言來掩蓋最卑鄙的殖民主義掠奪政策,金融掠奪政策的例子有好幾十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全部歷史就是這種掠奪的歷史。目前這場戰爭的根源就在于此。這并非由于資本家居心不良,也不是君主們推行了什么錯誤的政策。這樣看問題是不對的。不是的,這場戰爭是由大資本主義尤其是銀行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引起的。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柏林的三四家銀行和倫敦的五六家銀行統治著全世界,匯集著一切資金,用全部武裝力量維護著自己的金融政策,最后由于世界上再沒有地盤可供自由奪取,它們就在空前殘酷的搏斗中沖突起來了。結果雙方總有一方不得不放棄它所占有的殖民地。這樣的問題在這個資本家的世界里是不能自愿解決的。這只能用戰爭來解決。所以,怪罪這個或那個戴王冠的強盜是可笑的。這些戴王冠的強盜都是一丘之貉。所以,怪罪這個或那個國家的資本家也是荒唐的。他們的罪過就在于他們建立了這樣一個制度。但他們這樣做是符合文明國家所全力維護的一切法律的。“我有充分的權利,我購買股票。世界上一切法庭、一切警察、一切常備軍、一切艦隊都在保護我的這種對股票的神圣權利。”擁有幾億盧布的銀行建立起來了,這些銀行在全世界建立了銀行掠奪網,它們在殊死的搏斗中沖突起來,這是誰的罪過呢?去找罪人吧!罪過在于半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全部發展,要擺脫這種情況,除了推翻資本家的統治和進行工人革命,沒有別的出路。這就是我們黨從分析戰爭中得出的答案。所以我們說:極簡單的兼并問題被弄得混亂不堪,資產階級政黨的代表人物謊話連篇,甚至把庫爾蘭說成不是俄國兼并的土地。庫爾蘭和波蘭是被他們這三個戴王冠的強盜一起瓜分的。他們已經瓜分100年了,他們各自撕了一塊鮮肉,不過俄國強盜當時強些,因而搶得多些。當時參加瓜分的一個年輕的強盜德國,后來成長為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它說:讓我們來重新瓜分吧!你們想保持原狀嗎?你們認為你們強些嗎?那我們就來較量較量吧!
這就是這場戰爭的起因。當然,“那我們就來較量較量吧!”這種挑戰,僅僅是近十年來的掠奪政策即大銀行政策的反映。正因為如此,在兼并問題上,沒有人能象我們那樣把任何一個工人和農民都能理解的簡單的真情實況講出來。正因為如此,象條約問題這樣一個簡單問題竟被一切報刊無恥地弄得混亂不堪。你們說,我們有革命政府,參加這個革命政府當部長的有差不多是地道的社會黨人,即民粹主義者和孟什維克。可是,當這些部長聲明他們主張沒有兼并的和約的時候,他們卻不說明沒有兼并的和約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奪去德國兼并的土地,保留自己兼并的土地),既然如此,我們就要問:你們的“革命”內閣,你們的關于不愿進行侵略戰爭、同時卻要軍隊實行進攻的宣言和聲明,還有什么價值呢?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手中就有血腥的尼古拉用十足的強盜手段締結的條約?這難道你們不知道?要是沒有掠奪過別人、沒有讀過宏論大作的工人和農民不知道,那是情有可原的,然而現在宣揚這個的是熟知這些條約內容的有教養的立憲民主黨人。這些條約是“秘密的”,但世界各國的外交刊物都在談論這些條約:“你將獲得兩個海峽,你將獲得亞美尼亞,你將獲得加里西亞,你將獲得阿爾薩斯-洛林,你將獲得的里雅斯特,而我們則要徹底瓜分波斯。”德國資本家說:“如果你們不把我的殖民地連同利息歸還給我,我就要奪取埃及,我就要扼殺歐洲的一些民族。”股票這個東西沒有利息是不行的。因此,象條約問題這樣一個簡單明了的問題也使一切資本家的報紙制造了大量驚人的、聞所未聞的無恥謊言。
請你們看看今天的《日報》。沃多沃佐夫這個絕對沒有犯布爾什維主義罪過的誠實的民主主義者在該報上聲明說:我反對秘密條約,讓我來講講同羅馬尼亞締結的條約吧。同羅馬尼亞的秘密條約是有的,它的內容是,如果羅馬尼亞站在協約國方面作戰,它可以吞并一些別的民族。其他協約國締結的一切條約無不如此。它們沒有條約是不會去扼殺任何民族的。要想知道這些條約的內容,用不著去翻閱專門的雜志,只要回憶一下經濟史和外交史上的一些主要事實就夠了。例如,奧地利幾十年來都在設法進入巴爾干,要在那里扼殺……它們在戰爭中沖突起來,那是因為它們不能不沖突起來。正是這個緣故,所以前任部長米留可夫和現任部長捷列先科(前者參加的政府沒有一個社會黨人部長,后者參加的政府有許多準社會黨人部長)對于人民群眾愈來愈堅決地要求公布條約的呼聲,才作出這樣的聲明:公布條約就意味著與盟國決裂。
是的,條約是不能公布的,因為你們都是同一伙中的強盜。我們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先科提出的不能公布條約的意見。從這里可以得出兩個不同的結論。如果我們同意米留可夫和捷列先科提出的不能公布條約的意見,那會得出什么結論呢?既然不能公布條約,那就應該幫助資本家部長們繼續進行戰爭。另一個結論是,既然資本家自己不能公布條約,那就應該打倒資本家。哪一個結論比較正確,請你們自己去決斷,但是你們必須仔細考慮后果。要是象民粹主義者和孟什維克的部長們那樣去推論,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政府說不能公布條約,那就應該發表新的宣言。紙張還沒有貴到連新的宣言也不能寫的地步。要寫出新的宣言,要舉行進攻。為什么呢?目的何在呢?誰來規定這些目的呢?現在士兵們正被召去履行同羅馬尼亞和法國締結的掠奪性條約。你們把沃多沃佐夫這篇文章寄往前線吧,然后再抱怨說:這都是布爾什維克干的,這個同羅馬尼亞締結的條約一定是布爾什維克臆想出來的。如果那樣的話,那就不僅應該取締《真理報》,而且應該驅逐沃多沃佐夫,因為他研究了歷史,米留可夫那些非常危險的書籍也必須全部銷毀。請你們把這位“人民自由”黨的領袖即前任外交部長的任何一本書打開看看。那都是一些好書。書中說的什么呢?說的是俄國有“權利”占領兩個海峽,占領亞美尼亞,占領加里西亞,占領東普魯士。他把一切都分好了,甚至還附上了地圖。不僅應當把寫這樣的革命文章的布爾什維克和沃多沃佐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而且也應當把米留可夫的書銷毀,因為如果現在把他書中的原話收集幾句寄往前線,它的煽動作用是任何一張煽動性的傳單都比不了的。
按照我為今天講話擬的簡短的提綱,現在我還要談一下“革命護國主義”問題。我想,在我榮幸地向你們作了上述報告以后,對于這個問題,我可以講得簡短一些。
說我們完成了革命,我們是革命人民,我們是革命民主派,用這些話作為借口來掩飾戰爭,這就叫作“革命護國主義”。我們應該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我們完成了什么樣的革命呢?我們推翻了尼古拉。與推翻整個地主和資本家階級的革命相比,這個革命并不十分困難。革命以后是誰掌握了政權呢?是地主和資本家,也就是在歐洲早已掌握了政權的那些階級。歐洲早在100年以前就發生了這種革命,在那里,捷列先科之流、米留可夫之流、柯諾瓦洛夫之流早就掌握了政權,至于他們是向本國皇帝交納皇室費,還是可以不要這樣奢侈,那無關緊要。不管有沒有把大量資本投入租讓企業,銀行總歸是銀行,不管是在共和國還是在君主國,利潤總歸是利潤。我們的文明的資本目前正在殖民地,在非洲和波斯設立這種美妙的銀行,如果哪個野蠻國家不聽這種資本的擺布,如果哪些野蠻民族不聽我們文明銀行的擺布,那我們就要派遣我們的軍隊象利亞霍夫在波斯那樣,象法蘭西“共和國”軍隊殘暴地屠殺非洲人民那樣,在那里建立文化、秩序和文明。這有什么不同呢?這同樣是“革命護國主義”,只不過它是由不覺悟的廣大人民群眾表現出來的,他們看不見戰爭同政府的聯系,不知道這種政策是由條約固定下來的。條約依然存在,銀行依然存在,租讓企業依然存在。盡管在俄國政府中坐著他們那個階級的優秀人物,但是世界大戰的性質并未因此而有絲毫改變。新的“革命護國主義”只不過是用偉大的革命概念來掩飾為了卑鄙可惡的條約而進行的骯臟的血腥戰爭罷了。
俄國革命沒有改變戰爭,但它造成了任何國家都沒有的、西方大多數革命也未曾有過的組織。從前的大多數革命只限于產生一個象我國捷列先科之流和柯諾瓦洛夫之流所組成的新政府,而全國仍然處于消極的、無組織的狀態。俄國革命前進了一步。這個事實是一個表明俄國革命能夠戰勝戰爭的苗頭。這個事實就是:除了由“準社會黨人”部長們組成的政府而外,除了這個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實行進攻的政府,同英法資本勾結的政府而外,我們在全國范圍內還有一個獨立于這個政府之外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網。這就是還沒有完成自己的最后使命的革命。這就是西歐在同樣的條件下不曾有過的革命。這就是真正不需要實行兼并的那些階級的組織,這些階級沒有把幾百萬盧布投入銀行,看來,它們對于俄軍上校利亞霍夫和英國自由派大使是否合理地瓜分波斯也不感興趣。這個革命能夠向前發展的保證就在這里。就是說,這些從兼并中確實得不到好處的階級,盡管它們過分輕信資本家政府,盡管它們有這種極其糊涂的思想,并且完全被“革命護國主義”這個概念所蒙蔽,盡管這些階級支持公債,支持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府,——盡管如此,它們還是建立了一種代表被壓迫階級群眾的組織,這就是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在俄國很多地方,蘇維埃的革命工作要比在彼得格勒深入得多。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資本家的中央機關設在彼得格勒。
昨天斯柯別列夫在演講中說:我們要把全部利潤拿過來,要把百分之百的利潤拿過來。這是說大話,是部長式的大話。如果你們看看今天的《言語報》,你們就會看到人們是怎樣看他這句話的。那里寫道:“要知道這樣就會造成饑餓和死亡,百分之百就等于全部!”斯柯別列夫部長比最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還激進。有人說布爾什維克是最左的人,這是一種誣蔑。其實斯柯別列夫部長要“左”得多。有人用最卑鄙的話罵我,說我主張把資本家幾乎剝個精光。至少舒利金說過:“讓他們把我們剝個精光吧!”請你們設想一下,竟有一個布爾什維克走到舒利金公民跟前去,要把他剝個精光。其實他倒更可以在這一點上去責備斯柯別列夫部長。我們從來沒有把事情做得這樣過分。我們從來沒有主張把百分之百的利潤拿過來。但是這種諾言畢竟是可貴的。你們要是看看我們黨的決議,那就會發現,我們在那里提出了和我同樣的主張,而且論證得更充分。應該對銀行實行監督,然后規定合理的所得稅。如此而已!斯柯別列夫卻建議每一盧布征收100戈比。無論過去或現在我們從來沒有提出過諸如此類的主張。斯柯別列夫完全是在說大話。他并不準備認真實行,即使他打算實行,也實行不了,原因很簡單,既然他同捷列先科和柯諾瓦洛夫很有交情,那許下這種種諾言就未免有點可笑。從百萬富翁身上拿走80—90%的收入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依靠這樣的部長。要是政權掌握在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那倒真是可以做到的,但也不能拿走全部,因為它們不需要這樣做。蘇維埃會把大部分收入拿過來。別的國家政權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從斯柯別列夫部長方面說,可以懷著最美好的愿望。這些政黨我已看了幾十年,我投身革命運動已有30年了。因此,我決不想懷疑他們抱有善良的愿望。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不在于有善良的愿望。地獄是由善良的愿望鋪成的。現在部長公民們所簽署的公文已經堆滿了所有辦公室,但情況并沒有因此而改變。要是你們想實行監督,那就開始實行吧!我們的綱領就是這樣,我們讀了斯柯別列夫的演講后可以說,我們并沒有更多的要求。我們比斯柯別列夫部長溫和得多。他既主張實行監督,又主張把百分之百拿過來。我們不想拿百分之百,不過我們說:“只要你們不動手干,我們就不相信你們。”我們不相信空話和諾言,也不勸別人相信,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差別。議會制共和國的經驗告誡我們,紙上的聲明不可信。如果你們想實行監督,那就應該實行起來。只要一天時間就足以頒布一項關于這種監督的法律。每個銀行的職員委員會、每個工廠的工人委員會、每個政黨都有監督的權利。有人會對我們說,這樣不行,這是商業秘密,這是神圣的私有財產!好,兩條道路隨你們選擇一條吧。假使你們要保護托拉斯的這一切帳簿和帳單,要保護托拉斯的一切業務,那就用不著空談什么監督,用不著說什么國家就要滅亡。
德國的情況更糟。在俄國可以弄到糧食,在德國就弄不到。在俄國只要組織起來可以辦成很多事情。在德國什么也別想辦到。糧食再也沒有了,整個民族的滅亡不可避免。現在有人說,俄國處于滅亡的邊緣。既然如此,那么保護“神圣的”私有財產就是犯罪。因此我要問:關于監督的詞句有什么意義呢?難道你們忘了,尼古拉·羅曼諾夫關于監督也寫過很多東西。你們可以從他那里找到很多關于監督的詞句:國家監督、社會監督、參議員的職責等等。革命后的兩個月內,工業家們掠奪了整個俄國。資本賺了百分之幾百的利潤,每份報表都談到了這點。可是當工人們在革命的兩個月內“放肆地”說他們要過人的生活時,全國資本家的報刊都咆哮起來了。每一號《言語報》都瘋狂地叫囂說:工人在掠奪國家了,我們答應的只是監督資本家嘛。不能少來些諾言多來些行動嗎?如果你們想讓官吏來監督,想通過從前那樣的機關來實行監督,那我們黨就要申明我們的堅定信念,決不在這方面支持你們,盡管你們的政府中有一打而不是半打民粹主義者部長和孟什維克部長。監督只能由人民自己來實施。你們應當建立監督機構,即銀行職員委員會、工程師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而且明天就應當開始實行這種監督。要是任何這類機構中的任何一個官員提供不真實的情況,那他就必須負刑事責任。這個問題關系到國家的存亡。我們想知道,現在有多少糧食,多少原料,多少勞動力,應該如何處置。
現在我來談談最后一個問題,這就是怎樣結束戰爭的問題。有人把一種荒謬的看法強加在我們頭上,說我們想單獨媾和。德國資本家強盜們在采取媾和步驟,他們說:如果你把有礦藏的土地給我,我就把土耳其和亞美尼亞的一小塊給你。看,外交家們在各個中立城市里講些什么!這是盡人皆知的。不過這個事實被外交上的暗語掩蓋起來了。外交家之所以是外交家,正是為了用外交語言說話。說我們主張靠單獨媾和來結束戰爭,真是荒謬絕倫!想靠單方面停止軍事行動來結束這場由各個最富有的國家的資本家進行的戰爭,結束這場由十年來的經濟發展進程引起的戰爭,這種想法愚蠢透頂,甚至加以反駁都是可笑的。我們所以專門寫了決議來加以反駁,那是由于這和廣大群眾有關,有人在他們面前誣蔑我們。但這甚至沒有必要認真地來談論。各國資本家進行的戰爭,只有靠反對這些資本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結束。只要監督沒有由空談變為行動,只要資本家的政府沒有被革命無產階級的政府所代替,這個政府就必定只會叫喊:我們就要滅亡了,我們就要滅亡了,我們就要滅亡了。現時在“自由的”英國監禁著許多社會黨人,因為他們講的話和我講的一樣。在德國監禁著李卜克內西,因為他講了我所講的話。在奧地利監禁著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他也許已被處死),因為他用手槍講了同樣的話。世界各國工人群眾的同情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黨人一邊,而不是在那些投靠本國資本家的社會黨人一邊。工人革命正在全世界發展。當然,在其他國家里,革命困難一些。那里沒有尼古拉和拉斯普廷那樣的瘋子,那里執政的是資本家階級的優秀人物,那里不存在要進行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的形勢,那里已經有了資本家階級的政府。這個階級的卓越代表早就在那里統治了。正因為如此,那里的革命雖然還沒有到來,但它必然要到來,盡管許多革命家會犧牲,例如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會犧牲,卡爾·李卜克內西會犧牲。未來是屬于他們的,全世界的工人是擁護他們的。全世界的工人一定會勝利。
關于美國參戰一事,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有人常常爭辯說,美國有民主,美國有白宮。我說,推翻奴隸制是半世紀以前的事情。解放奴隸的戰爭是在1865年結束的,從那時起美國的億萬富翁就成長起來了,他們把整個美國控制在自己的金融魔掌之中,他們準備扼殺墨西哥,而且必然會因瓜分太平洋而同日本開戰。這場戰爭已經準備幾十年了。各種出版物都在談論這一點。美國參戰的真正目的就是準備將來同日本作戰。美國人民畢竟享有相當的自由,因此很難設想,他們能夠忍受強制性的義務兵役,能夠忍受建立一支以實行某種侵略為目的的軍隊,比如建立一支對日作戰的軍隊。美國人從歐洲的例子看到這將造成什么后果。因此美國資本家就需要干預這場戰爭,以便找到借口,用保護弱小民族的權利這個崇高理想作幌子來建立強大的常備軍。
農民拒絕把糧食換成貨幣,而要求得到農具、鞋子和衣服。這個主意在很大程度上包含著極其深刻的真理。的確,俄國遭到了嚴重的經濟破壞,現在也出現了(雖然不太厲害)其他國家早就存在的現象:貨幣失去了自己的效力。整個事變進程把資本主義的統治破壞得很厲害,以致農民連貨幣都不要了。他們說:“我們要貨幣干什么?”他們講得對。資本主義的統治遭到破壞,并不是由于誰想奪取政權。“奪取”政權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整個經濟發展沒有導致資本主義統治的結束,那就不可能結束資本主義的統治。戰爭加速了這個進程,這使得資本主義不可能再繼續存在下去。要是歷史不沖垮和摧毀資本主義,那么任何力量也消滅不了它。
這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農民說出了大家都看到的事實:貨幣的權力破壞了。在這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人代表蘇維埃同農民代表蘇維埃達成協議,用農具、鞋子和衣服換取糧食。這就是問題的解決辦法,這就是現實生活所提示的答案。不這樣,千百萬人就要忍饑挨餓,沒有鞋子和衣服穿。現在千百萬人面臨著死亡,根本談不上保護資本家的利益。出路只有一條,就是使全部政權轉到代表大多數人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手中。這樣做可能會犯一些錯誤。誰也沒有斷言,這樣困難的事一下子就能辦好。我們根本沒有這樣說過。有人對我們說:我們想使蘇維埃掌握政權,可是蘇維埃不愿意。我們說,實際生活的經驗將向蘇維埃表明,而且全國人民也將看到,別的出路是沒有的。我們不想“奪取”政權,因為多次革命的全部經驗教導我們,只有依靠大多數人的政權才是鞏固的。因此“奪取”政權將是一種冒險行為,我們的黨不會這樣做。如果政府將來成為大多數人的政府,那它可能會實行最初確有錯誤的政策,然而別的出路是沒有的。那時將在原來的組織內部和平地改變政治方針。別的組織是臆想不出來的。因此我們說,不能設想用其他辦法來解決問題。
怎樣結束戰爭呢?如果工兵代表蘇維埃取得了政權,而德國人還在繼續進行戰爭,那我們怎么辦呢?凡是關心我們黨的觀點的人,可以看看最近幾天我們的《真理報》,在那里,我們確切地引用了我們1915年在國外就講過的話:如果俄國的革命階級——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它應該建議媾和。如果德國的資本家或任何別的國家的資本家拒絕接受我們的條件,那時我國工人階級就將一致贊成進行戰爭。我們并不要求一舉結束戰爭。我們不許這種諾言。我們不宣傳按照單方面的意志來結束戰爭,這是不可能辦到的事。許這種諾言是容易的,但是無法實現。要想輕而易舉地擺脫這場可怕的戰爭是不可能的。戰爭已經打了3年。你們或者再打10年,或者去進行艱難困苦的革命。別的出路是沒有的。我們說,資本家政府發動的戰爭只有靠工人革命才能結束。關心社會主義運動的人,不妨讀一讀1912年的巴塞爾宣言,這個宣言是世界各社會黨一致通過的,后來我們把它登在我們的《真理報》上,但是任何一個交戰國,無論是“自由的”英國,或是共和制的法國,目前都不可能把這個宣言公布出來,因為宣言在戰前就講出了關于戰爭的真話。那里說,由于資本家的競爭,英國和德國之間將要爆發戰爭。那里說,火藥已經裝滿,槍就要自動發射了。那里寫著,戰爭將由于什么原因而爆發,還說戰爭必將導致無產階級革命。所以,對那些在這個宣言上簽了字而又轉到本國資本家政府方面去的社會黨人,我們說,他們背叛了社會主義。全世界的社會黨人發生了分裂。一些人當了部長,另一些人被關進了監獄。在全世界,一部分社會黨人在宣傳準備戰爭,而另一部分社會黨人,如美國的倍倍爾——深受美國工人尊敬的尤·德布茲則說:“我寧愿被槍斃,也不會拿出一分錢來支持這場戰爭。我只準備為無產階級反對全世界資本家的戰爭去作戰。”這就是全世界社會黨人分裂的情況。全世界的社會愛國主義者認為自己是在保衛祖國。他們錯了,他們是在保衛一小撮資本家的利益而反對另一小撮資本家。我們宣傳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唯一正確的事業,為了這個事業,幾十個人已走上了斷頭臺,成百成千的人被關進了監獄。這些坐牢的社會黨人是少數,但工人階級擁護他們,整個的經濟發展支持他們。這一切向我們說明,別的出路是沒有的。這場戰爭只有靠幾個國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結束。而目前我們應當準備這種革命,援助這種革命。俄國人民盡管痛恨戰爭,渴望和平,可是當沙皇還在進行戰爭的時候,他們要反對戰爭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準備革命來反對沙皇和推翻沙皇。實際情況也正是這樣。昨天的歷史向你們證實了這一點,明天的歷史也將向你們證實這一點。我們早就說過,應當援助正在發展的俄國革命。這是我們在1914年底說的。因為這一點,我們的杜馬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可是當時有人對我們說:“你們不作答復。罷工停止了,杜馬代表服苦役去了,一種報紙也沒有了,可是你們總是談革命!”有人就是這樣責備我們,說我們躲避答復。同志們,這種責備我們已經聽了好多年了。我們曾經回答說:你們可以憤憤不平,但是只要沙皇沒有被推翻,是沒有任何辦法來反對戰爭的。我們的預言已經得到了證實,雖然還沒有完全證實,但已開始得到證實。革命已開始從俄國方面改變戰爭。資本家們還在繼續進行戰爭,我們說:只要幾個國家的工人革命沒有到來,戰爭就不會停止,因為要進行這場戰爭的人還掌握著政權。有人對我們說:“在許多國家中,一切都好象處于沉睡狀態。在德國,所有社會黨人都擁護戰爭,只有李卜克內西一個人反對戰爭。”對此我回答說:這一個李卜克內西代表著工人階級,大家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個人身上,寄托在擁護他的人身上,寄托在德國無產階級身上。你們不相信嗎?你們就繼續進行戰爭吧!別的道路是沒有的。如果你們不相信李卜克內西,不相信工人革命,不相信正在成熟的革命,你們就相信資本家吧!
除了幾個國家的工人革命以外,誰也不能在這場戰爭中獲得勝利。戰爭不是兒戲,而是空前嚴重的事情,戰爭使千百萬人犧牲,要結束它不是那么容易的。
前線士兵不可能把前線同國家分開來自己解決問題。前線士兵是國家的一部分。只要國家在作戰,前線就要受苦。這是沒有什么辦法的。戰爭是統治階級挑起的,要結束它只有靠工人階級革命。能否很快得到和平,完全取決于革命的發展。有人說得很好聽,說讓我們馬上來結束戰爭吧,不管他們怎樣說,沒有革命的發展,戰爭是結束不了的。當政權轉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手里的時候,資本家們一定會反對我們:日本會反對,法國會反對,英國會反對,各國政府都會反對。反對我們的是資本家,擁護我們的是工人。那時,資本家發動的戰爭就會結束。這就是我對如何結束戰爭這一問題的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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