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由世界”是西方社會自我標榜的慣用標簽,“自由”與“不自由”成為區分意識形態陣營的判定語言,意識形態化的“自由”理論給予了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道義的粉飾。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通過分析所有權的發展歷史,從自由的角度批判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揭示了資本形成帶給勞動者的不自由,動搖了西方“自由”理論的道義基礎,打破了資本主義對所有權的歷史禁錮,把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確立為未來社會的核心目標。當今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要祛除資本主義“自由”的意識形態魅惑,從所有權發展的歷史邏輯中提煉世界性的中國話語。
一、自由與所有權的概念
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里,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即被視為原初所有權形式。勞動者交易勞動力、獲得勞動報酬以及支配勞動所得的自由,似乎均與私人所有權有關,私人所有權因此與個人權利建立了聯系。政治哲學、經濟倫理學、法哲學在論述個人權利時都以私人所有權為立論的前提,或者以維護私人所有權的合理性為旨趣。私人所有權經由“個人自由”的意識形態粉飾,轉化為法權上的證成,從而成為社會生產關系的本質。
亞當·斯密繼承了洛克開辟的勞動價值論道路,將勞動視為創造價值的源泉,他高調提倡保護勞動力所有權,甚至提出“勞動所有權是一切其他所有權的主要基礎”。斯密認為體力和技巧是勞動者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財產,勞動者享有擇業自由、流動自由的權利,任何損害勞動所有權的行為同樣會損害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在共謀私利的社會中,私人所有權滿足了眾人的利己動機并保護了由這種天性驅使下的勞動和勞動所得。無數個體對私利的追逐以及財富在市場中自由的分配,必將推動社會的普遍富裕。這樣一來,斯密就將對自由的抽象思考引入到現實的國民經濟學框架當中進行考察。在資本主導下的生產當中,私人所有權決定了所有者分配生產所得相對應的部分:土地所有權對應地租、資本所有權對應利潤、勞動力所有權對應工資。這種各取所得的結果保護了個人免受他人的侵害,相當于是對自由的保護,看起來社會效用的最大化和個人的自由仿佛就要一起實現了。
蒲魯東對私人所有權保障勞動者的自由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如果真如斯密所言:“勞動是所有權的源泉”,那么所有權應當使勞動者占有產品,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不勞而獲者獲得的所有權則無法得到解釋。即便勞動產生了所有權,這種所有權也取決于“先占”原則:“要成為所有人,你就必須通過占用和勞動取得占有”。實際上,資產階級私人所有權被普魯東視為人的自由之反題。他寫道:“競爭、利害關系的孤立狀態、壟斷、特權、資本的積累、獨占的享受、職能的居于從屬地位、個體生產、利潤或收益的權利、人剝削人,或者把種種情況匯總在一個名稱之下,就是所有權。”資本主義所有權否定了勞動以及勞動者的自由,造成了社會的解體。普魯東把自由看作是生存必不可少的絕對權利。因此他將“所有權是盜竊”作為開宗明義的口號,并且大聲疾呼消滅特權和廢除奴隸制。
馬克思認為,普魯東雖然揭露了經濟學家把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視為自然規律的企圖,但他對人的自由和權利的暢想卻基于一種“美文式的幻想”。究其原因,普魯東對資本主義復雜的交換關系只做了簡單交換條件下的考察。普魯東發現了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矛盾,并試圖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調和兩種價值的矛盾,但結果只是將特定的經濟范疇進行邏輯的演繹,“對一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系的起源作歷史哲學的說明”。這種對經濟領域的抽象在《貧困的哲學》中進一步演化為“絕對精神”一般的“上帝觀念”。對于普魯東將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進行哲學假設的闡述,馬克思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進行了回應,即任何一種生產活動都跳脫不出具體的歷史階段,社會生產關系是特定歷史的產物。在《哲學的貧困》當中,馬克思將與普魯東的論戰擴大到對整個資產階級理論家的批判,他指出:“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不變的、永恒的范疇”。無論是黑格爾(或者模仿黑格爾)利用法哲學分析將私人所有權絕對化為法律的論述,還是功利主義對私人所有權給個人權利帶來實惠的辯解,其實質都是試圖給私人所有權披上合理化的外衣。
馬克思洞悉了私人所有權無法克服的社會矛盾,撥開了縈繞在私人所有權上的意識形態迷霧。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私人所有權保障有產者自由權利的同時,必然排斥無產者的自由。無產者與有產者之間擴大的裂縫如果僅僅依靠塞入道德、正義的概念來進行填補,那么所有權這種關涉現實生活的經濟權利就會歸于一種心靈的價值哲學。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稱《手稿》)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有權導致的不自由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將自由與所有權問題帶入到人類文明史的研究當中,具體化為各個民族內部不同階級之間的斗爭運動。歷史中不同利益的爭斗才能打破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的穩態,孕育出新世界的希望。這個新世界承載了馬克思關于何為真正的自由,何種所有權才能實現自由的思考。
二、資本主義所有權帶來的不自由
(一)所有權與勞動的分離
1.勞動在價值創造上的畸變
資本主義商品的生產和交換導致了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勞動與所有權分離的第一個信號是勞動在價值創造上的畸變。在古代社會的生產中,勞動的目的是滿足家庭繁衍的需求。勞動不是為了創造財富,而是為了供給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也就是說,勞動的目標是提供使用價值。當勞動創造的價值只是供人享用的“物”時,勞動是“為我”的存在,人擁有支配物的自由。人支配物的自由與勞動者和自身勞動在所有權上的結合密切相關,勞動者對勞動的過程和結果的占有是人獲得自由的前提。前資本主義時代存在生產者把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視為勞動前提的生產形式,如在農業生產上表現為:“對勞動的自然條件的占有,即對土地這種最初的勞動工具、實驗場和原料貯藏所的占有”,在手工業生產中表現為:“勞動本身一半還是技藝,一半則是目的本身……特殊的勞動技能也保障著勞動工具的占有”。勞動者擁有生產資料,也就占有了自身勞動,是自由在一定程度上的實現。
“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為直接的使用價值,為生產者本人的需要而進行的生產,已經完全廢止。”“交換和交換價值的發展——這種交換價值到處以商業為中介,或者說它的中介可以稱為商業;貨幣在商人等級中保持獨立的存在,同樣,流通在商業中保持獨立的存在——,一方面導致勞動對其生存條件的所有權關系的解體,另一方面又導致勞動本身屬于生產客觀條件的這些關系的解體”。“勞動表現為被否定的所有權,或者說,所有權表現為對他人勞動的異己性的否定”。馬克思的這些表述說明,勞動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發生了由使用價值向交換價值演化的畸變。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使得勞動與其客觀條件的分離成為常態。
勞動與所有權的分離造成了勞動的“物化”過程。勞動中特殊技藝的流失使具體的特殊勞動被普遍的抽象勞動所取代,這即是說勞動成為“純粹”生產交換價值的活動,并且脫離了特殊性個人而成為“單純物質”勞動。“單純物質”的勞動是對具體化勞動的否定,這種“物化”的勞動脫離特殊性成為創造財富的一般性手段。勞動者的勞動不再是按照自由意志對自然進行的“塑形”,而是在“單純”的生產中服從新的所有權關系的安排,“工人們是被結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們彼此互相結合”。勞動者“為我”生產的自發結合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服從他人“意志”和“智力”而被分配的生產。當勞動者的勞動服從他人意志的時候,勞動是脫離主體的“為他”的活動。勞動者一旦失去勞動的主導地位,也就喪失了自由。
2.勞動與資本的交換
勞動與所有權分離的另一個原因是勞動與資本的交換,即雇傭勞動的出現。雇傭勞動的起源要追溯到土地所有權的發展,這里的土地所有權指的是由資本創造出來的所有權。換句話說,雇傭勞動是資本作用于土地所有權而產生的結果。當農業向產業化經營轉變的時候,維系在土地所有權上的勞動關系就會解體,依附在農業生產上的勞動者就會轉變為“雇傭工人”。如英國的大土地所有者通過遣散同自己共享勞動產品的奴仆和侍從,再由他們的租佃者驅趕下層茅舍者,促使大批活的勞動力被放置到市場中。一方面,勞動者獲得了自由,擺脫了舊時代糾纏于自身的徭役和歸屬關系;另一方面,勞動者付出的代價是生存資料變得貧瘠,在沒有物質依靠的條件下必須出售勞動力獲得基本生活保障。自此,資本與勞動交換的條件便形成了。
以資本和勞動相交換為主要形式的雇傭勞動的發展,進一步瓦解了舊的所有權關系。馬克思闡述了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密切關系:雇傭勞動是服從資本規定的勞動,沒有雇傭勞動資本就不成立,雇傭勞動是資本的“總創造根據”。因此,雇傭勞動對所有權的否定離不開資本的作用。資本否定所有權的目的在于構建新的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會將勞動者轉變為雇傭工人,將土地所有者轉變為資本家。資本要支配全社會的生產關系,就會極力否定私人所有權,并主張將所有權移交給國家。對雇傭勞動而言,為獲得諸如減輕賦稅一類的優惠,會同資本一道取代土地所有權,否定舊的所有權關系。
雇傭勞動對所有權的否定逐漸剝離了勞動者對勞動工具、生產資料以及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商人購買他們的勞動,并且先是剝奪他們對產品的所有權,很快又剝奪對勞動工具的所有權”。資本通過贖買工人的勞動,使工人的勞動與所有權分離。一旦勞動者與勞動及其客觀條件相分離,勞動者最終都會落入貨幣財富的統治。正如工人在與資本的交換中喪失了“為我”勞動的能力。工人起初將自身勞動力視為換取使用價值的等價物,交換得來的貨幣用來購買維持自身生命力的物品。當工人希望將交換獲得的貨幣作為財富儲存時,他就必須犧牲物質的享受,用勤勞工作與節約消費的方式積攢貨幣財富。這時,工人的最優選擇是將節約下來的財富存入資本設立的銀行當中。在財富存入銀行之后,工人不得不在經濟繁榮時減少消費,并在經濟危機時面對存款損失的風險。因此,無論工人將勞動力與資本的交換所得作為使用價值還是財富的積累,工人都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消費水平。工人的積累和節約最后有可能只促使資本積攢更多的物質財富,而使工人能夠用于自我實現的物質力量更少。當工人對雇傭勞動體系的依賴加深,而克服自然束縛的能力變弱時,勞動者與自由的實現就將漸行漸遠了。
(二)資本對勞動的占有
“通過一種奇異的結果,所有權在資本方面就辯證地轉化為對他人的產品所擁有的權利”,這一“奇異”的結果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馬克思提供了兩種“剩余價值”相互作用的機制來解釋資本如何通過所有權來占有勞動。資本對勞動的占有發生在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中,最終表現為資本家不通過交換就占有他人的勞動,其奧妙在于資本家占有了工人對象化勞動的所有權。馬克思在《手稿》中用兩種剩余價值的生產解釋了資本占有勞動的過程。
第一種“剩余價值Ⅰ”指的是最初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剩余資本。其形成由以下幾個過程組成:
(1)資本家在流通領域投入歸自己所有的財富。因此
(2)財富購買活勞動用于生產。因此
(3)活勞動要在生產中把交換價值償還給資本家。因此
(4)資本家的財富與活勞動只是“形式上”的交換。
“剩余價值Ⅰ”的生產之所以是“形式上”的交換,原因在于勞動者在與資本進行交換時付出的是被資本用于生產的使用價值,這部分價值是能夠用于增殖資本的活勞動,而勞動者得到的卻是用于消費的基本生活資料。勞動者為了有固定價值量的交換價值而交換能夠創造未知新價值量的使用價值,這樣的交換既不等價也不平等。對資本而言,與勞動者的交換獲得了生產價值的勞動力。資本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決定勞動力去生產何種產品,生產多少數量,在哪里生產,甚至不生產。但是,這種“形式上”的交換還不足以證明資本對勞動的占有,因為在過程(1)中,資本付出了“歸于自己所有的財富”。資本對勞動的占有體現在資本把勞動歸于自我存在的條件,而不是通過“屬己”財富的交換去消除勞動外在的“異己”性。這就需要第二種剩余價值的生產,即“剩余價值Ⅱ”去完成資本對勞動的占有。
“剩余價值Ⅱ”如何使資本家不通過交換就占有他人的勞動呢?馬克思提出了一個資本通過所有權在時間維度上的傳遞而形成積累的假設,即過去的占有最終轉化為現在的占有。在“剩余價值Ⅱ”的生產開始前,資本將“剩余價值Ⅰ”的一部分價值以生活資料的形式同活勞動交換。這一部分價值是他人的對象化勞動,資本在購買勞動力時就用他人創造的價值同他人的活勞動交換,而不再付出歸自己所有的等價物。這一過程是資本利用過去獲取的勞動者的客體化勞動的所有權,實現對活勞動的新的占有。因此,“剩余價值Ⅱ”存在的前提是“剩余價值Ⅰ”。簡而言之,“剩余價值Ⅱ”生產的過程就是:
(5)“剩余價值Ⅰ”的一部分價值同活勞動能力交換。
結合(5)和(3),得出:
(6)資本家用勞動者的對象化勞動占有新的活勞動。
“剩余價值Ⅰ”可視為產生資本的過程,馬克思將“剩余價值Ⅰ”形容為資本形成的史前階段,如同地球由流動的氣海和火海向現在的階段演變的過程。因為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家還是通過交換的方式獲得生產貨幣財富的前提。在“剩余價值Ⅰ”中,投入過程(1)的財富還是資本家通過自己的勞動或者其他非雇傭勞動方式創造出來的,即通過貯藏產生。“剩余價值Ⅱ”產生的過程則可以視為資本的再生產過程。因為資本一旦形成自身存在的前提即“剩余價值Ⅰ”,就會馬上避開交換而通過生產剩余價值來創造新的價值。在“剩余價值Ⅱ”中投入過程(5)的財富只能通過剝削勞動來完成。
“剩余價值Ⅰ”到“剩余價值Ⅱ”的演變揭示了資本通過在價值生產的循環中接力地獲得勞動能力的所有權,實現資本對勞動的占有,這一過程蘊含著資本對自由的否定。“貨幣形式上的資本積累絕不是勞動的物質條件的物質積累。相反,是對勞動的所有權證書的積累”。資本對勞動力所有權證書的積累恰恰是勞動者與勞動力所有權分離的過程。一旦這種分離成為生產的前提,那么以勞動者與勞動力所有權分離為特征的生產就會不斷再生產出這種分離。勞動者與勞動力所有權分離產生的是與勞動者對立的勞動形式,勞動悖反地表現為一種被自身活動所統治的權力并生產了勞動者的對立面。對勞動者而言,勞動是異化的勞動。然而,勞動者即使知道自己在勞動中被剝削也不得不勞動,這是因為:一方面,勞動者只有依靠勞動才能換取基本的生存資料;另一方面,資本支配了勞動,勞動是對勞動者的強制。因此,勞動的自我實現功能被剝奪,勞動者實現自由的途徑就會被阻斷。
三、自由實現的所有權形態
馬克思對私人所有權的批判說明產生自由的所有權關系必須在歷史中尋找源頭。在《手稿》的資本章中,馬克思專門對前資本主義諸種共同體的所有權形態進行了考察,給所有權的演變提供了線索。馬克思指出了前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形態是對勞動交換貨幣的使用價值以及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之否定。當所有權為適應資本主義雇傭勞動而做出調整時,“勞動者同他的天然的實驗場即土地相脫離,從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體,以及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體”。也就是說,前資本主義的所有權是“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對此,馬克思比較了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諸種所有權形態的特征。在亞細亞共同體中,共同體成員的身份是單個人獲得所有權的憑證,共同體是勞動者與勞動產品的中介,勞動者把土地視為共同體的財產,再通過勞動生產出共同體的財產,并藉由共同體的身份獲得對勞動產品的占有。古典古代共同體的所有權表現為私權與公權的共存。在古典古代的共同體中,共同體成員的身份仍舊是個體獲得財產占有的前提,但與亞細亞共同體所有權不同的是:“作為公社成員,單個的人又是私有者”,共同體的存在保障了個人對勞動所有權和以勞動所有權為前提的財產所有權,相對應是個體通過剩余勞動如服兵役來保護共同體以確保在自給自足的共同體中獲得平等與自由。日耳曼共同體由獨立的經濟主體聯合而成。共同體的財產表現為個人所有者的共同財產,個人無需轉化個人所有權成為共同所有權即可使用共同財產,個人所有權占共同體內的主導地位,共同體所有權起著輔助作用。三種前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形式共有的特征是勞動者對勞動及其自然條件的占有是勞動的前提,勞動者經由自身與共同體的關系達成了與勞動及其客觀條件的統一,此時的勞動是對自我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才會說古代的生產關系“較為崇高”。
那么,前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形態是否就是自由實現的條件呢?馬克思的答案是否定的。古代社會落后的生產力是生產關系發展的桎梏,這同樣決定了原始的所有權關系無法帶來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但是古代生產的崇高性卻是人之自由的前提。簡言之,自由實現的條件是勞動者和勞動及勞動的客觀規定性的統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的批判,確立了自由是未來社會的核心價值。這種自由的未來社會在《手稿》當中體現為:發達生產力創造了共同的社會財富,全面發展的個人擁有的“自由個性”;在《共產黨宣言》中是:“自由人聯合體”內所有人的自由以每個人的自由為前提;在《資本論》中是:“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自由王國”。可見,自由實現的條件是革除了資本主義所有權弊端的未來社會。
這樣一來,自由如何實現就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如果未來社會是自由實現的條件,那么,究竟能否到達未來社會?未來社會是否自動帶來自由?當代社會的自由又如何保障?
未來社會的彼岸性總是讓自由主義理論家產生將關于自由的討論帶入現實世界的沖動。諾奇克懷抱著“勞動價值論”破產的幻想,試圖瓦解馬克思剝削理論的所有權根源。他由馬克思理論中:“構成剝削基礎的關鍵事實就是工人不掌握生產資料”,以此來反證“在一個工人不再被迫與資本家打交道的社會里,對勞動的剝削就不再存在了”。因此他設想在一個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的社會里,工人只要選擇到生產資料公有的部門以及工人自籌資金建立的企業工作就可以避免被剝削。又因為公有制生產部門在“經營風險”、“工資收入”、“市場競爭”中存在劣勢,工人逐漸從公有制部門轉向私有制部門,那么私有制部門對應的增長就說明剝削存在解釋的困難。所以他得出結論:“這種沒有掌握生產資料的觀點在某個時期內可能是真實的”。言外之意就是,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社會里不存在剝削,也就沒有勞動者的不自由。通過將現實社會進行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兩級劃分,私有制成為延續人類正統思想的“辯護士”,公有制成為國家控制私人領域的“強制的壟斷權”。這就契合了自由主義對國家和私人領域的兩分法。社會主義公有制坐實了國家壟斷的強制力角色,成為個人自由的對立面。進一步看,對自由做功利主義的解讀擴大了馬克思自由理論在現實社會中的不在場感。哈耶克勸導人們忘卻剝削導致的貧富不均帶來的不快,因為“如果一個社會有許多富人,那么該社會的其他成員就會享有許多優惠;而對于那些生活在窮國的人來說,因其不能從富人所提供的資本和經驗之中獲益,所以也就不能享有這些優惠”。在現實生活中,自由成為個人獲取效用所付出的代價,在投入與產出過程中,被剝削是獲得的前提,“遵照別人的吩咐辦事,對于受雇者來說,是他達到自己目的的一個條件”。即使社會生產存在剝削,但那正是資本主義成功的秘訣。社會本來就是不完美的,人們除了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之外別無選擇。當米瑟斯喊出:“自由主義斷言:在實行勞動分工的社會里,人類相互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自由就不可避免地演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話語,資本主義形成的技術和資金優勢甚至使這種論斷成為常識性的判斷。
四、自由與所有權的當代考察
今天,演變成意識形態話語的自由觀使中國人陷入了制度的迷思。所有權是個人自由的保障已經成為共識,而人們對保障自由的所有權形態的選擇卻總是陷入“公有”與“私有”之間的反復拉鋸。與其說基于西方社會制度實踐的私有產權理論占據著意識形態話語上的優勢,倒不如說是一部分人由對發達物質生活的崇拜產生了對西方現代性的迷信,并趨之若鶩地將西方話語轉變為中國話語。當中國的改革每向前邁進一步,都會出現關于“公權”與“私權”、“國進”與“民退”、“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爭論。而作為論戰焦點的科斯則儼然扮演著中國產權改革導師的角色。在科斯看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出路在于徹底的私有化,產權私有化讓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的自由思想中心”。這樣一來,我們又回到了一個基本的問題之上,即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在當代是否能夠保障個人的自由。
馬克思對所有權的研究意在揭示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條件下勞動者的不自由。資本主義將自由作為口號,對私人所有權做永恒化、排他性的解釋,既隔絕了所有權的歷史,又排斥了所有權未來的發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有權的批判建立在對所有權歷史發展的實證考察之上。他將所有權作為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匯入唯物史觀的論證體系當中,從歷代所有權的解體中理解社會的發展,以生產力的進步為依托來構思未來社會。馬克思通過把自由作為衡量所有權的判斷標準使自由在共產主義理想中獲得了注解。至此,自由與所有權實現了規范性與歷史性的統一,即倫理與現實、道德與權利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未缺席現實社會關于自由的討論,因為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的本質特征即勞動者與勞動及其物質前提的分離從未改變。自由主義理論家無法證明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克服了剝削,他們更不愿意承認富人獲得的實惠是剝削的歷史積累。事實上,處于后工業時代背景下的西方社會產生了以信息經濟、知識經濟為代表的新型剝削形態。“在活躍在今天的各種生產成分中,非物質勞動力量(從事通訊交往、合作及各種情感的生產與再生產)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圖式和無產階級的構成結構中占據了核心位置,且這種核心性仍在與日俱增。”“勞動——物質的或者非物質的,智力的或者肉體的——生產與再生產社會生活……在此過程中受到資本的剝削。”資本主義在當代的發展不過是使勞動者陷入了層出不窮的剝削形式當中。財產“先占”的事實不斷生產出新的相對貧困,形成不可逆的貧富差距,即使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較高的可支配收入也會被消費主義浪潮盡數吸收。面對貸款、低薪、失業的壓力,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者獲得的自由未必有自由主義知識精英自認為的那么多。正是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與勞動的分離,馬克思主義者才從來不敢否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剝削給勞動者帶來的不自由。中國在組建現代國家政權時就力圖避免資本主義“悖反”式的發展邏輯,在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中開辟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中國道路。
回到對科斯的討論當中我們不難看出,所有權關涉到的絕不應當僅僅是經濟制度的變遷,更何況“科斯定理”提倡的明晰的私有產權是否能夠降低交易成本還是個未經證實的問題。在中國,所有權問題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它關涉到人們的終極理想、社會倫理以及價值認同。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所有權具有連貫性、未來性和易變性的特點,這說明任何從單一的功利或者倫理角度對所有權所做的解釋都是不準確的。在所有權的發展歷程中,不顧社會生產力的積累這個前提,在所有權上僵硬地采取完全排斥私人利益的“倫理政治共同體”形式,已經被歷史證實難以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效率與公平的兼顧。當社會群體被框定在以“一切皆公有”為特征的共同體當中時,社會的每個個體都會受到約束。在社會差異普遍存在的背景之下,堅持公有制就總能與排斥私人權益聯系起來,這也解釋了為何資本主義制度存在明顯的弊端卻仍然能夠對中國社會產生巨大的魅惑。然而,借保障個人權益的名義推行的產權私有化改革卻是所有權發展中的矯枉過正。“離開了公有制為基礎或為主體,搞私有化,就必然是兩級分化,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科斯’是要在中國用生產資料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要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結果必然導致兩級分化,必然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必然導致改革失敗,必然走上邪路。這是全黨全國人民必須高度重視和高度警惕的”。破除所有權上存在的制度迷思,必須尊重現實的社會實踐,堅定共產主義的自由理想,相信中國道路的所有權實踐是符合中國實際“最不壞”的選擇。
一旦對所有權進行世界范圍內的考察,我們驚喜地發現中國的所有權實踐具有廣泛的解釋力。也就是說,馬克思的所有權理論為中國構建世界話語提供了思想的基礎。中國在當代的話語輸出遵循以經濟政策為先導,將共同價值觀作為紐帶,提供讓世界信服的思想理論,透過“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的提出過程都能一探端倪。中國話語反映的是中國實踐經驗下的社會發展理想。中國的發展不是要保護一部分人而排斥另一部分人,也不是給一部分人實惠而剝削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果,而是要建立一個所有社會成員休戚與共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追求的是“共生”、“共榮”、“共享”的發展目標,“共同性”是共同體中必須獲得重點解釋的對象。在世界南北差異逐漸拉大,富國主導窮國經濟,霸權國家發起與弱國戰爭的背景之下,自由主義理論早已失去了對世界的通盤解釋力。更何況國際間貧富差距拉大、區域摩擦不斷增多等諸多現實矛盾恰是由于資本主義國家奉行不懈追求排他利益的政策所直接造成的。由此看來,人們需要一種“共同性”的觀念來彌合當代社會的矛盾,而唯有社會主義的所有權實踐才能對“共同性”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
在社會主義理想當中,對共同富裕的追求是“共同性”的最好注解。一方面,中國道路的成功賦予了現代化新的解釋,使中國話語有機會成為未來的世界性話語,激勵廣大發展中國家追求適合自身條件的發展方式;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包含的強大話語魅力吸引著世界上絕大多數渴望擺脫貧困的人民,“共同富裕”關涉到社會中每一個個體的福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財富觀強調富裕的廣泛性,在實現小康的道路上要“一個都不能掉隊”,這種由國家的共有財富來對公民的共同富裕進行背書的“共同性”財富積累過程一舉超越了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下狹隘的財產觀念。其次,中國在實踐混合所有制過程中體現出的包容性為馬克思主義所有權理論創造了對外傳播的普適性條件。馬克思主義所有權理論表明社會發展水平是制度選擇的尺度,所有權的衡量標準是能否實現人的自由。混合所有制體現出的實用性超越了意識形態的爭斗,將中華傳統的“和合”思想融入到“公有”與“私有”的辯證關系當中。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充分調動起各種積極因素,使中國的所有權發展既不固步自封,又不至于掉入世界終結在西方歷史當中的理論陷阱。
作者:劉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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