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可以把兩種生產合乎邏輯地概括為生產力的兩個方面,即物質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物質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兩者的合力構成人類歷史的最終動力,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經濟的持續發展最終取決于文化發展,特別是取決于蘊含于文化之中的價值體系。社會核心價值觀是文化生產力的“內核”和“核動力”。
兩種生產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重要基礎和基本構成要素,體現了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兩種生產理論,耳熟能詳,但它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人認為這個理論一旦成立,就等于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自己的歷史一元論而陷入歷史多元論的窠臼。而且,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解讀,特別是對第二種生產的含義以及兩種生產辯證關系的理解是不完全、不準確的。今天,重新學習和研究這個理論,可以獲得全新的理解和巨大的啟迪。這個理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思想,是完整準確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鑰匙,是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基礎。
一
兩種生產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思想,而且是馬克思恩格斯從一開始合作時就確立的共同的思想,是他們“共同的見解”中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這在他們第一次真正合作的巨著《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中可以得到證明。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論述了社會歷史的三個事實或三個關系。其中,“通過勞動而生產自己的生命”和“通過生育而生產他人的生命”是兩個最基本的方面,可以把第二個方面即“新的需要的產生”看作是一種“中介”因素。正是由于這個“中介”因素,才使兩種生產內在地統一起來,構成“生命的生產”的現實過程,構成人的存在方式。應該說,兩種生產理論在這里已經得到了比較全面的論述。馬克思在后來的《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中,這個理論又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
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全面地闡述了這個“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這個理論是由馬克思首先提出來的,恩格斯只是“實現遺愿”,但“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恩格斯的貢獻不在于他“全面地闡述”了這個理論,而在于他發展了這個理論。只有在《起源》的具體語境中,才能把握恩格斯對這個理論的發展及其深刻意義。
在《形態》中,馬克思完成了對第一種生產的論述,從而奠定了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力理論的基礎。而在《起源》中,恩格斯對第二種生產的闡發賦予了生產力理論以嶄新的視角和內涵。一方面,僅僅通過“勞動”獲取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人不可能真正地擺脫自然界而生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盡管馬克思在《形態》中認為,人把自己同動物區別開來的根本標志是生產物質生活資料,但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越來越意識到一個客觀事實:人類如果不能實現對自然界的超越,就不可能超越自身。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人作為自然存在物的必然要求,但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更重要的還是社會存在物。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只有在人具有意識的時候才開始的。另一方面,“人自身的生產”作為人類種的延續,是一個漫長的文明進化之旅,因為人是一種文化存在物——這是一個嶄新的視角!在人們對兩種生產理論的理解中,幾乎都把“人自身的生產”看成是純粹的人類種的延續,就像動物種的延續一樣,而沒有看到恩格斯賦予其中的深刻的文化意蘊。
在恩格斯看來,“人自身的生產”具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生產人類的生命個體,實現種的繁衍;二是使人作為一種現實的、一定生產關系中的人再生產出來,即再生產出人的全面的社會關系,亦即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是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起源》第九章《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是全書的結論,也是全書的“眼”,體現了恩格斯寫作這部著作的真實意圖。在《起源》中,恩格斯通過對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變遷的考察,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而這種考察和揭示,是通過對兩種生產特別是對“人自身的生產”的考察和揭示來實現的。在這里,“人自身的生產”超越了作為自然存在物的、純粹的人類種的繁衍的狹隘界限,成為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躍遷的動力,其中,文化是核心因素。在這個意義上,人是一種文化存在物。因此,這是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文化史。
之所以說《起源》是一部文化史,主要有兩個理由:其一,恩格斯寫作這部著作與摩爾根的代表作《古代社會》有直接的關系。大家知道,摩爾根是文化人類學進化論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古代社會》中提出了進化論學說。摩爾根在研究中“注意將落后部落的文化和先進民族的文化加以對照”,得出了“人類經驗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階段上的一切時代和地區中都是基本相同的”的重要結論。既然摩爾根研究的是人類文化,那么,恩格斯研究的當然也是人類文化。其二,在《起源》中,“文明”一詞頻繁出現,而“文化”一詞只出現過三次,除了兩次是“文化民族”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章標題《史前各文化階段》中使用的“文化”一詞。一般認為,恩格斯在這里是在文明的意義上使用“文化”一詞的。從表面上看,確實如此,但細加考察卻不然。問題是,恩格斯為什么不在該章標題中直接使用“文明”一詞,或者,恩格斯在論述過程中為什么不使用“文化”一詞呢?筆者認為,恩格斯這么處理是大有深意的。只要認真研討《起源》就可以發現,無論是在整體上,還是在細節上,恩格斯表面上論述的是文明史,實際上論述的是文化史——這是恩格斯發現的唯物史觀的新視域。沒有這個視域,唯物史觀至少是不完整的。這就涉及到文明與文化的關系問題。林劍教授認為:“文化相對于文明而言,其功能在于它的‘化’,文明相對于文化而言.其功能在于它的‘明’。文化的‘化’通常表達的是‘文’對人和物的培養與化育功能,文明的‘明’通常表達的是物對‘文’的彰顯功能。一定的文明以一定的文化的存在為基礎,文化是文明的精神靈魂與精神內核,而一定的文明則表現一定的文化,文明是文化的表現方式、記錄與傳承方式。”這種理解是恰當的。這也正是《起源》表達的觀點。家庭、氏族、分工、交往、商品生產、階級、國家等文明成果,都是文化的凝結和彰顯,文化無所不在。如果說文化是陽光、水分、空氣,那么,文明則是生命。沒有陽光、空氣、水分,生命就不存在。沒有文化的浸潤,文明則失去了根基。可以把文明看成是由文化轉化而來的現實的成果——以物質的方式呈現。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論》中就表達了這種思想。“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都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這是恩格斯的一句名言。那么,“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指的是什么呢?恩格斯接著論述了摩擦生火、蒸汽機等生產工具或物質成果和社會領域的解放以及人的發展的關系。摩擦生火、蒸汽機可視為一種文明的符號,其本身并不是文化,但它們是文化的化身和標識,是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等的凝結。而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等就是文化。譬如,我們之所以提倡保護古城墻,不是因為古城墻是一個物質的東西,而是因為它是一種文化,或者說,它體現了一種文化。盡管文化與文明之間有諸多不同,但兩者之間的天然聯系是割不斷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起源》所論述的文明史其實是一部文化史。
至于恩格斯以及馬克思為何很少使用“文化”一詞,有學者認為,這是由于馬克思恩格斯對“文化史”觀的警惕。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當時的“文化史”觀念具有唯心史觀的傾向,因而遭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到“文化史”這一概念時,都是在貶義的意義上使用的。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建構和發展“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的過程中,不可能不感觸到“文化”之于人以及社會的培育和浸潤。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合作過程中在這一方面有所遺憾的話,那么,可以把《起源》看成是恩格斯對這個遺憾的彌補。
文化之于人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化,可以被稱做人不斷解放自身的歷程”!卡西爾的這個結論可謂深刻。在《起源》中,文化成為人類社會動力系統中的重要因子和人類進步的重要標尺。這從摩爾根和恩格斯對人類文明史的分期中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在摩爾根和恩格斯看來,人類從蒙昧時代到野蠻時代再到文明時代的重要驅動力和顯著特征,就是文化因子的不斷積淀和發展;文明時代的顯著標志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工業和藝術無疑是文明的符號,是文化的彰顯,但工業和藝術又是兩種截然不同而又密不可分的文明形式,前者是物質生產的結果,后者是精神生產或文化生產的結晶。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共同構成了人的存在方式。“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生產自己的生命,還是通過生育而生產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根據馬克思這個重要論述,我們可以把兩種生產概括為生產力的兩個方面或稱兩個因素:物質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
二
文化生產力這一概念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來的,而是從他們的思想中合乎邏輯地引申出來的,因為在他們的思想中內在地包含著這一內容。之所以從中引申出文化生產力這一概念,是為了強調文化生產或精神生產的獨立性和重要性。
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生產力是一個系統,具有復雜性。在這個系統之中,物質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是兩個基本維度。但是,物質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是有差別的,是有差別的統一。“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馬克思明確告訴我們,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主要表現為兩者的內涵和價值取向不同。物質生產力是指人們通過勞動從自然界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的能力,它以物的增殖為首要價值,以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為直接目標。馬克思往往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生產力概念的,這也是人們常常把生產力與物質生產力等同起來的重要原因。文化生產力則是指人們通過勞動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滿足人的精神需要的能力,它以豐富人的精神生活為直接目標,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質為首要價值,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價值取向。盡管文化生產力創造和提供的文化產品或文化服務必須借助物質的形式表現出來并提供給社會享用,但就其內容來講,卻是非物質性的。因此,物質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是不同的,不能把兩者混淆起來,也不能把文化生產力看成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新的更高層次的形態。文化生產力只是社會生產力中的一個方面或一個因素。
但是,必須把物質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看成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形態》中說得十分清楚:這不是三個階段,而是三個方面或本文是把文化生產和精神生產看成同義詞。一般認為,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前者更多地具有客觀物質性,后者則更多地具有思想意識性。其實,從文化生產力的角度而言,文化概念和精神概念是等同的,因而文化生產和精神生產當然也可以等同。
三個因素,而且,自從人類產生時起,這三個方面或三個因素就同時存在著,而且現在也還在歷史上起著作用。任何時候,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物質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都不是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的,它們總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推動人類歷史緩緩前行。在《起源》中,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物質生產力和文化生產力是交融在一起的,無法分清哪些文明成果是物質勞動的產物,哪些文明成果是精神勞動的產物,只知道,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兩者合力的結果。物質生產力沒有文化生產力的引導,就沒有質和量的提高;文化生產力沒有物質生產力的支撐,就是一些幻想家的夢中呢喃。傳統的生產力理論,撇開了人以及文化的因素,使生產力淪為物質生產力或經濟生產力,從而導致生產力徹底的物化——從根本上偏離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產力理論,并進而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
文化是在勞動中創造的,是和勞動一起在勞動中被人創造出來的。文化使勞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勞動。但唯物史觀認為,只能用社會存在去解釋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因而,文化生產必須以物質生產為前提,文化生產力必須以物質生產力為基礎。對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形態》等著作中有全面深刻的論述。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一方面,人的解放只能建立在物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盡管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紡機是一種文明的符號,是文化的載體,但在馬克思看來,它們更多的是代表一種先進的物質生產力。另一方面,精神生產或文化生產只有在“人們物質行動”中才能得到正確的解釋。“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因此,離開物質生產奢談文化生產或精神生產是不現實的。可以說,在《起源》中,這一思想體現得尤為充分。恩格斯在談論文明或文化時,總是把物質生產或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置于基礎地位。
文化生產力在物質生產力的基礎上產生出來又對物質生產力具有反作用。這種反作用與一般意義上的反作用不同,它是靈魂對于肉體的意義,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它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其一,任何時候,物質生產都不是純粹的,都滲雜著文化的因素;沒有文化的物質生產是根本不存在的。馬克思指出:“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一定條件下,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有什么樣的需要;有什么樣的需要,就有什么樣滿足需要的方式。也就是說,文化生產力構成物質生產力的直接動力。其二,文化生產力的直接目標是發展人,而文化則構成了人的精神內核。因此,文化對物質生產的反作用,實際上是人對物質生產的決定作用。沒有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意識形態、社會心理和思維方式等,物質生產力連展開都是一個問題,更遑論發展。正像英克爾所言,一個國家可以從國外引進作為現代化最顯著標志的科學技術以及管理方式等,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現代心理基礎,如果沒有執行和運用這些現代制度的人,他們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現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其三,自從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后,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文化生產力是一種文化經濟力,即文化生產力在實現以“文”化“人”的同時,還是一種物質生產力,直接創造物質財富。我們現在所講的文化產業,實際上就包含著這一內容。
文化生產力對物質生產力的反作用,還集中體現在文化生產力的相對獨立性上。一方面,文化作為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形式之一,在適應和推動物質生產力變革的過程中常常表現出復雜的特點。意識形態諸形式與物質生產力的聯系有緊密與間接之分,對物質生產力的反映有敏銳與遲鈍、迅捷而緩慢之別,呈現出不同的關系狀態;另一方面,在特定歷史時期,文化生產力和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寫道:“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榮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馬克思以古希臘為例來證明這種不平衡性實際上是一種規律。古希臘的物質生產力水平并不高,但它卻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神話和史詩,相反,當物質生產力更為發展之后,古希臘的神話和史詩卻走向了衰落。恩格斯也以英國和德國為例,說明“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可以從意識形態諸形式與經濟基礎關系的特殊性以及精神生產的特殊性中找到答案。這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同樣存在著發展先進文化的可能性。
三
“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概括。如果當時所講的生產力主要是指物質生產力的話,那么,當我們今天賦予生產力以文化生產力的科學內涵時,其時代精神就得到進一步彰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必須看到,經濟建設離不開文化建設。一方面,經濟上的強大不等于綜合國力的強大。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強國,必須是在經濟強大的同時,文化軟實力也隨之強大起來。另一方面,經濟的持續發展最終取決于文化發展,特別是取決于蘊含于文化之中的價值體系。在這一方面,丹尼爾·貝爾的論述是有效的:“最終指導經濟的還是經濟深植于內的文化價值體系。經濟政策作為一種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構塑它的文化價值體系內,它才合理”。如果缺少文化價值體系的支撐,單純的經濟王國是難以為繼或者最終是要土崩瓦解的,最終導致的只能是貧窮。美國學者邁倫·馬格尼特認為,“貧窮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問題”。這是智者的箴言。不符合一定文化價值觀的經濟發展,其合理性和可持續性是要受到質疑的。實際上,缺少文化價值體系支撐的單純的經濟發展是不存在的。今天,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困境或難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生產力沒有得到有效釋放造成的。當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生產力的杠桿效應就顯現出來。
從根本上講,文化生產力不是物質生產力,而是一種文化人心力,這是文化生產力的本質屬性。所謂文化人心力,即文化對人心的涵養和培育。這是從文化內涵中得出的結論。“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外延非常寬泛,可以指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過程中創造的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總和,也可以指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過程中創造的精神成果的總和。《決定》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出發把握文化范疇,重點研究部署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相對應的文化建設。對教育、科技、體育等領域,在與文化建設直接相關的問題上也有所涉及”。這段話告訴我們,這里所講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文化建議是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相對應的范疇。教育、科技、體育等只是與文化建設直接相關的問題,并不屬于文化建設的范疇。顯然,文化與精神文明只是大致上相同,兩者之間的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由此可見,文化生產力有其特定的領域、內涵和任務——解決精神領域的問題,建設精神高地。文化建設,實質上是精神建設,是人心培養,它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指向。
人們在理解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內涵及其實現路徑時,往往忽略了一個根本點:精神因素或人心因素。馬克思認為,在未來新社會,人擺脫了“人的依賴關系”和對“物的依賴性”,實現了人的“自由個性”。筆者一直認為,“自由個性”更多的是屬于精神的范疇。當然,物質生產力也能帶來人的發展,“生產的不斷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提高了人的勞動力的價值”,但在現實生活中,人的精神素質的提高與物質生產力并不必然地成正比。恩格斯在《起源》的結尾時指出:“文明時代越是向前發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給它必然產生的種種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一句話,即實行流俗的偽善……并且最后在下述說法中達到了極點:剝削階級對被壓迫階級進行剝削,完全是為了被剝削階級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剝削階級不懂得這一點,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對行善的人即對剝削者的一種最卑劣的忘恩負義行為。”資本主義創造了空前巨大的物質生產力,卻并沒有造就一個精神高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但“精神饑渴”在物質滿足的反襯下變得愈加強烈。物質貧乏只能靠物質生產力來填補,精神饑渴只有靠精神力量來充實。這就給大力發展文化生產力提供了必要性、可能性和現實性。
價值觀是文化的靈魂。沒有價值觀基礎,文化建設就失去了根基。從文化結構來看,價值觀處于核心地位,在人的觀念體系和文化發展中起主導作用,具有引導作用、評價作用、指向作用、指導作用等,左右和影響著其他文化因素諸如思維方式、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審美趣味等。在肯定文化之于價值觀基礎性地位的基礎上,必須看到價值觀之于文化的相對獨立性甚至在一定條件下的決定性:一方面,價值觀的性質決定文化的特質,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凝聚力取決于價值觀的凝聚力。缺少價值觀這一靈魂的文化只能是一堆“泡沫”,虛假繁榮,空洞無物。更重要的是,價值觀不僅決定人們思想觀念的性質和形態,而且決定著人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在文化生產力中,價值觀也處于核心的地位。一方面,價值觀的性質決定文化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有什么樣的文化生產力。如果文化產品不承載一定的價值觀,那它就什么也不是了。另一方面,價值觀是文化生產力的“內核”,是“內動力”。強大的文化生產力之所以強大,是因它有一個強大的“心臟”——價值觀。因此,文化建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說到底,是價值觀建設,是傳統價值觀的變遷和重塑。
在現代社會,文化多元化和價值觀多元化的趨勢日趨明顯,它在展現文化日益繁榮和人們民主生活日益精彩的同時,也帶來了社會的喧囂浮躁和人們的困頓迷茫。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沒有社會核心價值觀,一種文化就立不起來、強不起來,一個民族就沒有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一個國家就沒有統一意志和共同行動。經過長期的實踐創新和理論探索,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今后文化建設的內在動力和根本指向,也就是說,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是培育和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有把握這個“基本點”,才能把握文化發展的方向,才能把握文化生產力發展的“核”動力。
作者:張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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