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中國新民主主義文藝發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了。當天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后又分別于5月16日、23日，開了兩次會議。朱德出席了第三次會議，并作了簡短發言。朱德既有情又有理地指明了延安文藝界存在的錯誤思想，還用淺顯通俗的大白話道破了文藝界整風的實質，把會議推向了高潮。朱德講話后，毛澤東作會議總結。可以說，朱德的講話，為毛澤東的會議結論作了一個很好的“引言”。
“一個馬列主義的藝術家應當是一個好的宣傳家”
朱德開門見山便熱情歌頌了中國共產黨和在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偉大功績。延安整風初起時的抗戰形勢，正如1942年3月毛澤東等人在給八路軍留守兵團保安部隊的慰問信中所寫到的：“勝利的光明已經在望，這個日子已經不遠。”這時日軍兵力嚴重不足并節節敗退，而我們渡過了抗戰中最困難的時期，抗日力量又在不斷增長，并準備開始戰略反攻。這些成績的取得，如果沒有黨的領導，沒有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頑強奮戰，沒有各抗日根據地民眾“最后一粒米拿去作軍糧，最后一尺布拿去作軍裝，最后一個娃送去上戰場”如此鼎力的支持，是決然不可能的。對此，朱德在講話中毫不掩飾地指出：“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了國家民族流血犧牲，有功又有德，為什么不應該歌？為什么不應該頌？”朱德的這一觀點，得到了毛澤東的極大認可，指出“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在講話中，朱德歌頌共產黨及在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功績，他的深意還在于，勉勵文學藝術工作者要創作更多更好的文藝作品為工農兵服務。對此，朱德主要從宣傳工作的角度分析了藝術在其中的價值與作用。朱德認為，要想打勝仗，至少要有兩件得力的武器：一是槍，即真刀實槍的戰場比拼；二是筆，指有理有力的宣傳工作。在朱德看來，“一個宣傳家不必是一個藝術家，但一個馬列主義的藝術家應當是一個好的宣傳家。”“如果我們的宣傳工作做得更好，同藝術工作結合得更密切，則我們的成績將更大。”這就道出了藝術要為工農兵而創作的重要意義，即是說文學藝術工作者要通過做“好的宣傳家”，擔當起革命的宣傳工作。在當時的形勢下，最首要的就是要宣傳如何在黨的領導下堅持抗戰、團結抗戰，從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賦能以工農兵為主體的革命斗爭，確保斗爭的最終勝利。這就把文學藝術工作者的使命擔當與黨的事業、革命的前途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到工農兵群眾中去”
當講到文藝工作要為工農兵服務時，朱德毫不隱晦地批評了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的一些錯誤思想。比如，針對有一位作家自視過高，看不起工農兵群眾的問題，朱德指出：一個人不要眼睛長得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要知道，自以為是高水平，或許實際并不是真的“高”，究竟真“高”與否，工農兵才是最終的評判者。所以，對于這位宣稱要做中國第一甚至是世界第一的作家，朱德不客氣地說：“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農兵批準才行！”在這里，朱德所說的由工農兵來判定作家的水平高低，并不是簡單的就事論事，更重要的是意指文學藝術要和工農兵群眾結合在一起，只有走進工農兵群眾之中，才能得工農兵群眾之心。由此，朱德進一步向文藝工作者提出要求：“到工農兵群眾中去。”這個響亮的號召，也有力回應了當時一些作家認為懷才不遇、沒有受到更大重視的錯感。朱德聽說，有作家借用唐朝著名詩人李白的詩詞“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來發泄延安無人能識己的不滿。對此，他在講話中指出：“你到哪里找韓荊州？在我們這個時代，工農兵里就有韓荊州！只有到工農兵群眾中去，你才能結識許許多多的韓荊州。因此，我們搞文藝工作的同志，要密切聯系工農兵群眾，用我們的筆桿子，為廣大人民服務。”言語之間明顯體會到，朱德是站在文藝工作者的角度去闡釋文學藝術工作為什么要為工農兵服務、怎樣才能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的道理。這樣就在講理的過程中增加了適當的情感帶動，促使廣大文藝工作者能夠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走進工農兵群眾的斗爭中去，去充沛實際的生活經驗、斗爭經驗，從而創作集革命的政治內容、工農兵群眾的斗爭生活、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于一體的作品。
“把屁股坐到無產階級的方面來”
在這次座談會上，還發生了革命作家要不要經過由小資產階級思想向無產階級思想轉變的爭論。對此，朱德直截了當地說：“哪里不要轉變啊！”在這個問題上，朱德深刻認識到：“在階級社會里，藝術是為一定階級服務的，絕對不能超然。”因此，有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作家，一定要有思想轉變，實質是階級立場向無產階級的根本轉變。朱德還強調：“豈但轉變，我說就是投降！”對于這一意義上的“投降”，據時為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教師的干學偉后來回憶，朱德的態度非常鮮明：“我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投降無產階級，把屁股坐到無產階級的方面來。”
講話中，朱德具體回顧了他當年的心路歷程：我是舊軍人出身的人，我覺得救中國只有參加中國共產黨，我就到上海找共產黨。共產黨不要我，我就到了德國。在德國我終于參加了共產黨。后來干了幾年，大家覺得我還可以，就叫我當了個總司令。我這就是舊軍人投降無產階級。講到這里，朱德又作了一個特別的解釋：“我投降了無產階級，并不是想來當總司令，我只是替無產階級打仗，拼命做事。”事實的確如此。要知道，朱德在入黨之前，就已經在舊軍隊中有了比較高的職務，但他毅然決然要走出舊秩序，走進無產階級的新秩序中。在講話中，朱德用這種現身說法的方式教育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把立足點“投降”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極具說服力和影響力，為我們黨擁有大批無產階級的、具有正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文藝工作者，擁有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起到了切實的促進作用。
眾所周知，當時在延安的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城市。相較于此前在城市里的生活，在延安的生活就顯得很艱苦了。于是，有人抱怨說延安生活太苦、太艱辛。當聽說這一思想狀況后，歷來倡導要艱苦奮斗的朱德在講話中語重心長地說：現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們從前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已經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東西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東西再不好，是我們自己的啊！當時，正值解放區軍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展大生產運動，所以朱德的一句“延安的東西再不好，是我們自己的啊”，正是對解放區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最真實的寫照，實際上也是在真誠地喚醒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要在艱苦的革命環境中，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始終保持文藝工作堅定的政治方向。
朱德的這次講話，在延安文藝工作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在文藝座談會上聽過朱德發言的文學家何其芳后來說：“這簡短的講話，卻給了我一個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我相信從它們，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一樣感到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光輝，也可以和我一樣得到重要的啟發”。的確，朱德的講話，不僅具有厚重的歷史氣息，也具有淵遠的理論價值，至今仍然很有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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