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用了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來批判施蒂納，足見施蒂納的重要性，盡管其批判過程顯得瑣碎，但總體而言，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從理論前提、立場、觀點、方法四個維度對施蒂納作了全景式的批判，施蒂納不是一個小丑式的人物，他作為“我們詞語世界的最后一塊磚”，重要地影響到了馬克思，馬克思正是在批判施蒂納的過程中確立了自己理論的邊界意識。
《德意志意識形態》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走向成熟的標志，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該書中用了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來批判施蒂納，足見施蒂納的重要性。而在20世紀，我國對于施蒂納的研究成果是很少的，儼然把施蒂納納入費爾巴哈的陰影中去了，認為費爾巴哈實現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施蒂納只是青年黑格爾派內部的一個小丑式的人物，但結合哲學史我們知道，施蒂納正是青年黑格爾派內部力圖從德國思辨哲學跳出來的最后一個人物。進入新世紀后，我國對于施蒂納的研究逐漸熱了起來，但大多還是從馬克思對于施蒂納的絕對批判的角度來闡述的，到底施蒂納對于馬克思有什么意義卻較少提及，因此，本文在論述馬克思對于施蒂納的批判的基礎之上，著力揭示施蒂納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影響了馬克思。
一、馬克思批判了施蒂納的邏輯起點
“同神一樣，一切其他事物對我皆無，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對我來說，我是高于一切的！”〔1〕施蒂納在正文之前就宣告了自己的事業，“我［并非］是空洞無物意義上的無，而是創造性的無，是我自己作為創造者從這里面創造一切的那種無。”〔2〕施蒂納的這種“創造性的無”就是他的“唯一者”，他的整個思想史、觀念史的演變都貫穿了唯一者的影子，唯一者仿佛擁有了從整個觀念史跳出來的必然性，但同時施蒂納在文章開頭和結尾處都談到：“我把無當作自己事業的基礎”，〔3〕這一相同表述無非表明他的理論是徹底的、是經得起邏輯上的檢驗的，因為他的邏輯起點與邏輯終點是相同的，又都是一種“無”，無精神、無自由觀念、無抽象的人，因此，是有形體的人、具體的人，甚至還是“現實的人”。但在馬克思看來，施蒂納的唯一者顯然不“現實”。施蒂納的唯一者表面看起來很“感性”，比費爾巴哈的感性直觀還感性，因為費爾巴哈的感性還帶有“類”的特質，施蒂納的唯一者不僅擺脫了一切先驗的統治，還擺脫了現實一切的普遍的統治，如政治國家、社會主義、人的觀念等，而且施蒂納還揭示了唯一者自己產生自己，不需要任何前提和外在的條件，因此，在唯一者之外或之內不存在一個本質規定性，唯一者“自給自足”，一切外在物都是我的所有物，而我是唯一者的同時唯一者本身又是可變的，因此，唯一者是最真實的存在，它擺脫了一切必然性的束縛。但馬克思揭示了施蒂納的唯一者的虛無縹緲性，馬克思認為施蒂納的唯一者并不真實，因為他的唯一者的運動是不真實的，從性質上來看還是思維的運動，而且施蒂納的唯一者并無任何現實的基礎。
馬克思用現實的人批判了施蒂納的唯一者的邏輯起點：“這位哲學家在這里轉彎抹角地承認一定的意識也是有一定的人和一定的情況與之相符合的。但他所看到的只是那改變了的［意識］，此外再沒有別的。”〔4〕在馬克思的視域中，現實的人就表示“生活在現實的實物世界中并受這一世界制約的人”，〔5〕現實的人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邏輯起點。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集中闡發了現實的人的幾種表現，如從事物質生產的人、吃喝住行的人、受社會物質條件制約的人、有新的需要的人、生產現實生活的人等等。施蒂納的唯一者缺乏現實的和歷史的前提，只是一種理論和邏輯的推演。馬克思的“現實的人”具有了“真切的現實性”，以現實的人為邏輯前提，人類一刻也離不開這一前提，從現實的人出發考察人類的歷史是一種現實的歷史考察，而施蒂納的是觀念史的考察。同時，現實的人又不僅是邏輯前提，而且是貫穿人類發展的歷史紅線，人類社會的產生、發展都離不開現實的人，現實的人具有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的雙重屬性，人不僅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還是一個物質生產過程。而施蒂納的唯一者顯然不具有自然屬性，自然屬性甚至都沒有納入施蒂納的真正的視域中來，他把人類社會的自然屬性拋棄了，作為古代人遺棄了，施蒂納的唯一者是一個孤獨的自我，只關心作為利己主義者的自我，仿佛又把利己主義作為一種人的本質重新加于每個人身上了。這顯然與馬克思現實的人的反本質主義傾向相去甚遠，馬克思也正是以現實的人的邏輯前提實現了對于施蒂納的徹底性批判。
二、馬克思批判了施蒂納的歷史觀
《唯一者》是施蒂納的代表作，該書以“創造性的無”為邏輯起點，同時又以其為邏輯終點，實現了邏輯起點與邏輯終點的統一，但在邏輯起點向邏輯終點過渡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施蒂納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施蒂納的歷史觀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唯一者的發展史”，在施蒂納的語境中，唯一者、創造性的無、自我一致的利己主義者、自我等都是相同語義的不同表達。施蒂納的歷史觀的本質特征、根本方法都是對于黑格爾歷史觀的借用與模仿。恩格斯曾評價黑格爾：“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的基礎。”〔6〕黑格爾可以說是具有豐富歷史感的人，他的《精神現象學》《小邏輯》《精神哲學》《歷史哲學》等都把歷史與邏輯的一致發揮到了極致，他不僅論證了人類發展的觀念史，還力圖實現觀念史與現實生活的真正融合，力圖實現自然史與人類史、顯現與本質的真正和解，“實體即主體”。〔7〕黑格爾是否真正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和解，這是可以討論的，而可以確定的是黑格爾總體上還是一種理論的考察方式，他在歷史哲學中描述了精神哲學的不同樣態，他把人生界定為兒童、青年、成年人、老年人四個階段，同時黑格爾非常善用否定之否定的考察方法，這些都為施蒂納提供了養料，施蒂納的《唯一者》的行文方式顯然受到了黑格爾莫大的影響。費爾巴哈曾試圖顛覆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傳統，但事實證明費氏的工作是不徹底的，甚至是失敗的，他的人的抽象性、人的感性直觀性，仍然沒有跳出形上的窠臼，吊詭的是費爾巴哈儼然成了黑格爾的一個環節，施蒂納不僅反對黑格爾，更反對費爾巴哈的抽象人、大寫的人，施蒂納的唯一者就是其積極的嘗試，但這種嘗試從根本上看，依然成了黑格爾哲學的一個環節。
施蒂納把人類歷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兒童階段，即古代人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人是現實主義的，所注重的是事物世界；第二階段為青年階段，即近代人，象征著理想主義的路向；最后一個階段為成年人階段，即一種施蒂納意義上的現代人，這個階段的人是唯一者、利己主義者，其他的都是唯一者的所有物。就階段劃分而言，顯然施蒂納受到了黑格爾的影響，黑格爾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的隱喻深刻反映在了施蒂納的歷史觀中。同時，施蒂納還應用了黑格爾否定之否定的方法，認為兒童階段就是對于現實的肯定，青年階段則用理想主義情懷達致了對于現實的否定，成年人階段則對應前面的否定進行否定，但這種否定又不是返回兒童階段的那種現實中去，而是開出一種新的現實之維，即唯一者的存在狀態。因此，無論是在階段劃分，還是在否定之否定方法的運用上，施蒂納都繼承了黑格爾的歷史觀，雖然在施蒂納的論域中缺少了黑格爾的老年人這一環節，但從總體上看，施蒂納的歷史觀仍然是一種唯一者的觀念史，最終結果要么導向觀念本身，要么走向一種理論上的虛無。
馬克思以物質生產、市民社會、現實的人批判了施蒂納對于歷史的虛構。施蒂納的歷史觀仍然是一種觀念或思維的演進過程，缺乏現實性的根基。馬克思反對那種思辨意義上的純邏輯推導，反而尤其注重各種思辨邏輯的現實基礎，這種現實基礎既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關系的。施蒂納在確立古代人作為人類歷史的開端時，沒有去考察作為開端的物質基礎與歷史基礎，反而如馬克思所批判的那樣，“兒童立即變成力求洞察‘事物底蘊’的形而上學者了”。〔8〕因此，施蒂納不僅從一開始，而且就觀念的演進過程、演進的結果來看一直都夾雜著主觀的想象、邏輯的演繹和思辨的基因，而這正是馬克思所堅決反對的。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絕不是人的思辨歷史，而是有著深厚的現實基礎，社會發展的最大現實不是唯一者的邏輯虛構，而是現實的物質生產、現實的個人、現實的生產關系等；人也不是施蒂納意義上的完全利己主義者的“我”，馬克思所討論的歷史的個人是受社會關系、物質條件制約的人。因此，馬克思的現實的人不是邏輯的推導，而是擁有最大的現實性的人。
三、馬克思批判了施蒂納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立場
18世紀下半期到19世紀上半期，德國的資產階級逐漸壯大，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日漸凸顯，亟須尋找一種哲學思想的支撐。當時的學者如施蒂納等人都倡導自由、無政府主義等觀點，而正是這些自由主義的主張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不自由。在馬克思看來，施蒂納就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他的思想貌似激進，但仍然沒有超出他所在的資產階級社會，仍是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立場。
其一，在馬克思看來，施蒂納的唯一者實際上是超人，而超人畢竟是少數的，其適用條件非常有限，注定了其小資產階級夢想的破滅。首先，要達到施蒂納的唯一者是極其艱難的。這個唯一者必須具有超人的力量，但施蒂納意義上的超人還不是尼采意義上的超人，尼采的超人具有向外的強力意志，施蒂納的唯一者這個超人自己產生自己、自己發展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從什么之中擺脫出來而自由？噢，有什么是不能擺脫的！農奴制、至上權、貴族和王侯等等的桎梏；欲望與情欲的統治；是的，甚至是我的意志、自己意志的統治：最充分的自我否定就是自由，就是從自我規定中、從自我中擺脫出來的自由。”〔9〕施蒂納的唯一者不和一切的普遍性發生關系，要擺脫任何外在的束縛就必須依賴強大的自身，但顯然施蒂納的唯一者還不具備這種強大性。其次，施蒂納的超人唯一者又是有邊界的，根本無法觸及真正的現實。施蒂納自己也承認：“從我自己出發我所能做的事是很少的，這種情況是可能的；然而這些很少的事卻是一切。”〔10〕在唯一者的范圍之內，“個我”可以任意馳騁，隨時改變，但面對真實的物質世界，施蒂納卻是束手無策的，“個我”終究會淹沒在普遍性的浪潮之中。最后，施蒂納的唯一者又是易逝的。唯一者作為一種超人的訴求本身就是很難的，這一點施蒂納自己也意識到了，所以他為了邏輯的自洽，預設了唯一者的易逝性。施蒂納的唯一者所具有的獨自性、創造性的無、利己主義者實際上都是易逝的。“如果我把我的事業放在我自己、唯一者身上，那么我的事業就放在它的易逝的、難免一死的創造者身上，而他自己也消耗著自己。”〔11〕“易逝”的唯一者預示了施蒂納小資產階級夢幻的命運。
其二，在馬克思看來，施蒂納的唯一者依然走不出意識的內在性，它缺乏資產階級的物質基礎。施蒂納對于歷史的考察方式依舊是思辨的、主觀的，他的唯一者的產生、過渡、演進甚至消亡都不是任何外在的物質根基所決定的，而這些根基恰恰是他所想擺脫的。然而，施蒂納力圖擺脫一切外在束縛的基點，卻不得不說仍舊是意識的，施蒂納沒有考察資產階級和封建制產生、發展、消亡的現實基礎，而是力圖在思辨的理論大廈內部解決外在的現實問題。而且，施蒂納沒有揭示唯一者作為創造性運動的動力基礎是什么，他的提法是“無”中生“有”，最終又走向“無”，以創造性的無解決實有的問題終究繞不過意識的內在性，而意識的內在性表現在政治上就是空洞的口號，沒有任何實際的行動。因此，馬克思批判了以施蒂納為代表的德國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空想性：“論述獨自性的整個這一章歸結起來，就是德國小資產階級者對自己的軟弱無力所進行的最庸俗的自我粉飾，從而聊以自慰。”“還像桑喬那樣，他們并不認為自由就是他們給自己爭得的權力，因而把自己的軟弱無力說成是權力。”〔12〕此外，馬克思反對施蒂納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資本抽象統治，反對統治階級占據了大部分的物質生產資料，反對資產階級高估自己代表了人類的利益等。
四、馬克思批判了施蒂納思辨的哲學方法
在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前，馬克思與恩格斯關于施蒂納的《唯一者》有過兩次書信交流，第一次交流是在1844年11月19日，當時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第一次介紹了施蒂納的《唯一者》，并對其作了評述：“施蒂納是以德國唯心主義為基礎，是轉向唯物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唯心主義者。”〔13〕“他還是從唯心主義的抽象概念跌到了唯物主義的抽象概念，結果一無所獲。”〔14〕同時，恩格斯還肯定了施蒂納的重要作用，認為把施蒂納的思想顛倒過來后就可以為“現實的人”所用，即利己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恩格斯還肯定了施蒂納對于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批判：“施蒂納摒棄費爾巴哈的‘人’，摒棄起碼是《基督教的本質》里的人，是正確的。”〔15〕針對恩格斯在該信中對于施蒂納的評價，馬克思給恩格斯回了一封信，但遺憾的是這封信現在遺失了，馬克思所回信的真實內容也不得而知。恩格斯后來又給馬克思回了一封信：“我以前給你寫信的時候，還太多地拘泥于該書給我的直接印象，而在我把它放在一邊，能更深入地思考之后，我也發現了你所發現的問題。”〔16〕通過恩格斯的這一次回信可以大致推斷出馬克思的基本態度，即馬克思糾正了恩格斯對于施蒂納的某些評價，但恩格斯在信中并沒有直接指明馬克思到底發現了什么問題，因此，留下的理論空白就只有依靠馬克思后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于施蒂納的總體批判才能揣測出來。
從《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對于施蒂納的批判可以看出，馬克思對于施蒂納的唯一者或利己主義者是很不滿意的，恩格斯主張借鑒施蒂納的利己主義，認為純粹的利己主義必然要向共產主義轉變，同時現實的利己主義又保障了個人的現實性，因此，假若這種現實的利己主義能夠變成有血有肉的人，便是現實的人。從馬克思的論述可以得知，馬克思是堅決反對施蒂納的唯一者的，“唯一者乃是‘我們的詞句世界的最后一塊磚’，是一種作為詞句而告終的邏輯。”〔17〕“德國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掙扎，都沒有離開過哲學的基地。”〔18〕這可能也就是馬克思指出恩格斯的真正問題所在，恩格斯主張借鑒利己主義者所具有的現實性，這樣就能使自己的理論有現實的根基，而不至于飄浮于云端，但馬克思明確地察覺到，施蒂納的唯一者并不現實，無論是產生的根源，還是演進的過程，唯一者或利己主義者都是通過純粹思辨達到的，他對于歷史的考察完全是觀念的、思辨的和哲學的，根本沒有跳出黑格爾的窠臼，仍然是在理論的內部打轉，走不出意識的內在性，唯一者所主張的現實性也只是一種理論幻想上的現實性，只有在意識的狹窄的范圍內才有效，在思維領域內可以自由自在馳騁，但一旦涉及現實世界則“百無一用”，因此，馬克思堅決反對這種理論態度或哲學態度，《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全部旨歸就在于證明人的現實性和終極一切形而上學，文章所取標題為《德意志意識形態》，就是批判當時德國的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他們都在尋找對于社會現實的某種解釋，但這種解釋的根基仍在于意識的內部，各種意識形態并沒有真正深入現實中去，當時社會的最大現實就是物質生產、社會關系等，當時各種意識形態仍舊是飄浮于云端的，而這種理論的、思辨的、哲學的態度正是馬克思所堅決批判的。
五、馬克思所具有的邊界意識
國內外學術界對于施蒂納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關于施蒂納的批評占了全書的三分之二，如何解釋這頗多的筆墨自然就是個難題。梅林早期評價這部分內容時，認為馬克思對于施蒂納的批判都是“一些瑣碎”。〔19〕科爾紐認為馬克思正是在批判施蒂納時找到了“最大的樂趣”。〔20〕在梅林和科爾紐看來，馬克思對于施蒂納的批評多是出于激情，帶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在麥克萊倫看來，馬克思之所以花費如此多的筆墨來批判施蒂納，肯定是因為施蒂納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根本原則，但終究在哪些方面刺激了馬克思、恩格斯？就連麥克萊倫自己也承認，“要指認施蒂納對馬克思有什么直接影響，乃是十分困難的。”〔21〕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內學術界對于施蒂納真正重視起來，各類研究成果紛紛面世，但總體而言，評價施蒂納具體觀點和強調馬克思對于施蒂納的批判的多，而強調馬克思從施蒂納身上吸取營養的少，這也促使我們去思考，施蒂納對于馬克思、恩格斯到底意味著什么。
1.形而上學的復返還是純粹的虛妄：唯一者的走向存疑
怎么理解施蒂納的唯一者是理解施蒂納整個思想的關鍵，而唯一者的根本走向問題更是至關重要的，只有明晰了唯一者的導向，即唯一者將要向何處去的問題，才能探究施蒂納的思想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馬克思與恩格斯。關于唯一者的導向問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吳曉明教授所主張的：“由于施蒂納的哲學到處表現為向黑格爾的回返……所以它便成為《德意志意識形態》給予最大關注的賦有特征的標本。”〔22〕吳曉明認為施蒂納是全面向黑格爾的回返，盡管施蒂納很努力地想要擺脫黑格爾與費爾巴哈，但終究成了黑格爾哲學的一個環節。施蒂納的唯一者始終具有形而上學的特征，它有鮮明的理論態度、本質的范疇論路向以及意識的內在性，而這些正是形而上學的基本建制。因此，雖然施蒂納由反對從形而上學出發但最終又會返回到形而上學中去。另一種是劉森林教授的觀點，劉森林認為施蒂納的“唯一者”“創造性的無”最終走向了虛無、一種純粹的虛妄。在施蒂納的語境中確實籠罩著一種虛無主義的陰影，以至于劉森林認為虛無主義是唯一者的必然走向。施蒂納自己也承認：“從我自己出發所能做的事是很少的，這種情況是可能的；然而這些很少的事卻是一切。”〔23〕劉森林認為：“費爾巴哈對人的本質的追求抽象過了頭，而施蒂納拒斥抽象過了頭。”“費爾巴哈仍未走出形而上學，而施蒂納危險地徹底拋棄了形而上學的維度。馬克思的立場是在他們之間開辟了一個有效的歷史空間。”〔24〕
吳曉明表明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最后的代表，施蒂納仍然逃不過形而上學的命運。“馬克思對施蒂納的批判的重點乃在于洞察形而上學的基本建制，正像這一批判的旨歸乃在于終結全部形而上學一樣。”〔25〕馬克思之所以花費如此多的筆墨去批判施蒂納就在于他的唯一者“是我們的詞句世界的最后一塊磚”，〔26〕因此，對于施蒂納的批判就代表著對于整個形而上學的批判，這也標志著馬克思想愉快地同過去告別。因此，吳曉明教授對于施蒂納的基本定性是非常準確的，也符合馬克思的批判精神，但也必須指出的是，施蒂納之于馬克思的借鑒意義也是非常明顯的。施蒂納的現實主義主張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觸動了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本質，同時在施蒂納的語境中，確實暗含著虛無主義傾向。劉森林教授認為施蒂納的基本主張就是虛無主義的，認為施蒂納的現實主義過了頭，馬克思正是在費爾巴哈與施蒂納之間的空白地帶找到了立足點，但劉森林并沒有指認施蒂納的唯一者的根本性質，即沒有探究唯一者自己產生自己、最終走向消亡的動力根源何在，即這種動力仍植根于意識的內在運動。
撇開吳曉明與劉森林在唯一者的基本走向這一問題上的差異，可以看出，他們都指認了施蒂納之于馬克思的重要性。必須指出，無論是向形而上學的復返，還是導向純粹的虛妄，施蒂納之于馬克思都不是純粹的否定性存在，馬克思正是在批判施蒂納的過程中確立了自己理論的邊界意識。因此，從這方面講，施蒂納又是有其積極意義的，馬克思的理論之所以具有很強的現實性而不至于走向虛妄、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而又不至于走向純粹的形而上學，這與施蒂納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施蒂納正是從形而上學與純粹的虛妄兩方面來影響馬克思的，馬克思也正是從這兩方面確立了自己理論的邊界。
2.確立現實的邊界，避免走向思辨的境況
正如馬克思所斷言的，施蒂納所做的工作只能注定是德國哲學的“最后的掙扎”，“‘唯一的東西’或者‘唯一者’在這里的特點是第九百次地企圖把圣物從頭腦中擠出去，所以正像我們也不得不第九百次地重復一樣，一切都是老樣子，更不用說這只是一個虔誠的愿望了。”〔27〕恩格斯開始接觸施蒂納的《唯一者》時，認為可以對施蒂納的利己主義的唯一者進行改造，但馬克思堅決反對純粹理論意義上的改造，認為施蒂納是我們詞語世界中的最后一塊磚，只有從根本上推翻施蒂納，才能從德國思辨哲學中跳出來，這就是馬克思從施蒂納身上所確立的邊界，彼岸的歸彼岸，生活的歸生活，施蒂納的唯一者及整個德國哲學都會終止于生活、終止于實踐、終止于真正的現實。“斯特勞斯、鮑威爾、施蒂納、費爾巴哈，就他們沒有離開哲學這塊土地來說，都是黑格爾哲學的分支。”〔28〕
馬克思所確立的邊界就是哲學與生活的邊界，哲學是純粹思辨的代名詞，生活的世界則是現實的世界。馬克思以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確立了這個邊界，這種感性活動具有了最大的現實性。以前的思辨哲學或認識論哲學根本的弊端就在于意識的內在性，施蒂納的唯一者力圖擺脫任何外在的普遍性束縛，但其動力與根源仍在于意識的內部。意識的內在性是無法真正具有現實性的，它根本無法貫穿對象性的存在物，而馬克思所確立起的“現實的人的原則”則有了貫徹對象性存在物的現實性，這種現實的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感性活動或對象性活動。在人的活動伊始，不是依靠意識的想象力來貫穿事物的存在，而是依靠人的活動、人的力量達到人與世界的連接，即人的現實的感性活動實現了對于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的存在論證明，人的現實活動使自然、社會、人本身得以存在起來，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動基礎之上的自然史與人類史才是統一的。“意識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狀態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29〕無論是施蒂納對于歷史的思辨考察，還是他確立的唯一者的邏輯起點或終點，都只是一種意識內部的闡釋。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與《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確立“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的基本原則之后，也意識到僅從理論與邏輯上來反駁施蒂納必定又會陷入思辨形而上學的怪圈，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后著重轉向了對于資本主義的分析。資本主義在當時具有最大的現實性，只有轉移到分析資本主義的起源、發展、本質、未來發展方向等問題上來時，才不會返回黑格爾的純粹哲學的思辨體系中去。假若還停留在現實的人或感性活動這個概念上必然又要使理論向后退，所以馬克思著重批判了施蒂納概念演繹的邏輯進路，不再執著于邏輯概念的完滿與自洽，而是立足于當時社會的最大現實，從分工、商品甚至資本出發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這才是真正的現實，而不是僅僅提出“唯一者”或“現實的人”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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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歷史唯物主義視閾下數字勞動的批判性研究”項目號：20FKSB002）和2021年成都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成果（項目號：2021BS047）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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