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論“共同體”的緣起、形式與重建——基于《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本考察
作者簡介
林青，江西新余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兼任中國馬哲史學會理事、中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會理事、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獻研究會理事，獲“上海社科新人”稱號、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稱號。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現代性問題研究，在《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三十余篇。
摘要：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人的基本規定是建基于生產之上的“社會關系”，共同體則是“社會關系”的呈現形式。就《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本而言，馬克思恩格斯對共同體話題的論述與唯物史觀的表述基本是處在同一進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對“現實的人”的分析，最終是在社會關系的維度得到呈現，而不同的社會關系又塑造著不同的共同體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對所有制、階級、市民社會、國家以及法的分析和批判，都在一定的意義上呈現了共同體的諸種形式和屬性。而馬克思恩格斯對共同體話題的闡釋，既體現在對不同共同體形式和屬性的分析，以及這種分析所展示的不同社會規定性，又體現為對于社會主義社會形態或者真正的共同體的建構。
關鍵詞：馬克思恩格斯;共同體；《德意志意識形態》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中對共同體話題的討論，基本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邏輯框架中展開的，具體體現為對諸種不同形式和屬性的共同體進行了歷史的梳理，并對“真正的共同體”提出了基本的原則。從最初的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到擺脫了傳統“共同體”的“市民社會”，此之謂對“共同體”的第一次否定。作為一個以自身需要為基礎的社會，市民社會雖然被馬克思恩格斯指認為擺脫了共同體的“外觀”，但作為一種社會存在，仍然需要以一種“共同體”的形式出現。現代國家是與此直接相適應的國家形式，因而成為這種“共同體”形式的代表。作為資產階級的國家類型，現代國家因其內在的階級邏輯，其本身并不能成為普遍利益的代表。這種形式的“共同體”被視為虛假的共同體，而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真正的共同體”是對此的否定和揚棄，此之謂對共同體的第二次否定。在馬克思恩格斯的邏輯中，真正共同體是建立在對市民社會、現代國家的批判之上的社會共同體，并將之稱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共同體論題的基本邏輯便得到完整的呈現。在之后的文獻中雖然以不同方式涉及對共同體話題的討論，但馬克思恩格斯也基本上沿用了此邏輯框架。因此，在作為唯物史觀初次而完整表達的《形態》中探討“共同體”話題，既有助于我們整體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體話題，也有助于直接而原初地呈現共同體話題在唯物史觀中的地位和價值。
一、唯物史觀的創建與“共同體”話題的緣起
馬克思恩格斯為什么在《形態》中討論“共同體”論題？馬克思恩格斯將“一定的個人”“現實的人”作為起點，而“一定的”和“現實的”個人何以是“一定的”和“現實的”？馬克思在之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道，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現實的個人的規定性就是要從這些“社會關系”中去尋找，這就必須在社會維度呈現現實的個人所具有的現實關系,而不同的“社會關系”又意味著不同的“共同體”形式和屬性。在階級邏輯被消除之前，個人總是隸屬于一定的階級，階級是一定時期個人社會關系的基本存在樣態。而階級本身就是共同體的諸類型之一，分析共同體的形式和屬性，就是在分析現實的個人的社會關系。對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分析，都是在現實的個人的意義上去揭示社會維度對人的現實規定性。因此，對共同體的討論，一方面有助于介入現實的個人的規定性討論，另一方面為實現現實個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未來的基本定向。所以，共同體話題在原初處構成了對唯物史觀基本原則的確認，同時也在最終的意義上指明了未來社會共同體的形式和屬性。
就共同體與個人的關系而言，雖然社會共同體的形式和屬性在原初意義上來源于現實的個人所展開的生產活動及其社會關系，但在社會歷史進程的展開過程中，個人的社會存在其實在一定的意義上表現為被社會共同體的形式和屬性所規定。因此，對共同體形式和屬性的分析，構成了對現實個人分析的重要前提性內容。而社會共同體是否存在，跟馬克思與施蒂納的爭論相關。馬克思恩格斯對施蒂納的批判直接呈現了社會共同體是否可能的基本前提。如果說“社會”本身并不“存在”，那社會共同體如何可能？就社會的存在方式而言，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指出：“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生產自己的生命，還是通過生育而生產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含義在這里是指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不管這種共同活動是在什么條件下、用什么方式和為了什么目的而進行的。”而社會關系是共同體的核心構成內容，不管這種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共同活動的具體形式和屬性有什么不同，其都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前提和主要內容。當然，這些社會關系隨生產方式的變化而變化。自資產階級社會誕生以來，從工場手工業到大工業的生產，社會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采取了諸多不同的中介物來得以呈現，商品、貨幣等都是這些社會關系的重要體現。在這些社會關系的基礎之上，社會共同體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所闡釋的自然形成的共同體、虛假的共同體以及真正的共同體，其形式和屬性的不同都與共同體所依賴的“社會關系”高度相關。
因此，要完成對“現實的個人”的討論，共同體話題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論題，它涉及對現實的個人的基本規定性，從而呈現其“現實性”。就“社會關系”與現實的個人和共同體之間的聯系而言，《形態》在分工與所有制話題上對此進行了具體的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在討論人類歷史的前提與現實的個人時，夾雜了對以分工和所有制為基礎的共同體形式的討論。雖然其論述是以所有制的形式出現，但實質的內容在于說明這種所有制關系下，人在生產和交往中社會關系的不同形式，進而說明不同的共同體的存在樣態。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 “一定的個人”造就了社會關系、政治關系以及社會結構與國家，換而言之，對社會共同體的考察，也是立足于現實的個人。在此，馬克思恩格斯對共同體的討論，實際上是與唯物史觀的起點聯系在一起，具體體現為“現實的個人”與“生產”的形式。就此而言，真正的共同體應該是以現實的個人的原則為原則的。但在生產力和分工發展的歷史中，現實的個人一方面以自身的對立的形式出現，另一方面以個人與共同體對立的形式出現。或者說，現實的個人的自身對立，一定會帶來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對立關系。“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者單個家庭的利益同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單個人的利益是社會分工所帶來的社會關系的獨立化的必然結果，在市民社會中表現為自私自利的個人。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在國民經濟學家看來，社會是市民社會，在這里任何個人都是各種需要的整體，并且就人人互為手段而言，個人只為別人而存在，別人也只為他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對市民社會的分析和批判，就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揭示資產階級社會共同體的“虛假”形式。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
雖然個人主義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原則，但這是否意味著作為共同體重要呈現形式的“共同利益”也是虛假的？“對于施蒂納而言，現實的東西歸根結底都是個別具體的自我。國家、貨幣、市民社會等被視為‘一般的東西’，都因為是‘一般的東西’，所以都可以作為幻想被加以拒絕。共同利益也不例外。在恩格斯的底稿上，恩格斯沒有將共同利益視為‘表象之中’的幻想，而是將其視為‘在現實之中’‘實際存在’的東西，從而對施蒂納的上述觀點進行了批判。也就是說，在底稿上，為批判施蒂納，恩格斯強調了共同利益的實在性。”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共同利益并不是抽象的東西，而是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雖然分工帶來了個人之間的獨立甚至對立，但最終目的還是在于“合”。因為分工可能的前提在于諸工種必須具有社會性質，即私人勞動所具有的社會性質。這意味著，在分工的條件下，作為“合”的共同利益是切實存在的。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于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現實之中。”但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其就是“真實”的共同利益，虛假的共同體本身亦是宣稱“共同利益”的承擔者，只是這種“共同利益”止于階級利益。正因此，“共同體利益”便借助于“國家”，“這些始終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虛幻的共同利益相對抗的特殊利益所進行的實際斗爭，使得通過國家這種虛幻的‘普遍’利益來進行實際的干涉和約束成為必要”。國家、法遂成為共同利益的化身。
總而言之，在《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抓住“共同體”話題，目的首先在于對“社會維度”的凸顯。“一定的個人”“現實的個人”成為社會維度的起點，而共同體的形式和屬性則是其社會維度的具體規定性。按照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人一開始就是社會性的存在，一開始就生活于某種形式的共同體之中。因此，對共同體話題的闡釋，對于理解“現實的個人”具有重要的規定性意義，奠定了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
二、唯物史觀視域下的“共同體”形式及其本質規定性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框架中，共同體形式和屬性的不同首先緣于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直接闡釋共同體形式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關系，但在討論“占領”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定居下來的征服者所采納的共同體形式，應當適應于他們面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如果起初情況不是這樣，那么共同體形式就應當按照生產力來改變。”此論斷雖然不是在一般的意義討論二者的關系，但由此我們可以推論，采用什么樣的共同體形式，必須依賴于生產力的水平。這是對共同體形式的一個總規定。就《形態》而言，對生產力的論述大多表現在對于分工的討論中，分工成為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標識。因此，就具體的論述而言，分工是共同體話題的重要內容，而且就《形態》中提示出來的分工與所有制的“一體兩面”的關系而言，所有制本身就成為共同體話題的重要維度。
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討論所有制形式時，涉及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國家的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其區分原則在于分工的發達程度。而不同分工以及所有制基礎上的社會關系和“整個社會結構”呈現了不同的共同體形式。所以，馬克思恩格斯說：“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因此，共同體話題并不是一個抽象的論題，而是體現為現實生活中的社會關系與政治關系。反過來說，個人的生產和生活關系反映了共同體的基本形式和屬性。分工構成了個人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前提規定，因此，望月清司在闡釋馬克思恩格斯所確立的三種共同體形式時，就是以分工為基本原則，認為其具體體現為“包含無中介的社會結構的共同體——作為共同協作和分工關系異化形態的社會——又社會化了的自由人自覺地形成的社會”。“無中介”的社會就是一個分工不發達的社會，所有的社會關系體現為直接的社會關系，而現代社會是一個充分分工和協作的社會，真正的共同體則是揚棄分工的“社會”。就《形態》的討論而言，分工成為共同話題的重要起點。
與分工同時作為共同體形式影響要素的，還有所有制的形式。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對“現代私有制”或“純粹私有制”的論述，為我們理解資產階級社會的“共同體”形式提供了最基本的支點。《形態》首先從生產和分工開始，在一般的意義上討論了共同體的諸種不同形式的演變歷程，同時也在具體和獨特的語境中討論資產階級社會的“共同體”形式。資產階級社會的共同體形式與屬性，是與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形式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并且與傳統的社會共同體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斷裂。“在起源于中世紀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封建地產，同業公會的動產，工場手工業資本——才發展為由大工業和普遍競爭所引起的現代資本，即變為拋棄了共同體的一切外觀并消除了國家對所有制發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現代國家是與這種現代私有制相適應的。”由于私有制變成了純粹私有制，即不再受到國家干預的所有制，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拋棄了“共同體”的外觀。因為，現代資本是以純粹的利潤和財富為目的的。換句話說，現代資本以自身的增殖為目的，它不再服務于一個外在的“共同體”，此之謂“純粹私有制”。雖然擺脫了“共同體”的束縛，但資產階級仍然需要“國家”作為其“共同體”的代表，這就使得現代國家成為資產階級社會共同體的體現。由此可見，現代資本不僅擺脫了國家的影響，反而使國家服務于其自身，這是資產階級所獨有的屬性。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是一個階級，不再是一個等級了，所以它必須在全國范圍內而不再是在一個地域內組織起來，并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擺脫了共同體，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并列并且在市民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正因為資產階級積極尋求“普遍性”的形式和趨勢，國家便成為階級利益的組織形式，這實際上也同時意味著國家作為共同體已名存實亡。
現代國家的實質并不是作為一種共同體而存在的，其實就是“冒充的共同體”或者“虛假的共同體”，“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因此，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共同體”形式，就必須扎根于資產階級社會的階級結構。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有其獨特而狹隘的階級利益，但其又需要獲得一種普遍的形式。而階級利益與共同利益的鴻溝是無法填平的，這意味著資產階級所要求的普遍性形式只能是訴諸一種虛假的設定，“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采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因此，只要階級邏輯還存在，階級統治與階級對立就將存在，共同體和共同利益就只能是一種虛假的形式。而作為統治階級借以實現其共同體利益的形式，國家承擔著“共同體”的角色和功能。
三、人的存在方式的歷史性超越與“共同體”的重建
從對資產階級社會共同體的虛假性揭示出發，我們能夠看到馬克思恩格斯對共同體邏輯的第一次否定，即對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對“虛假共同體”的揭示，意味著對共同體的第二次否定，其目的在于重建社會共同體。既然資產階級社會要擺脫共同體的束縛，那么馬克思恩格斯為什么要重建社會共同體？這種重建并不是簡單地回復到之前的共同體形式中，而是建基于馬克思恩格斯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分析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理解。
隨著工商業的發展，現代資本因其發展成為“純粹私有制”而使得商品經濟日益發達，其結果就是物的力量的壯大。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討論兩種形式的“統治”時指出，前資產階級社會的統治是“所有者對非所有者的統治可以依靠個人關系，依靠這種或那種形式的共同體”，共同體在社會統治上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資產階級社會因為私有制的獨特屬性，其不再借助于“共同體”，而是通過物的形式來完成，即“這種統治必須采取物的形式，通過某種第三者，即通過貨幣”。這也是為什么資產階級社會要擺脫“共同體”的原因所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物化邏輯帶來的一定是權力的物化和統治的物化，它不再需要某種政治國家形式來完成社會的統治，而僅僅依靠物就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在此將貨幣視為社會統治的主要形式，原因在于在一個分工和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人們的生產、生活與交往都必須借助這個物才能有效地展開。這意味著人們的全部社會生活都被物所規定。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私人關系就變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系，變成了商品交換的關系”。現代資本的目的是自身的增殖，這種增殖的邏輯一定會帶來社會時間和空間維度的全面物化。因此，資產階級社會最終是一個物的社會。所以，盧卡奇認為：“商品形式向整個社會的真正統治形式的這種發展只有在現代資本主義中才出現了。”這種物的力量因其社會性的維度，已經完全超出了單個人可以與之對抗的范圍。由此可見，如果要實現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變革與占有，前提首先在于要駕馭這些物本身。
就《形態》的論述而言，重建社會共同體的目的在于對抗物的力量和物化邏輯，并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個人力量（關系）由于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于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由于發達的分工而取得了巨大的生產力，但分工最后的目的在于能夠形成統一的生產力。因此，分工的發達首先就意味著社會共同性維度的強化，物的力量是這種社會共同性內部的元素之一。或者說，資產階級的社會共同性通過物達到了迄今為止最廣的范圍。物在現代社會中的存在狀態和地位表明，如果要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一方面只能在社會共同性的維度上尋找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也昭示著對這些物及其關系的力量的占有同時就意味著對社會共同性的占有。而馬克思恩格斯就是要在此意義上重建社會共同體，其核心的環節仍然是現實的物質關系，這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當然，就根基處而言，私有制的廢除是完成物的關系廢除的前提，并在此基礎上完成社會關系的塑造，“隨著基礎即隨著私有制的消滅，隨著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以及這種調節所帶來的人們對于自己產品的異己關系的消滅，供求關系的威力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及他們發生相互關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資產階級私有制的消滅，同時意味著物化邏輯的終結，而這只有依靠重建社會共同體才能完成。
共同體的重建，還在于擺脫異己的偶然性關系的支配。異己的偶然性關系的支配，緣于個人是以何種方式隸屬于某個共同體。只有“各個人”作為“個人”參加到某個共同體并在此基礎上的“聯合”，才能擺脫異己的偶然性關系的支配。“它是各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而這些條件從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同單個人對立的。”在此，以階級為紐帶的共同體關系并不是真正共同體的形式，因為這并不是個人自覺的選擇，而是受到“生存條件”的規定，還只是作為“一般化的個人”隸屬于這個共同體。當個人作為一般的個人隸屬于這個共同體時，其并不掌握共同體的條件。因此，這種關系對他們來說就是異己和抽象的，同時也意味著對這些條件并不擁有自主權，因而是被一種偶然性關系所支配。作為個人參與的共同體是其自覺聯合的結果，而且這種聯合的條件本身是由個人所控制和掌握的。這意味著共同體的條件成為共同體成員自由發展的條件，從而使這種原本的異己和偶然性的關系得到消除。
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討論“異化”論題以來，馬克思就一直在思考社會關系本身如何能夠服務于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面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物化邏輯及其所帶來的異化關系，重建社會共同體是扭轉此種關系的主要途徑，唯此才能重新駕馭這些物及其所帶來的異化關系和偶然性關系，才能在更高層面上實現個人的自由發展。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重建社會共同體的最終的目的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本身是有現實的物質條件，只有掌握了這些物質條件及其社會生產力，自由才是可能的。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真正的社會共同體首先就是要消除這些物質條件的“自發性”。“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并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自由發展的實現，一方面是要通過聯合起來的個人來共同駕馭和占有已有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另一方面又要將這些關系視為建立“聯合體”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在此也強化了真正的共同體中人的存在方式，這些個人都是立足于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他們在真正的共同體中也不再是相互對立的個人，而是相互聯合的個人。這種聯合不是抽象的聯合，而是來源于其共同的社會生產和交往關系。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一開始就強調“現實的個人”，這也是真正的共同體的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重建社會共同體的目的在于實現人的自由與發展。“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只要階級邏輯仍然存在，社會共同體就只能是虛假的和冒充的。只有通過重建社會共同體，通過聯合起來的人占有生產資料和社會關系，階級邏輯被廢棄，個人的自由才能實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真正的共同體的建立，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基本前提。
綜上所述，在《形態》中，社會共同體話題得到了完整的呈現，既在唯物史觀的意義上揭示了“共同體”話題的緣起，即現實的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規定性關系，又澄清了影響共同體形式和屬性的現實因子及其關系，比如生產力、所有制、階級、法、國家等，同時也為重建社會共同體即真正的共同體提供了基本的出發點。從這些基礎、影響因子和出發點可知，共同體話題不再是一種立足于價值規定的論題，而是扎根于現實的社會物質關系。只有在分析、甄別和批判現實的物質關系基礎之上，重建社會共同體才具有現實的針對性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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