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是一個希臘語詞，在希臘文中，“ον”意為“沒有”，“γσπо”意為“地方”。烏托邦的意思是沒有的地方，是空想、虛構和神話。
政治上的烏托邦就是一種無論現在和將來都決不能實現的愿望，是一種不以社會力量為依托，也不以階級政治力量的成長和發展為支撐的愿望。
一個國家的自由愈少，公開的階級斗爭愈弱，群眾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烏托邦通常也愈容易產生，而且保持的時間也愈久。
在現代俄國，有兩種政治烏托邦最根深蒂固，并且由于具有誘惑力而對群眾發生了相當的影響。這就是自由派的烏托邦和民粹派的烏托邦。
自由派的烏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的、和諧的辦法，不得罪任何人，不趕走普利什凱維奇之流，不經過激烈的徹底的階級斗爭，就能夠在俄國，在俄國的政治自由方面，在廣大勞動人民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這是一個自由的俄國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睦相處的烏托邦。
民粹派的烏托邦，就是民粹派知識分子和勞動派農民所抱的幻想，他們以為可以用公平地重分全部土地的辦法來消除資本的權力和統治，消除雇傭奴隸制，或者以為在資本的統治下，在金錢的支配下，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也可以維持“公平的”、“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
這兩種烏托邦是怎樣產生的呢？為什么在現代俄國相當根深蒂固呢？
這兩種烏托邦的產生反映了這樣一些階級的利益，它們進行反對舊制度、反對農奴制、反對政治壓迫，一句話，“反對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斗爭，而在這種斗爭中，它們又沒有取得獨立的地位。烏托邦、幻想，就是這種不獨立性，這種軟弱性的產物。沉迷于幻想是弱者的命運。
自由派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為沒有自由和法制，資產階級的統治就不徹底，不完整，沒有保證。但是資產階級害怕群眾運動甚于害怕反動勢力。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現出驚人的、不可思議的軟弱和十足的無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遠是模棱兩可、虛偽不堪、假仁假義、躲躲閃閃的，他們必須玩弄民主的把戲才能把群眾爭取過去，同時他們又極端反對民主，極端仇視群眾運動，仇視群眾的創舉和首倡精神，仇視他們那種如馬克思形容19世紀歐洲一次群眾運動時所說的“沖天”的氣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7頁。——編者注］
自由派的烏托邦是俄國政治解放事業中的軟弱無能的烏托邦，是那些唯利是圖，想同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和平”分享特權并把這種高貴的愿望詭稱為俄國民主派“和平”勝利論的富豪們的烏托邦。自由派的烏托邦是這樣一種幻想，既要戰勝普利什凱維奇之流而又不使他們遭受傷害，既要摧毀他們而又不使他們感到痛苦。很明顯，這種烏托邦之所以有害，不僅由于它是烏托邦，而且由于它腐蝕群眾的民主主義意識。相信這種烏托邦的群眾，永遠也不會爭得自由！這樣的群眾不配享受自由；這樣的群眾完全應該受普利什凱維奇之流的嘲弄。
民粹派和勞動派的烏托邦，是處在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小業主的一種試圖不通過階級斗爭而消滅雇傭奴隸制的幻想。當經濟解放問題也如現時政治解放問題這樣成為俄國當前的迫切問題的時候，民粹派的烏托邦的害處就不亞于自由派的烏托邦的了。
但是，現在俄國所處的時代還是資產階級改革的時代，而不是無產階級改革的時代；徹底成熟了的問題不是無產階級經濟解放的問題，而是政治自由即（就其實質來說）充分的資產階級自由的問題。
即使在后面這個問題上，民粹派的烏托邦也起著一種特殊的歷史作用。這種烏托邦在重分土地應有（和將有）什么經濟結果的問題上雖然是一種空想，但是它卻是農民群眾，即在資產階級農奴制的現代俄國占人口多數的群眾的波瀾壯闊的民主主義高漲的產物和征兆（在純粹資產階級的俄國，也象在純粹資產階級的歐洲一樣，農民是不會占人口多數的）。
自由派的烏托邦腐蝕群眾的民主主義意識。民粹派的烏托邦則腐蝕群眾的社會主義意識，但它卻是群眾民主主義高漲的產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高漲的表現。
民粹派和勞動派在俄國土地問題上，用來作為反對資本主義的手段的是，他們提出并推行最徹底最堅決的資本主義辦法。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重分土地的“平均制”是烏托邦，但是重分土地必須與一切舊的，即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土地占有制完全決裂，這卻是最需要的、經濟上進步的、對于俄國這樣的國家最迫切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辦法。
應該記住恩格斯的名言：
“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在世界歷史上卻可以是正確的。”［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頁。——編者注］
恩格斯的這個深刻論斷是針對空想社會主義說的：這種社會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這種社會主義所以是“錯誤的”，因為它認為從交換規律的觀點來看，有剩余價值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家反對這種社會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則是正確的，因為由交換規律產生剩余價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是，空想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上卻是正確的，因為它是由資本主義產生的那個階級的征兆、表現和先聲；現在，在20世紀初，這個階級已成長為能夠消滅資本主義并且正在為此堅決奮斗的巨大力量。
在評價俄國的（也許不僅是俄國一國的，而且是在20世紀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許多亞洲國家的）現代民粹派或勞動派的烏托邦的時候，必須記住恩格斯的這個深刻論斷。
民粹派的民主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而在歷史上卻是正確的；這種民主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烏托邦是錯誤的，但是，作為農民群眾的特殊的、有歷史局限性的民主主義斗爭的表現，卻是正確的，因為這種斗爭是資產階級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時是這一改革獲得全勝的條件。
自由派的烏托邦教農民群眾放棄斗爭。民粹派的烏托邦則反映了農民群眾斗爭的愿望，答應勝利以后讓他們享受千萬種福利，盡管這種勝利實際上只能給他們一百種福利。但是，世世代代處在聞所未聞的黑暗、匱乏、貧困、骯臟、被遺棄、被欺壓的境遇中的奮起斗爭的千百萬民眾，把可能得到的勝利果實夸大十倍，這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自由派的烏托邦是對新剝削者企圖與舊剝削者分享特權的這種私欲的掩飾。民粹派的烏托邦是千百萬小資產階級勞動者要求根本消滅封建舊剝削者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他們要把資本主義新剝削者“一并”消滅掉的虛幻的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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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烏托邦，應當堅持本階級的獨立性。這個階級之所以能夠奮不顧身地反對封建制度，正是因為它絲毫沒有“落入”那種使資產階級不可能徹底反對封建主，而且往往同封建主結成聯盟的私有制的“網”。而農民“落入了”小商品生產的“網”；他們在順利的歷史情況下，能夠做到完全消滅封建制度，但他們永遠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搖擺不定，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很明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剔除民粹派烏托邦中的糟粕，細心剝取它所包含的農民群眾的真誠的、堅決的、戰斗的民主主義的健康而寶貴的內核。
從19世紀80年代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可以看到為取得這種寶貴的民主主義內核一貫所作的努力。總有一天，歷史學家會系統地研究這種努力，并且考察出這種努力同20世紀前10年內被稱為“布爾什維主義”的那種思潮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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