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哥達綱領批判》是馬克思晚年在遠非一種“享受”狀態下完成的“拯救靈魂”之作。由于馬克思在該文獻中再度采用了久違的批判文風,加之該文獻篇幅短小且議題分散,從而使一部分人要么偏狹地認為其充其量只是體現了某種“派性之爭”,要么將之指認為一種“直白”甚或“粗陋”的“經驗性陳述”。此類看法的問題在于:忽視了馬克思針對《哥達綱領》中勞動、分配、“自由國家”等議題展開的揭露與批駁,看似零散而簡略,實則均一致性地指向“倒退”的《哥達綱領》缺乏歷史性和階級性理論分析維度這一最深層、最根本的弊端。
馬克思恩格斯將滿篇充斥著拉薩爾主義論點的《哥達綱領》明確斥責為,一個“極其糟糕的、會使黨精神墮落的”“完全要不得的”“連文字也寫得干癟無力的”“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應當加以批判的”綱領。他們始終力求同這一“倒退”的綱領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政黨劃清界限:“我們同上述原則性綱領毫不相干,同它沒有任何關系”,而如果“一旦它被通過”,則“永遠不會承認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新黨”,并拒絕“同承認這個綱領的政黨一道承擔任何責任”。之所以出現上述情形,主要根源于:首先,拉薩爾主義的種種觀點看似激進而響亮(恩格斯語),看似符合工人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和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訴求,然而,其實質卻是:到處都是一些要么從馬克思那里,要么從別的學者那里剽竊和抄襲而來且經過了一番修改的東西,特別是由于拉薩爾在理論上的“半吊子”特征,他并沒有真正理解這些剽竊和抄襲過來的思想,反倒是經過一番修改后變成了恩格斯所說的“令人發指的謬論”,對此,恩格斯嚴厲指責到:“整個綱領都是雜亂無章、混亂不堪、毫無聯系、不合邏輯和丟人現眼的”,“從而把我們的整個黨弄得非常可笑”,“如果不懂得這些東西,那就不要動它們,或者把它們從那些被公認為懂得這些東西的人那里一字不差地抄下來”。到處都是庸俗民主主義論點及要求的老調重彈,到處都散發著與資產階級調和、與統治政權茍合的濃郁的機會主義陳腐氣息,這一點在拉薩爾同普魯士俾斯麥政府之間曾經發生過的秘密交往中得到了現實的、有力的印證。其次,在連每一個小孩子都知道拉薩爾派陷入一種極端困難的境地的前提下,愛森納赫派不僅沒有“利用這種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證,使這些人無法靠損害我們黨的利益在工人輿論中重新鞏固他們已經動搖的地位”,反而一開始就“拿原則做交易”,制定了一個具有鮮明拉薩爾主義色彩的綱領,并在黨的執行委員會人事方面陷于被動,從而最終使得黨從《哥達綱領》這一“卡夫丁軛形門”下爬向神圣拉薩爾的赫赫聲名。拉薩爾肉身的消亡并沒有終止拉薩爾主義的蔓延與滲透,其理論幽靈由于愛森納赫派急于合并出現的妥協而獲得了“永生”的現實載體——《哥達綱領》。正因如此,馬克思恩格斯依據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對充斥于《哥達綱領》中的關于勞動、分配、“自由國家”等議題的拉薩爾主義觀點展開了深刻揭露、進行了嚴厲批駁。
一、“勞動”議題
當《哥達綱領》在“原則”部分首先提出了“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的“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這一亞當·斯密式的觀點時,馬克思當即給予了明確否定:“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事實上,馬克思這一針對拉薩爾主義的勞動批判既根源于其獨特的唯物論哲學,同時也根源于其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的根本性重視。
(一)馬克思的唯物論
在漫長的西方哲學史視閾中,馬克思的唯物論無疑是一種獨特且新穎的唯物主義。一方面,馬克思的唯物論始終致力于從主體方面、從人的感性活動方面去理解對象、現實,始終致力于揭示并發展“能動的方面”;另一方面,同西方思想史上一切唯物主義一樣,馬克思的唯物論亦是首要地承認唯物主義一般前提或牢牢立足于“物質一元論”之上的。
1.對“(生產)實踐”的強調
馬克思在最初的歷史時期“把握了伊壁鳩魯唯物主義的自由精神”,接著,“對17-18世紀英法的唯物主義史做過梳理,突出它的人性觀與人的自由解放的不可分割聯系,并且吸收和批判了同時代費爾巴哈人本學和自然學中的唯物主義思想”,進而,“用‘生產方式’這個嶄新的哲學范疇改變了傳統哲學的‘實踐’范疇”。于是,這樣一來,對作為主體的人及人的(生產)實踐的一貫強調同高度尊崇便成為馬克思唯物論哲學最為耀眼的理論特征。
馬克思曾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針對一切舊唯物主義因缺乏作為主體的人及人的(生產)實踐維度從而導致“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的問題進行過批評:“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馬克思始終堅持認為,認識和理解自然界同歷史是不能離開作為主體的人及人的(生產)實踐的,否則,勢必會形成一種要么僅僅只是從客體方面、要么僅僅只是從感性直觀去認識和理解對象與現實的(因而失去了能動性的)唯物主義,進而,這樣的唯物主義所呈現的客觀世界(無論是自然界抑或是社會歷史)既與人及人的(生產)實踐毫無關聯可言,而且對人及人的(生產)實踐來說也不存在任何意義或價值。正是基于上述,馬克思不僅將有生命的、現實的個人的存在視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而且更將有生命的、現實的個人的(生產)實踐視為“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視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存在與思維、人的主體性與對象性、自然史和人類史,以及“人的現實的歷史關系”中的自然科學與“社會自然歷史進程”辯證統一必不可少之“中介”。因此,馬克思的唯物論既有效克服了唯心主義的抽象性、虛幻性,將人們從氤氳彌漫的“概念的天空”拽回到“粗糙的”“塵世的”物質(生產)實踐世界,同時也有效克服了一切舊唯物主義只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對象、現實,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的缺陷,從而實現了對“物質本體論”或“自然本體論”的揚棄。
2.對“唯物主義一般條件”的強調
盡管馬克思的實踐概念深受德國古典哲學有關思想的影響,不過,其最終形塑的理論內涵既完全有別于彌漫在德國古典哲學傳統中抽象思辨的自由意識之實踐或觀念理念之實踐,而且亦完全有別于那種罔顧客觀自然環境和具體社會歷史語境的空洞實踐。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從未離開唯物主義的一般條件,從未否認唯有在一定物質前提下作為社會歷史主體的人才能真正開展改造自然、社會及自身的(生產)活動,換言之,其一向深植客觀實存的自然環境之中,時刻身處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始終信持“拜其賦予、受其制約”,須臾難離的觀念。
馬克思指出,首先,作為(生產)實踐及其過程主體的人,其自身本來就是一種兼具能動性和受動性的自然存在物。其次,專屬人的形式(而非最初動物式的本能勞動形式)的勞動唯有在客觀實存的物質條件和物質環境中才能真正得以施展,“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分析了作為專屬人的形式的勞動要素——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之物質性內涵。勞動對象可大致分為三種物質性客觀存在:一是土地,其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供給人類,它未經人的協助,就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二是那些通過勞動同自然(如土地、江河湖泊)脫離直接聯系的天然存在的東西(如樹木、礦石);三是已經被以前的勞動濾過的勞動對象,即所謂的原料(如開采出來正在漂洗的礦石)。勞動資料則是勞動者置于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在直接采摘果實等一類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身體及其器官亦可被視為勞動資料),其大致包括(直接的或間接的)勞動材料和勞動工具等。“廣義地說,除了那些把勞動的作用傳達到勞動對象、因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充當活動的傳導體的物以外,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也都算作勞動過程的資料。它們不直接加入勞動過程,但是沒有它們,勞動過程就不能進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進行”。
據上而言,在馬克思眼中,唯有內涵客觀性、實存性、物質性的自然界才算得上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或“第一源泉”。“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這意味著,“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充其量僅僅只能算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過程的“中介”,或即令算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話,也只能被視為“第二源泉”。馬克思甚至在《資本論》中僅僅將勞動視為創造物質財富的“活的酵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人“從他進入資本家的工場時起,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力的使用,勞動,就屬于資本家了。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就把勞動本身當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樣屬于他的各種形成產品的死的要素。……勞動過程是資本家購買的各種物之間的過程,是歸他所有的各種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個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內處于發酵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一樣。”所以,當《哥達綱領》提出“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這一看似毋庸置疑的觀點時,馬克思立即予以了批駁。因為,這一觀點或遲或早勢必導向一種“超自然”的勞動(實踐)神話,導向一種“勞動意識形態”,甚或導向一種將勞動(實踐)當作抽象獨立存在的“(勞動)實踐本體論”,從而,最終與唯物主義的一般條件及馬克思的唯物論發生根本背離。
(二)勞動與所有制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觀點之所以是錯誤的,不僅在于其勢必導向一種“(勞動)實踐本體論”,而且更在于其勢必使人,一方面,在理論上丟失“所有制”分析視閾,丟失“歷史和階級”維度,另一方面,在實踐上迷信“勞資和諧”、謀求“勞資合作”,沉湎于“仨瓜兩棗”利益得失的經濟斗爭從而在根本上棄絕階級斗爭。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馬克思說,所有制“最初……意味著,勞動的(進行生產的)主體(或再生產自身的主體)把自己的生產或再生產的條件看作是自己的東西這樣一種關系。因此,它也將依照這種生產的條件而具有種種不同的形式。”所有制思想不僅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馬克思整個思想理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深刻揭示了依照不同生產條件而出現的種種歷史的、階級的、具體的所有制形式同一定社會形態的基本對應關系及其歷時性演化的遞進邏輯:分工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根據個人與勞動的材料、工具和產品的關系決定他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其次,馬克思畢生都致力于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前提及基礎上考察資本家通過雇傭勞動制度壓榨勞動者的無償勞動及由此帶來的剩余價值以攫取經濟利益的“剝削秘密”,揭露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從而證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及其私有制的歷史局限性和暫時過渡性。這一點誠如他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復次,不同于空想社會主義流派,馬克思對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新社會的一般構想既不是源于一種主觀臆測,也不是源于對現代國家一廂情愿的妥協幻想,換言之,其始終植根于對資本主義及其私有制的考察和研究的沃土之中。正是在批判考察資本主義及其私有制基礎上,馬克思不僅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眾多方面進行了科學展望,更對共產主義社會所有制形式做出了清晰闡明,即“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新社會制度的所有制思想,雖然有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但是他們認為未來新社會制度一定要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觀點不曾改變,并把未來社會制度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看成是與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總之,在馬克思看來,當討論勞動問題時倘若缺少生產資料所有制這一重要視閾,則不僅在歷時性維度上難以理解依照不同生產條件而出現的種種歷史的、階級的、具體的所有制形式同一定社會形態的對應關系及其演化遞進邏輯,而且亦在具體社會形態上難以理解資本主義社會和建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上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以及兩者的本質區別,更為關鍵的是,在現代社會,所有制視閾的缺失勢必會將資產階級對工人勞動者剝削與壓迫的根源深深地、濃密地遮蔽起來。
當然,除了理論方面,令馬克思更為擔憂的是,這一觀點容易在正確而響亮的外表掩飾下混淆視聽,將資產階級掌握生產資料乃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財富得以形成的先決條件并由此形成對無產階級的“經濟強制”和“超經濟強制”這一實情掩蓋起來,從而使無產階級逐漸對生產資料占有問題失去敏銳性、警惕性,忽視占有生產資料實為財富涌流及財富分配的前提和基礎,慢慢迷失、陶醉于普通勞動者可以實現“勞動致富”的神話,久而久之,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對資產階級(壟斷性)占有生產資料的狀況越趨麻木或表現出一種高度的適應性,并漸漸從致力于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階級斗爭昂揚視閾轉向“勞資合作”“合法斗爭”的茍且視閾。歷史與現實一再表明,資本主義實為一個有機系統,它傾向于不斷繁殖自身所需的生存環境和條件,包括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一個將資本主義私有制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的無產階級。這一點恰如馬克思所言:“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中,工人階級日益發展,他們由于教育、傳統、習慣而承認這種生產方式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因此,“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粉碎一切反抗”!所以,當涉及勞動議題時,倘若無產階級主動弱化或放棄所有制分析視閾、主動弱化或放棄歷史與階級維度,將一種質的批判降為一種量的謀算時,那么,這無疑將加劇上述那種根本有害于廣大勞動者的不良趨向。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提醒并呼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另一些已經成了勞動的物質條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才能生存。”“隨著勞動的社會性的發展,以及由此而來的勞動之成為財富和文化的源泉,勞動者方面的貧窮和愚昧、非勞動者方面的財富和文化也發展起來。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歷史的規律。……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怎樣最終創造了物質的和其他的條件,使工人能夠并且不得不鏟除這個歷史禍害。”
二、“分配”議題
關于現代社會中工人工資為何一向微薄的原因,《哥達綱領》采納了拉薩爾“鐵的工資規律”進行解釋。由于這一所謂規律以馬爾薩斯庸俗人口論為依據,從而“濃密地遮蔽住”了歷史性、階級性影響因素,將工人工資微薄的原因歸入一種如自然規律般嚴格且永恒的范疇,將關注點從階級剝削轉向一種因果循環論。在有關未來社會的分配問題上,《哥達綱領》提出了諸如“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公平的分配”等貌似激進而響亮的口號,不過,由于缺乏歷史性、階級性分析維度,這些口號最終難逃淪為抽象教條和空洞虛幻概念的命運。
(一)對“鐵的工資規律”的批判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區分勞動力和勞動深刻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工人勞動者的秘密: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具有獨特的使用價值——勞動本身,其不僅是價值的源泉,而且是(遠遠)大于勞動力自身價值的源泉。“勞動力維持一天只費半個工作日,而勞動力卻能發揮作用或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價值大一倍。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我們的資本家早就預見到了這種情況,這正是他發笑的原因。”這就決定了,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初次分配領域的工人的工資收入在看似平等交換的表面下事實上潛藏著巨大的不公平。“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本身不歸它的賣者所有,正如已經賣出的油的使用價值不歸油商所有一樣。貨幣占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勞動就歸他所有。”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勞動者所得到的工資收入并非如其表面上呈現的那種東西,即并“不是勞動的價值或價格”,正如《資本論》深刻揭示的那樣,“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隱蔽表現形式”,換言之,資本家給予工人勞動者的僅僅是其勞動力的價值,卻獲得了勞動創造的遠遠超過勞動力自身價值的一切價值。此即為資本剝削的秘密。
由此而言,為了最大化攫取經濟利潤,一方面,資本家必將在挑戰勞動者生理和心理極限的前提下千方百計地謀求增加工人勞動者的無償勞動,以期獲得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中心問題,就是用延長工作日,或者提高生產率,增強勞動力的緊張程度等等辦法,來增加這個無償勞動”;另一方面,資本家必將竭盡所能地降低可變資本部分的成本支出,即將給予工人勞動者工資薪酬部分盡量降低至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勞動力的承擔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過程的那個商品量的價值,也就是維持身體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甚或偶爾低于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但不能長期如此,否則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和發揮,從而影響資本家攫取經濟利潤),于是,這樣一來,從長時段而言,資本家給付工人勞動者的工資薪酬便客觀地形成了圍繞勞動力價值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上下波動的曲線圖。在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兩極分化不斷拉大的背景下(一極是資產階級財富與文化的積累豐富,一極是無產階級貧困潦倒和愚昧落后的一如既往及難以改觀),這一曲線揭示了現代社會中無產階級工資收入微薄的真正根源。
不同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工資收入微薄原因的揭示,由于受到馬爾薩斯“‘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增長’是一條‘永恒的自然規律’,所以,廣大勞動者長久以來一直遭受失業、貧困等苦難的折磨,唯有通過戰爭、瘟疫、貧困和罪惡等來抑制人口增長,才能與生活資料的數量相適應”庸俗人口論的影響,拉薩爾于1863年在《就萊比錫全德工人代表大會的召開給中央委員會的公開答復》中首次拋出了他針對無產階級工資微薄原因進行解釋的一個經濟學觀點———“鐵的工資規律”。這一規律認為: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始終停留在一國人民為維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習慣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這是這樣一個中心點:實際日工資總是在它周圍擺動,既不能長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長久地低于它。實際的日工資不能長期地高于這個平均數,因為,否則由于工人的狀況有所改善,工人結婚和繁殖后代就會增加,工人人口就會增加,從而人手的供應就會增加,結果又會把工資壓低到原來的或者低于原來的水平。工資也不可能長期地大大低于這個必要的生活水平。因為,那時就會發生人口外流、獨身生活、節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貧困而造成工人人數減少等現象,這樣,就會使工人人手的供應短缺,從而使工資重新回到它原來的水平。
在馬克思看來,這一所謂“鐵的工資規律”無疑是相當庸俗且極端錯誤的:乍一看,這一規律似乎同馬克思闡述的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一致性(如勞動者工資始終是圍繞著一個無產階級為維持生存和繁衍后代而形成的“必要的生活水平”的中心點長期上下波動),然而,事實卻是,這兩者之間并無共同之處。馬克思著眼于從資本主義私有制之下的雇傭勞動制度及資本家對工人勞動者的剝削壓榨角度進行分析,而拉薩爾則著眼于從工人階級生活好壞及由此影響的生育率角度進行分析。無論主觀意愿究竟如何,拉薩爾的理論分析勢必導向這樣一種客觀結果,即工人工資收入高低與否根本決定于其自身生活水準及由此影響的生育率,所以,工人貧困而卑微的生活根本決定于一種類似自然規律的因果循環論,卻與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以及資本家對勞動者貪婪、嚴苛、殘暴的剝削壓迫毫無關系,從而最終使無產階級收入的真正改善和持續提升歸于無解。對此,馬克思犀利地嘲諷道:“如果這個理論是正確的,那么,我即使把雇傭勞動廢除一百次,也還廢除不了這個規律,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這個規律不僅支配著雇傭勞動制度,而且支配著一切社會制度。經濟學家們50多年以來正是以此為根據證明,社會主義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貧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時分布在社會的整個表面上!”當然,令馬克思感到“真正氣憤”的是,自拉薩爾死后,拉薩爾派不僅仍然頑固地奉持這一所謂規律,而且更企圖以這一庸俗錯誤的觀點抗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工人工資收入微薄原因的揭示,并試圖滲透和影響“我們黨”,將之轉化為“我們黨”的觀點。所以,當馬克思看到《哥達綱領》中赫然寫著“鐵的工資規律”時,異常憤慨地批評道:當以《資本論》為代表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見解“在我們黨內越來越給自己開辟出道路的時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薩爾的教條那里去,雖然它們應當知道,拉薩爾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資,而是跟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事物的外表當作事物的本質。……我們黨的代表們竟如此粗暴地踐踏這個在黨員群眾中廣泛傳播的見解,僅僅這一事實豈不就證明了他們在草擬妥協綱領時是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輕率,多么無恥!”“這正像奴隸們終于發現了自己受奴役的秘密而舉行起義時,其中有一個為陳舊觀念所束縛的奴隸竟在起義的綱領上寫道:奴隸制度必須廢除,因為在奴隸制度下,奴隸的給養最多不能超過某個非常低的標準!”
事實上,在馬克思看來,力求提高無產階級的工資收入水平、改善工人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條件,唯有依靠階級斗爭這一主要手段及路徑,從根本上將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以及資本主義政治上層建筑推翻、重建,而絕非依靠抽象空洞的什么“廢除工資制度連同鐵的工資規律”這類教條且無用的口號,因為,“當勞動力不是商品,或者說,在勞動不表現為雇傭勞動的地方,當然就沒有所謂的‘工資制度’和‘鐵的工資規律’”,即“如果我廢除了雇傭勞動,我當然也就廢除了它的規律,不管這些規律是‘鐵的’還是海綿的”。
(二)對未來社會分配設想的批判
1.“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
在未來社會分配問題的設想上,《哥達綱領》提出,“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權利屬于社會一切成員”。對此,馬克思首先針對“勞動所得”概念進行了批判。馬克思指出,倘若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即“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據此,“勞動所得”這一概念無疑便失去了任何繼續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退一步說,即令是在當下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所得”亦是一個內涵極為模糊的概念,這是由于“勞動所得”的具體所指存在問題:其到底是指勞動的產品呢,還是指產品的價值?假如是指的后者,即產品的價值,那么,其到底指的是產品的總價值呢,還是僅僅指的是勞動新加在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上的那部分價值呢?總之,看起來,“勞動所得”實為拉薩爾為代替明確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一個內涵模糊的概念。唯一正確的做法也許只能是,將“勞動所得”理解為“勞動的產品”,進而將“集體的勞動所得”理解為“社會總產品”。
在未來社會中,“社會總產品”的分配究竟是如拉薩爾所說的那樣“不折不扣”地進行的呢,還是“有折有扣”地進行的呢?在馬克思那里,答案無疑是后者,即必須首先施行“有折有扣”的分配,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消費資料的分配。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首先需要進行的“有折有扣”的分配區分為兩大項類:一是在經濟上必要的,二是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經濟上必要的項類又可細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項類同樣細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同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一般管理費用(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極為顯著地縮減,并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顯著地增加,并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長);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就是現代社會所謂的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
從表面上看,《哥達綱領》提出的“社會總產品”應當首先按照“不折不扣”基本原則進行分配的主張似乎非常符合普通勞動者的利益,似乎對普通勞動者而言非常公平、非常正義,不過,事實上,這一“不折不扣”進行分配的主張卻因其罔顧客觀實際而盡顯抽象性、空洞性、武斷性,并在倫理基點上攜帶著顯而易見的資本主義舊社會、舊時代“原子化個體”的道德痕跡。首先,“不折不扣”的分配原則缺乏經濟生產和社會發展的持續性考量,換言之,倘若將“社會總產品”一次性全部分配掉,那么,整個社會就將“不僅不能擴大再生產,甚至連簡單再生產也不可能”了;其次,“不折不扣”的分配原則缺乏對社會一切成員的區分性,換言之,倘若不對社會一切成員做出勞動者、非勞動者的區分,不對勞動者做出生產性勞動者和非生產性勞動者的區分,不對勞動者做出能力才干、實際貢獻等方面的區分,只是一味強調“不折不扣”分配,那么,其或遲或早勢必造成分配結果的相對不公平;再次,“不折不扣”的分配原則缺乏集體主義、社群主義精神,其在“響亮”口號外表掩飾下仍或隱或顯地顯露出現代社會“原子化個體”奉持的(極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道德特征及倫理訴求。
質言之,相較于拉薩爾派奉持的貌似公平和正義的“社會總產品”應首先按照“不折不扣”原則進行分配的主張,馬克思提出的“有折有扣”分配建議才是相對而言更加公平和正義的。對此,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一個簡單扼要卻清晰透徹的闡明:“社會總產品”必須首先進行“有折有扣”的分配之后,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消費資料,這實際上對每一名集體中的生產者來說是非常公平的,因為,“從一個處于私人地位的生產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會直接或間接地用來為處于社會成員地位的這個生產者謀利益”。
2.“公平的分配”與“平等的權利”
針對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著的將分配視為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自在自為之物,從而傾向于將社會主義描述為一個主要圍繞分配而兜圈子的社會或制度的所謂“庸俗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明確指出,這是“根本錯誤的”!這是因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于是,由此一來,不同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不同消費資料的分配方式亦將呈現出相互之間迥然有別的關于“公平”與否的判斷依據及衡量標準。這意味著,所謂的“公平的分配”從來都是牢牢立足于歷史性、階級性之上的,從來都是相對(而非絕對)和具體(而非抽象)的。例如,建基于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剝削勞動者剩余價值以實現積累之上的“按資分配”(或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述,“勞者不獲,獲者不勞”)在現代社會中無疑就是一種“公平的分配”方式。對此,馬克思反問道,“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出法的關系嗎?”
為了更好闡明“公平的分配”在歷時性維度的相對性和具體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展望了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及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公平的分配”方式。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由于剛剛經過長久陣痛而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其在各個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必然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具體到消費資料分配領域,這一時期主要采取“按勞分配”方式,而這一方式在那一特定歷史階段無疑被認為一種“公平的分配”方式。不過,馬克思仍深刻揭示了這一“公平的分配”方式的歷史局限性或公平的相對性:盡管從表面上看,“按勞分配”方式符合“平等的權利”原則,即這一時期的“按勞分配”方式雖仍依據以往商品等價物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不過,總的來說,所謂的“平等的權利”原則仍牢牢束縛于資產階級權利藩籬之中,即“這個平等的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里”。因此,符合“平等的權利”原則的“按勞分配”方式,一方面,由于其始終只是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卻無視勞動者個體之間常常在體力、智力、天賦、能力,以及家庭和社會(如已婚與否、有無孩子、后代多寡等)方面所存在的眾多客觀差異,從而或遲或早勢必導致產生社會不平等,乃至嚴重的兩極分化;另一方面,由于其僅僅只是從一個既定而單一的角度或方面(如“勞動”這一角度或方面)去看待人們,從而令人們在現實世界中長期貼著某一類標簽生活與工作,逐漸失去了完整的人其他角度或方面的多樣性、豐富性、生動性,“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作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作別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據上而言,這樣一種局限于資產階級“平等的權利”藩籬中的“按勞分配”方式,如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其他一切權利一樣實為“一種不平等的權利”,所以,“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公平的分配”方式——“按勞分配”所導致產生的種種不良后果,唯有等到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施行超越了資產階級“平等的權利”藩籬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后才有望得以克服。這是一種從絕對意義上而言更為公正、更加平等的分配方式。“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還有如所謂“有益的勞動”“社會”“自由國家”等辭藻同“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權利”一樣,均是脫離了社會條件、歷史內涵和階級屬性的抽象而教條的空洞虛幻概念。在馬克思看來,盡管此類概念曾經在歷史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或多或少發揮過積極作用,不過,其遠非一種如自然規律般的永恒價值理念,換言之,此類概念誕生于特定歷史階段,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歷史局限性,在超越了那一特定歷史階段的時期仍然盲目崇信此類概念不僅已顯得不合時宜,而且更可能徹底走向反動:我較為詳細地一方面談到“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另一方面談到“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是為了指出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些意義,而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于我們黨,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憑空想象的關于權利等等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
三、“自由國家”議題
由于深受黑格爾唯心主義國家觀的影響,拉薩爾始終堅持將國家視為一種不依賴于甚至超脫于經濟基礎且具有自己“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的永恒獨立存在。正是在這一觀點指導下,《哥達綱領》一方面將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視為“自由國家”致力于追尋的目標并將民主共和國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政治理念和政治要求(如普選權、直接立法等)當做永恒存在,另一方面則提出依靠“國家幫助”而非無產階級社會革命以建立生產合作社、總勞動的社會主義組織乃至新社會。
(一)重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原理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通過厘清被拉薩爾派荒謬地濫用的“現代社會”“現代國家”概念,再度著重闡明了“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筑”這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國家絕不是超歷史、超階級的,其具體形態根本決定于一定歷史時期的既有經濟基礎或生產方式。馬克思指出:“現代社會”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只不過,處于不同民族國家或地理空間中的“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會存在差異,其“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于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現代國家”隨國境而異、形式紛繁,“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同在瑞士不一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一樣”,但它們之間卻都擁有一個核心共同之處,即均為建立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之上的“現代國家制度”。然而,拉薩爾派卻對唯物史觀的這一基本原理不以為然,始終抱殘守缺地奉持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堅持將國家視為一種不依賴于甚至分離于經濟基礎的獨立存在物。對此,馬克思怒斥道,“德國工人黨——至少是當它接受了這個綱領的時候——表明:它對社會主義思想領會得多么膚淺,它不把現存社會(對任何未來社會也是一樣)當作現存國家的(對未來社會來說是未來國家的)基礎,反而把國家當作一種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的獨立存在物。”
在馬克思看來,拉薩爾派堅持將“國家”當作一種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的獨立存在物的這一黑格爾式的理論風格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拉薩爾派眼中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以及與民主共和國具有關聯的一系列政治理念及政治要求,如普選權、直接立法等,均如自然規律般擁有毋庸置疑的“永恒性”,其不僅不是建基于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具有顯著歷史局限性的上層建筑,反而是超越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獨立的、永恒的存在物。馬克思揭露到:“綱領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義的陳詞濫調,如普選權、直接立法、人民權利、國民軍等等,沒有任何其他內容。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人民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聲。所有這些要求,只要不是靠幻想夸大了的,都已經實現了。”“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國看作千年王國,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后的國家形式里階級斗爭要進行最后的決戰”。第二個方面,拉薩爾派將“國家”理解為政府機器,或者理解為一個由于分工而同社會分離的獨特機體。在這樣的觀念下,經濟基礎甚至可以人為地、主觀地隨意設置:“這可以從下面的話得到證明:‘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經濟的基礎:……交納單一的累進所得稅……’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的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的經濟的基礎。在存在于瑞士的‘未來國家’里,這種要求差不多已經實現了。”
(二)“自由國家”的實質
“自由國家”,這到底是個什么東西?
依據拉薩爾一貫的黑格爾式“國家都是自由的”論點及愛森納赫派的“自由的人民國家”觀,特別是由于洞察到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急于推動愛森納赫派與拉薩爾派進行合并的欲圖,馬克思斷言,《哥達綱領》致力于追求的“未來國家”“自由國家”從本質上來看無非就是“現代國家”,即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馬克思嘲諷道:《哥達綱領》致力于追求的所謂“未來國家”“自由國家”,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政治要求,如普選權、直接立法等,“只要不是靠幻想夸大了的,都已經實現了”,“不過實現了這些要求的國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國境內,而是在瑞士、美國等等”,“這類‘未來國家’就是現代國家,雖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國的‘范圍’以外”。進而,考慮到當時德國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及相應的政治制度等方面相較于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滯后性,尤其是考慮到拉薩爾事實上早已經背叛了黨、背叛了工人階級,奴顏婢膝地積極與德意志帝國專制統治者俾斯麥密謀,期望“改造現在的普魯士國家”,某種意義上,《哥達綱領》致力于實現的所謂“自由國家”其實甚至在進步性上都達不到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水準,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普魯士君主專制”國家。對此,恩格斯評論道:“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既然國家只是在斗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設施,那么,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事實上,如同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使國家變成“自由的”,這絕不是已經擺脫了狹隘的臣民見識的工人勞動者的最終目的。因為,作為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暴力機器,國家一向都是自由的,這一點無論是德意志帝國抑或是俄國都是一樣的。
由于深受黑格爾唯心主義國家觀的影響,拉薩爾眼中的國家既非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及表現,亦非階級統治的暴力機器,其實為一種超脫且凌駕于現實經濟基礎和階級狀況之上并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的獨立存在物。因此,在他看來,朝向所謂“自由國家”的路徑絕不是依靠階級斗爭以徹底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產階級政權,而只能是依靠和平與改良的方式呼吁并期待“國家幫助”(拉薩爾的這一觀點實際上也是剽竊了法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菲·畢舍的相關見解后得出的)。正是在拉薩爾上述觀點的影響下,《哥達綱領》亦提出了“國家幫助”設想:為了替社會問題的解決開辟道路,德國工人黨要求在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下,依靠“國家幫助”在工農業領域廣泛建立生產合作社并希冀從中產生總勞動的社會主義的組織。針對《哥達綱領》的這一方案,馬克思揭露并批駁了其內涵的虛幻性及妥協性:第一,勞動人民的民主監督在資產階級政權下是難以實現的,因為人民既沒有當權,也沒有成熟到當權的程度;第二,不依靠無產階級社會革命卻轉而依靠統治階級國家政權的幫助以建立工農業生產合作社、總勞動的社會主義的組織乃至新社會,“這真不愧為拉薩爾的幻想:靠國家貸款能夠建設一個新社會,就像能夠建設一條新鐵路一樣!”“如果說工人們想要在社會的范圍內,首先是在本國的范圍內創造合作生產的條件,這只是表明,他們力爭變革現存的生產條件,而這同靠國家幫助建立合作社毫無共同之處!至于現有的合作社,它們只是在工人自己獨立創辦,既不受政府保護,也不受資產者保護的情況下,才有價值。”最終,理論上的虛幻性和妥協性必然是導致《哥達綱領》在政治上流于荒誕和幼稚:“居然向一個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余、同時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官僚制度組成、以警察來保護的軍事專制國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里才有意義的東西,并且還向這個國家莊嚴地保證,他們認為能夠‘用合法手段’從它那里爭得這類東西!”
四、結語
或許是因為馬克思在沉寂了一段時間后再度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采用了機智犀利的論辯式、批判式(而非獨白式)“否定方式”來闡發他的觀念抑或方法,又或許是因為《哥達綱領批判》原本僅僅只是一份《批注》及一封信件,篇幅短小且議題分散,看似難以承載深入的理論考察和細致的邏輯論證,從而,使得一部分人要么偏狹地認為這一批判充其量只是馬克思同其他工人運動領導人“派性之爭”的體現(如恩格斯提到的,有人說“馬克思妒忌拉薩爾,而德國報刊,甚至芝加哥《先驅報》也都隨聲附和”),要么膚淺地將這一批判指認為一種“直白”甚或“粗陋”的“經驗性陳述”。上述看法之所以不足信乃在于:第一,忽視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眾多闡述其實均是以往觀點及方法的重申或深化;第二,忽視了《哥達綱領批判》誕生的時間節點(即馬克思已經系統地研究了政治經濟學且馬克思的其他思想理論亦日趨完備),從而影響到對這一批判實際上是馬克思晚年某些成熟思想集中體現的認知與理解;第三,特別是忽視了這一批判在看似零散化、碎片化的論述風格下,各主要議題實質具有高度內在統一性,換言之,馬克思針對《哥達綱領》中勞動、分配、“自由國家”等主要問題所展開的深刻揭露及嚴厲批駁,看似分散而簡略,實則均(在遵循和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之上)一致性地指向《哥達綱領》缺乏歷史性、階級性分析維度這一最深層、最根本的嚴重弊端。這一弊端之所以是嚴重的就在于,其使綱領呈現出一種“矛盾性”或“分裂性”,即從表面看,綱領貌似激進而響亮,符合普通勞動者的一切利益、符合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訴求,然而,其實質卻是抽象虛幻、妥協退步,甚至極端反動的。正因如此,馬克思在談及為何要寫作一篇針對《哥達綱領》的批判文獻的原因時曾明確指出:“我的義務也不容許我哪怕用外交式的沉默來承認一個我認為極其糟糕的、會使黨精神墮落的綱領”。當然,與此同時馬克思亦深知,既然為了與拉薩爾派合并,愛森納赫派已經搞出了一個充滿拉薩爾主義觀點的《哥達綱領》,那么,要想徹底推翻或較大革新這一綱領將極有可能歸于徒勞,所以,他才半是憤慨、半是無奈地說道:“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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