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

　　【背景介紹】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同志領讀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形成了這篇重要著作。這篇著作，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二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注與談話》一起，標志著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時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主要是其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發展，構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不朽文獻。

　　本篇據鄧力群同志編輯整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國史研究學習資料清樣本名義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一書第三部分《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收錄；篇內小標題是斯大林原著用的。

　　上一期：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

　　二、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②

　　斯大林說，有人說商品生產在任何條件下總還是要引導到而且一定會引導到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資本主義生產是在這樣的場合開始的，即生產資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

　　但是，如果這些使商品生產轉化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已不存在，如果剝削制度早已消滅，可不可以認為商品生產總還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呢？不，不可以這樣認為。

　　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商品生產比資本主義生產更老些。它在奴隸制度下就存在過，并且替奴隸制度服務過，然而并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過，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試問，為什么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并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

　　斯大林說“資本主義生產是商品生產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個說法對。我國現在的情況是，已經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經把資本家從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現在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國家和人民公社，這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質差別的。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怕商品，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為我們有共產黨的領導、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有工人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有各級黨組織、有成千成萬的黨員、有廣大的貧下中農作為我們的依靠，我們可以發展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中國原來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后。印度的鐵路和紡織比中國發達。我國一九五七年生產了三千七百億斤糧食，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三十億斤賣給國家，商品糧還不到全年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茶、絲、麻、煙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很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貨幣收入很少，很難有錢分給社員。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部分只能吃飯，一部分要救濟，一部分除吃飯外還能分點錢。能夠給社員分錢的又有幾種，有的分得很少。因此，每個公社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同時，要發展其他能賣錢的東西，要發展商品生產。

　　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同的工資要保留一個時期。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只是一部分，多數是買賣。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多越好。共產主義要有步驟。范縣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調查一下。

　　總之，我國商品不發達，進入社會主義，一要破除老爺態度，三風五氣；一要保留工資差別。現在有些人總是想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經濟學家“左”，蒙混過關，教抓到了小辮子，四十條草案為證。

　　斯大林這句話說得正確：“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要看它與什么經濟相聯系。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相聯系，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系，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為有了商品生產，這是郭沫若考證出來的。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使商朝亡了國。史書說：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這是夸張的說法。孟子不相信這個說法，他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斯大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這句話有些勉強。奴隸時代商品生產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這是確實的；但是，在封建社會的末期，情況不同了。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前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在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產生出來，雖然還沒有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母胎中，沒有產生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但是已經孕育了無產階級，作為這個階級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已經產生了，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產生了。斯大林說：“在我國，商品生產沒有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漫無限制和包羅一切地擴展著。”這個話說得對。我們早在一九四九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說過：“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對于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容許其存在和發展；但是，我們又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時間達六年之久，經過加工定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這樣三個步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們實際上空手過來了。斯大林所說的“決定性的經濟條件”，在我國也完全有了。斯大林說：“試問，為什么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并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這句話很重要。利用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服務，斯大林講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過去的資本主義的“鬼”已經吃掉了，將來再出現資本主義的“鬼”，就再吃掉它。怕這個“鬼”干什么？不要怕。我們發展商品生產，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為了五億農民，為了鞏固工農聯盟，為了引導五億農民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在這方面，商品生產還是一個有利的工具，這點應當肯定，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干部中好好討論。

　　斯大林說，有人說，在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建立，而雇傭勞動制度和剝削制度已被消滅以后，商品生產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因此就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也是不對的。

　　把書中的“我國”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

　　斯大林說，現今在我國，存在著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種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體農莊的形式。在國家企業中，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全民的財產。在集體農莊的企業中，雖然生產資料（土地、機器）也屬于國家，可是產品卻是各個集體農莊的財產。這種情況就使得國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國家企業的產品，至于集體農莊的產品，只有集體農莊才能作為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然而，集體農莊只愿把自己的產品當作商品讓出去，愿意以這種商品換得它們所需要的商品。現時，除了經過商品的聯系，除了通過買賣的交換以外，與城市的其他經濟聯系，都是集體農莊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布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

　　書里面的“現今”，指的是一九五二年，就是十月革命后的三十五年。我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才有九年。

　　書里面提到兩種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這個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又是一個界限，也必須分清，不能混淆。蘇聯宣布了土地國有，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斯大林不賣拖拉機等生產資料給集體農莊，我們賣給人民公社。所以在我們這里，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都是集體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集體所有的。我們國家能夠調撥的產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公社的集體農民，只愿意用他們生產的商品來換取他們需要的商品。所有權還在他們那里，你不給他東西，不給他貨幣，不用買賣的形式同他們進行交換，他們就不愿意把東西讓給你。不要以為中國的農民特別進步，有些地方看起來好像要啥拿啥，實際上痛心得很。現在有人說，農民的共產主義精神很旺盛。他們下一次鄉，認為農民了不起，農民快上天了，農民比工人強了。我們要看到農民確有共產主義精神，但不要只看到這一面，還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他們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還是集體所有。修武縣委書記的考慮是正確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他擔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實行供給制以后，災荒發生時，國家是否發工資；豐收時，國家把糧食調走，也發不起工資。災荒、豐收都有苦悶。他是代表農民考慮這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當考慮這個問題。是輕率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我認為還是應該像修武縣委書記那樣，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不要像徐水縣委書記那樣急急忙忙往前闖。我勸吳芝圃同志不要同陳伯達搞在一起，他的“馬克思主義”太多了。

　　北戴河會議的決議中，曾經設想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實現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還是按勞分配，還是社會主義性質。設想的時間是短了還是長了？有時覺得長了，有時又擔心短了，我擔心短了的時候多。人民公社什么時候能夠像鞍鋼一樣？什么時候能夠把農業勞動變成工廠化勞動？產品和積累能夠調撥？要調撥的東西，必須無條件地調撥，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能服從全國的調撥，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如果沒有完成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產品就不能豐富，就不可能直接調撥，也就不能實現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過渡。拿鞍鋼的生產水平來說，平均一個工人一年的勞動產值是一萬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的原材料、折舊外，還有一萬零八百元是國民收入。分為兩部分，工資八百元，其他的都是國家的收入。很顯然，人民公社的生產水平達到這種程度，需要經過很大努力。

　　聽說徐水已經把人民公社宣布為全民所有制。他們那里的人力、物力、財力，都還不能像鞍鋼那樣由國家來調撥。盡管他們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最多也只是大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還是根本不同的。我們決不能把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來，把人民公社同國營工廠混同起來。如果混同起來，就沒有一個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務了，就沒有奮斗目標了?，F在有不少干部，對這個界限分不清楚，認識模糊。如果有人說徐水還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評是“右傾”。

　　同志們，我們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種主張是不對的。只有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了，只有當社會產品大為豐富了，而中央組織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經濟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兩種所有制沒有變成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就還不可能廢除，商品交換也還不可能廢除。在兩種所有制存在的時間內，必須經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去引導農民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在條件具備的時候，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這是第一個過渡。還有第二個過渡，就是從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從“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過渡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我們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才取得全國的勝利，我們曾經耐心地等待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如何行？沒有耐心不行。對臺灣也是如此。爭取臺灣一部分中下級和上級分裂，不是沒有可能的。杜勒斯、蔣介石在一起好，還是爭取一部分到我們這邊好？我們謹慎小心，蔣也謹慎小心。對美國佬就是要警告，說明我們是受氣。許多人對我們警告的做法不了解，我看要警告三千六百次，現在只警告了三十多次，美國人不搞了，事實上承認了我們規定的十二海里國界線，可見得還是靈。

　　只要還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如果你們不同意，你們就來駁斯大林吧！

　　斯大林說，在出現了有權支配全國一切消費品的一個無所不包的生產部門，來代替兩種基本生產部門即國營部門和集體農莊部門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就會作為國民經濟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怎樣來建立這種單一的統一的部門呢？是讓國營部門干脆吞沒集體農莊部門，——而這是很難設想的（因為這會被了解為對集體農莊的剝奪），——還是組織統一的全民的（有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代表參加的）經濟機構，即起初有權統計全國一切消費品，而經過一個時期也有權例如以產品交換方式來分配產品的經濟機構呢？這是一個特別的、需要單獨討論的問題。

　　商品生產消亡的條件，除了單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外，還有生產力高度發達、產品極大豐富這一條。

　　這段里關于商品存在的條件，闡述得不完整。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集體所有制如何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問題，斯大林自己也沒有解決。他很聰明，說要單獨討論，回避了這個問題。

　　斯大林說，我國的商品生產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產，而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基本上是與聯合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的商品有關的。它的活動范圍只限于個人消費品。顯然，它決不能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為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

　　斯大林說蘇聯的“特種的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只限于個人消費品”。這看來很不妥當。它的活動范圍不限于個人消費品，在我國，有些生產資料，例如拖拉機等生產資料是屬于商品的。

　　斯大林說，現在，在我國制度下，說勞動力是商品，說工人“被雇傭”，這真是十分荒謬的，好像占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自己被自己雇傭，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一樣。

　　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勞動力當作商品買賣的社會條件已經改變了。經過整風反右后，勞動人民的思想覺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大為改變，他們中間很多人從思想上認識到了勞動力不是商品，不是為人民幣服務，而是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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