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背景介紹】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同志領讀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形成了這篇重要著作。這篇著作，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二月《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注與談話》一起，標志著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時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主要是其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發展，構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不朽文獻。

　　本篇據鄧力群同志編輯整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國史研究學習資料清樣本名義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一書第三部分《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收錄；篇內小標題是斯大林原著用的。

　　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要好好讀，要多讀幾遍。過去看這本書，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為了我們的事業，結合當前的實際問題，學習經濟理論著作，比脫離實際專門讀書，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幾個月時間，好好組織一下這個學習。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我認為正確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不要輕易否定這本書。書要從頭到尾讀，要逐章逐節讀，并且進行討論。單看《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不看后邊的幾封信，有些問題不易了解。

　　人民公社的性質是什么？如何過渡？結合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學習，好好議一議這些問題。

　　二、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①

　　第二、三章講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你們有什么意見？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

　　斯大林說，蘇聯某些同志斷定說，黨在我國取得了政權并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后，還保存商品生產，是做得不對的，應當消除商品生產。他們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話來作證明：“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那么商品生產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見《反杜林論》)這些同志大錯特錯。恩格斯的這段話沒有明確指出，究竟是一切還是一部分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論》的另一個地方，恩格斯講到占有“一切生產資料”，講到占有“生產資料的全部總和”。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這當然是正確的。

　　這一段分析的對。斯大林對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確的。

　　斯大林說，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

　　我們的人民公社，現在是集體所有制，究竟是擴大自然經濟，還是擴大商品經濟？或是兩者都要擴大？現在，在有些人看來，人民公社經濟主要是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人民公社只有自給自足，才是有名譽的；如果進行商品生產，就是不名譽的。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人民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組織，有條件實行以糧為綱，發展多種經營，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業和發展工業同時并舉。人民公社應該按照滿足社會需要的原則，有計劃地從兩方面發展生產：既要大大發展直接滿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給性生產，又要盡可能廣泛地發展為國家、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產。通過商品交換，既可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資，滿足公社生產上和社員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給性生產，不搞商品生產，不進行商品交換，農民不把糧食等農產品和工人生產的工業品交換，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飯吃？農民怎么能夠有衣穿，怎么能夠得到拖拉機等農業生產資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產品賣給國家、賣給其他公社，怎么能夠得到貨幣收入，哪里有錢分給社員？京、津、滬郊區農村之所以比較富裕，是因為這些地方商品生產比較發展，商品交換比較發達。社會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社員的需要也是多種多樣的。因此，公社的生產不可太單調，不能只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要多搞商品生產，要盡可能多地生產能夠交換的東西，向全省、全國、全世界交換。當然，社會主義的商品交換應當有計劃地進行，要把國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換，納入計劃的軌道，要逐步推廣合同制度。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向往共產主義，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想不要商業了。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他們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差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價值、價格和貨幣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的積極作用。這些表明，他們根本不認識無產階級對五億農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一直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我們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幾億農民；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們還要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五億農民。有了人民公社，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有計劃地發展。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發展。如果不實行商品交換，把陜西的核桃拿來吃，一個錢不給，陜西的農民干嗎？把七里營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行嗎？你如果這樣做，馬上就要打破腦袋。

　　“生產資料不是商品”，我們是，又不是。生產資料在我們還有一部分是商品。現在，我們的國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想廢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物資調撥。這樣做，就是剝奪農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話是對的。只有國家把一切生產資料都占有了，社會的產品十分豐富了，才有可能廢除商業，商品交換才能過渡到產品交換。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我提倡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想用斯大林這個死人來壓活人。

　　斯大林說，在十九世紀末葉《反杜林論》出版的時候，只有英國一個國家是這樣的國家，在那里，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生產集中已達到這樣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時，把國內的一切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產。這里撇開了在英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對外貿易問題。只有研究了這個問題之后，才能最終解決在英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并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以后商品生產的命運問題。

　　這里所說的“命運”問題，就是廢除不廢除商品生產問題。斯大林對英國革命成功后是否廢除商品生產問題，仍有保留，他對這個問題并不武斷，沒有作出結論。

　　斯大林說，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在奪取政權后，立即著手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這是一條荒謬和犯罪的道路，這樣做將會把農民長久地拋到無產階級的敵人的陣營里去，從而摧毀社會主義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斯大林在這里說，在蘇聯有“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我國現在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有的人雖然沒有像蘇聯那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直截了當地說，要剝奪農村中的中小生產者，而是說廢除商業，實行調撥。如果這樣做，實質上就是剝奪農民，就會使臺灣高興。我們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征購將近九百億斤糧食，過頭了一點，主要原因是不知道農民手里有多少糧，結果鬧得很厲害。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后來我們總結了這個經驗，改正了這個錯誤，一九五五年征購數字定為八百三十億斤糧食，比上一年減少近七十億斤糧食。第一個反對我們減少購糧數目的是×××。怪得很，資本家這樣“革命”，原來是陰謀，可見資產階級唯恐我們天下不亂。

　　人民公社的農民有勞動所有權、有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權，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么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忽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他們在看書本時是馬克思主義，碰到經濟實踐，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亂。如果按照他們的意見去辦，在政策上犯了錯誤，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就要把農民引導到敵人那里去。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嚴重注意。

　　斯大林說，關于工人階級與農民群眾的關系問題，列寧在關于糧食稅、合作運動計劃等文章中，給了回答。

　　列寧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甲）不失時機地奪取政權。

　　我們已在一九四九年奪取了全國政權。

　　（乙）將工業中生產資料轉歸全民所有。

　　中國資產階級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資產階級，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對前者采取沒收政策，對后者采取贖買政策。

　　（丙）逐漸將中小個體生產者聯合到生產合作社中，即聯合到大規模的農業企業、集體農莊中。

　　我們的集體化，經過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發展到了人民公社。同他們的集體農莊相比，規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

　　（丁）發展工業，為集體農莊建立大規模生產的現代技術基礎，不要剝奪集體農莊。

　　發展工業、加強農業，我們正在做。公社辦工業，我們比斯大林膽大。

　　（戊）為實現城鄉、工農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這個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經濟聯系形式，全力展開蘇維埃貿易，把所有資本家從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

　　列寧的五條都是正確的，我們都做了，而且有所發展。

　　現在我國有人不要商品生產，不對。在要不要商品生產的問題上，我們還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寧的。斯大林說，列寧主張全力發展蘇維埃商業。

　　斯大林概括列寧的回答的第五條說：“為了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這個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開蘇維埃貿易，即國營貿易和合作社—集體農莊貿易，把所有一切資本家從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這個意見，我們過去曾經大吹大擂地宣傳過。斯大林說，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看是對的。只能貿易，不能剝奪。一九五四年，我們還是購買，只是購得過頭了一點，農民也反對。

　　中國革命的問題，始終是農民同盟軍的問題，必須謹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進”的錯誤，根源就是沒有看到農民問題。現在發生的問題，還是在相當多數的干部中不懂農民問題，農民的沖天干勁一來，又容易把農民當工人看，甚至以為農民比工人還高明。這是從右到“左”的轉化。

　　我們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發展工業、農業和商業。我們現在的公社太窮，除了吃飯以外，貨幣收入很少，吃的水平還是很低，還是一窮二白。我認為這是好事。窮，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會主義。有些老根據地，由于過去沒有搞不斷革命，在一部分農民中產生了停頓不前的情緒。他們對高級合作化有抵觸，對人民公社更有抵觸，說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級化前土改后”，認為那是黃金時代；又說什么：“革命到了頭，革命革不到頭，革命革到自己頭”。這些話出自山西老根據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級社，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這給我們一個教訓：一個任務完成以后，要接著提出新的任務，引導農民進行不斷革命。現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區委管理下按照國家的統一計劃，因地制宜大辦工業，到處發展，遍地開花。這樣搞起來，全國的工業大發展，公社的商品生產大發展，錢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國農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來，他們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來。

　　斯大林說，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證明列寧所策劃的這條發展道路是完全正確的。不容置疑，對于一切具有人數相當眾多的中小生產者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條發展道路是使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適當的道路。

　　斯大林這里說的發展道路是對全世界講的，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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