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運思邏輯
——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文本的考察
[摘 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馬克思對1848—1851年法國階級斗爭的歷史進行唯物主義反思的典型示范。馬克思為我們呈現循序漸進的歷史敘述進路的同時也為我們展現了其歷史哲學的運思邏輯。通讀文本我們能發現，深度掌握歷史材料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邏輯起點，經由反思實現從客觀歷史到歷史規律的抽象演繹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關鍵過渡，經由本質性維度的檢視實現歷史與現實的契合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的現實指向。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運思邏輯既反映了其敘述歷史的深邃思維，也展示了其進階認識歷史的嚴謹圖式。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下簡稱《霧月十八日》)生動地詮釋了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在該著作中，馬克思對波拿巴政變這一歷史事件進行了深刻而透徹的剖析，詳盡地論述了現代工業社會時期法國政治生活與場景的復雜性，并在大眾政治的興起、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運動的歷史視域中深刻揭示了波拿巴主義的社會和階級基礎，體現了馬克思對復雜政治斗爭條件下如何選取斗爭策略的思考。顯而易見，《霧月十八日》是馬克思以豐富史料為依托，以“一個實際的例子”為對象進行唯物主義歷史觀反思的典型示范，因此，這篇經典文獻本身就是最生動的馬克思主義教材，是活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既不是純粹的歷史再現，也不是純粹的哲學思辨，他在文本中呈現了循序漸進的歷史敘述進路，這一敘述進路反映了其深邃敘述歷史的思維特點及進階認識歷史的運思邏輯。
一、以深度掌握并運用材料為前提分析客觀歷史：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邏輯起點
在1869年《霧月十八日》再版發行的時候，馬克思在序言中就談到了自己的這部著作與同時期獨具代表性的法國本土作家雨果和蒲魯東關于路易·波拿巴政變論述的分歧所在。馬克思指出，作為法國浪漫主義文學家的雨果，只是采用感性、細膩的手法，對政變進行了揭露和嘲諷，并指明雨果在《小拿破侖》中表達的對當時法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丑惡事件的憤怒和譴責，體現的僅僅是一個文學家出于道義的評判而已。馬克思還指出，蒲魯東在《從十二月二日政變看社會革命》中，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結果的錯誤及其實質，指出蒲魯東由于缺乏對客觀歷史的產生條件、背景和現實后果的深刻分析，而竟然不自覺地陷入了充當波拿巴歷史辯護角色的境地。而馬克思的獨到之處正如他在《霧月十八日》中談到的那樣，“相反，我則是證明，法國階級斗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由此可見，馬克思關切的焦點是法國革命發生的歷史根基與內在必然，而不僅是法國革命的歷史過程與結果。馬克思深知，由特定歷史事件上升為一般歷史規律的認識，正是歷史哲學應該承擔的使命與規定，歷史哲學當然需要借助思維的演繹和語言的表達，思維演繹背后彰顯的邏輯和語言表達力量都需要歷史事件的內容作為其素材來支撐。不僅歷史哲學的構建首先離不開對客觀真實歷史材料的占有，歷史哲學的闡釋同樣需要將碎片化呈現的歷史材料串集為完整的歷史敘述。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以一種生動詼諧的敘述手法和睿智嚴謹的串聯手法，將冗雜的材料整合起來，為我們描繪了路易·波拿巴政變這一具體歷史事件的原貌。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的歷史敘述中為我們敞顯了全面占有歷史材料的重要性，既是幫助讀者回到客觀歷史的必要前提，也是深刻分析歷史事件的首要環節。
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邏輯起點是以深度掌握并運用材料為前提分析客觀歷史。在《霧月十八日》的文本中，我們能發現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直觀材料。直觀材料對于審視歷史事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毋庸置疑，蘭克史學的范式在二十世紀成為了歷史研究的一種定式，以至于凡是以事件為研究對象的文本都以客觀主義的視角來對待。從歷史研究科學化進程上看，我們不得不承認蘭克史學帶來的純粹客觀主義范式的積極意義。歷史向我們展示的是客觀事實，是能夠被我們的感覺所感知的東西，無論是自己親眼所見的歷史現象，還是通過報刊、網絡、書本轉述的歷史現象，都是直觀感性材料。通讀《霧月十八日》可以發現，馬克思文本中最基本的敘述是為我們展示大量的直觀感性材料。他把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2日的法國革命分為了三個歷史時期：“二月時期；共和國建立時期，或制憲國民議會時期(從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憲共和國時期，或立法國民議會時期(從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馬克思文本敘述中的每個歷史時期的斗爭主體和斗爭方式也是極其具體的。他對歷史事件的陳述為我們闡明了這樣的歷史真相：二月時期是無產階級跟所有階級為敵的時期，當時無產階級的天真想法和溫和脾氣使得這場斗爭的方式充滿暴力和血腥，不過暴力的是敵人，流血的是無產階級。制憲國民議會時期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在統治期間把矛頭指向平民和無產階級，以至于后來與保皇派的斗爭中由于缺乏盟友而敗下陣來，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的統治便瓦解了。立法國民議會時期是保皇派統治與分裂，最后被波拿巴制服的歷史。保皇派與波拿巴聯合起來，波拿巴躲在幕后指揮保皇派的種種暴行，當他們共同的敵人共和派被消滅后，波拿巴便立刻撕毀了與保皇派的盟約。馬克思在文中再現革命過程是基于對一切能夠掌握的史料進行整理和解析中得到的，他通過文字向我們描繪了一幅生動的革命圖景，這幅圖景的展開是歷史事件的重現。直觀材料是馬克思揭示這一歷史事件的內在基本要素，在馬克思筆下的直觀材料中看似混亂的爭斗，實則環環相扣，是馬克思揭示其暗潛歷史線索的必要材料，在每個歷史環節的連接處都預留著馬克思揭示歷史規律并闡釋其唯物史觀的創造空間。當然，馬克思展示的歷史直觀材料并非只是對事件的“陳列”,還有對事件的“整合”,比如：他對波拿巴政變歷史進程的分期以及對各分期的定性，不僅將只有時間順序的分散點連成了線，而且對此劃上了若干線段。“歷史的線段”與“歷史的點”相比較而言，前者顯然更能凸顯歷史事件的整體線索并讓事件更加清晰，這也為馬克思歷史哲學的展開提供了可能。
直觀感性材料往往只能以碎片化的樣態呈現，然而，馬克思如何把這些破碎無章法的事件串聯起來呢?顯然，思維材料起到了紐帶作用。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除了為我們提供并展示直觀材料，還充分展示了其思維材料。思維材料充當了馬克思對歷史直觀材料進行高度整合與深刻分析的利器與工具，其承載著主體的哲學思維。哲學思維的獲取也許不是經驗的，但是哲學思維一經形成，將其看做是展現客觀歷史的材料，那它就是經驗的。經驗的哲學思維不同于自我意識，康德認為，從表象到知性除了收集更多事物的表象，還需要一種自我意識對這些表象產生作用，才能進入知性范疇。但在康德眼中，自我意識是先驗的，是獨立于客觀事物存在的，若是以這種方式產生歷史知識，那歷史就不是客觀的，而是純粹感性的。馬克思則認為，與直觀材料產生作用的并不是先驗的自我意識，而是在社會實踐中培育的經驗思維。“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馬克思進而補充到，“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馬克思認為經驗出現在悲劇之后，能使人的行為產生由自發向自覺的規制力量，防止悲劇的再次出現。在發現歷史規律以前，直觀材料表現出來的似乎只是毫無章法的歷史事件(雖然規律實則包含其中),黑格爾也指出“只是極其表面地、支離破碎地體現著合理性，而且把合理性隱藏在偶然性的外觀中”。馬克思正是在對歷史事件的詳盡展開中探究其內在規律。當然，馬克思對歷史詳盡考察的過程首先就是圍繞直觀材料進行經驗梳理的過程。那么問題就出現了，每個人的哲學思維肯定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也必然影響著作者對直觀材料歷史序列的編排，不同的歷史序列對于歷史認知而言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我們有必要了解影響馬克思認識歷史的哲學基礎。馬克思在寫作《霧月十八日》之前，就已經確立了唯物主義哲學基礎，因此，我們在解讀馬克思對法國從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變的整個復雜的歷史過程的論述時，應自覺映照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然而，馬克思和雨果、蒲魯東都是在十二月二日政變后不久就對此事件作出了評判，他們所賴以佐證自己觀點的材料難道不同嗎?誠然，他們的經驗思維會有差異，但作為同時代的人，這種差異是在一定范圍內的，并且這種差異不足以造成對歷史事件的發展邏輯產生截然相反的結論，那么問題就必然出在直觀材料上。正如沃爾什所說：“歷史學家的責任不僅僅是把他的一切陳述都建立在可以利用的證據上面，而且還要進一步確定什么證據是可以利用的。”抓住有價值的直觀材料，是馬克思展現生動歷史圖景的基本前提，繼而有機會將這些直觀材料展開，呈現出歷史發展的經驗邏輯。比如馬克思在選取直觀材料時絕不會依賴于偶然性的歷史因素；同樣，蒲魯東也沒有使用波拿巴帶有任何運氣成分的觀點來佐證自己的材料。任何通過分析歷史而彰顯自己觀點的思想家，都會有意識地選擇特定的材料。需要強調的是，這并非是在犯“選擇自己需要”的主觀主義錯誤，而是一種對歷史材料客觀性的判斷能力。怎樣的哲學底蘊就會有怎樣的判斷標準，馬克思所選取的直觀材料必然是體現歷史發展主線、主流、主題的歷史要素。馬克思對歷史材料的選取并沒有摒棄歷史敘述的真實性，對直觀材料的選擇本身就體現了馬克思敞顯歷史事件真實性和客觀性的標準。
正是人的經驗思維讓直觀材料中的邏輯有了顯性的形態和現實的特性。對于歷史認識來說，經驗材料是對直觀材料的第一次加工，不過這種加工還只是停留在歷史素材本身，只能稱得上是淺加工或粗加工。對于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來說，對直觀材料的挖掘及梳理，其目的只是更全面、更準確地展現歷史的客觀性，它只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邏輯起點。因此，即便馬克思在整個文本中花了不少篇幅描述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的政變的歷史，但這只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開始，歷史事件敘述之后的總結、反思基礎上的評論便是馬克思歷史哲學演進的必然表達。
二、經由反思實現從客觀歷史到歷史規律的抽象演繹：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關鍵過渡
在馬克思看來，未經反思的偶然歷史事件是沒有實質性意義的。無產階級、共和派、保皇派的失敗是歷史的事實，也是被感覺所感知的歷史現象和透視客觀史料的表象。馬克思認為，僅僅依靠直觀材料和經驗思維并不足以認識歷史的本質、把握歷史的規律，亦不足以深諳歷史事件帶來的現實啟示。“在使霧月十八日事變得以再版的種種情況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樣的漫畫!”在馬克思看來，即使在直觀材料和經驗思維這兩種要素同時具備的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霧月十八日事變的“再版”。19世紀中葉的法國人還沒有忘記法國大革命中流的血，然而，波拿巴完全是踩著他叔叔的腳印一路走過來的，既然相似的歷史已然在半個世紀前就發生過，為何同樣的“漫畫”還會重新出現?馬克思指出，對客觀歷史的認識之所以不能阻止悲劇的再次上演，是因為當下現實在“重演”相似的歷史時，現實中包含著不同于過去的時代因素，這些表顯重要作用且不斷變化的因素外顯于形，而隱藏在歷史現象背后的歷史規律卻時常被忽視。因此，馬克思寫道：“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正如馬克思在第七部分對農民的分析，農民之所以在1848—1851年的斗爭中堅定地站在波拿巴的背后，毫不猶豫地為波拿巴投上了光榮的一票，這恰好是因為農民們了解歷史。50年前，拿破侖曾給他們帶來了小塊土地所有制形式，憑借這些土地，農民們滿足了自己的占有欲。以至于他們相信這個叫波拿巴的人——和拿破侖有血緣關系的——也會把以前的關于利益、財富、自由支配的權利帶給他們。然而，一切都在發生變化，當波拿巴以同樣的手段取得了統治權，并兌現了農民希望得到的小塊土地時，他們才從自己的天真中醒來。或許沒有歷史的記憶，他們的行為會是另外一種情況，那時他們可能不會站在波拿巴一邊，他們甚至根本不會參與這場斗爭。但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總會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拿破侖曾經讓他們嘗到的甜頭依然在嘴邊回味，這時候他們便不會再考慮形勢的變化了，他們只會追憶過去的美好，在他們頭腦中固有的本能反應會驅使他們按部就班地作為，以便重新獲得過去的美好。但“‘拿破侖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紀初期原是保證法國農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條件，而在本世紀的進程中卻已變成使他們受奴役和貧困化的法律了。”馬克思從對農民在革命中的行為分析為我們揭示了如下的道理：若只是滿足于特定歷史事件的分析，那歷史對后人的實踐指導往往并不能奏效；若只是著眼于過去而怠忽于未來，那歷史就失去了其啟示意義。歷史的意義并不只是向后人述說事實，更重要的是能給人類進步和發展帶來警醒和提示，否則，人類歷史變化的只是時間，不變的是輪回，就像盧梭所言“人類已經老了，但人依然還是個孩子。歷史不僅應該為我們呈現過去的事件，更應當成為我們反思的對象，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啟示我們通過客觀歷史探究歷史規律。
不難發現，對于馬克思而言，在全面占有歷史材料的基礎上帶領讀者回到客觀歷史，這只是其歷史哲學內在運思的邏輯開端和起始環節，馬克思絕不滿足于對歷史事件真相的認知和復述，馬克思更在意于對歷史事件發生的內在必然及其隱藏規律的揭示。對歷史的反思是馬克思歷史哲學運思邏輯的關鍵一步。回歸客觀歷史、知曉歷史真相不能稱之為歷史哲學，歷史哲學需要以哲學的方式對歷史及其展開過程進行系統反思，在歷史現象中探尋歷史規律，在歷史現象的“復雜”中探究揭示其內在的“簡單”,在歷史更迭進程的“變”中洞見其內在的“不變”,由對“個別”歷史的認識上升到對“普遍”歷史的反省。歷史哲學絕不僅是記錄與呈現純粹的流逝和變化，而是要對歷史描畫上精神的刻度。黑格爾也曾談到“我們不應該讓自己糾結于從世界歷史中抽取出來的一般性的反省、糾結于展示具體的歷史事件，而更應該沉潛在普遍的世界歷史中”。歷史應該從原本的歷史升華到反思的歷史，以哲學范式呈現的歷史能讓其發揮更大的啟示作用。
那么，馬克思是如何反思歷史、實現從客觀歷史到歷史規律的抽象演繹呢?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歷史反思的基本理論視域。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系統闡釋過唯物史觀。《霧月十八日》雖然不是馬克思系統闡述唯物史觀的理論著作，不過，在這部著作中我們能清晰地品讀出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框架分析歷史事件的內在線索。不難理解，恩格斯為何會將其推薦為學習唯物史觀的首選著作。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正是在唯物史觀這一基本框架下，剖析波拿巴政變這一特殊歷史事件，完成其對歷史的反思，進而揭示歷史規律。“相較于近代政治哲學的方法試圖將政治實踐的正當性依據還原為某種理論抽象，《霧月十八日》則表明政治實踐根據恰恰是在社會歷史運動的客觀根據中才能獲得理解”。馬克思不是為已經發生的歷史事件尋找正當性依據，而是探究過往實踐的內在基礎性框架。既成事物的正當性是必然與偶然共同作用的結果，必然性決定歷史事件的最終走向，偶然性會決定歷史事件的具體形式。因此，馬克思認為，要保證歷史反思并上升為對歷史規律的揭示，就要運用唯物史觀在厘清歷史必然與歷史偶然的過程中把握歷史的必然趨勢及其發展的階段性。關于這一點，后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以“兩個絕不會”的觀點進行了明確而具體地闡明。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則批評了那種在不明晰歷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就把法國革命的失敗歸結為無產階級的錯誤、共和黨人的錯誤、農民的錯誤的觀點。以唯物史觀為理論視域，馬克思顯然已為我們揭示1848年的革命遠遠還沒有達到可以實現徹底成功的地步這一深刻道理。堅持唯物史觀理論視域是反思歷史、把握歷史發展必然性的基本前提。
馬克思進行歷史反思的基本理論手段是基于世界歷史觀構建歷史事件相關性的整體結構。歷史有必要上升為歷史哲學這是由歷史自身的使命決定的，不可否認，我們既需要構建超越偶然的普遍史，也需要構建超越局部的全球史。普遍史和全球史的構建過程是對客觀歷史通過反思形成歷史規律的過程。具體的歷史事件總是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內展開，歷史事件的重現也只能是“個別的”歷史、“特殊的”歷史，而無法達到“一般的”“普遍的”歷史高度。歷史需要由個別向一般轉變，由特殊向普遍升華。科學的世界歷史觀是馬克思在歷史反思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世界歷史觀將歷史的時間進程和空間主體納入視野，包含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維度以及民族、國家、文明的空間范疇。由康德構想、黑格爾完成、并由馬克思發展的世界歷史觀是歷史哲學的最高形式。康德認為歷史不是循環運動的，而是線性運動的，這是康德對世界歷史觀的貢獻，他為歷史哲學賦予的時間一維性對于18世紀末的思想界具有破題的意義。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解釋了這種構想，黑格爾認為精神是自在自為的理性，世界歷史是精神的自我意識和自由的必然發展，歷史的發展就是普遍精神的解釋和實現。黑格爾強調的是普遍精神的必然發展，然而，世界歷史的必然性絕不是在某種概念或絕對精神中的實現。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不僅在哲學立場上是唯心主義的，在方法上也過分強調了主體的作用。馬克思的解釋立場與黑格爾有著根本的不同，他在立場上確立了反思的歷史向一般性歷史轉變的歷史唯物主義前提的同時，在方法上也強調了自我意識的能動作用，克服了經驗反思的局限性。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觀對于歷史規律的演繹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然而，世界歷史觀的理論機制如何展開并促成相關性的整體結構產生?馬克思在敘述1848年革命的過程中并沒有單純地描述這個特定歷史事件的發展軌跡。1848年革命和后來波拿巴政變的發生，需要通過追溯與這個事件之間有內部關聯的所有歷史事件，并探究它們之間的聯系，馬克思對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回溯便是在構建一種歷史事件相關性的整體結構。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為1848年革命所構建的相關性結構，從時間范圍來看，始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從空間范圍來看，處于法國政治中心——巴黎；從性質內容來看，是關于資產階級的暴力革命。那么，這種相關性整體結構范圍的劃定就使得1848年的革命這樣一個單一的歷史過程，以一種特定的聯系與其他相關性的事件共同從屬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整體當中。因此，把1848年的革命與法國大革命聯系起來，從而更容易確定這個特殊歷史事件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使我們能夠清晰地窺探這個歷史事件的主線、主題和結果。沃爾什曾談到：“把歷史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是要表明，盡管歷史呈現出許多明顯的不規則和不連貫，它卻可以被看做是形成為體現出一種全面計劃的整體；而這個計劃，如果我們一旦掌握了它，就既會闡明各種事件的詳細過程，又會使我們把歷史進程在一種特殊的意義上看做是能滿足理性的。”構建相關性的整體結構對于歷史研究來說具有開創性的作用，歷史歸類、歷史比較等歷史認知方式的影響甚至延展到今天。
三、經由本質性維度的檢視實現歷史與現實的統一：馬克思歷史哲學的現實指向
海德格爾把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維度看成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優越性所在，他甚至認為20世紀的哲學家還沒有誰能夠達到這一高度，這些哲學家還不足以真正與馬克思對話。在海德格爾眼中，馬克思歷史哲學所達到的歷史“本質性維度”指的就是馬克思做到了歷史與社會現實的統一，這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的內在運思最為本質的一步。經由本質性維度的檢視而實現歷史與現實的統一也標顯了馬克思歷史哲學的現實指向。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必定要關照現實，實現歷史與現實的統一，也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全面了解馬克思歷史哲學的內在邏輯，也才能深刻洞曉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根本意向和現實旨歸。
歷史與現實的契合代表著一種歷史觀念的轉向。唯物史觀產生后，歷史規律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馬克思思想中的歷史規律與中世紀“上帝的律法”和近代歷史學家定義的“無法支配的自然規律”有著本質的區別，它是現實的、能動的，并實現了轉向的規律。無論是柯林伍德還是湯因比，都早已指出了以往歷史規律的弊病，認為歷史編纂學的觀念是人類的目標根本無法左右歷史的進程，神性乃是決定歷史進程的唯一力量。柯林伍德指證了這些歷史學家們言稱的所謂規律是先驗的，是上帝給予的，而不是來自對事實精確而科學的研究和歸納。他批判到：“它是一種穩固的奠立在信仰和理性的雙重基礎之上的神學，它使他們能apriori[先驗地]決定在歷史過程中什么是已經必然發生的和什么是將要必然發生的。”唯物史觀的規律破除了以往規律的缺陷，標志著當代歷史觀念的轉向，我們可以從《霧月十八日》中來窺見唯物史觀表現的是怎樣的一種規律。恩格斯稱《霧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它的“天才”之處就在于，這是馬克思在唯物史觀創立之后基于這一偉大理論來闡述具體歷史事件的典范。唯物史觀之所以使反思的歷史上升到一般性的歷史，并深入歷史的本質性維度，從作用上看，是由于唯物史觀作為一種改造世界的工具，它具有與生俱來的理論與社會現實契合的傾向性。《霧月十八日》的創新之處就體現在以情景的歷史來展現結構的歷史，而不是直接在思辨過程中推論歷史結構，這不僅是這部著作創新之處的顯要展現，更是其唯物史觀科學性的有力證明。《霧月十八日》成書于1852年，恰是波拿巴發動政變后的兩三個月，這正是馬克思的最高明之處，他不怕事件的走向與著述的差異，因為他相信，唯物史觀下的歷史走向必定能夠得到有效預判。“如果說研究歷史的一大危險是用后見之明來簡化歷史，那么，研究當下的主要困難就在于缺乏先見之明，浮在凌亂不堪的現實材料的表面。”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可以事前登場，這表明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具有某種預見性，并且能夠通過參與現實生活使自身不斷得到檢驗和發展。馬克思在十多年后為《霧月十八日》作序言時指出：“現在如果對本書加以修改，就會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錯的字，并去掉那些現在已經不再能理解的暗示。”《霧月十八日》做了對“當下”歷史評判的一個示范，對“當下”的評判在十多年后被證實，這是對唯物史觀最好的正名。唯物史觀的科學性也呈顯于對“當下”的評判既能在現實上得到驗證又能在觀念上被確證。歷史與現實契合的“本質性維度”同樣表現在對未來預判的正確性。
歷史和現實的統一與思維和邏輯的統一在歷史哲學中得到實現。歷史哲學雖不能提供更為豐富而翔實的史料，但能夠幫助人們更清晰、透徹地審視歷史。歷史哲學首先為我們提供一種解讀歷史的邏輯技巧，在紛繁復雜歷史現象中揭示其內在的歷史規律。歷史哲學旨在提供以思辨方式解讀歷史的范式，這種解讀范式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歷史事件背后的深刻根源以及歷史事件之間的內在關系和歷史事件所體現的歷史規律。歷史哲學專注于歷史規律、意義及價值的歸納與呈現，實現了歷史與現實在思維和邏輯中的統一，這就使歷史能夠脫離過去的藩籬，進入當下的現實，以“在場”的方式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維度。由此可見，把歷史哲學化，掌握歷史規律、堅持歷史反思，就是歷史與現實契合的前提，這對于馬克思歷史哲學中的意義至關重要，是其歷史哲學運思邏輯的整體推進與實質飛躍。“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如何使哲學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維度，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已經說得很明確了，那就是實踐。立足于實踐是歷史與現實契合的手段，歷史研究的目的是樹立正確的歷史認知和科學的歷史思維，從而參與到現實的實踐中去。這既是遵循歷史哲學理路的基本原則，也是深入歷史本質性維度的內在要求。馬克思創作《霧月十八日》最直接的現實目的是期待“對于清除那種特別是現今在德國流行的所謂凱撒主義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這個直接目的正是馬克思對現實問題的改造，即服務于現實革命運動中的實踐。由理性認識到實踐，這是認識過程中更為重大的飛躍。一方面，歷史的意義不再滿足歷史事件的重現而是追求對歷史的認識，認識歷史的目的是為了以史為鑒，為改造世界提供實踐指導；另一方面，在思維的推演過程中形成的歷史認識是否是敞顯規律也在現實中才能得到檢驗。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曾這樣寫道，“法國農民一旦對拿破侖帝制復辟感到失望，就會把對于自己小塊土地的信念拋棄”,馬克思指出，農民在歷次革命中了解到了特定歷史的規律，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帶著對既往歷史規律的體悟不自覺地將自己融入當下的歷史進程中，對過去的認識轉化為對現在的悟察與洞悉及對未來的覺知與預判。
馬克思歷史哲學體現出歷史與現實的統一的最大價值不在于對過去的評判，而在于尋找現實世界未來的出路。一些人認為馬克思只是一位革命家，歷史只是他革命的武器。以致于像沃爾什一樣的正統歷史學家們認為馬克思“只是要使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者在比較近期的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能有意義”。其實，沃爾什并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并不旨在討論波拿巴政變的歷史真相及結果，馬克思更關注這場斗爭對于后續革命的影響和作用。馬克思認為，只有人們真正掌握了歷史規律，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契合，才能從根本上避免“霧月十八日”的重演。馬克思歷史哲學的現實指向也在歷史與現實的統一匯流中凸顯。
四、結語
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運思邏輯既為我們呈展了其對于歷史分析的哲學基礎、思維過程和內在邏輯，也為我們敞顯了其歷史哲學的基本出場及現實指向。對馬克思歷史哲學運思邏輯的剖析與闡明有助于我們確證馬克思認知歷史過程的邏輯與步驟，洞見馬克思對復雜歷史事件及展開脈絡的剖析思路。基于對客觀歷史材料的整合與思維的演繹，馬克思為我們回到歷史、審視歷史并解讀歷史提供了方法與思路，為我們實現歷史與現實契合的歷史認知目標帶來了可能。歷史哲學作為一種歷史的認知途徑，既關乎歷史的客觀性也呈遞哲學的抽象性，馬克思對于唯物史觀的思辨展開難免給人深邃而抽象之感，然而，當唯物史觀的哲學意蘊與法國革命的現實關懷相遇的時候，便點燃了這一理論的“現實之光”,作為其歷史哲學代表性作品的《霧月十八日》就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現實之光”的生動展現。
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既不滿足于歷史的真實呈現，也不停留于對歷史的抽象分析，它生發于對過往歷史的歸納與總結而延展于對未來的洞察與預見，其旨趣在于實現歷史與現實的統一，實現將反思歷史、把握現實及預判未來的融匯，這種統一和融匯透現著它對現實的指向與觀照，這正是馬克思歷史哲學的獨特與高明之處。深刻理解并領會馬克思歷史哲學有助于我們自覺提高歷史思維能力，從歷史規律中把握人類社會發展方向，增強和提升面向未來的籌劃能力和改造現實世界的實踐能力。眾所周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基于歷史分析的基礎上準確把握歷史規律并科學預見歷史發展趨勢。這一思想為我們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本質與特征、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與奮斗目標的同時，為我們擘畫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與美好未來，并在洞悉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現實背景與時代境遇的基礎上，為世人揭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必然與時代要求。我們不難發現，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內蘊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方法與精髓，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分析工具觀察和把握歷史與時代發展的典范。我們堅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思想引領，也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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