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原理與經濟的社會形態理論研究

　　——基于《資本論》的考證

　　（《當代經濟研究》2022年第七期）

　　摘  要：《資本論》確立了歷史研究典范，提煉了兩個基本的通史范疇：自然歷史過程和經濟的社會形態；關聯二者的道路工具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系統工具是由矛盾過程支架的歷史發生過程，對象形態是共同體－商品，此為唯物史觀之原理與表達。《資本論》弘揚之經濟的社會形態理論要旨在于確立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學科規范，拒絕邏輯解釋學與歷史現象學；研究線索為自然歷史過程→唯物史觀（工具）→元、亨、利、貞的統治原理→生產史觀、階級史觀、經濟史觀、思想史觀的結構原理→歷史世界對象，敘述線索為共同體－商品→階級線索→統治線索→道路和系統之統一→經濟的社會形態。說到底，唯物史觀是針對發生過程和矛盾過程之歷史原理（對階級剝削方式提供“邏輯說明”）及其工具原理（對階級統治方式提供“邏輯證明”）的統一。如果忽視唯物史觀原理，孤立地理解“經濟決定論”，則必然導致經濟主義的形而上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估這一命題，為著尋找走出財產的必然性統治及資本意識形態的途徑。在當下語境中，突出“歷史本位”，顯得尤為關切！這也意味著“宗法”與“算法”是歷史中層累的兩條統治路線，其揚棄行動交織前行，進一步引出有關科學解析式機理探究的問題，定格社會主義范疇的理論性質和道路品格。

　　關鍵詞：《資本論》；唯物史觀原理；自然歷史過程；經濟的社會形態；共同體；經濟決定論；社會主義范疇

　　許光偉,胡璇,王帥.唯物史觀原理與經濟的社會形態理論研究——基于《資本論》的考證[J].當代經濟研究,2022(07):15-33.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22)07-015-19

　　究竟該怎樣運用唯物史觀原理為經濟決定論進行理論辯護?在于客觀辯證法與客觀邏輯，在于執行政治經濟學的前提批判，在于首先從歷史中將這些前提理論生產出來；在于認識到，其主張的統治邏輯為歷史維度對科學維度轉化的產物意義的一項歷史知識，其說明歷史理論的方式在于將理論前提置于歷史過程，以歷史產生邏輯的方式予以呈現。此為馬克思“自然歷史過程工作命題”意義指向——讓歷史講話，運用的思維工具是有別于知識概念的理論范疇。是故除開《資本論》作為研究和敘述上的科學規定，應基于發生過程與矛盾過程的巨型陰陽關系，梳理經濟社會的系統化理論，明確其意義表達空間是對象—研究對象：對象運動—生產方式運動及對象構造—生產方式構造，本身系經緯合一之運動產物。為此需要基于通史路徑，著手經濟的社會形態理論邏輯整理，并且有效展開有關于發生—矛盾諸環節的工作探究；從中認識到，歷史是“本來之運動”,具有統一的歷史世界對象規定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將從共同體—商品路向的邏輯建構中得到啟發，沿著歷史對象→矛盾的客觀性→規律的客觀性→范疇的客觀性路線前進。

一、經濟的社會形態：發生過程與矛盾過程

　　歷史科學的工作本位正是歷史本身，為此，《資本論》依據的是大象無形的“經濟的社會形態”術語，是為通史對象。唯物史觀科學的核心是圍繞這一工作內容的歷史和邏輯一致性的體系，——所謂歷史認識論，系指經濟的社會形態由對象而成的規定。可見，正是堅持從“共同體—商品”出發對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物質生產對象進行科學解析，馬克思和恩格斯制訂出唯物史觀原理的周密表達：生產史觀(元)—階級史觀(亨)—經濟史觀(利)—思想史觀(貞),從中提煉研究對象的結構化涵義。所謂生產史觀——唯物主義歷史觀，系指物質資料生產“歷史格”的始終在場，由發生過程與矛盾過程的直接互動性所定格；所謂階級史觀，指示“勞動二重性”(邏輯格或矛盾格)的始終在場，醞釀主體與經濟景觀，反映發生過程與矛盾過程的深層互動性。繼而，生產史觀由“本來”指向“本根”,是為物質生產全體領域的自然歷史過程規定即歷史發生學；階級史觀由“本來”指向“真相”,是為社會再生產領域的自然歷史過程規定即系統發生學。此為《資本論》階級之讀向經濟之讀的進軍。在此基礎上，由階級史觀工作落實的經濟史觀在于確認實體、形態的生理聯系，形成所謂資本形態學：以資本積累為例，馬克思通過它直接瓦解了“資本現象學”(虛假的現實化合物),其由“本來”指向“本相(事物顯現原形的規定)”,藉以指示經濟規律領域的過程呈現即現象發生學。以此觀之，一般的經濟過程可確定為：共同體(主體)——物質資料生產(經濟資料)——商品(對象客體)。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形式”從中獲得最終的歷史定格：總資本(作為“階級—經濟主體”)——資本的社會再生產過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經濟載體物——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社會對立運動)——資本的社會運動形式即資本形態(經濟對象客體)。其中，歷史商品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的過程內含市民社會道路的自我否定規定，對象之表達即“主體—客體”由發生學意義全面轉向矛盾規定性、轉向自我社會構筑，于此處轉換成一個認識解析式：客觀—主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顯然，工作總出發和總統領是稱之為歷史本來規定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自然歷史過程，這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全部工作命題即歷史唯物主義全稱命題的要義所在。命題的由來和底蘊可用下圖進行扼要：

　　圖1《資本論》關于全稱命題的工作表達

　　作為馬克思主義知識綱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乃是建立經濟的社會形態統一規定的“時間上的起點”和“空間上的圓心”,必須重估這一命題在執行歷史與階級分析任務方面巨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唯有如此，方能為“經濟決定論”釋謎，走出“唯經濟”“唯理論”“唯邏輯”“唯決定”“唯生產力”“唯生產關系”之謎。根據圖1，唯物史觀的基本成分必須視為關于歷史科學的路徑表達與歷史唯物主義批判武器的統一，并且，唯物史觀之改造哲學的規定性來自于歷史唯物主義全稱命題。這意味著，所謂思想史觀——本身作為特稱命題向全稱命題的過渡，在于落實“象之(辯證法定義)”和“識之(邏輯學定義)”的統一。其目的是克服現象學和唯心主義的思想迷局，將“本來”進一步指向“范疇”;是以在馬克思看來，就唯物史觀范疇而論，作為發生格的勞動過程與作為矛盾格的勞動二重性是替代“洞悉知識究竟是什么”的唯一規定，——顯然，這也才是逾越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純粹本質性”的主體本質性①。其作為認識發生學的直屬領地，在于指示經濟的社會形態理論沿著“對象表達—研究對象表達”路徑展開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全體知識命題②。

　　其一，在知識外觀上，工作總命題確定為實踐命題I和理論命題I以及實踐命題II和理論命題II的意義總和。依循工作路徑：元命題→基本綱領→擴展綱領→知識總命題(商品章在敘述上無疑是這種路徑)。其表明：伴隨著《資本論》走出現象學獲得徹底成功，這個歷史認識論命題逐漸變身為唯物史觀科學的總命題。由元命題以運動的方式轉化生成的工作總命題內生矛盾的兩個層次的規定性(或曰唯物史觀對象范疇的兩重規定):(1)發生學的實踐邏輯——由對象從個別到一般的歷史上升運動結出歷史范疇，引出實踐矛盾(生產方式規定),從中再引出研究對象的“客觀辯證法—主觀辯證法”構造式，落實為理論全稱形式③；（2）決定論的階級認識——所謂研究對象的“客觀邏輯—主觀邏輯”構造式，可見，社會發展矛盾(客觀矛盾和主觀矛盾)的狀況始終決定著自己的社會形式(客觀形式和主觀形式)的具體狀況。“發生學→矛盾規定性”無疑是基本綱領，“矛盾規定性→決定論”無疑是擴展綱領，鎖定實踐命題與理論命題的統一。

　　其二，既然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本身表現為資本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統一，以及社會結構作為生產方式矛盾和社會形態矛盾的直接總和，那么，直接生產過程和再生產過程的形式可進一步相互化合為有關于社會結構矛盾的統一理論。這實際上也是經濟史觀所針對的涵義。正如經濟決定論提供“社會基礎”,而生產力決定論提供“物質基礎”,唯物史觀知識命題的恰當表述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后者必須扎根于前者，整個理論結構必須扎根于實踐結構。這一認識論繼而導致實踐與理論的辯證關系得到結構化的澄清，并且導致物質生產對象的矛盾表達必然是“生產力—生產關系”④。然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與生產力決定論既“行動合一”,又“知識不二”。同樣的道理適用于社會形態矛盾(核心內容是階級矛盾)的理解層次，亦即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乃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經濟決定論本身是兼具合一性和不二性的⑤。

　　其三，與資產階級學者無一例外地以孤立的語境分別考察決定論和矛盾規定不同，馬克思確實是傾向于將其作為同一個東西的不同方面來予以考察的。《資本論》實際的考察線路是：(1)經濟史觀：由“經濟”燭照階級關系，這意味著第三卷在研究上的首先出場；(2)生產史觀：由“生產”燭照階級關系，是為確定生產關系的歷史身份(第一卷的情形)；(3)階級史觀：復由“生產關系”燭照全體階級關系(第二卷的情形)，“因此，資本家階級和無產階級不能先于社會生產關系而得到規定，相反，正是社會生產關系的規定體現了被規定為階級的‘承擔者’的職能。”[1]275此是通史工作領域內生產關系規定(階級客觀)的研究定格。通過此三重燭照，階級規定燈火通明，唯物史觀工作綱領得以牢固。總起來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確實是從支持客觀范疇的唯物辯證法的哲學認識論出發，經由“兩個斗爭”(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歷史考察，最終回歸到思想路線斗爭。馬克思將所形成的研究對象構造視為經濟的社會形態總的解析式，并著重運用于針對“資本的歷史生產職能”(資本秩)與“資本的階級剝削職能”(資本惡)的結合規定進行生理解剖。馬克思具象在《資本論》中的工作導致“思想形態矛盾作為社會結構矛盾的客觀反映”的認知首次從科學上得到確認。由于統一了社會客觀形式和社會主觀形式的決定論根據，于是恩格斯的如下論斷變得愈加可信：“每個場合都證明，每次行動怎樣從直接的物質動因產生，而不是從伴隨著物質動因的詞句產生，相反地，政治詞句和法律詞句正像政治行動及其結果一樣，倒是從物質動因產生的。”[2]

二、《資本論》四卷體式：元、亨、利、貞的機理定格

　　《資本論》起點是研究和敘述的雙重規定，因而，它將判斷與推論視為從對象起點出發有關于“發生—矛盾”的同一過程。《資本論》所運用的“抽象力”不是一般抽象思維，乃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如此看來，“‘占有資料’‘發展形式’以及‘內在聯系’就是歷史的理論面貌。抽象力就是歷史。”[3]按照這個思維規劃，“個別到一般的運動不是按照黑格爾的從存在、本質、概念開始的個別、特殊、一般的邏輯套路的不斷推演，而在于把握對象規律的歷史過程化——包括肯定→否定、量變→質量的運動形式，藉以揭示對立統一，全面展示矛盾的生長軌跡。”[4]須知，“就綜合意義看，《資本論》對應了‘辯證法的實踐態’。”亦即，“馬克思的有關于抽象力的研究規范的說明是使《資本論》成為‘研究上的科學’”,而“馬克思的有關于黑格爾辯證法意義的敘述規范的介紹進而是使《資本論》成為‘敘述上的科學’。”[5]說到底，“《資本論》起點規定必然包含雙重意義：勞動（過程）起點（或曰通史道路起點）和商品（形式）起點（或曰‘事的科學起點’），其將歷史范疇整全化為由自然發生的意義向社會發生的意義推進，形成‘主體格→階級格’運動路徑。”[6]這是從“事的科學”方面思考的結果，蓋因在實質規定性上，對象即存在與思維的同一。所謂對象起點，是關系起點、歷史起點、發生起點、矛盾起點四重規定統一，內蘊歷史發展和批判規定，驅使事物本身基于發展維度和批判維度而展開。可見，“對于《資本論》來說，開篇是作為‘通史’加以考察的。《資本論》的起點（商品有機體）其實包含雙重的規定……商品指示‘道路’，商品形式指示‘系統’。”[7]然則，“《資本論》研究對象規定完全不是什么‘邏輯起點的求解’，乃基于知行合一原則而獲得。”[8]

　　根據這一構造，經濟的社會形態對象解析式確定為對象I(共同體)—對象II(商品);所謂對象，指示實踐生長模式，即發生學意蘊之“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共同體關系中“商品個別→商品一般”可看作第一重即肯定的“商品的從個別上升到一般”(所對應的異化主體格的歷史發展包含著“第一個否定”),其后有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商品生產，則是第二重即否定的“商品的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工作蘊含“第二個否定”)。由此生成統一規定的歷史世界構成式即共同體—商品。可見，與大寫規定的唯物史觀(自然歷史過程)工作匹配的范疇只能是“經濟的社會形態”。這迫使《資本論》開局的商品章致力于對象運動—對象構造的工作邏輯研究，藉以詢問歷史主體和歷史世界的具體狀況，以致有運動序列：生產方式運動→生產方式矛盾的運動展開；生產方式構造→社會形態矛盾的構造展開；社會結構矛盾→結構形式的展開；思想形態矛盾→思想形式的展開。從中可以發現，生產方式運動和生產方式構造的統一乃由商品生產“主體—勞動二重性”啟動，這一規定以唯物辯證法的身份被馬克思確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樞紐。

　　人們通常所說的唯物史觀具有兩重意義：狹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ww），——這是就自然史和人類史的“本來”意義而言；全體意義的自然歷史過程的工作原理（WW），即剝削原理、階級原理、統治原理三者統一。其邏輯運動和理論構造立足“知識形成原理”，在研究綱領的推進路線上繼而有如下的表達結構：ww（生產史觀）－JJ（階級史觀）－jj（經濟史觀）－WW′（思想史觀）。為此必須明確勞動二重性的知識是從斗爭角度提出的，探求歷史唯物主義發展規律，必遵循元亨利貞的統治路徑。這樣就統一了“階級邏輯”和“統治邏輯”⑥。故此，表1揭示了：生產方式不僅觸發主體與客體之間矛盾規定性的發生，而且根本合一了生產問題和統治問題乃至生長形式和矛盾形式。什么是生產方式？“維科認為人是歷史的不自覺的動力，不是人的美德，而是惡習才是歷史的活力……哲學家的這個神意和民間智慧的上帝依靠人的惡習和動亂來引導人們，它究竟是什么呢？馬克思回答說：‘生產方式’。”“馬克思所理解的生產方式不是人生產什么，而是他如何生產。”“生產方式在野蠻人的社會環境中起著比較次要的作用；但是隨著人越來越多地把自然力引進生產的范圍，隨著人逐漸認識了它們，生產方式才獲得決定性的和不斷增長的意義。”[9]313-322這是“歷史表達=歷史認識”的發生—呈現過程，實現“歷史在表達”即現“象”意義的對象表達，表明馬克思關于經濟結構演變的理論真正是個動態規定(歷史成長動態)。實踐命題和理論命題的工作聯合通過還原事實真相，建立有關歷史世界的結構化理解模式，徹底拒絕了機械主義的認識還原論。

　　表1唯物史觀的統治機理和構造呈現——基于《資本論》研究綱領的解讀

　　首先，最終和讀者見面的《資本論》第一卷有著獨立完整的內容體系：書寫歷史生產宏大的道路－系統，即規定了歷史之本來－歷史之本根－歷史之本質－歷史之本相（形態）。鑒于此，在科學研究綱領上《資本論》工作邏輯可以視為：《資本的生產過程》由生產史觀（綱領I）主持，《資本的流通過程》由階級史觀（綱領II）主持，《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相應由經濟史觀（綱領III）主持，第四卷由思想史觀（綱領IV）主持。《資本論》用以支持知識生產的方式是全面鳥瞰歷史資本的產生形態、道路成長、系統普遍發展及其滅亡形態；通過全方位勘察并表述個別上升到一般的運動及其矛盾工作系統，最終把握住資本規律。由于唯物史觀的全程在場，更加由于這些路徑形式的彼此推進，據此生成有關于商品生產對象的統一表達形式：ww（WW）——JJ（WW）——jj（WW）——WW′（WW）。表達式之所以作為統一機理的定格，在于凸顯《資本論》何種意蘊上成為關于經濟的社會形態對象的知識理論。由是在工作組成上：針對作為結合體規定的發生過程與矛盾過程，《資本論》在唯物史觀科學綱領上實際包含著兩個基本綱領和兩個擴展綱領。第一個擴展綱領是由基本綱領所總和的系統發揮功能作用的綱領——功能綱領，第二個擴展綱領則是擴展的進行全體理解的綱領——全體綱領。這樣，可以將四個史觀分別對應命名為基本綱領I、基本綱領II、擴展綱領I（功能綱領）以及擴展綱領II（全體綱領）。

　　其次，《資本論》第一卷的分析基礎必須視為本身帶有矛盾根的主體規定的勞動二重性邏輯，并且由主體路線向知識工具擴展，形成ww－JJ；相應，第二卷、第三卷的分析是以ww－JJ為前提基礎的JJ 與 jj同構，這樣形成階級性與科學性的工作合璧。可見，一旦以發展動態觀點主持規律的理論生產，必然使唯物史觀具有同樣的結構機理。WW是關于歷史發展動態規定的結構機理，中心構造是矛盾，又將矛盾發生過程化，遂有了各個史觀的動態呈現和理論結構化；一句話，唯物史觀在自身而言即是歷史工作邏輯的一種總體呈現。這決定必須由對象—二重性路徑引入矛盾規定，繼而有“主體—勞動二重性”之規定性，——蓋因就一般意義而言的勞動二重性本身內置有人類主體規定。顯然，《資本論》知識生產意在走出主體神秘。走出主體神秘之路是：以主體為實體，建立內蘊批判性和主體反抗邏輯的知識客體描述。然則，“本質性的這種運動構成著一般的科學性進程的本性。這種運動就其為它的內容的關聯來看，乃是它的內容擴張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的必然的發展運動。由于這種運動，到達知識的概念的那條道路也同樣成了一條必然的完全的形成道路。”[10]扼要而言，由于有了“本來”的指示，亦就有了《資本論》的矛盾原理和知識原理。那么，究竟什么是《資本論》科學研究綱領所指示的哲學認識論思想呢?因應通史路徑和資本對象，《資本論》寫就“活化石”意義的唯物辯證法工作原理，“《資本論》試圖回答什么是唯物辯證法，它的作答方式是機理考察，采取了特殊發生學和實踐化的對結果進行呈現的批判的藝術方式。”一句話，“《資本論》具有深刻的唯物辯證法原理。”[11]無產階級哲學殊異于資產階級哲學之處在于確認商品生產是資本諸種本質規定的始源。無產階級哲學從商品批判邏輯出發是為了求取主體解放，通過否定辯證法，迫使勞動擺脫統治自身的財產關系，執行嚴格意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鎖定無產階級哲學價值取向的無產階級科學特質，進而由唯物史觀的科學中介將“歷史之讀”經由“階級之讀”推進為“經濟之讀”。

　　要之，對《資本論》而言，資本邏輯和生產邏輯指示同一套發展邏輯，其遵循同一的生產方式運動與構造原則，——資本其實是在生產邏輯(本身作為社會生成運動)中引入的針對主體的統治與社會形態的秩序形成。表1以主體知識支應“生產邏輯—主體邏輯I(勞動過程)”,以知識客體支應“資本邏輯—主體邏輯II(對主體進行統治及其歷史走出)”,其意味著歷史只能作為研究對象，不能作為解釋原則。然則，“馬克思的特殊貢獻并不在于他肯定和指出了生產的支配地位(李嘉圖已經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這一點),而在于他改造了生產概念，并賦予這一概念以完全不同于舊概念所表示的對象的對象。”同樣，也正是由于“馬克思并不是以‘直覺的’或者說‘無意識’的形式，而是以概念及其結論的形式來研究生產關系的”,馬克思最終獲得成功：“他消滅了古典經濟學的對象，從而消滅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本身。”[1]190即是說，“與熱衷于談論‘一般社會’的人不同，馬克思集中精力研究的是特定的‘社會形態’——‘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無論‘五形態’還是‘三形態’的依次演進，都不是馬克思所揭示的歷史發展規律本身，而只是它的具體表現。”同時在經濟的社會形態對象上，“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需要破除資本可以‘自行增殖’的假象。”[12]

　　圖2知識史觀：《資本論》在何種意蘊上成為經濟的社會形態理論

　　關于《資本論》研究對象的一個著名的工作困惑是“二”如何化為“三”。確實，“生產力+生產關系”本身及其矛盾運動規定如何能夠化為“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交往關系)”呢?這不是一個思想的困惑，而是關于歷史認知的困惑。接續圖1思路，圖2具體展示統一的一門歷史科學“何以可能”:經濟的社會形態研究由社會形態的發展規律支持，必然從其歷史地基上向科學認識維度進行轉化。象之、識之、意之，這是針對對象定義的完整性規定。須知在生產方式運動層次，對象I意指主體論的規定(生產方式的主體表達),對象II意指知識論的規定(生產方式的知識表達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為主體范疇，對象I的主體本位是“身份”,運動邏輯集合是“社會——主體(成員身份關系)——社會”,構成所謂主體社會(主體化的生產方式);作為經濟范疇，對象II的主體本位是“財產”,運動邏輯集合是“使用價值——價值——使用價值”,構成所謂客觀知識社會(無性化的繁殖方式)。主體象之、經濟識之，整體看，這就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知識史觀——主體—知識論。其表明：釋義的行動仍然是研究對象的“如何來”和“如何可能”,絕非單純“是什么”的問題，需要通過確立生產方式的科學解析式予以求解。而如此，必得從對象運動的基本構造即A—B開始解析。就實質而言，對象是關于物質與運動的矛盾統一，二重性(或陰陽)正是關于A—B的對象表達；對象—二重性規定進而表明：A—B本身業已是矛盾的規定，乃為發生—矛盾過程。其次，凡歷史運動均可表達為I—II運動體式，A—B以I—II編織自身，歷史世界由此路徑而實現為與“A—B→I—II”結構形成有關的實體—形態規定⑦。這是不折不扣的“歷史有機體”。以此觀之，《資本論》建立的每一個范疇均立身于“生產－階級－經濟”三維坐標體系之中，它們安身立命的共同體乃是紐結一體的經濟的自然歷史過程。

　　這樣就可理解：商品章尤其頭兩節分開表述商品生產方式，完全為著實現商品階級分封的理論目的。資本范疇的階級與經濟的內在互系基于抽象勞動，又同樣基于價值形式的階級統治關系的前提規定。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看，抽象勞動本身乃至價值形式既是歷史唯物主義之知，又是歷史唯物主義之行；由價值形式引出商品拜物教（批判），則又說明對資本必須執行“存在批判而然”。顯然，研究對象表現為“（A－B）I, II”，在于揭示“矛盾大全”；對《資本論》而言，又在于落實生產方式矛盾的理論表達即“生產力的一元決定論”⑧。因此，沒有任何“存在而然”的東西。全部實踐意義的唯物史觀決定論的工作路徑表達為：根源于勞動二重性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結構→生產關系決定交往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⑨。從廣義上看，此結構解析式內生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結構：I（社會形態的矛盾運動規定）→II（基于階級惡規定的經濟基礎的工作系統形成）→III（社會的上層建筑形成）→IV（由全部社會存在所規定并最終決定的社會意識形式）。I－IV序列回答了唯物史觀之所以需要“決定論”，在于理論執行政治經濟學批判。從而，它的歷史研究的理論解析式只能是用于統治形式的“元亨利貞”這一工作形態。作為總表達，元、亨、利、貞各個層級的史觀既是運動，又是構造；它們合成為有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運動和構造的物質生產對象、階級對象、主體和經濟對象乃至歷史思想對象，也即最終定格化生產方式的歷史主體表達、歷史知識表達，將二者——它們的區別和聯系——在思想表達上予以具現，形成物質生產的歷史世界對象性（規定）。

三、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經濟的社會形態通史道路考

　　沿著經濟史觀道路，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商品視為相比于共同體本身的“革命的知識”。 蓋因這種知識代表著主體交往的行動訴求，蓋因它瓦解著宗法共同體統治關系，蓋因它引出資本的逐漸掌控乃至徹底改變人類生產的主體本性，使之單純為謀求物質利益的方式服務。在理論蘊涵關系上，圖2刻畫母子路徑的歷史道路前進形式：ww（JJ）→JJ（jj）→jj（JJ）→WW′（WW），實質內容在于指示階級與經濟的歷史同構性。于是，WW必須同時被理解為有關于ww－JJ－jj－WW′運動之意義全體，乃至被理解為生產方式結構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一致性邏輯。為此，市民－資本既形成對于共同體－國家的行動反叛，又構成不斷生成的新的矛盾斗爭規定，在這當中商品成為經濟社會斗爭路線的牽線人。這樣，我們無須從起點上說明或證明商品是“革命”（消除宗法統治）抑或“反革命”（進行算法統治）的性質狀況，只須盡可能詳盡地描繪圖景、繪制行動和提出解決歷史矛盾的斗爭方案，并且指出這一點——指認商品作為經濟社會形態的“起點規定”——本身就已足夠了。

　　圖3歷史世界對象的道路和實體形態

　　經濟社會形態的圖景、行動和方案盡皆落入圖3中。要之，是認識到共同體關系具有主體培育性。這里重點考察發展環節之一向發展環節之二的歷史轉化運動：一方面是由于它對應了由共同體—商品(統一對象關系)設定的歷史發展路徑的道路支架，另一方面，此實體(形態)亦為后續的考察(如發展環節之三)奠定基礎。發展環節之一：意味歷史矛盾的道路生成，其啟動共同體關系和商品關系在歷史生產類型上的對峙。《資本論》中，馬克思選取“商品生產”為知識對象，“并且，商品本身是道路的個別規定，‘兩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則是系統結構元素”,這樣做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為了說明商品—資本的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必須相對純凈地說明體現在商品生產中的勞動二重性，而如此，又必須說明“商品→貨幣→資本，決不是邏輯行程，乃是實際歷史過程的運動再現”,“所以關鍵不是急于定格個別和一般的‘矛盾’,而在于通過扎實細致的通史道路的探究，識別道路矛盾類型，為科學解析一定道路類型下‘系統矛盾’做好鋪墊。”[4]于是需要共同體“知識隱身”，是為A－B的商品生產方式。在這一環節，歷史道路形態I－II設計思想至關重要⑩。其支持商品生產歷史有機體成長路徑的“簡單（階級關系初成）－復雜（階級關系成熟化）”說，——乃指示歷史道路的兩級成長形態。于是形成由個別上升到一般的矛盾規定的兩級歷史道路設計。這對于揭示規律亦是至關重要的，——畢竟，歷史發展本身即是圍繞運動規律的文明規劃。

　　發展環節之二：經濟的社會形態需要區分出兩種歷史道路類型，即作為“道路之陰”的經濟社會形態(道路I)和作為“道路之陽”的經濟社會形態(道路II)。作為分析對象的商品必然是以“商品體”面目出現的，并且商品體的準確稱呼是“共同體(主體論的對象規定)—商品(知識論的對象規定)”:其構造方式猶如“勞動論—價值論”,其聯合方式為“發生—矛盾”(社會—主體謂為“發生”、使用價值—價值謂為“矛盾”)。共同體和商品在歷史中相對而立，在過程中彼此依存。共同體(主體)——生產方式(主體和客體的矛盾)——商品(客體):這里，作為中介的物質資料(經濟資料)被替換以“主體和客體的矛盾”,是支持了“知識客體”的研究對象規定?。萬物以商品、商品以資本為纏繞的規定，是為“簡單的社會有機體形態→復雜的社會有機體形態”演化秩序的生成，如《資本論》描繪的價值規律—剩余價值規律。其領航商品生產母子蘊涵關系的發展，無性化的經濟繁殖系統由此得以社會組裝。從中亦可推定，“‘簡單再生產’首先是對一切再生產形式的一般條件的分析……(乃至是)一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形式’意義上的再生產過程的‘形式’的說明，其次才是對各個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數字意義上的關系的一般形式的說明。”[1]309-310速度這決定在生產方式構造層次，主體論和知識論的關系的直接中介乃是階級論，相應，它的生產方式解析式全部落入階級史觀工作領域之內。可見，階級史觀完全依附生產史觀而來，伴隨道路II歷史類型的確定，階級生產方式解析式最終鎖定于“封建惡（階級惡I）——資本惡（階級惡II）”?。封建惡是同“封建秩”(意指封建秩序生成)相對的歷史理性術語，其執行宗法統治。同樣，資本惡代表了資本關系的深層矛盾境界，是和資本發展秩序性相對而言的歷史發展運動的矛盾根。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死”而言，界定歷史揚棄封建惡的“資本秩—資本惡”階級構造序列就夠了。而如果進一步研究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具體狀況，則必須研究資本秩—資本惡—資本秩之動態序列，甚至是資本秩—資本惡—資本秩—資本惡之無限循環關系遞推，后者的情形對單獨考察經濟運動因素的場合——所謂克服危機的問題意識——尤為適合。

四、自然歷史過程的發生和呈現：唯物史觀原理解析

　　所謂發生—矛盾，言凡發生必呈現，而凡矛盾(規定性)則必不能以通常方式呈現；以工資研究為例，工資現象反映的是經濟統治本質，勞動力價值反映階級本質，橫亙于勞動力商品價值與工資形式之間的是統治邏輯和統治理論(如執行算法統治的經濟決定論),它自身無法實現經濟呈現意義的自我認識還原，而唯有通過對本質和現象矛盾的披露，并且結為全體真理形式，才能實現對自己發展本性與品格的確證。這就需要將唯物史觀同時理解為批判的工具乃至歷史原理與工具原理的統一，其確證經濟的社會形態理論是“歷史生產一般”,肯定自然歷史過程是“巨大的陰陽”;進而說明：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場域內，共同體乃人本位規定(階級格的經濟主體),商品乃物本位規定(階級格的經濟客體)。又或說，對于商品對象而言：其采取“階級化的主體知識”(異化主體格及其行動規定)與“對象化的知識客體”(如由c和v知識合成的資本財產關系)工作聯盟的特殊方式，以統一規律之行動表達和知識表達。

　　所謂異化主體格，是指浸淫于剝削與斗爭場域的階級人格，又尤指針對勞動者的統治形式——宗法組織(封建主體組織及封建國家形式)和算法組織(工廠組織與資本主義國家)。與之歷史對峙的社會主義主體組織是為對身份與財產奴役現象的脫離過程——如社會主義國家，可界定為走出階級格的經濟—政治主體：其作為經濟主體針對于資本的私有制邏輯，其作為政治主體針對于資本的脫域統治。為此，統一的經濟社會形態對象必須視為“特殊經濟物”存在，是具有累進發展形態和工作內容的歷史矛盾規定。既是發生的，也是矛盾的；既是對象統一矛盾的形成，也是主體范疇、經濟范疇在各自本位上的歷史發展?。作為發生過程與矛盾過程的有機統一，經濟的社會形態具有統一的工作表達：主體和客體的矛盾。可以將其知識具象為：(1)發生型矛盾——主體和客體矛盾的初起(個別規定),由歷史發生過程醞釀；(2)建構型矛盾——主體和客體矛盾的轉化形式(特殊規定),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3)對抗型矛盾——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一般規定),作為歷史矛盾過程的“特質”規定性；(4)瓦解型矛盾——主體和客體矛盾的出路形式(揚棄規定),如重建個人所有制工作命題。是以為了徹底去除熊彼特式的詰難?，在理論上，需要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工作發掘的唯物史觀學說對歷史經濟的社會構造重作一番考察和論證，以期更全面和更學理化地表述階級社會的統一知識原理（由圖4所示）。

　　圖4歷史有機體（自然歷史過程）的實體與工具統一

　　沒有“生產一般”（如資本的生產一般、國家的生產一般），即沒有一般的社會生產；然則，二重性是唯物史觀不折不扣的邏輯表達式，其揭開矛盾的生成奧秘?。“矛盾自身又包含著一種動態：矛盾只有在結構的時間存在中才表現為矛盾，才能夠產生矛盾的作用。因此，馬克思說的完全正確，矛盾是在資本主義的歷史運動中獲得發展的。”[1]336據此可推定，統一的階級社會知識的考察取自“歷史進階的行動”。有關于共同體（O）－商品（W）對象式的第一個歷史行動是說：矛盾不是別的什么東西，乃是對象實踐模式本身。而說到底，矛盾不是知識，甚至不是感性和理性的認識，不是解釋學的推理，不是因果關系、功能解釋、推理解釋乃至目的論知識，就其實質而論，它是生產方式的行動規定——實踐邏輯；且作為歷史進階行動，本身也是實實在在的生產一般規定性。圖4給出它的理論表達方式：W（L）／O（L）?。第二個和第三個歷史聯合關系的行動在于導致研究對象完整規定的發生，即由（t1 + t2）／（w1 + w2）表征剝削方式，相應由（c + v + m）／（Px + Pm）表征統治方式；兩項內容合起來的規定性是“質如何化為量”的社會（形成）過程，尤其是資本剝削勞動的經濟過程的社會形成。而之所以能夠在物質過程（生活資料本位的w1 + w2以及經濟資料本位的Px + Pm）和社會勞動時間與價值之間建立起嚴格的數量對應的邏輯關系，在于算法統治的必然性方式使然。其有效利用工藝學的客體標準（畢竟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在原初意義上便是質化為量的工藝過程），用于統治安排，如必要勞動時間（t1）和剩余勞動時間（t2）分別作為決定階級物v和m的社會因素，在于直接表明jj和JJ的同一、勞動的并入資本?。作為生產結構產物，勞動力商品以自身的階級規定表明：正是A和Pm，使生產的人和物的因素方面定格為分別不同的彼此對立的兩個東西。于是阿爾都塞取消使用價值和價值矛盾作用的起源、發生和中介，那是試圖取消Px + Pm（社會消費資料＋社會生產資料）和c + v + m矛盾作用的中介——總資本和個別資本的歷史發生關系，試圖取消“為食而勞的剝削方式”向“為財而勞的剝削方式”轉化的工作中介，乃至試圖取消商品生產形式本身由共同體生產方式轉化而來的起源規定。正是基于“研究對象燭照”(完整規定的研究對象由生產方式運動和生產方式構造所共同構筑)的階級工作法，歷史的行動映照于經濟社會矛盾，——作為總結果，第四個工作關系的矛盾蘊涵式便是“社會結構矛盾—思想形態矛盾”。它決定和規范著經濟史觀的知識命題，包括社會結構的實踐解析式及它的理論形式。由于“基礎”指向發生學意義的表達，生產力(物質基礎)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社會的現實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便需要更多基于發生歷史變革的先后順序和交互社會作用的最終結果來推斷：“作為表述生產力決定論的文本，《序言》區分出社會的三個層次：物質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社會的上層建筑。”[14]213殊不知，“《資本論》不過是為了調查‘歷史生產一般’而落實的理論實踐研究，如：《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總公式的‘道路系統’、《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總公式的‘結構系統’、《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資本總公式的‘生活系統’。中心線索是階級（斗爭）關系由簡單到復雜、斗爭形式由低級到高級，這決定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實踐范型必然是歷史與階級、系統和范疇；同時注意到道路I（天人合一道路類型）與道路II（主客二分道路類型）理論分殊和邏輯統一的特殊工作關系，這樣就超越了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試圖用‘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分別替換‘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工具論做法，有機統一了實體與工具。”[7]

　　可見無論如何，矛盾決定觀第一項內容只能歸結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如果不了解決定論的發生基礎——生產斗爭以及階級斗爭領域內的全部矛盾規定，那么，我們同樣也無法理解到這是從研究對象中提取的一個“抽象工作命題”。一旦離開實踐命題的理解前提，就會很容易地陷入循環解釋。這是我們保持日常工作批判的理由。“生產力決定論提供了一種歷史研究的捷徑：一旦我們提出問題，它就會告訴我們答案，但是，這種捷徑被證明是一種歷史研究的死胡同。”比如，“如果我們問，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為什么會發生呢?答案必然是，因為生產力的增長。如果我們繼續問，生產力需要發展到什么樣的水平才能確保這種過渡發生呢?答案必然是，當那種過渡發生時生產力所達到的發展水平。”[14]126-127因此，在討論生產力決定論過渡到經濟決定論之前，必須關注這一點：階級統治的根據正是合并一定形態和實體內容的生產力，并且，階級統治在歷史中普遍發展起來的事實從正面說明了“階級關系決定論”（如封建決定論、資本決定論）在規定性上最終來自“生產力決定論”?。所謂階級關系決定論——矛盾決定觀第二項內容，只能歸結為“生產關系決定交往關系”，包括階級關系實踐對于社會交往類型與活動方式的形塑和規定，等等?。至于經濟決定論本身，則只能歸結為接續上述內容的“第三項內容”。生產力怎樣發展，生產關系就怎樣發展，反之亦然。歷史沿著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路徑進化并展開階級斗爭(主體斗爭和經濟斗爭),那么在發生學與決定論之間究竟缺少了什么?是它們的中介——統治論嗎?換言之，“生產力決定論—階級關系決定論—經濟決定論”在用語上轉換成“統治發生論—統治關系論—統治結構論”究竟有何深刻意義呢?顯然是為了交代歷史資本(資本一般)的生成運動，交代資本何以必然具有c和v的劃分以及怎樣以總體性構造即c+v+m的運動方式而得以社會存在。在主旨上也用以說明資本I(資本一般的階級規定)、資本II(現實資本的經濟規定)如何歷史產生和如何社會結合。此由道路而系統的生成構造又即“主體或勞動關系—剝削的階級關系—剝削的統治關系—經濟關系”特殊運動體式的形成。

　　說到底，經濟決定論是關于資本的統治理論。其與任何經濟解釋的公式主義無關，卻往往能夠被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知識分子加以理論利用，來執行“告別革命”的毀壞社會主義的思想使命，所謂經濟主義的說法即屬于這類情形? 。須知，經濟史觀對于“生產史觀—階級史觀”的扎根，是破解了“用純‘經濟’術語來界定一種生產方式的階級關系，而不考慮任何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因素”的理論看法；所謂：“在對蘇聯做概念分類時，最好將它視為一種新形式的階級社會。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權本身并不足以將一個社會界定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政治權力被國家機構的工作人員和行政人員所壟斷的地方，這些官僚事實上已經變成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當然，在這個統治精英層的不同分支(政黨、國家、軍隊、產業、治安)之間存在著差別，正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產階級的不同派別之間存在差別一樣。但不管怎樣，我們能夠將這種統治精英視為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它不受任何人的控制，也不受任何要求的控制。”[14]289-295這就是為什么政治經濟學從生產關系出發堅持唯物主義的理由，“正是對研究對象的看法不同，導致經濟學被二重化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體現完全不同的經濟科學導向”,西方經濟學“由于拒絕‘生產關系’的階級對象關系的科學表述路線逐漸淪落為資產階級的現代庸俗經濟學”,完全走上唯心主義的理論路線，“轉而以‘物象關系’(資源配置)為科學研究對象的關系設定。”可見，正是“唯物史觀知識命題定格研究對象表達”，其“集中于經濟的社會形態范疇”；而反過來，這種表達“專注于質與量統一的如何社會實現，而不屈從于一般的科學邏輯”，目的是為了“科學引出唯物史觀的知識規定——歷史類型學、矛盾結構學及其危機形態學。”[8]繼而在原理上，一旦忽略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部矛盾規定性早已結成一個工作有機整體，就可能遭致對“經濟唯物主義”的誤解，即越過資本決定論的范圍，并且不著眼物質生產領域來考察決定論；所謂：“從概念分類方面看，不可能將社會生產關系僅僅歸類為一種經濟現象，而且它也是由政治和意識形態構成的。階級概念涉及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政治權力、法律和意識形態并不僅僅是從生產關系中推演出來的，它們也可以構成生產關系的組成要素。”因此，“要使馬克思有關‘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筑’的命題具有某種合理性的話，基礎就不可能用狹隘的經濟關系來加以界定。在其最具解釋力的形式上，馬克思主義的模式宣稱，廣義理解的生產關系決定著國家和意識形態的某些方面，即不是生產關系組成部分的那些方面。”[14]296-297解決這一誤解的思想方面的準備工作是，“所要研究的問題可以歸結如下：一定時代起決定作用的層次在社會結構中是怎樣被規定的，也就是說，構成生產方式的結構的各個要素的特殊結合方式是怎樣決定社會結構中的最終決定地位的，還可以說，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是怎樣決定結構的各個層次之間的關系，最終也就是說，是怎樣決定這個結構的各個層次的相互聯結（這就是阿爾都塞所說的生產方式的母胚作用）的？”[1]260-261

五、結論與啟示：社會主義范疇的理論性質和道路品格

　　道之則象之，象之則識之，識之則意之，從中描寫的社會主義范疇的性質系于道路品格。問題不在于是否承認社會主義剩余，而在于如何承認。何謂資本命名規范?乃實體—形態也。故此，“母財—資財”是針對“生產力—生產關系”乃至“資本I—資本II”表達式意蘊的資本命名，必須根據這個原則確認“社會主義母財—資財”的所有制本位表達?。其間有兩重經濟意義需要予以深入解析。其一是勞動的解析式問題。一旦“統治發生論—統治關系論”成立，我們就要把勞動的解析式在其二重性態上確定為：生產方式—統治方式。這既是由基本綱領決定的一個關系表達式，同時，也識別出兩種不同的歷史剝削類型：直接勞動占有(直接剝削方式)和社會勞動占有(間接剝削方式)。后一類型實際上是通過建立體系化的經濟統治形式和社會方式來完成的，引出剝削的兩個歷史新特點：

　　——剝削活動更加隱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剩余價值之所以是隱蔽的，在于與直接剝削模式的家國同構相比較，一個顯著的不同是：資本同構一般擴展了剝削對象的范圍和方式，由主體—社會的共同體場域擴展至主體—階級承擔者的社會場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同剩余勞動在‘空間和時間’上是一致的，是同時進行的；而在封建生產方式中，情況則完全不同。”然則，“封建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具有特征意義的差別——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一致性和非一致性問題，也是馬克思《資本論》單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作的全部分析的基本點……因此，表示這種一致性的生產過程的二重性質，最終必然歸結為‘活’勞動的二重性質。”[1]262-264由于同質化了勞動身份，剝削的限制現在僅僅取決于剝削形式和手段，——正如馬克思所說，“矛盾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含著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而不管價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價值如何，也不管資本主義生產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資本價值（也就是使這個價值越來越迅速地增加）……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15]

　　——剝削形式的社會發展與剝削的歷史揚棄同步。這是馬克思以勞動二重性發展邏輯表征現代剝削現象的理由。一方面，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實踐二重性說到底是唯一的歷史二重規定，也是歷史成長的運動規定；另一方面，從方法論的論述高度看，歷史二重性和唯物史觀乃是理論存在的雙關語，這種二重規定必定是唯物辯證法矛盾的始源，是一切辯證法的工作始源?。而從“主體之讀”出發的工作內容注定要體現為合社會主義道路理性的勞動發展，體現為經濟決定論的自我歷史揚棄，鎖定經濟揚棄運動的總對象——社會主義共同體—商品。循著這個思路，社會主義財產關系應規定為有關于“社會主義貨幣—資本”的經濟理論邏輯，“國家要素論”是其實踐形式。說到底，社會主義社會創立的工作類型是排剝削的，由公有制領導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主客互看、主體邏輯統一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只有基于這一前提，“社會主義資本”才可以理解為有關于社會主義國家財產(或國家、集體資本)和私人資本財產(或民營資本)的形態統一。與之相反，一味地操弄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平等地競爭”的做法，實則取消了社會主義范疇的實踐規定和理論功能，無論對實踐抑或理論而言，均具有極大的危害性。

　　其二是階級的解析式問題。一旦“統治關系論—統治結構論”成立，便使得階級解析式一般化；這是自然歷史過程發生和呈現的結果，相應以“階級(統治方式)—經濟(生活方式)”之統一構型予以表征?。發生和呈現運動的統一，使馬克思有充足理由在唯物史觀形態學意義上將政治經濟學的總體存在確定為商品這一人類最為廣義的生活資料，又獨立化為歷史中的經濟資料。顯然，這是批判地理解問題的全部秘密(規定)。其促使馬克思于《資本論》商品章講述兩種階級故事：

　　——階級是一只“剝削怪獸”。在“商品”的名義下，階級具有完整的道路理性和力量根據；其促成經濟形式“生、長、化、收、藏”的運動，定格再生產循環的“五行總公式”,是為完整鏈條的統治之建到結構之建。因為一旦講明商品的階級邏輯，階級在歷史中沿著財產關系發展的路徑即自我行動化了。“對象I(共同體)—對象II(商品)”繼而引申為執行財產剝削職能的資本的工作解析式：資本I(階級)—資本II(經濟)。“資本惡”在這里被界定為關于資本I(歷史生產角色的人格化)與資本II(社會經濟角色的人格化)的內部結合關系——商品生產的勞動二重性矛盾類型(人格化—階級格)的歷史完成，乃至作為階級—經濟同構運動關系的實現。正是借由高度同一化的階級關系，馬克思得以提煉W=c+v+m理論模型，實現了對經濟的社會形態從“非同一”到“同一”(抽象統治公式)的研究轉換，并堅持把資本看作經濟的社會形態的最后收結者。

　　——物形式的剝削具有“普遍化的”思想偽裝形態。所謂階級客觀：一曰階級，一曰剝削，一曰統治；所謂階級主觀：曰階級思想，曰階級化的思想統治。階級的商品外觀賦予思想統治以普遍性、合理性和法制化的計算理性。從而，“剝削怪獸”進一步思想物質化了：階級不過是剝削的物質器官，統治不過是剝削的社會(思想)器官。這同樣是歷史二重性的理論反映形式，與剝削的階級規定的歷史相始終?。由于階級剝削內容與其經濟運動形式達成“邏輯的共構”,在《資本論》中，階級客觀與階級主觀既混成，亦有機一體，使得階級直接表現為剝削的人格化、物格化乃至事格化，而統治定位為剝削工具的具象化。更進一步，也正是這一規定凸顯資本I決定資本II的路線本質——說明資本“如何社會剝削”。

　　所以重返《〈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可以發現，馬克思在那里仔細區分了兩種形式的階級矛盾：第一種形式的階級矛盾置身于社會形態之中，是嚴格和生產矛盾內在連通的決定論工作類型，馬克思用對立、斗爭一類術語來說明這一矛盾形式；第二種形式的階級矛盾置身于經濟形態之中，本身由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實踐所啟動，屬于和經濟矛盾內在連通的決定論工作類型，馬克思用“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的術語來說明此種矛盾形式。其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表達形式即“資本I決定資本II”。在這當中，c(Pm)形式是表明了資本生產在結構上需要有一個“原始的歷史積累”。這和A本身似乎又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是，后來主體、階級、經濟的“同框關系”表明：c和v乃至Pm和A,在元亨利貞的生長形式上是高度同步的；又因之同步，算法統治的秩序得以經濟維護。然則，與其說它們是一對孿生體，不如直接將其看成同一過程不同向度的兩極化生長。

　　針對“資本惡”，拉法格教導說：假仁假義的經濟學家誘導我們，對于盲目的經濟力量降到人的頭上的可怕災難，人們必須逆來順受；社會主義者回答：我們不要這種東方宗教和基督教的宿命論！人過去能征服并馴服曾經把人當作玩物的自然界的力量，人現在也能征服并馴服他自己創造出來的社會的力量！他不無尖銳地指出，“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提供了有益的教訓。當資本主義的生產在自己發展的初期還沒有把整個資產階級群眾改變成寄生者時，重農學派、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還能公正無私地研究經濟現象和探求生產的一般規律；但是自機器和蒸汽力協助雇傭勞動創造財富之時起，經濟學家就只限于搜集對商業投機和證券投機有利的事實和統計數字，而不再去作綜合或分類，以便從中得出理論的結論，因為這些結論對于有產階級的統治只是一種威脅；他們不再作科學的研究，而向社會主義揮拳攻擊；他們甚至想推翻李嘉圖的價值論，因為社會主義的批判占有了這種理論。”[9]333經濟決定論僅僅指示“資本是經濟萬物的主宰者”。拉法格要求人們不要相信神秘化教條的決定程序，因為任何統治形式一旦離開它的階級土壤，即瞬間失去理論永恒力；社會主義運動與之相反，替換決定論的是“人民主體性的歷史生成”。“在社會主義工作范圍內，這是個‘實踐的革命構圖’，沿著工作路線：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歷史確立→社會主義主要矛盾類型不斷歷史變遷（‘社會主義主人’身份生成）→立足生活資料本位向‘人本位’進軍的按勞分配規律初成（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分配的理論和實踐）→社會主義生產規律和經濟規律的體系落成（以‘剩余價值生產目的’向‘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轉化為歷史生長底座）。”[7]有機構成是照耀現實的理論燈塔，它從資本有機構成出發，愈來愈向著社會主義有機構成（勞動有機構成）的運動方向前進。正是這種工作規定性有可能使拜物教同階級脫離，繼而徹底消滅拜物教意識。它的步驟是：第一，消滅資本的拜物教統治；第二，消滅資本；第三，消滅階級，直至最終消滅拜物教的經濟意識。為著走出資本，拉法格所憑借的正是“馬克思的經濟唯物主義”——經濟活動的有機構成。蓋因階級－經濟同構是資本“階級惡”命題的全部工作內容，決定論是統治的邏輯和理論。蓋因這一命題是意味著：“人類社會的歷史只是構成它們的階級的斗爭的歷史。”“無產階級只有粉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形式才能獲得解放。”[16]151-152馬克思則告誡我們：人類不應當從藝術、政治、法以及國家形式等方面，而應當從經濟科學方面去劃分自己的歷史。這是肯定了經濟作為人的社會存在最后的必然性的實現形式的規定性。

　　說到底，《資本論》知識原理正是“階級－拜物教經濟學”[6][17]。主持這一原理的是人類勞動發展形態和以之為根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生—矛盾工作系統。社會形態發展是矛盾的具現，并非實例的總和。于是拉法格繼而曉諭，正是借助生產方式這個歷史存在者——歷史唯物主義的決定論，人們揭露了資產階級庸俗理論工作者的謊言：“經濟學家對我們說，政治經濟學的自然規律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觀察所發現并被日常經驗檢查過的真正的規律。這是永恒的和不可動搖的規律。”[16]148謊言織就“統治理論”的現實效力，所確證的公式即是“統治力=邏輯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一方面通過階級發揮作用，一方面通過拜物教發揮作用，因而系統決定層次最終置于資本之上。這是資本的正在加速態勢!通過這個工作總中介，生產力決定論切換為經濟決定論是適時和完全無障礙的!全部揚棄工作以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破解階級與拜物教“神秘的經濟結合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現實內容的鎖定為核心。時不我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確立，正時不我待!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別無選擇，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走出階級的工作”以走出拜物教統治為始，以全部走出拜物教意識為終，只有筑牢“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真正的基礎必然是公有制),才能啟動發展和壯大主體經濟的偉大行動，最終戰勝“資本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黑格爾思想學或意識形態學的實體是主體神秘——絕對精神、普遍精神，因此，他的精神現象學和現象學格格不入。后者一般而言，是以“知識”為實體，專注于自我呈現的存在論路線考察；前者與之不同，“目標在于使精神洞悉知識究竟是什么”（是精神而不是知識在做全程運動），從而，“科學既要描述這種形成運動的發展經過及其必然性，又要描述那種已經沉淀而為精神的環節和財產的東西所呈現的形態。”（參見: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M].賀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18-19.）

　　②這一命題的確切含義是：凡社會意識皆由社會存在所規定或規范。以致在范疇生產上，可以將辯證法知識準確的形成內涵確定為“社會存在規定（或曰規范）社會意識”。 那么，社會存在究竟是如何實現對自己的社會意識做規定的呢？恩格斯指出，“這個原理非常簡單，它對于沒有被唯心主義的欺騙束縛住的人來說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個事實不僅對于理論，而且對于實踐都是最革命的結論。”從而可做出論斷：“這個原理的最初結論就給一切唯心主義，甚至給最隱蔽的唯心主義當頭一棒。”（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9.）工作中介是唯物史觀科學表達式系列的理論發現。這意味著，“經濟辯證法必須既把唯物主義世界觀又把唯物史觀作為辯證法，作為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實踐理念。”“這樣，唯物主義就成為一個不斷成長的運動系列：物質／意識→物質／行動→自然過程／歷史過程→社會存在／社會意識。”（參見:許光偉.論《資本論》矛盾規定發展的辯證法道路——以唯物史觀何以“唯物”何以“唯實踐”為線索[J].長春:經濟縱橫,2020(08):9-23.）

　　③須知，“理論對象本身就是一種特定的抽象層次上的理論對象。我們在《資本論》中看到的是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不是英國或德國……對英國例子的分析不僅在原則上與它所涉及的各個國家歷史上的例子無關，而且同它所涉及的各種擴大的關系也無關。”（參見: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302.）

　　④但是，請注意：“‘生產力’不是物……馬克思的理論把某種生產力同某一類型的社會（由自身社會關系決定的社會）的相關關系看作是必然的聯系。如果我們消除了生產力這一術語所造成的字面上的幻象，就可以看到，‘生產力’的最有意義的方面不是它們的羅列或構成，而是它們發展的速度或步伐，因為這一速度同生產關系的性質和生產方式的結構是直接聯系的。”（參見: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278.）

　　⑤這同時可認定為對“經濟唯物主義”這一術語由來的理解。在拉法格眼里，這就是“資本的經濟唯物主義”，將之命名為“經濟決定論”。并且，“可以肯定，馬克思確實使用了將社會視為一個有機體的隱喻，他將生產、法律和政府形式視為‘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同時應該強調的是，馬克思在許多場合都使用了有機整體的隱喻，但他關注的并不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而是經濟領域。”（參見:里格比.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一種批判性的研究[M].吳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223.）

　　⑥須知作為唯物史觀的工具，勞動二重性原理既是對自然歷史過程階級內容的邏輯說明，也是對經濟的社會形態統治形式的邏輯證明。單單是哲學，無法說明生產斗爭知識和階級斗爭知識的統一，只有歷史科學才能驅除“假象學”。然則，馬克思主義哲學一旦依舊接納本體論的開端預設，也就無法對“物象邏輯”產生徹底的理論免疫力。而勞動二重性的真理形式屬于“非哲學的哲學”講述句式，這樣就將哲學工具限定于批判的領域來運用。

　　⑦這實際上即是《資本論》研究對象所采取的表達形式：其是從物質生產方面接納對象運動的歷史世界，將之定格為“（生產力－生產關系）I, II”。由于一般的物質載體被延續為“矛盾運動載體”，在考察主體對象或經濟對象時，它的前提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定＝階級對象”這個階級工作規定，最終促成I－II運動從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本身運動中分化出來；不過，就經濟的社會形態始終以勞動二重性為全程的“工作場”并置身其內而論，生產方式的I－II運動從屬于A－B，是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發展關系始終以“生產力－生產關系”為表現。

　　⑧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元決定論的理論命名由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落實到對象范疇的一種工作規定，與之匹配的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的反作用性是隸屬于這個工作規定，而不是恰恰相反；可見，馬克思主義決定論就實質而言乃持有一種“矛盾決定觀”。辯證決定論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前提，通過劃開與邏輯決定論（公式主義的決定論）的工作界限而有效維護了馬克思主義決定論的分析范式，功不可沒。盡管如此，它的理論邏輯局限亦是明顯的：其忘記無論生產力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在認識根據上，均源自辯證法的分析形式，——它的前提規定正是理論與實踐基于歷史和現實性矛盾的意義統一。

　　⑨從中可發現，第三個環節（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結構）乃是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狹義表達。

　　⑩歷史道路形態分野源自對象I和對象II。如前所述，所謂對象I，意指共同體對象的“主體＋社會”工作模式；所謂對象II，意指經濟的社會形態（歷史）和自然科學所共有的商品（或產品）對象：以主客二分為基礎的“主體（財產主體）＋客體（財產客體）”模式。這樣可得到統一的生產方式歷史解析式：對象I－對象II，它的出發點是共同體－商品；其表明：不同于自然科學將知識標準的客觀性置于客體對象，以客體標準為科學標準，社會科學將知識標準的客觀性置于生產方式的對象性規定，從中提煉知行合一的實踐檢驗標準。而一旦人們將研究對象知識客體化，那么，對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研究即全面進入科學工作領域，并傾向于把商品對象設定為經濟評估的客觀標準——主體標準、社會標準、階級標準、統治標準。顯然，這是“科學解析式”（A－B）成立的內在根據與理由。

　　?于是從理論闡述功能看，商品實則承擔了“資本的精神現象學”的主體言說任務。

　　?階級惡的內容是“如何剝削”和“如何統治”，尤其蘊含統治對于剝削的系統落實。故而就工作要點看，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社會對立矛盾實則是階級（剝削）矛盾與統治道具的內在統一。

　　?既是對立規定的發展，也是統一規定的發展，“在階級社會中，‘商品—資本’‘共同體—國家’是兼有認識主體與實踐主體雙重身份的范疇。”（參見:許光偉.論生產目的規定的抽象性與具體性理性——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學“哥德巴赫猜想之謎”實踐解決的理論內涵和意義[J].呼和浩特:內蒙古社會科學,2021,42(06):105-113.）在階級生產方式的研究對象上，針對O（L）的是“共同體－國家的政治經濟學”，針對W（L）的是“商品－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然則，“說到底，資本的市場經濟學是背離了初衷，轉而追求以市民主體性的喪失換取效率,滿足于自我邏輯構圖，內在目的是阻遏、直至取消與公有制的理性結盟……新時代的生產方式變革呼吁‘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參見:許光偉,胡璇.《資本論》有機構成的唯物史觀深層景象——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二[J].上海: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01):13-31.）

　　?所謂“熊彼特批評”：“必須記住在馬克思看來，社會階級理論和經濟史觀的理論并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是兩個獨立的學說。根據馬克思的學說，前一個理論是以特殊的方式對后一個理論所作的補充，這樣就限制了對生產條件或方式的運用……這就解釋了為什么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階級問題歸結為純粹的經濟現象，甚至是一個狹義的經濟現象：由此他不能從更深的角度去看待它們，在他的分析綱要中，由于他把階級放在這樣的位置上，所以別無選擇。”（參見: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M].韓宏,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17-18.）

　　?所謂：“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然則，‘歷史→矛盾→規律（范疇）’是行，‘個別的統治形式→擴大的統治形式→一般的統治形式→轉化的統治形式’是知；其表明：只是經由階級－拜物教路線的總公式引領，生產一般由‘道路生產一般’（本身是系統形成基礎）提升為‘階級生產一般’，全面推進與展開‘商品→商品生產關系→商品交換關系→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經濟認識。”（參見:許光偉,胡璇.《資本論》有機構成的唯物史觀深層景象——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二[J].上海: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01):13-31.）

　　?復以工資研究為例，“共同體－商品”乃是建立通史規定的決定性對象，也是真正引出“剝削通論”的對象性存在。剝削是關于社會的關系性存在，從中引出生活資料的身份形式與財產形式的統一性的工資范疇及其道路主體格，——分別表征截然不同的道路矛盾類型。領主－自然經濟（經濟體式命名法）采用“身份工資＋地租”典型形態的勞動剝削方式，資本－商品經濟（沿用和上面對應的稱呼）則是“財產工資＋剩余價值”的典型形態和剝削方式；地主經濟是介乎兩者之間的特殊主體剝削方式，蓋因地基是主體組織——廣義的生產和交往，這一經濟體式應準確界定為“封建（地主）生產－主體交往和商品交換經濟”（遵循實體－形態之表達方式）。作為生活資料的實現形式，工資規定體現于“O（L）”；作為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其進一步體現于“W（L）”。以致在剝削方式上，O（L）與W（L）必須作為連體的規定。O（L）決定占有勞動的方式是“身份剝削”（由領主經濟始、由地主經濟終），勞動產品Q為統一的剝削形式和占有尺度；以之為基礎和決定前提，W（L）占有勞動的方式是“財產剝削”，轉而以勞動時間T為統一社會占有的尺度形式（并且這種剝削形態普遍以“市場”為中介形式）。須知市民社會瓦解的是共同體固有的發展形式，所強化者乃是共同體的經濟內容。這導致勞動價值論作為“剝削通論”（剝削的實踐規定）的理論化形態而出現，“剩余價值論”和“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是它的進一步應用。鑒于此，“共同體－商品生產”有必要由混成的理解模式擴展為有機的理解模式，以應對當代中國之實踐。其建立所有制形式本位研究之目的，則在于肯定道路（發生－結構）與系統（結構－發生）的同步性。進一步，“它的核心意義在于展示直接場域的構成形式，從而有利于整體對比共同體生產與商品生產的不同點，從中揭示O（L）和W（L）的機理聯系。”（參見:許光偉,胡璇.工資的身份形式與財產形式理論問題研究——兼議中國共產黨的按勞分配觀[J].長春:當代經濟研究,2021(09):5-16.）

　　?由于jj和JJ的同一邏輯，造成主體的反抗邏輯同樣采用資本形式的經濟表達這一特殊知識形態，勞動并入資本絕非出于自愿，而是資本統治體式發揮作用的一個結果。可見，工資作為統治形式，同樣屬于唯物史觀知識命題的工具范疇。它的產生是W（A）轉向W（t）的結果，同時，恰恰是算法形式的“v（A）→ v（t1）工作路線”深層次地揭露出c + v + m的社會存在。

　　?經濟決定論歸根結底是自然歷史過程的經濟社會形態用語，其從理性形式上統一了“階級惡”和“普遍統治”。所謂封建決定論，可界定為“主體導引客體的經濟決定論”；所謂資本決定論，可相應界定為“客體導引主體的經濟決定論”。而從工作形式上看，拉法格所主張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其實具有四重蘊涵：一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經濟決定論，二是資本的經濟決定論，三是社會結構的經濟決定論，四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統一四者的“實踐論規定”是自然歷史過程的矛盾論、規律論、范疇論，從而，落腳是為改造資本而設的“實踐邏輯”。經濟決定論正是基于上述規劃的“特殊知識論”：其在預示生產結構對階級結構的轉換過程中必然伴隨有階級結構向經濟結構同步轉換的同時，也試圖尋求對于“普遍永恒資本”魔咒的工作解除。所以，一旦無法正確認識經濟基礎與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的辯證互動作用關系，并且無法正確識別經濟決定論本身和上述作用關系之間所具有的一致性邏輯，則傾向于提出一種不恰當的認識要求：“對馬克思最有益的解讀是強調社會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具有首要性。正是生產關系使我們能夠在不同社會之間做出區分，它同時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速度。”（參見:里格比.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一種批判性的研究[M].吳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355.）

　　?其間的交往關系當然要做廣義的理解，否則難以認識到：“國家和意識都以相似的方式同社會的經濟結構相適應，從物質生產的一定形式產生：第一，一定的社會結構；第二，人對自然的一定關系。（總之）人們的國家制度和人們的精神方式由這兩者決定。”（參見:里格比.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一種批判性的研究[M].吳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211.）

　　?經濟主義的種種論調，目的是用包含在經濟結構中的發揮意識形態作用的理論從而經濟拜物教，繞開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和現實統治來空論主體的經濟利益訴求。一旦與實證主義、形式主義、邏輯主義以及結構主義結成思想同盟，“經濟決定論”在話語權上就向此種論調跌落，鼓吹“經濟因果論”“經濟解釋學”“GDP或市場決定論”“經濟唯一關系論”“經濟唯一基礎論”。種種說辭不過意味著經濟與階級的全面脫鉤。為此，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階級斗爭顯然也不能歸結為關于工資和工作日的斗爭，因為這種斗爭僅僅是一個環節（在工人階級政治實踐中，把這一環節加以獨立化并僅僅考察這一環節，正是‘經濟主義’的特點，‘經濟主義’主張把社會結構的所有非經濟的層次歸結為單純的反映、換位或經濟基礎的現象）。因此，各個層次的‘一致性’并不是簡單的關系，而是各種干預的復雜整體。”（參見: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360.）

　　?作為實體（資本母財），“剩余價值并不像利潤、地租、利息一樣，是一種‘形式’。剩余價值就是剩余勞動。資本主義生產中的這種對剩余勞動的特殊剝削方式……從而階級的構成方式形成了利潤、利息和資本主義地租，即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階級斗爭的形式首先表現在生產過程的一般形式之中，表現為一定界限內的力量的對抗，而這些界限（工作日界限、工資界限、利潤及其分割的界限）就是在生產過程中直接被規定下來并得到分析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考察一定社會的階級關系的結構……這個社會是通過一定的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同其他社會相區別的，那么，我們首先就要考察這個社會特有的‘轉化形式’。”這樣，我們“得出馬克思明確提出的關于經濟最終決定的定義的原則，在各種不同的結構中，經濟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為它決定著社會結構各個層次中占據決定地位的那個層次。這里不是簡單的關系，而是結構性的因果關系。”勞動（生產斗爭）、矛盾（階級斗爭）、生產力決定論、經濟決定論是聯合的命題。在斗爭場域，勞動以矛盾的規定進入資本之中，但勞資矛盾從不是簡單直接的對抗形式，而始終是由矛盾在其中起作用的歷史形式和社會條件所具體地規定的。可見，“只有在這種意識形態閱讀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結構的整個理論歸結為一種動態……在馬克思那里，對均衡的研究從來不過是一個暫時的、僅僅具有方法論意義的要素、一種敘述的簡化；馬克思分析的基本對象就是經濟結構演化的時間……在這里，歷史概念和動態概念變成了同源詞，一個是通俗的，即歷史概念；另一個是學術的，即動態概念，因為第二個概念十分確切地表達了從結構出發對歷史運動所作的規定。”（參見: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263-265、348-349.）

　　?人文科學轉入歷史科學之工作中介，在黑格爾看來，乃是“邏輯二重性”這一規定，系為“邏輯真”（矛盾規定如資本惡）與“邏輯假”（運動循環如資本普遍的、永恒的統治秩序）之自我設定意義的統一。由于整體以勞動二重性為發生－呈現規定，歷史二重性包含著對于邏輯二重性的工作克服。其沿著革命辯證法的方向突出唯物史觀主體邏輯的工作思路，集中于兩點認識：第一，勞動的矛盾規定性是階級關系的工作產物；第二，勞動歷史發展是對矛盾規定的工作走出，是對“奴化狀態”和“異化狀態”的雙重克服。

　　?正如使用價值、生產力是物質承擔者，“一個階級不能像個體在法律上是所有權主體那樣成為所有權的主體，也不能成為契約的一方或‘他方’……階級不是這一機制的主體而是承擔者，這些階級的具體特征（它們的收入類型，內部的各個階層，它們與社會結構不同層次的關系）是這一機制的結果……因此，生產資料的分配所決定的社會關系就表現為一個階級的每個個體同整個對立的階級之間的必然的關系。”（參見: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275-276.）

　　?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正式出版不久，馬克思在一次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到：這是把辯證法運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嘗試”。從成長結果看，歷史二重性的理論規定的確立完整統一了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它的認識論。統一的歷史理論可描繪為這樣的人類主體的二重實踐活動：一方面是共同體－國家路徑下主體社會關系的實踐模式，一方面又是商品－資本路徑下階級交往關系的實踐模式。既然二重實踐模式是階級關系的生成前提和必然產物，其必將伴隨階級社會的始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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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鄭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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