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020年的全國出生人口比分別是117和108.3，雖然20年間出生人口性別比有所下降。但長期存在的出生人口比失調，必然意味著每個年齡都會有相當比例找不到配偶的光棍存在。他們主要集中在農村。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楊華在其所著的《鄉爭》一書中分析指出，農村出生性別比顯著高于城市，尤其是在80后進入適婚狀態后，這一現象表現得更為突出，不僅是因為他們在高性別比下出生，而且人口流動中，適婚女性可以進入城市擇偶，以至于加劇了農村地區適婚男性擇偶競爭的壓力。
01
從本地婚姻市場到全國婚姻市場
在農村尤其是父母包攬為兒子解決婚姻大事的北方農村，擇偶競爭尤其激烈，適婚男性不得已甚至要在下一個年齡段尋找結婚對象，或者上一個年齡段找二婚女性。
當然，這種競爭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婚姻成本提高。過去很長時間內，各地農村中生養男孩尤其是突破計劃生育政策生育多個男孩的家庭，都有多子多福的期許，但等到孩子到了適婚年齡，婚姻成本則成為了這類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婚姻成本不僅包括飽受爭議的彩禮，還有為兒子成家建房、買房、買車以及后續生養孫輩的經濟成本、撫養時間成本。《鄉爭》這本書認為，傳統通婚圈內存在因自然和經濟條件地區之間的擠壓，比如山里鄉村的姑娘嫁到平原地區，平原農村的姑娘嫁到城郊，城郊姑娘嫁進城里。也就是說，優勢地帶可以因此彌補超常規性別比帶來的適婚女性不足的問題，而同時放大劣勢地帶適婚女性的緊缺。很顯然，優勢地帶農村的適婚男性家庭，還可以因此對沖降低相關的彩禮等成本。
現在的問題是，全國婚姻市場其實已經形成。一些地區過去構成通婚優勢地帶的鄉村，相較于更為富裕、男女平等觀念更為深入人心的地方，對本地劣勢地帶女性嫁入的吸引力下降。而這些地區的劣勢地帶，適婚女性外嫁“流失”的問題更加顯著。
正如書作者所說的那樣，浙東、蘇南等地區，雖然農村男性找外來打工女性結婚肯定不是首選，但終歸不用打光棍，因而這些年來，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鄉村光棍現象減少——所對應的，肯定是適婚女性流出地的農村光棍現象在加劇，而即便已經婚育的農村家庭，離婚率也有顯著升高。
一些地方光棍現象變得更為突出，影響社會安定，這肯定構成相關的問題。但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應該說積極效應要遠遠大于問題。
不在少數的地方（無論農村還是城市）長期以來因循著將女性定義為生育機器，家族、家庭中女性社會地位很低，在家庭中需要完全聽命于丈夫以及公婆，需要承攬幾乎所有家務，加之生育政策的影響，使得農村家庭普遍抗拒生養女孩，女嬰因病因故夭折的比例也超出正常值。
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讓許多女性看到了跳出命運悲劇循環的可能。即便留在本地選擇適婚男性結婚的女性，自立意識也大大增強，公婆等長輩以及夫家其他成員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隨意欺壓媳婦。而且，隨著二孩、三孩政策的出臺，很多家庭不再那么排斥生養女孩。
02
天價彩禮究竟遵循著什么邏輯？
《鄉爭》書中指出，近年來各地農村地區的彩禮水平線顯著提高。但彩禮比較高的地方，光棍現象就不那么突出——也就是說通過彩禮的交換，一些農村地區成功地保留了原有的、傳統的通婚圈，將適婚女性留在了本地。反之彩禮較低的地方，光棍就比較多。
這也意味著，近年來一些地方的基層部門力推對天價彩禮現象進行打擊，但在全國婚姻市場形成、農村適婚人口性別比難以短期平衡的情況下，這種舉措要么淪為一紙空文，要么就反而加速使得本地農村女性外嫁，“制造”出更多的本地光棍。
一些在本地結不了婚的男性會通過種種方式，“引入”諸如越南、緬甸等國的外籍女子。有意思的是，這種現象往往也會因有關部門的清理整治而式微。
如《鄉爭》書中所說，彩禮行情與父代對子代的婚配責任有關。在南方地區，父代的婚配責任最低，甚至而言，當子女滿了30歲還沒有結婚，親族、朋友會對子女而非父母進行非議，認為這樣的子女沒有責任心，應當自己想辦法盡快結束單身結婚。而在中部地區，婚配責任呈中度狀態，而在北方，婚配責任最高——催婚壓力最終累積到了父母一端。
在南方不少地方的農村，因為高度融入全國婚姻市場，父代對子代的婚配責任又不大，所以彩禮很難上漲到比較離譜的地步。但一些個體條件有問題的男子，也確實因此無法獲得父輩以及親族其他成員的幫助，無論如何都找不到婚配對象。
而在北方，村莊通常由多個小親族組成，彼此之間構成激烈競爭。基于過去長久的生存邏輯，成婚男丁（及其繁衍后代的能力）是親族在競爭中獲勝的關鍵。因而父代在子代婚姻中的責任變得特別重大，如果不積極履行，周遭親族成員會施加很大壓力。這種情況下，北方地區農村的女方家長會越發感覺到自己的優勢地位，會提高彩禮要價。而同時面臨著本地和全國兩個婚姻市場壓力的男方父母，則在可承受范圍的極限內，盡可能滿足女方家庭的要求。
也正因為此，北方一些地方農村每到過年期間，就出現批量化的閃婚現象，從相親到洽談，再到訂婚、結婚擺酒，甚至在十多天內都完成。這就使得許多婚姻缺乏感情基礎，一旦觸及相關的矛盾，就很容易走向離婚。不僅如此，北方農村的男方父代，還必須擔負著過去難以想象的后續為子代購房購車、家務、撫養孫輩等重任，并不能像過去那樣隨便呵斥上門媳婦。
03
天價彩禮的例外，為什么？
《鄉爭》書中提到了山東濰坊——與河南、甘肅等地有著較強的父代責任，但彩禮水平卻并不高。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例外？
濰坊農村地區的工農業發展較好，市場經濟發達，就業機會富裕，因而本地勞動力總體上在本地就業，較少外流，還有一些進入當地就業的外地年輕適婚男女。這就總體上修補了當地的男女性別比，擇偶相對容易。
更重要的是，一來，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好，因而女方家庭通常并不需要依托嫁女兒收獲彩禮，來籌集為兒子娶媳婦準備的彩禮；二來，就業相對容易，且收入相對較高，使得本地適婚男女具備了成家立業的基礎財力，不必“啃老”；三來，無論是男方家庭還是女方家庭，老人都可以通過各種非正規就業機會就業，帶動了家庭的整體經濟收入。所以，父代支持子代成家立業，不必“畢其功于一役”，而可以通過長期細水長流地進行投入。
另一種例外，出現在四川省的成都平原農村。據書中所說，成都平原農村相對缺乏較強的血緣地緣認同（四川盆地范圍內的現有城鄉居民，多數是清代中期以后由省外遷徙而來的移民的后代），因而適婚男女是否結婚，在當地被純粹界定為兩個家庭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就是兩個人的事情。村落、家族、親族即便有人催婚，壓力也不會太大。
有趣的是，在成都平原農村，結婚后，非但夫妻小家庭的獨立性很強，對于雙方父母以及各自的親族圈、朋友圈依附性很小，而且夫妻之間的獨立性也很強，有很多家庭的夫妻財務都是獨立的。這就使得婚姻締結和解除的各種障礙都被無形之中去除了。
《鄉爭》簡介
《鄉爭》是一本2022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楊華。
內容簡介
《鄉爭》一書聚焦的主題是當下鄉村社會內部和外部的社會競爭。競爭，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也是社會活力的重要源泉，沒有競爭也就沒有今天中國鄉村社會的繁榮與富裕。21世紀以來中國鄉村面對的是怎樣的競爭情勢，競爭又會給農民個體、家庭、鄉村、城市，甚至整個中國社會帶來什么影響？本書通過幾年來與華中鄉村研究團隊的集體調研，按照“農村婚姻”“家庭關系”“南北社會”“村莊競爭”“收入結構”等五個維度，對這一主題進行全面研究，鮮活地呈現了鄉村社會變遷的內在的機制與邏輯，為我國的三農問題的決策提供非常有價值的參考。
作者簡介
楊華，社會學博士，現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特聘研究員，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農村社會學、基層治理研究。在CSSCI發表論文80余篇。
目錄
序：經驗研究需要想象力郭亮Ⅰ
研究緣起Ⅶ
農村婚姻00
誰是婚姻擠壓的對象00
“天價彩禮”的機制與邏輯0
市場機會、婚姻成本與代際支持0
東部何以產生“剩女”0
農村婚姻穩定的條件是什么0
農村婚姻穩定的三種類型0
何以姻親偏重0
家庭關系0
成都平原農村家庭關系的性質及其影響0
撫養、教育與婚配：農村父代的責任0
目標、勞動力配置與財產制度0
家庭演進的三個階段：政治、經濟與情感0
老年勞動力的市場機會0
什么人才算是老人
老年人的精神負擔
女兒養老的倫理構建
南北社會
政治、人情與強人
農村人情競爭的區域差異
南方村落中的懶漢
孝昌農村“分裂的宗族”
農村公事中家族代表的虛與實
“鄉賢”歸根的難處
基層找誰做工作
村莊競爭
新鄉賢的資源由誰來承接
面向年輕人的村莊競爭
信仰的分化
農民打麻將的三重境界
修路改變觀念
時空壓縮的農民分化
村莊競爭、資源調動與壓力的承受者
收入結構
地租經濟與農民工的社會融入
求解餐桌上的大量浪費現象
經濟作物與農村中等收入水平
代際分工與農民家庭收入
農村的“收入斷裂帶”
農村的“中等收入線”
農民收入的“天花板效應”
東中西差異
圖書選讀
性別、地域、家庭、婚姻、收入，中國鄉村面臨著怎樣的競爭情勢？
在全國各地農村調研了解到農村男女雙方家庭談婚論嫁，除了談怎么走既定的程序之外，主要是敲定“彩禮”。
有的農村地區彩禮已由幾千元錢迅速漲到了十幾萬乃至幾十萬元，如果算上其他的花銷，包括宴席、請媒、房子、車子等，結一個婚下來，男方父母要花費四五十萬元。“天價彩禮”制造了諸多社會問題。
據觀察，天價彩禮與這幾個現象往往聯系在一起。一是光棍。出人意料的是彩禮比較高的地方，光棍相對比較少，反之彩禮較低的地方，光棍就比較多。二是通婚圈。彩禮較高的地方一般還保留著傳統的通婚圈。適齡男女多在本地找對象。而彩禮較低的地方，傳統通婚圈被打破，外地婚成為主要的婚姻形式。三是代際責任。父代對子代婚配責任較重的地方，一般彩禮也較重，而責任較輕的地方，彩禮也輕。四是外地婚。彩禮低的地方外地婚占主導，外地婚的特點是彌散性的，全國各地的都有。
彩禮高的地方外地婚少，且有集群性特征，一般是在本地結不了婚的男子娶其他省甚至越南、緬甸等外籍女子。高彩禮與父代責任重、保留傳統通婚圈及光棍少等聯系在一起，而低彩禮則與父代責任輕、通婚圈被打破及光棍較多掛鉤。
父代對子代的婚配責任有高中低三個層次。父代的婚配責任最低的是南方地區，該地區普遍屬于宗族結構和觀念較強的地方。父代責任呈中度狀態的是中部地區，主要以長江中上游流域為主，其人際關系明顯呈原子化狀態，這里的父代有較強的為子代成婚考慮的意識，包括為兒子在縣市買房子、還房貸和帶孫子，但若實在無能為力，也不會有太大的愧疚感，因為自己盡力了。父代的婚配責任最高的是北方地區。
在父代責任較低的南方農村，生兒子、傳宗接代的觀念很強，這些地區計劃生育三十幾年，純女戶一直比較稀罕，突然一個鄉鎮出現一兩戶純女戶，便成了鄉鎮干部自豪的政績。照理說，在該地區，父代對子代的婚姻問題應該很上心才是。但事實是，在南方農村，父代將子代養大成人之后，對子代的責任就變弱，特別是在子代成婚之后，就從對子代的付出轉為向子代要求回饋，子代對父代的責任增大。
子代成婚可以視作是父代的人生任務，父代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子代做好這個事情，但不會將自己畢生精力和身體健康都耗在子代成婚上。婚配主要是子代個人的事情。父代要做的，僅僅是舉辦一場婚宴，讓子代在儀式上完成婚姻，至于建（買）房子、說媒、彩禮等，父代有能力做就做，沒能力就不做。父代不做這些，也不會覺得虧欠了子代。所以在南方農村，父母沒有強烈催婚、逼婚和強迫相親的現象。如果子代多年都沒有帶女朋友回來，輿論上的壓力主要不是針對父母，不是說父母沒有本事為子女成婚，而是針對子代本身，說子代這么大了還不懂事，也不考慮自己的父母都五六十歲的人了，還不趕緊找媳婦結婚給父母抱孫子。父母的年齡越大，子代承受的壓力就越大。
在南方農村父母看來，兒子娶媳婦，是要兒子自己去完成的。兒子自己找到了對象，意味著完成了對父母的責任，為父母完成了人生任務。父母的人生任務完成了，說明兒子是為父母著想的，對父母是孝順的。若兒子三十老幾都帶不回對象，就說明他是吊兒郎當的，不為父母著想。這樣的人就是不孝順的。父代對子代婚姻的責任不那么強，就可能造成子代因各方面條件太差而無法找到對象，就會給父代傳宗接代的期待蒙上陰影。這個問題在南方農村有解決的辦法，如果一個家庭有兩三個兒子，家庭經濟條件太差的話，宗族家門會合力為最大的兒子成婚，包括出錢、出力和動用各種關系，這是宗族成員的義務感使然。只要有一個兒子結婚生子，就可以完成父代的血脈傳遞。當大兒子成婚之后，其他兒子結婚的義務就不再落在宗族成員身上，而是他們個人自己的事情了。
質言之，在南方農村，男子的婚配問題，主要是其個人的事情，而不是父母的責任。
在人口流動大背景下，男子個人要解決婚配問題，就得到打工流入地去解決。在打工地有時間和機會接觸更多的女孩。在家鄉本地，時間上只有過年前后的一個月，比較倉促，而且本地女孩也都流出去了。結果是，南方農村在務工潮來臨之后，外地婚就越來越多，娶外地媳婦也越來越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歧視外地媳婦的觀念逐漸退卻，進而使得本地傳統的通婚圈被打破，本地婚越來越少。
傳統通婚圈被打破意味著本地婚姻市場被納入到全國婚姻市場中。南方農村的男子是在全國婚姻市場上進行“婚姻交易”，女方父母嫁女兒也是在全國市場上“要價”。男子的婚姻成本等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女方的要價也是全國的平均價格。即便依然是本地通婚，但女方已屬在全國市場上要價，如果女方對男方的要價高于全國的平均價格，男方就會感覺負擔不起，或者劃不來，他們就很可能放棄本地婚，到打工地去找外地媳婦。外地媳婦所能要的也是全國平均價格。全國市場的婚姻是要不起高價的，所以彩禮在當地就不會因為某些女方家庭的要價高而水漲船高。婚姻的其他成本也是這個道理。
比如下邊這個典型案例。湘南某地一對男女初中畢業后自由戀愛，女方家境不好，嫁女兒時要男方給三萬元錢彩禮，這不僅遠遠高于本地一般的彩禮價格，且與自由戀愛的預期相反，于是男孩不同意，而女孩則要求男方必須出這個價格。男孩一氣之下就沒有結婚，給女孩及其家庭丟下一句“愛結不結”的“豪言壯語”。后來此人在打工地找了個福建的女孩。
既然婚姻是男子個人的事情，能不能成婚就主要與個人的條件相關，而與家庭關系不那么緊密。在打工地結交女孩，首先考慮的是愛情。個人的情況包括，一是外出打工的能力，這個是必要條件，留在家里的男孩很難找到女朋友。二是男孩的長相吸引人、能夠哄女孩子開心。如果長得不帥氣，不能“靠顏值吃飯”，還老實巴交不敢跟女孩子搭腔，也難以找到對象。三是經濟上出手闊綽，小氣的男子不討女孩歡心。如果不能滿足這些條件，就難以在打工地收獲愛情。還有的情況是，個人各方面條件都還可以，但就因為婚姻是個人的事情，年輕的男子在十幾二十歲的時候想好好地享受一下青春時光，沒有把婚姻當回事，當蹉跎了歲月，一轉眼就過了結婚的最佳年齡，把自己給耽擱了。同樣，因為婚姻是個人的事情，就得個人去追求滿足婚姻的各項條件，努力掙錢、買房子、買車子等，等到這些都有的時候，自己年齡也大了，也就難以再找到合適的對象了，于是也給單著了。
南方農村婚配上的個體條件可能會被放大，家庭又不“給力”，一切需要個體努力，就使得那些個體條件有問題（殘疾、丑陋、不會交際、不大方、經濟條件差等）的男子，很可能找不到對象而成為光棍。這樣的情況很多，光棍也就很多。即便最終結得起婚，也因為他們揮霍青春，或者在為結婚積蓄能力上花了很多時間，導致結婚年齡也普遍較大。二十六七歲比較普遍，過了三十歲才結婚的也不在少數。南方農村婚姻的締結多因男女雙方的自由戀愛而起，他們在打工地從談戀愛到結婚要經歷一年到兩年的時間，因此婚姻聯結相對比較牢固，閃婚的現象不是很多。有穩固的愛情紐帶，這里的外地婚較少出現“閃離”或女方“跑婚”的現象。
在北方小親族地區，村莊內部由多個小親族組成，小親族之間在各方面進行著激烈的競爭，包括村莊政治、人情面子等。競爭勝負的基礎在于成婚男丁，這樣的人越多，人多勢眾，發生矛盾時贏的機會就大。每個小親族、每個家庭都希望多生男孩，并為男孩成婚，以便于再生更多男丁。在這里，生男孩不僅僅是傳宗接代的邏輯，而且是再生更多男丁的邏輯，那么，為每個兒子結婚就變得很重要，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就非常強。小親族競爭的邏輯強化了父代對子代的婚配責任。
在豫東、皖北、皖西南等北方農村地區，父代為子代成婚就是他們的人生任務，完成人生任務是他們畢生的追求。如果沒有給每個兒子結上婚，就意味著人生任務沒有完成，在他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如果生了兒子卻不能幫他成婚，就是自己的最大過錯和失職。只有給兒子成婚了，才覺得對得住兒子；為兒子該做的都做了，在兒子面前才能挺直腰桿子。男孩自己卻不怎么操心結婚的事情，一切聽從父母安排便是，從相親到結婚，都由父母一手操辦。年輕人自己打工掙的錢也交給父母支配，積累起來以備婚姻的各項花銷。
父代在子代婚姻過程中要做的主要有三件事情，一是準備子代結婚的相關條件，這需要花費半輩子時光；二是在兒子婚后償還婚姻所致的一切債務，這是父代的責任，與子代小家庭無關；三是給子代物色合適的婚配對象。
就第三件而言，父代會在哪里為子代物色對象？自然是在本地物色，因為他們人就在本地，本地婚也一直受到追捧。他們通過本地的親朋好友、專業媒人、中介機構等，在本地給子代尋找合適的對象，這會強化本地既有的婚配方式和對本地婚認可的觀念。其結果是，傳統通婚圈并沒有因年輕人外出務工而被打破，反而被加固了。本地婚優于外地婚的觀念也被強化了。
傳統通婚圈的維系，使得北方農村的婚姻被置入兩個市場之中，相對穩定和封閉的本地市場，與之相對的是開放的全國市場。當前全國市場的基本特點是，由于男女性別比的失衡，全國婚姻市場上的競爭較為激烈，女方家庭占優勢，男方家庭處在婚姻焦慮當中。在此背景下，北方農村的本地市場也受到全國市場的沖擊和擠壓，一個是本地市場上女孩流向全國市場，本地市場內部適婚男女比重失調愈發嚴重。另一個是男女雙方父母會感受到全國市場的高度競爭，全國婚姻市場上競爭越激烈，對本地婚姻市場主體的心理沖擊也就越大，本地男方家長就越發體會到兒子成婚的難度，而女方家長則越發感受自己的優勢地位。
于是，男方家長為了加大兒子的成婚可能性，或者更快、更早地配對成功，就會努力提高自己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包括建更寬敞更漂亮的帶院落的房子、給更高的彩禮。男方家長之間在各自條件上的競爭，抬高了彩禮的價格，提高了婚姻的成本。
同時，女方家庭處于賣方市場，勢必“待價而沽”“伺機出價”。她們的市場越景氣，她們就越掌握談判的主動權，可以要更高的價格。她們不僅自己要更高的價格，還相互競爭、攀比彩禮。如果誰家彩禮較低，就會覺得這家的女兒不好，是“便宜”嫁女兒，全家人都沒面子。有的女方家庭甚至會在結婚當日突然要更高的彩禮，否則就不放人。更有甚者，有的女孩在家長的挑唆下，在洞房之夜也要額外的彩禮及相關婚姻物件。索要彩禮高的家庭，在當地會樹立新的“標桿”，成為其他待嫁女家庭競相超越的對象。這樣，女方家庭之間在彩禮的競爭，也極大地抬高了彩禮價格和婚姻的成本。
全國婚姻市場競爭越激烈，北方農村本地婚姻市場上的競爭也就越激烈，彩禮的要價就會不斷攀升。基于本地婚天然的正確性，男方家庭不會輕易到全國婚姻市場上去尋找女子，也就加劇了本地市場要高價的情況。
由于父代的責任強大，父代就會集全家之力，調動家庭所有的資源為子代成婚。家庭經濟狀況成為北方農村婚配最重要的條件，而個人的稟賦和條件則退為其次。這就是為什么有些男子相親無數而無果，一旦家里建了個帶院落的房子，就立馬會獲得主動的緣故。因為集全家之力、因為個體條件不重要，那么那些個體條件差的男性也可以結婚。只有家庭真正非常貧窮的男子結不了婚，故而當地的光棍發生率反而不會像南方農村那么高。
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也就是找到女孩結婚，北方農村的男方家長除了在彩禮、房子等硬性條件上下功夫外，還在結婚的年齡上下功夫。他們會在男孩十六七歲的時候就開始謀劃相親，如果被相中，就在十八九歲結婚。如果不成功，則有時間多相親幾年，直到二十四五歲的時候相中為止，而過了這個年齡就很難再相到了。人們相信媳婦難找、彩禮會越來越高，越早出手對自己越有利。所以，由于本地市場的高度競爭，北方農村相親、結婚的年齡普遍偏低，早婚現象嚴重。
父代組織的相親，不是出于愛情而結婚，于是北方農村的婚姻還伴隨幾個顯著現象，一個是“閃婚”，每年過年期間密集相親，許多人相中之后在十數天之內就走完結婚的全過程。另一個是“閃離”，閃婚使得男女婚姻沒有強有力的維系紐帶，沒有感情基礎，在相處一段時間后覺得不合適，或者覺得有更合適的就快速離婚。還有一個是“跑婚”，外地婚的女子到本地生活一段時間之后容易跑掉，這些女子一般是從大西南被介紹（有的是被騙）過來的，過來之后覺得與想象的相差太遠，便尋機跑掉了。也有的是自由戀愛后女方到男方家庭生活，覺得本地太窮、太苦而出走。
由于北方農村本地市場的存在和內部的激烈競爭，便衍生出了以農村婚姻為生的行業，包括傳統的非職業媒婆轉變為職業媒婆，婚姻中介機構在北方農村興起；還有些帶有非法性質的如拐賣婦女、騙婚團伙等皆出現；北方農村新近還出現了專門從越南、緬甸等地介紹婚姻的組織，他們不僅從這些國家介紹女子過來，還對她們進行專門的語言、生活方面的培訓等。這些次生市場，是北方本地婚姻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些父代無論怎么努力，都無法為其成婚的男子，最終也就成了光棍兒。但因為北方農村父代為子代婚姻負起了巨大的責任，在全國婚姻市場上競爭力相對較強，因而子代成婚的可能性大，光棍的發生率較南方農村低很多。
北方農村彩禮和婚姻成本的不斷攀升，給男方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婚姻壓力和焦慮，中年一代的家長承受了主要的壓力，他們不僅為此耗盡了他們最好的年華，而且還為此負債累累，到五六十歲還要為還債而遠赴他鄉打工。等到他們終于還上了所有的債務，也到了暮年，如果身體垮了，沒有勞動能力了，不再可能為余生創造生活所需，那么一切都還得依靠兒子媳婦。但是那時，他們的兒子媳婦正處在負擔最重的中年階段，對年老的他們也可能無暇顧及了。
綜上所述，“天價彩禮”的基本邏輯線索如下：
1. 在南方農村，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較弱，婚姻成為子代個人的事情，他們就得自己解決婚姻問題。打工潮的出現使得他們更多的是在打工地尋找合適的對象，從而使得傳統通婚圈被打破，而成為全國婚姻市場的一部分。即便是本地人相互通婚，只要被置于全國市場，就要不起高價，因而南方農村的彩禮和婚姻成本普遍不高。
2. 在北方農村，父代對子代的婚姻責任很強，為子女締結婚姻成為父代重要的人生任務，他們要為子代的婚姻負責。父代在本地為子代尋找合適的對象，維系了本地傳統的通婚圈。全國市場上的失衡性別比使得本地通婚圈內的婚姻競爭愈發激烈。男方家庭為了在競爭中勝出，就會加筑自己的條件，給出更多的彩禮。女方家庭在本地市場中的地位更有利，談判話語權更強，就會向男方家庭提出更高的條件如要更多的彩禮，而且女方家庭會在婚姻條件、彩禮上相互攀比，從而不斷推高彩禮價格。
3. 在婚姻市場中，全國市場是要不起高價的，只能要平均價格，只有本地婚主導的市場才能要高價。因而，“天價彩禮”只存在于本地婚市場中。哪里有本地婚市場，哪里就會有“天價彩禮”。
4. 在南方農村，由于父代責任相對弱化，婚姻成為年輕人個人的事情，單薄的個體難以在婚姻市場上形成競爭力，因而晚婚、光棍現象比較多。在北方農村，由于父代對子代婚姻責任更強，婚姻成為整個家庭的事情，舉全家之力為子代成婚，子代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就較強，因而成婚的概率就比較高，光棍相對較少。由于父代責任的差異，全國婚姻市場上的失衡性別比造成的三千多萬剩男，以南方農村男子為多，而這些南方男子又以“老少邊窮”地區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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