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學界多將《朝花夕拾》視為魯迅的回憶散文，但它也可以被視作魯迅一個人的“民國的建國史”，是魯迅從個人經驗和記憶出發，對“民國的起源”的書寫。辛亥革命和隨之建立的“中華民國”是魯迅念茲在茲之所在，但1925—1926年發生的諸多事件,使他強烈地感覺到“中華民國”正在消逝。由此在魯迅心底所激起的民元和民元前的記憶，是“舊事重提”的內在動力。
關鍵詞：魯迅；辛亥革命；《朝花夕拾》；民國建國史
2021年是魯迅140周年誕辰，辛亥革命爆發110周年。《藥》《阿Q正傳》《風波》《頭發的故事》等常常被看作魯迅對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展開批判的核心文本，而魯迅對辛亥革命的正面評價，似乎因缺少有體量、容量的文本，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辛亥革命之于魯迅的意義之更深入、更復雜的認識與討論，以及對由此而引發的魯迅與辛亥革命復雜關系的探究，進而影響了對魯迅與現代中國之關系這一重要命題的深入思考。誠然，不徹底性是辛亥革命的一面，但魯迅也從未否定辛亥革命，因此，對不徹底性的批判正是對一場徹底革命的期待。一個必須追問的問題是，對魯迅而言，怎樣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徹底的革命？
本文擬以《朝花夕拾》這一近年日益受關注的文本為中心，探究魯迅與辛亥革命這一在其生命中占據重要位置的事件1之關系，從而延展到魯迅對理想的“現代中國”的想象。從相當程度上說，魯迅一生的寫作、思考和實踐，都為著一個明確的目標：他所理解的理想的“現代中國”。正如他在臨終前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所說：“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跡，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它的。”2他將自己一生的很多寫作，所謂“焦唇敝舌”，都說成是因為對既是事實，也是“中華民國”之象征的“剪辮的自由”之“愛護”，而“恐其衰微”的焦慮更令人心神振動。在我看來，《朝花夕拾》中就包含了魯迅對辛亥革命及其成果之“中華民國”的復雜情感和深入思考。
一、題解
1925年2月起至1926年12月，在許多非虛構的文字中，魯迅不斷直接地談及民元、民國和辛亥革命，其頻度之高，超出了任何一個時期。除了致許廣平的四封信外，較為重要的就有《戰士和蒼蠅》（1925年3月）、《燈下漫筆》（1925年4月）、《雜憶》（1925年6月）、《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1925年12月）、《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1926年3月）、《為半農題記〈何典〉后，作》（1926年5月）及《馬上支日記之二》（1926年7月）、《〈阿Q正傳〉的成因》（1926年12月）等。此外還有一些更簡略提及的文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三·一八慘案”當天，魯迅完成《無花的薔薇之二》，雖然僅僅是在“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一寫作日期中使用了“民國”的名號，但顯然不能將這一日期的獨特表述僅僅理解為對制造了慘案的北洋政府之憤怒，實際上，這一勾連中包含著他對民國建立以來的歷史的判斷，以及他對民元和“中華民國”的態度。
也許《看鏡有感》（1925年2月）可以看作魯迅對民國較為集中的思考之發端：“現今……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3問題與幾年前幾乎一樣，但魯迅卻從常常被忽視的日常表達中發現問題，且將其歸結在國粹和奴性上，而不再是觀念與行動的矛盾這樣簡單而表面的判斷。4因此，真正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魯迅面對“革命的第二天”后出現的種種問題之思考方法：他要回到革命發生的時刻，回到革命的過程中乃至源頭去，用革命精神最為高漲、蓬勃的時刻映照現實的黑暗，在對無望的現實之分析中檢討革命起源和進程中所遺留的禍根。
實際上，自《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就從未忘卻，也從未撇開辛亥革命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說，對辛亥革命的先驅者、犧牲者徐錫麟、秋瑾的懷念正是《狂人日記》《藥》更為內在的敘事動力。但那畢竟是小說，且敘事主體并非辛亥革命。而以雜感和散文的形式，直接而頻繁地言及辛亥革命這一事件，在魯迅的寫作史上至為鮮見。他究竟要借這一事件，借他自己的經驗，談論什么問題？他又是如何敘述并思考的？
也許正是見多了“怕用民國紀元”的人和類似的事，寫完《看鏡有感》后的第三天，他就有了更激烈也更著名的表述。文章不長，含義豐富，謹全文照錄如下：
我想，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否則，那就可怕。
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里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5
短文至少有以下含義：（1）在1925年的現實中，“中華民國”已經消逝；（2）烈士的血被人們并非故意地“踏滅了”；（3）民國的來源已經失傳，因而希望有人認真“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6。無疑，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魯迅對“中華民國”的深情，對其精神的高度認同，和他對現實的極度憤懣，以及他退而求其次的解決辦法。但其中的第三句，需要更細致地體味，才能看到隱含其中的另一個意思，即革命成功后很短的一段時間里，他竟有擺脫了奴隸身份的感覺。就表達而言，頗有意味的是，幾乎每一句都采用“我覺得”這一非常主觀化的形式。正因這一“主觀真實”的強烈程度，使其從此便盤踞心頭，讓他不斷回到這個話題，回到“民國的起源”中去。某種程度上說，魯迅在1925年及其后的相當一部分寫作都是從不同側面、在不同程度上回應這一總體性問題。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將《朝花夕拾》看成魯迅“一個人的‘民國的建國史’”，即他個人所親歷、體驗、理解的“民國的起源”。
之所以使用“一個人的‘民國的建國史’”的表達，并非要突出魯迅對“個人”的注重，而是要強調《朝花夕拾》鮮明的個人性，即寫作上的獨特性。從其獨特的書寫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個人性如何與大歷史相勾連，或更準確地說，他是如何書寫嵌入大的時代和社會中的個人經驗的。
誠如陳思和所說：“《朝花夕拾》是寫一個人由童年、少年到青年的教育成長史。……只有把它作為整本書來讀，才會清楚地看到，這本書描寫了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的教育成長過程。……反映整個中國從傳統到現代轉型過程中教育的變化，及其對一代人成長的影響。”7但是，在魯迅個人成長史的脈絡外，在他將自己的“教育成長過程”公之于眾，以實現其批判目的之外，是否還包含著更大更深的指向？
在對《朝花夕拾》的解讀中，還有一種比較有影響的讀法，即將確實很抒情的這十篇散文的寫作視為“無地彷徨”中的“精神還鄉”之旅。誠然，在《朝花夕拾》中，我們能看到“故鄉尋夢與成長記憶”，能讀出滲透在文字間的“親情意象與往事抒懷”，也能捕捉到魯迅“重識鄉俗與文化尋根”的強烈意向。8但這樣的解讀抓住的只是字面的意義，忽視了《朝花夕拾》“整本書”寫作的歷史語境，尤其是1926年在魯迅生命史和精神史上承前啟后的特殊性。那些“舊事”“朝花”絕對不是1926年的魯迅在精神上回到過去的渡船。何況魯迅記憶中的過去，不僅有溫馨的親情，還有刻骨銘心的傷痛。更重要的是，魯迅絕不會為回憶而回憶，而是別有寄托，其中蘊涵著他對歷史、現實和未來復雜關系的深刻思考。
對“舊事重提”和“朝花夕拾”的命名時刻，及其書寫過程的考察是重新進入文本的必由之路。“舊事重提”是回應現實中的問題，是應對現實的行動，這是《狗·貓·鼠》的寫作動力。但1927年5月初，魯迅將“舊事重提”系列文字改題為“朝花夕拾”，也并非出于修辭的考慮，更不是為了給“故事新編”預留題名，而是源自他到廈門、廣州后遭遇的現實，源自他對這一現實與歷史的關聯之認識。這一修改，既包含著魯迅對“散文”文體的非本質化把握，更充分地體現了魯迅借助個人成長的經驗希冀實現的情感教育意圖，而這一意圖在更深的層面則指向“民國的建國史”，即個人的成長與辛亥革命的關系之個人化的書寫。9
二、民國的危機與魯迅的應對
革命的第二天，總會有革命者的分化和蛻變。革命者必須面對這一難題。孫中山逝世后，“蒼蠅們”又嗡嗡地叫起來，他們首先發現了戰士的“缺點和傷痕”，并且“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魯迅說，“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10一年后，魯迅應邀寫《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他說：“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而且說：“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11然而現實恰恰是不記得的人很多，“永遠的革命者”更寥若晨星，多的仍然是“蒼蠅”和“蚊子”。此刻他就正被一群自詡為“正人君子”的人圍攻，從去年底痛打“落水狗”的主張再次遭到冷嘲和誤解后，他一面從容應戰，一面倒似乎喚醒了塵封的記憶和經驗。顯然，這些記憶和經驗正是他不僅仇貓還要痛擊“落水狗”的最初原因。而“正人君子”們的大肆圍攻，正因肇端于1924年、發酵于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
有論者將魯迅1925年開始的“雜感文書寫實踐”視為與孫中山北上相呼應的、應對“共和危機”的方式。12事實上，與其說那是“共和危機”，在中華民國的語境下，不如直接稱為“中華民國”的危機或“民國危機”，它指的是中華民國在國家主權、國內政治、經濟乃至倫理道德等文化領域遭遇和出現的諸種困頓、危急、無序的狀態。無論如何，這一勾連無疑很重要，對理解1925年及其后的魯迅是不可或缺的視角。1924年11月，孫中山說：“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象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13魯迅是否讀到這篇演講稿，尚無證據，但他們對中華民國現狀的極度不滿無疑是高度一致的，他們都強烈地感受到了民國的危機，也都有強烈捍衛民國的愿望，雖然兩人感受到危機的來源不一樣，甚至對民國危機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樣。在孫中山的表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權在民的政治理想，文學家魯迅則以“奴隸”“敵人”等比喻表達著他的感受。而女師大風潮正是1924年以來的“民國危機”在教育界的體現。在魯迅看來，章士釗們就是民國的敵人。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對章士釗、楊蔭榆和陳西瀅們出乎意料的憤怒程度才能夠被理解。
誰是孫中山所說的“人民”？在魯迅看來，被隨意處置的女師大無辜學生就是他那時看到的活生生的人民之一種。但講“公理”和“正義”的“正人君子”們看不到她們，掌握著生殺予奪之權的章士釗們也顧不上她們。他們的眼里沒有弱者，在更大的權力者面前，他們顧影自憐，奴顏婢膝，成了奴才；他們的詞典里也沒有同情，他們是“兇獸樣的羊，羊樣的兇獸”14。現在，魯迅告訴他們，他的仇貓正是因為童年時期自己喜愛的小隱鼠被貓吃了的緣故。雖然這是長媽媽“栽贓”“誣陷”，但出于兒童天性的、對于弱小者的感情及與之對應的之于恃強凌弱者的憤恨卻保留了下來。這一情感早在《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等文字中已有頗為充分的表達：在“夫以力角盈絀者，于文野亦何關？”15的詰問中，青年魯迅的立場清晰可見；在《破惡聲論》中痛斥那些“以冰寒之言”嘲笑“受厄無告如印度波蘭之民者”之徒，更將“崇侵略者”謚之曰“獸性愛國者”，其嚴厲躍然紙上。16值得注意的是，《狗·貓·鼠》中有兩個小地方也常常被忽視，其一是魯迅不止一次地強調“和我不相干”，其一是貓的“吃飯不管事”。前者凸顯的是童真，兒童并沒有成年人的崇高感和道德追求，只有樸素的、基于自身趣味的判斷，并不是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后者一方面是為了帶出鼠之真正的天敵和屠伯，另一方面也暗諷，貓不僅有“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且“媚態”十足，而又狡猾地不將全部本領傳授給徒弟，在交配時竟又不管不顧地“嗥叫”，使他不能安靜地讀書思想寫作，卻居然“吃飯不管事”，甚至還“傷害了兔的兒女們”。17這哪里是在說貓，分明一幅活生生的奴才相，然而是虛偽又兇惡的奴才。
1932年，魯迅應約編選《自選集》，在“勉強可以稱為創作的”五種之一的《朝花夕拾》中，他選錄了《狗·貓·鼠》《無常》和《范愛農》這三篇。選錄《狗·貓·鼠》意味深長，它不僅僅關乎“寫法”，甚至“寫法”的問題并不那么重要。他將這些文體“雜亂”的文章放在一起，既是對本質化的散文觀的拒絕，也是因為有更重要的目的。他分明是在提示讀者，“舊事重提”的根本目的是：（1）回擊“正人君子”們，使青年們認識“正人君子”們的卑劣；（2）革命者情感的基本傾向從哪里來。換言之，“舊事重提”的意圖和意義在1932年仍然存在。我們甚至可以說，此刻，他覺得，《狗·貓·鼠》中所表達的對貓的仇恨和對小隱鼠的憐愛之情，比在《阿長與〈山海經〉》等文本中傳達的情感更重要。正如論者所說：“《朝花夕拾》作為回憶散文也體現了‘革命人’魯迅處理私人世界題材的獨特方式。……從第一篇《狗·貓·鼠》看來，毋寧說魯迅是在與現代評論派的激烈論爭中忽而自然進入自己的私人記憶之中，這才有了‘舊事重提’系列的。”18這里的“自然”是自覺的意思，是情和思水到渠成的結果。
但無論如何，即使正在與“正人君子”們酣戰，回憶之閘已經開啟，對長媽媽的感情和對給予童年無限幻想的《山海經》的美好回憶從筆端汩汩地流淌而出，而與之形成強烈對比，帶給他無限恐懼、痛苦之記憶的《二十四孝圖》也接踵而來。但在對長媽媽的敘述中，作者安排了“長毛”這一常常被忽視，或被簡單抽取出來，放在其他主題中進行分析的細節。固然，這可能確實是長媽媽所曾經歷，且在她的敘述中，我們還可以發現早期文言小說《懷舊》的情節，以及從一個孩童的視角和口氣，才可能產生的、對于長媽媽在“長毛”的“革命”中“被擄去”而有的“偉大的神力”之由衷的佩服。這“偉大的神力”與她那些“煩瑣之至，至今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麻煩的事情”19和道理，也與她后來主動替“我”買來朝思暮想的《山海經》帶給“我”的強烈震動，構成極其鮮明的對比、映襯，而簡略卻極具個性的對話，更生動地再現了長媽媽的神態。然而，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敘述中居然夾雜著對長媽媽表達不夠準確的辯護；另一方面，早已對太平天國及其后的歷史熟稔于心的敘述者，卻對“偉大的神力”既不置一詞，更任其語焉不詳，這偉大的神力究竟是長媽媽的，還是將她擄去的“長毛”們的法力呢？而且，“偉大的神力”的故事，看起來更像義和團所為。如果說這不是作者的疏漏，就應該視為無意識的表露，或竟是有意為之。在我看來，有意為之的目的，既是要實現真實的藝術效果，也是以此凸顯太平天國作為辛亥革命前史的歷史事實，其中也包含著作者對太平天國乃至義和團的基本判斷。20
由讓他無限追懷、悲慟不已的《阿長與〈山海經〉》，到令他永難釋懷、痛楚不堪的《二十四孝圖》，正是情感邏輯的體現。但《二十四孝圖》開頭對“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的一通劈頭蓋臉的詛咒，雖與正文主題相關，但完全不加掩飾、控制的激憤，很有些氣急敗壞的意味。吳俊從“個人回憶的切身性”關系，較為合理地解釋了本篇“激烈的口吻”。但從《二十四孝圖》開始的三篇文章極為特殊的寫作語境，乃至具體的環境，在絕大多數的討論中并沒有成為分析的切入口，多的仍是脫離語境的、普遍人性的解讀。21
“三一八”慘案后的幾個月里，魯迅一連寫了數篇檄文，或揭露段政府之兇殘，以及章士釗、陳西瀅等白話文運動的激烈反對者和段政府的支持者的丑惡嘴臉和荒唐言論，或抒發胸中悲憤之情，或沉痛悼念犧牲的無辜青年。而他自己的生命也正遭遇危險，不得不離家避難，東躲西藏，終因郁憤不已而生病，但即便在病中，卻依然以筆為槍。即使知道“筆寫的，有什么相干”22，他也只有這一支筆。正是在這樣的時刻，他寫作了《二十四孝圖》《五猖會》和《無常》。所以，毫無疑問，《二十四孝圖》開頭的激憤之辭正是語境作用下的必然結果，是情感和情緒自然的流露。但流淌在文字中的僅僅是情緒嗎？那些悲憤之情與回憶的敘事和痛切的思考究竟是什么關系？
段政府且不論，單就魯迅其時筆鋒頗為集中指向的章士釗而言，早年是魯迅在南京陸師學堂的學弟，入學翌年就發動退學風潮，于是到上海，加入愛國學社，與章太炎、鄒容、張繼義結金蘭，甚至執行暗殺清廷官員的任務。他改革《蘇報》，贊譽鄒容《革命軍》是“今日國民教育之一教科書”23；翻譯日本著作，頌揚孫中山是“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24。他因而身陷囹圄，即使出獄后，也還志存“以文學為鵠，愿附于囂俄、擺倫之流，終其身焉”25。而在南北議和后，他也曾經堅決反對袁世凱。隨著時移世易，晚清以來民族國家的存亡問題，在魯迅看來非但沒有解決，某種程度上更嚴重了：“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26章士釗這時卻成了極端保守主義者，且執掌政府要職，擅用權力，排除異己。尤有甚者，在魯迅眼里，一個舊學不通的人卻要如此蠻橫地反對白話文運動，他怎么能不想，今天的青年應該讀什么書，讀什么書才能真正使中國不滅亡？于是，我們看到，在一系列針對段政府暴行的文字，及“流離中所作”的三篇《朝花夕拾》的篇什外，赫然就有《再來一次》27這樣專門針對章士釗的文字。魯迅早就說過：“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28所以，在《二十四孝圖》中，他就以自己的親身經驗，用他的博識，更重要的是用他作為兒童的情感和天性告訴世人，那樣的傳統不可能承擔救亡圖存的重任，他之走到今天，之所以對《二十四孝圖》之類的傳統深惡痛絕，之所以成為一個“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實踐者，正是痛切地知道它們對兒童天性的扭曲、斫傷和毀壞。
正“笑著跳著”要去看難得一見的五猖會的小魯迅，被威嚴的父親逼著背誦開蒙的《鑒略》，三十八年后回憶起來，也還是“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29。在寫《五猖會》的同一天，亦即寫了《再來一次》的第二天，魯迅為劉半農校點的晚清小說《何典》寫了題記，意猶未盡，又寫《為半農題記〈何典〉后，作》。而這未盡之意，魯迅明確說出來的是，“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30。從字面上，我們確實可以說，是不相干的，但“夜雨瀟瀟地下著”，情緒已經無法控制，魯迅也不想控制，索性就讓它沖出來：“我并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文末的寫作時間也是意味深長：“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著東壁下，書。”31想象一下其時的情景，令人淚下。百感交集中的魯迅，想起了早逝的嚴父，想起了生計無著的半農，想起了“以革命為事”卻英年橫死的陶成章，想起中華民國建立已經十幾年，而北京大學卻“要關門大吉了”，想起自己近兩年因言論招致的各種攻擊，乃至眼面前被緝捕而“流離”的困迫……那一種無力感和絕望之情，童年的記憶非但不能排遣，倒更加逼得他不得不面對革命的失敗。于是，由一見“便感到苦痛”的《何典》開啟了《無常》的回憶和構思。在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說，至少《朝花夕拾》中寫于北京時期的五篇，并不是早就謀劃好的，倒是與其雜感的寫法類似，多來自現實的刺激。
“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32的《何典》的寫法，正是《無常》的寫法。但這不是意義的全部，至少，除了將批判的鋒芒指向如陰間一般的人世外，我們在《無常》中看到的是民眾的創造力。他沒有沉浸在個人的回憶中，而是努力去開掘被埋藏的“地火”，去發現“鄉下人”“下等人”“粗人”，那些如阿長一樣，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的“窮人”們“靈魂的深”33，也就是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下等人”“何嘗沒有反省”，倒是“正人君子”們虛偽可憎。“人民之于鬼物，惟獨與他最為稔熟，也最為親密”，就因為活無常不僅是“真正主持公理的角色”，而且“爽直，愛發議論，有人情，—要尋真實的朋友，倒還是他妥當”。34
木山英雄在解讀《野草》時，發現了一個普遍不被注意，但卻隱含在文本中的自我與他者的“函數關系”35，而中井政喜在解讀《離婚》時說：“1925年之際，魯迅為被押（引按：應為壓）于大石之下民眾辯護的同時，認識到了農民反抗斗爭的力量。農村女子愛姑就是恰似在應詛咒的場所與時期的敢說、敢哭、敢怒的存在。即使認為愛姑是潑婦，作為魯迅對傳統國民性之惡的批判并非愛姑般的粗野（其并不能說是面對弱者的）。魯迅批判的矛頭指向是奴隸根性（封建體制中沉默的死相），卑怯的精神和貪欲，不敢正視現實欺騙他人與自己的態度（阿Q的‘精神勝利法’等）。從這個意義上講，魯迅所描寫的民眾中，愛姑被認為是率先反抗斗爭的民眾新類型。”36在《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沉痛地說：“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于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干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于這一回……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而終于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于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37所以，“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38。對于魯迅來說，這“一件事的開頭”就是重建自我與世界、知識者與民眾、革命與革命主體的關系，而這正是《朝花夕拾》越來越明確的目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無常》被魯迅鄭重收入《自選集》。
三、辛亥前史的經歷者與見證者
1926年8月26日，魯迅與許廣平離開北京，固然有不得已的原因，但無疑也是重建與現實關系的一種努力，包括與許廣平的戀愛關系，都應該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他們一路同到上海，繼而分乘輪船，魯迅去廈門，許廣平去革命正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廣州。9月4日，魯迅抵達廈門，10號，基本安頓下來后，就節譯了武者小路實篤的文字，借譯文表達心情：“自己的路，除了自己工作著，自覺著走去之外，沒有別的法。”399月18日，在“四無人煙”、可以“眺望風景”的“國學院的陳列所里”40，寫下膾炙人口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再一次“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41的時刻，在靜寂的廈門島上，魯迅的記憶回到了童年，穿越時間的屏障，飛渡空間的阻隔。然而，四十五年的人生，不算漫長，卻極豐富，但這豐富并非僅僅源于自身的命運，更多卻由時代造就。魯迅的人生，像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卷入歷史的洪流。他既被時代裹挾，卻也是時間長河中的一滴水珠、一線水流，是歷史之河流向前方的一股力量之源。雖然一路走來，“后顧不疚”42，卻也在反顧中省察、選擇，而不是任記憶信口開河、肆意流淌。
如同《阿長與〈山海經〉》對長媽媽的記憶一樣，它建立了一個孩子與這個世界最基本的情感關系，并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長成正義這一價值觀，《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所建立的是與自然（百草園里的植物和蟋蟀、鳥等動物）、知識/教育（私塾所讀的書和私塾先生“入神”而讀的書，以及《蕩寇志》《西游記》等繡像小說）和朋友（閏土及其父親）的關系。值得一提的有兩處：其一是，《蕩寇志》等既是事實，也指向晚清日益高漲的抗清風潮，《五猖會》中抄錄張岱《陶庵夢憶》和《藤野先生》中提及明遺民朱舜水等也當作如是觀；其二是，文中那些鮮活、豐富而準確的植物學知識，其基礎來自青年魯迅從東京回到杭州、紹興后，遍游故鄉山水采集標本時所積累，而那時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
《父親的病》及其后的三篇，既是《吶喊·自序》的補充和具體化，又與之構成對話、互文關系，而在《朝花夕拾》的內部則各有側重，成為一個意義相對獨立、自足的文本空間。《父親的病》當然飽含著對父親的深情，也是他逃離故鄉的重要原因，但同時，文本又完全可以視為一個隱喻，而不僅僅被把握為個體的真實經歷。父親的病、整個大家族的衰落，就是晚清帝國的縮影；無力醫治而又昂貴的中醫治療，離奇的藥引及背后的理論、觀念正是傳統文化困境的寫照；而少年魯迅的出走、對新學的向往，恰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無數系心于民族危亡的青年們的代表。于是，文本在虛與實、個人與家國、情與理的交織中，深度再現了變動時代中覺醒者面對歷史與現實的困頓和義無反顧的悲壯抉擇。
所以，在寫完《父親的病》的第二天，魯迅緊接著就寫了《瑣記》。兩者的連貫性從《瑣記》開頭對《父親的病》的呼應、延續可以清楚看到，這是情緒和回憶的連續性的體現，但在敘事的效果上說，則是對出走動力的進一步強調，也即走向新學的情理上的合法性。《瑣記》的重要性一方面是，文本提供了很多魯迅南京求學時期的信息，生動而真實地再現了晚清新式學堂的教育狀況，以及他自己所接觸到的包括《天演論》《譯書匯編》等在內的知識狀況，特別是后者，倘以近年受到重視的翻譯學、閱讀史、社會史等跨學科的新方法進入，結合其他文本，或可打開更大的空間，如韓瑞對《全體新論》的研究43。正是這些處于特定歷史時期的西方知識的傳譯和輸入，尤其是傳譯者處理這些新知識的方式，造就了晚清一代知識者的世界視野，成為革命者思想資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令有更多期待的如魯迅這樣的青年產生了不滿足，所謂“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鉆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44。另一方面，他對“地學”“金石學”看似不經意的解釋，仿佛在提醒我們，未收錄進《墳》的早期著作《中國地質略論》《中國礦產志》相關文字的存在。《中國地質略論》劈頭就是：“覘國非難。入其境，搜其市，無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圖，非文明國。無一幅自制之精密地質圖（并地文土性等圖），非文明國。不寧惟是；必殆將化為僵石，供后人摩挲嘆息，謚曰絕種Extract species之祥也。”45這是典型的梁啟超“新民體”，據此可見梁啟超的影響力，及早期魯迅所受梁氏影響。有意思的是，“文明國”這一表達，既充分體現了其時啟蒙主義“文明-野蠻”二元論的深入人心，又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啟蒙主義話語的普遍主義與個人主義訴求，而與民族-國家理所當然地焊接在一起。更有意味的是，這一話語與地質學，乃至后來的礦物學、植物學、人種學等現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體系粘連在一起，被高度且有效地納入救亡運動中，成為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力量。而在魯迅的思考中，尤其不能忽視的是對帝國主義的強烈痛恨，雖然魯迅并不是唯一一個，卻是一生堅決反帝的一個46。這也逼使我們追問，在第三世界國家，知識的政治性與普遍主義之間是否必然存在著難以化解的緊張關系？果如是，則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知識體系如何建立將成為一個十分急迫的問題。
值得深入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青年魯迅于1903年在《浙江潮》第八期發表《中國地質略論》。《浙江潮》自第二期始，就在卷首刊印“浙江全省十一府地圖”，直至第十期。第四期起，特設“地理”欄目，陸續連載署名“壯夫”的“地人學”，魯迅的《中國地質略論》也排在該欄目。而在這之前，魯迅在第五期“小說”欄發表了《斯巴達之魂》《哀塵》。《中國地質略論》的寫作語境與其時帝國主義在華掠奪礦產有直接關系，因而無疑屬于護礦運動的一部分，正如已有研究正確指出的那樣：“護礦運動是近代反帝愛國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地質略論》的寫作情況表明，青年魯迅是這一運動中的一員積極的戰士。繼護礦運動之后，護路運動也在全國各地掀起，它們共同促進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來。”47魯迅隨后與同學顧瑯合著《中國礦產志》也是這一脈絡中的行動。據研究，《中國礦產志》“這本礦業專著還通過了官方鑒定，清政府學部將它列為中學堂參考書；農工商部特下文通飭各省礦業、商務界人員購閱”48。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初版面世時，魯迅雖已經決定棄醫從文，但人尚在仙臺。由此可以問：魯迅自1898年5月入江南水師學堂，繼而改入礦路學堂，1902年3月赴日本留學，初習語言，1904年4月底結業，9月正式入讀仙臺醫專，1906年2月決定放棄學醫，3月中旬獲學校批準退學，回到東京“學文藝”。如此不斷改弦更張，究竟意味著什么？他選擇文藝/文學的根本動力是什么？過去的研究多集中在“棄醫從文”上，這固然很重要。如果說魯迅當初選擇進水師學堂有其不得已，甚至改學礦路，也有只此一家的外在條件限制，而學醫是在相對比較自由的狀況下主動選擇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將學醫-棄醫從文看作其文學之路的起源。但如果我們將從水師學堂開始的路視為魯迅一直在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方式，探尋個人回應現實問題的可能道路，則這一源頭理應追溯到《瑣記》所敘及的南京時期，以及第一段東京時期（1902—1904）的諸多實踐對他最后的選擇所造成的影響，借用日本學者“原魯迅”的表達，即原魯迅的源頭亦不止于東京。在這個意義上，由上述關于《中國地質略論》《中國礦產志》的討論所帶出的、一個頗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即是《浙江潮》等知識-輿論空間之于魯迅的意義，只要看看《浙江潮》的目錄，就多少能夠想象，無論是影響，還是互動，對魯迅的成長都是不容小覷的。從另一個角度看，早期魯迅介入現實，或曰參與歷史行動的方式就頗有些與眾不同，而從文藝/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或者說從魯迅所理解的文藝/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來看，他似乎一直在尋找一種更加吻合他所理解的政治性的表達形式，即一種既政治，又超越狹隘政治（比如“獸性的愛國”）的政治。或可名之曰：超越政治的政治性。
1926年10月7日、8日，魯迅一鼓作氣，寫了《父親的病》和《瑣記》。雙十節，魯迅給許廣平寫信，信中盛贊廈門的節日氣氛，欣喜之情躍然紙上，甚至連在北京產生的對鞭炮的“惡感”也沒有了。學校“先行升旗禮”，然后“有演說，運動，放鞭炮”，“商民都自動的地掛旗結彩慶賀，不象北京那樣，聽警察吩咐之后，才掛出一張污穢的五色旗來”。他還據此得出結論：“此地人民的思想，我看……并不老舊。”49但這一好印象和好心情并沒有持續多久50，魯迅在人事紛爭的干擾和對未來不確定的焦慮中，繼續備課、上課，編講義，校定《華蓋集續編》，為《墳》寫題記、后記，構思甚至開始創作《眉間尺》51，完成《〈嵇康集〉考》，當然，還包括與許廣平頗為頻密地魚雁傳書。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魯迅基本是按計劃地完成了“舊事重提”，10月12日寫《藤野先生》，11月15日夜陷入前路迷茫中的他，給許廣平寫信，希望她給他“一條光”，未及等到回復，18日重拾心情完成《范愛農》，并且明確說這是“舊事重提”的最后一篇。
有論者已經注意到，至少是在寫完《父親的病》的時候，魯迅擬訂的計劃是還有四篇，也就是說，在現有的三篇之外，還有計劃中的一篇沒有寫。作者按照其論述邏輯，“猜測”“已有腹稿”的魯迅發現“第11篇已不宜加入”，因為它可能會破壞后五篇已經形成的“時間和空間上承轉接續的關系”，也可能與《吶喊·自序》產生一定的重復，并因此推論“《朝花夕拾》真正的收尾不在《范愛農》，而在集外的《〈吶喊〉自序》”。52但這只是一種可能。
順序不是根本問題，完全可以將后寫的插入到相應的位置，魯迅從來不機械地按照敘事的時空順序或寫作時間來編集子，而是有其更深的考慮。因此，這沒有寫的一篇多半是因為不能或不愿，或確與原先擬想的主題不一致，比如被陳其美和蔣介石暗殺的光復會領袖陶成章，是不能寫；1934年寫成的《我的第一個師父》是主題不甚相合。
四、三個辛亥革命
正如丸山升所說，“范愛農的死，對于魯迅在某種意義上，預示著‘中華民國’的前途”53，但“預示”是后見之明，1912年的周樹人還不是“魯迅”。年初，魯迅離開光復不久卻已經漸入腐敗的故鄉紹興，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就職，5月初隨臨時政府北遷，到北京就任部員。他到北京后收到的第一封信就來自范愛農，卻在7月中下旬之交就得到范愛農的死訊。而蔡元培也被逼辭職，幾天后的雨夜，下屬同鄉為其餞別，魯迅參加，大醉而歸，成《哀范君三章》。在魯迅的民元經驗和民元記憶中，范愛農恐怕是最緊密、最重要的一個。
1910年8月，魯迅辭去杭州兩級師范學堂的教職，回到紹興，應陳子英邀請，擔任紹興府中學堂的博物教員，此前不久，舍監范愛農因不愿與“有謀害秋瑾之嫌的杜海生”54共事而辭職。從魯迅致許壽裳的信約略可見對范愛農的不甚滿意。1911年11、12月間，魯迅接受王金發的任命，出任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監督，范為監學。1912年2月中旬，魯迅到南京。從不滿，到相熟，再到興高采烈一起上街看光復后的紹興，更進而至于朝夕相處、齊心協力為革命后的教育事業不辭辛勞，直接參與地方輿論空間的建設，雖然兩人的交往時間并不長，只有一年半不到，卻因對革命的向往和認識的一致，及性情相投而成為真正的革命同志。然而，王金發墮落了，背叛了革命，魯迅走了，狷介的范愛農似乎只能孤寂而死。但與其說是狷介，不如說是對革命的忠誠，魯迅之所以與范愛農惺惺相惜，這無疑是極重要的因素。因其忠誠，其“華顛萎寥落”55才更令人生切膚之痛，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革命的第二天的悲劇，才會在魯迅的心底長久地保持著鮮活的記憶，也才會在二十四年后由他牽引出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等烈士們，一一來到幸存者魯迅的筆端。然而，面對犧牲者，幸存者強烈的使命感裹挾著一定程度的愧疚感，使他不惜將自己貶抑到犧牲者的對立面，以凸顯烈士們的崇高。于是，我們在《范愛農》開始的敘述中看到的“我”是一個激進有余而思慮不周的幼稚青年，且頗不近人情，某些敘事也略顯夸張56。所以，1934年12月，他回復增田涉來信征求對日文版選集篇目的意見時，就說：“《某氏集》請全權辦理。我看要放進去的，是一篇也沒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請譯出補進去，《范愛農》寫法較差，還是割愛為佳吧。”57增田涉和佐藤春夫最初從《朝花夕拾》中選了《范愛農》，未選《藤野先生》。但魯迅堅持“補進”《藤野先生》，還說《范愛農》“寫法較差”。這不是自謙，更不是諂媚于日本人。而魯迅兩年前編《自選集》，卻正好相反。如何理解這一矛盾？在我看來，這只有從寫作意圖與文本可能或期待的意義之關系才能理解。一言以蔽之，日本讀者和中國青年的需要不同。這是雙重的超越政治的政治性的體現，既超越民族國家，又超越文學之為情感教育的形式。
《范愛農》的終結正是辛亥革命的終結，范愛農的死正是革命失敗的表征；而對范愛農的紀念就是對辛亥革命的紀念、對民元的追懷，但同時也是對民元后迅速腐敗的中華民國和迅速遺忘的國民的批判。因此，文字中無法掩飾的憤激通通毫不含糊地指向迫害者。在《范愛農》中，我們看到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礎，就是無數像范愛農一樣的革命者，和無數像徐錫麟一樣的犧牲者創造的，而最初的新氣象，也是因為有無數如范愛農一樣“實在勤快得可以”的建設者；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范愛農之死的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
汪暉說：“在魯迅的世界里，有兩個辛亥革命，一個是作為劃時代的事件的革命，一個是這個革命的現實展開過程，但后者既是前者的展開，也是前者的背叛。魯迅忠于前者，忠于在這個革命中產生的夢想、形成的生活態度和時代判斷，從而展開了對后者的批判，但他同時也從后者中尋找前者的蹤跡。”58但魯迅的世界里，恐怕有第三個辛亥革命—除了上述兩個之外，另一個就是他親身所經歷過的、短暫的民元經歷，和此后在現代中國歷史的展開中形成的民元記憶。在很大程度上，民元經歷和民元記憶成為魯迅生命的組成部分，成為其日后思想的參照、精神的故鄉、寫作的動力。《范愛農》正是體現三個辛亥革命復雜關系最為充分的文本。
三個辛亥革命在同一個文本中同時呈現，體現的正是魯迅與這一事件的復雜關系：他是敘述者，是回憶者，也是革命者、親歷者，同時又是批判者、思想者。他見證了歷史，也直接參與了歷史的行動。他批判歷史，卻也在歷史和現實中尋找反抗絕望的力量：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不是新添的壞，乃是涂飾的新漆剝落已盡，于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59
這是1925年3月26日魯迅給許廣平信中的一段，也很充分地體現了多重身份的魯迅對民元和辛亥革命的復雜體認，雖然因受制于國民性話語而將根本問題歸結為“改革國民性”，但倘使從革命的第二天的問題出發，則革命的第二天絕對無法忽視的就是國民的教育事業，其中，革命史的教育無疑必不可少。革命史的教育形式多種多樣，而文學則是其中重要的一種。這正是魯迅從不以文學為目的的根本原因，需要申明的是，不以文學為目的，并不意味著對文學性的弱化，甚至完全棄之不顧。相反，越是要文學發揮作用，越是必須依賴高超的文學性，否則便與《二十四孝圖》之類的說教沒有什么不同。換言之，情感教育是他念茲在茲之所在，無論是對“偽士”的痛恨，對革命的背叛者的嘲諷，對奴性入木三分的剖析和刻畫，對卑怯者的鄙視，對強權者的憤怒，還是對犧牲者的崇敬和愧怍，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對被惡制度和壞文化壓榨、欺騙、馴化的善良而無知的人們的情感，對青年的希望和無私的扶持，即使是對傳統和歷史片面的洞見，都滲透著他真實的感情。而這也是他對文學的忠誠。
但情感和情感教育有不同向度，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情感內涵、表達方式及由此建立起來的自我與世界的關系，顯然不同于基于共同體和正義感的情感。所以，我們在《朝花夕拾》中看到，十篇作品中，基本上沒有純粹個人性的敘事-抒情，魯迅總是盡可能選擇，或創造能夠將個人安放在時代和社會關系中的故事和細節，以此再現歷史中的現實關系，并以此描畫歷史的進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伊藤虎丸說魯迅“通過辛亥革命后的體驗（可由《范愛農》等作品窺知）而形成了第二次文學的自覺”60。因此，無論《吶喊》還是《彷徨》，《朝花夕拾》還是《故事新編》，包括《野草》和那些雜文在內，都是其“第二次文學的自覺”的產物。
結語
1936年10月9日，魯迅寫了《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10月17日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19日晨5時許，溘然而逝。魯迅因為太炎先生“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于上海的西牢”61而得識他，從此終身敬重62。他之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對太炎先生念念不忘，正如林少陽所說：“徒有其名的共和國，構成了魯迅對其師‘章太炎’念念不忘的最為重要的背景。他在章太炎故后對‘太炎先生’之念念不忘，與其說是悼念章太炎的死，莫若說為了章太炎的‘生’，如何讓‘太炎先生’重新成為現實中革命的思想源泉之一，向新的‘奴隸主’抗爭，以令一個新生卻又瀕死的民國避免夭折。”63
在魯迅逝世紀念年，在辛亥革命的紀念年，在魯迅被不斷闡釋、過度闡釋，甚至蓄意歪曲的今天，在后革命的時代里，如何認識魯迅與革命的關系成為一個問題。魯迅說，太炎先生“是有學問的革命家”64，借用這一表達，在我看來，魯迅是有革命精神的文學家，或者更干脆地說，魯迅是“文學的革命家”。
1 本文將“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的建立視為巴迪歐意義上的一個“事件”，而非一般現代史意義上的歷史事實，更不是“現代性”等普遍性話語中的意涵。巴迪歐說：“除非與一個歷史性情勢有關，否則沒有事件，即便歷史性情勢并不是必然產生事件。”因此，“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就不能被看成一般的歷史事實，而是自晚清以來諸“情勢”積蓄的一個必然結果，一個對現代中國產生重要影響的“事件”。阿蘭·巴迪歐：《存在與事件》，藍江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23頁。
2 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577頁。
3 魯迅：《看鏡有感》，《魯迅全集》第1卷，第208—209頁。
4 如在《熱風·隨感錄五十四》（1919年3月）、《集外集拾遺補編·“生降死不降”》（1921年5月）中均有類似表述。
5 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3卷，第16—17頁。
6 直到1928年，反對孫中山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元老馮自由撰寫的上下兩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才相繼面世。
7 陳思和：《作為“整本書”的〈朝花夕拾〉隱含的兩個問題—關于教育成長主題和典型化》，《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8 如宋劍華的《無地彷徨與精神還鄉：〈朝花夕拾〉的重新解讀》（《魯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類似闡述包括楊劍龍《“從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論魯迅的〈朝花夕拾〉》（《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期）、王曉初《“思鄉的蠱惑”：〈朝花夕拾〉及其他—論魯迅的“第二次絕望”與思想的發展》（《學術月刊》2008年12月號）、李怡《〈朝花夕拾〉：魯迅的“休息”與“溝通”》（《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9 “預留題名”的說法源自黃子平，參見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頁。就“舊事重提”改為“朝花夕拾”，參見拙作《不是為回憶而回憶—從〈舊事重提〉到〈朝花夕拾〉》（待刊）。
10 魯迅：《戰士和蒼蠅》，《魯迅全集》第3卷，第40頁。
11 魯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魯迅全集》第7卷，第305—306頁。
12 參見仲濟強：《共和危機的文學應對：孫中山北上與魯迅雜感文書寫實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20年第6期。“共和的危機”是漢娜·阿倫特的一個概念，主要用以分析美國式共和制度在危機時刻，也包括對1960年代中期在歐美涌現的大規模學生運動的應對方式，“旨在捍衛共和”。參見漢娜·阿倫特：《共和的危機》，鄭辟瑞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3 孫中山：《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31頁。
14 魯迅：《忽然想到·七》，《魯迅全集》第3卷，第63頁。
15 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46頁。
16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34—35頁。
17 魯迅：《狗·貓·鼠》，《魯迅全集》第2卷，第238—246頁。
18 靳叢林、李明暉等：《日本魯迅研究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37頁。
19 魯迅：《阿長與〈山海經〉》，《魯迅全集》第2卷，第252頁。
20 參見周楷棋：《舊日的幽靈—論魯迅的“太平天國”書寫》，《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
21 參見吳俊：《〈朝花夕拾〉：文學的個人史（之二）—〈朝花夕拾〉分篇解讀（上）》，《寫作》2021年第3期。吳文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從整體上勾連了《朝花夕拾》的寫作語境，參見《〈朝花夕拾〉：文學的個人史（之一）—以〈小引〉〈后記〉為中心及延伸考察》，《寫作》2021年第2期。
22 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魯迅全集》第3卷，第280頁。
23 章士釗：《讀〈革命軍〉》，李妙根編選：《為政尚異論—章士釗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
24 轉引自白吉庵：《略論章士釗》，《歷史教學》1986年第2期。
25 章士釗：《慨言》，《甲寅》周刊第1卷16號，1925年10月。原文寫作并發表于民國元年八月、章氏主編之《民立報》。
26 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魯迅全集》第3卷，第279頁。
27 魯迅：《再來一次》，《魯迅全集》第3卷，第314—319頁。
28 魯迅：《熱風·隨感錄三十五》，《魯迅全集》第1卷，第322頁。
29 魯迅：《五猖會》，《魯迅全集》第2卷，第273頁。
30 魯迅：《為半農題記〈何典〉后，作》，《魯迅全集》第3卷，第322頁。
31 同上，第322—323頁。
32 魯迅：《〈何典〉題記》，《魯迅全集》第7卷，第308頁。
33 1926年6月2日，也是在東壁下，魯迅為韋叢蕪所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窮人》的譯本寫作了《〈窮人〉小引》，收入《集外集》，參見《魯迅全集》第7卷，第105—110頁。
34 魯迅：《無常》，《魯迅全集》第2卷，第277、282頁。
35 參見木山英雄：《〈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魯迅的詩與哲學的時代》，趙京華編譯：《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頁。
36 中井政喜：《論魯迅〈離婚〉中的民眾觀—兼談有島武郎〈該隱的末裔〉》，《日本研究》2012年第1期。
37 魯迅：《記念劉和珍君》，《魯迅全集》第3卷，第293—294頁。
38 魯迅：《無花的薔薇之二》，同上書，第279頁。
39 魯迅：《凡有藝術品》，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頁。文末注“譯自《為有志于文學的人們》”。
40 魯迅、許廣平：《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頁。
41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第437頁。
42 魯迅：《凡有藝術品》，《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第7卷，第262頁。
43 參見韓瑞《圖像的來世：關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傳譯》相關章節，欒志超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石川禎浩《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里》的第一、二部分，袁廣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44 魯迅：《朝花夕拾·瑣記》，《魯迅全集》第2卷，第307頁。
45 魯迅：《中國地質略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5頁。
46 有關晚清知識界對于帝國主義的認識和態度，參見汪暉《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相關章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
47 楊天石：《〈中國地質略論〉的寫作與中國近代史上的護礦斗爭》，魯迅研究資料編輯部編：《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307頁。
48 周楠本：《〈中國礦產志〉版本資料》，《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5期。
49 魯迅、許廣平：《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第154—155頁。
50 許廣平去信說到廣州的中山生日紀念活動，魯迅回信就說：“中山生日的情形……即如這里，竟沒有這樣有生氣的盛會，只有和尚自做水陸道場，男男女女上廟拜佛，真令人看得索然氣盡。”見魯迅、許廣平：《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第233頁。
51 參見龍永干：《〈鑄劍〉創作時間考釋及其他》，《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7期。我認為龍文對《鑄劍》，即《眉間尺》寫作于1926年10月的考據論證較為合理。
52 參見劉彬：《“臘葉”的回眸—重讀魯迅〈朝花夕拾〉》，《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
53 丸山升：《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王俊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
54 參見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一），“八月十五日”條注釋五，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頁。
55 魯迅：《哀范君三章》，《魯迅全集》第7卷，第449頁。
56 如“從此我總覺得這范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魯迅：《范愛農》，《魯迅全集》第2卷，第322頁。）
57 文物出版社編：《魯迅致增田涉書信選》，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149頁。“某氏集”即指“魯迅集”。
58 汪暉：《聲之善惡：魯迅〈破惡聲論〉〈吶喊·自序〉講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34頁。
59 魯迅、許廣平：《魯迅景宋通信集：〈兩地書〉的原信》，第21—22頁。
60 伊藤虎丸：《魯迅與終末論：近代現實主義的成立》，李冬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72頁。
61 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65頁。
62 關于魯迅與章太炎交往更詳細的內容，參見章念馳：《章太炎與魯迅》，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3—625頁。
63 林少陽：《鼎革以文—清季革命與章太炎“復古”的新文化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77頁。
64 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魯迅全集》第6卷，第5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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